张宗炳（1914～1988），中国近现代著名昆虫毒理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我国昆虫毒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昆虫抗药性机制和治理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完成中国第一部《昆虫毒理学专著》，他首先发现昆虫体内产生神经毒素——酪胺，首先提出粘虫迁飞假说，为中国昆虫科研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14年7月17日出生在浙江杭州。是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长子。1934年获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3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9年－1953年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毒理室研究员以及农药学会顾问、浙江农业大学顾问教授等职。共发表180余篇论文，出版20余本专著，主要有《昆虫毒理学》（1958年、1964年）、《昆虫毒理学的新进展》（1982年）、《杀虫药剂的分子毒理学》（1987年）、《杀虫药剂的环境毒理学》（农业出版社1989年）、《杀虫药剂的毒力测定》（科学出版社1988年）等。文革时期遭迫害关押入狱。科研成果《昆虫神经毒素的研究》获1988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1年担任中央电大普通生物学专题讲座课程主讲教师，并参与编写教材《普通生物学专题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1988年1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经历

张宗炳16岁考入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修昆虫学，193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指定研究河北定县梨树害虫及其防治，遂以此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两年后完成论文，获硕士学位。1936年考取仅有的一名生物学庚款赴美留学奖学金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生态学；1938年完成“周期性温度波动对春尺蠖滞育的影响”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同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短期进修后回国。回国后应邀到上海东吴大学生物系任教。当时上海虽已沦陷，但由于东吴大学地处租界，师生尚能勉强苟安。在其后4年中，他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兼任生物系主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也全部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张宗炳则随东吴大学南迁到广东曲江。数月后，他应聘到成都任燕京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宗炳于1946年随燕京大学迁回北平，并转到北京师范大学任生物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宗炳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先是任动物系教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动物系、植物系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生物系合并组成北京大学生物系，他在生物系继续担任教授。从1952年至1988年，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和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顾问教授。此外，还担任过中国养蜂学会特邀理事、顾问，中国农药学会理事、顾问，中国粮油贮藏学会顾问，中国粮油学会粮油贮藏专业学会名誉理事长，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海洋学报》编委等职。1988年因病逝世于北京。

我国昆虫毒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昆虫毒理学在30年代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40年代初，随着DDT等有机杀虫剂的问世，迫切需要研究各种科学的使用方法，以便迅速推广应用，昆虫毒理学逐渐发展起来。1942年张宗炳到燕京大学任教后，他便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到杀虫药剂学的研究，进而转到昆虫毒理学上，开始研究DDT对卫生害虫的防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得到英国帝国化学公司的资助，开展了DDT、六六六杀虫剂毒理研究，陆续发表论文多篇。其中代表性论文有：《DDT毒理的研究》（英文）、《DDT、六六六、Chlordan及Toxaphen 4种杀虫药剂对榆叶虫的毒性比较》。

1952年他作为兼职研究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昆虫所毒理室的研究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防止因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引起细菌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传播，他提出培养对DDT有抗性的家蝇以便研究消灭细菌办法的课题。经过3年的努力，终于培养出了一个抗DDT的家蝇品系。

1962年，张宗炳开展了昆虫不育性药剂方面的研究，希望从这里开辟害虫防治的新局面。他与各医学院、研究所等联系，收集了200余种新的化合物质（多数为抗癌药剂），进行筛选，发现其中有二三种对昆虫有效，特别是Thio-Tepa的效力极强。这是我国首先发现的有效昆虫不育剂，并在家蝇、粘虫等进行了防治实验，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因这些不育剂都具有诱使基因突变，甚至有致癌的危险，从而终止深入进行研究与筛选。

农业化学防治中害虫抗药性的问题，一直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数十年来许多人开展了害虫抗药性的研究，其初衷是搞清抗性机制，并从机制入手彻底解决害虫的抗性。但这一努力并未获得预期的结果。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提出抗性问题并不主要是昆虫毒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种群遗传学问题，因为抗性的形成是抗性基因频率由于选择作用而增加的过程。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张宗炳根据这一观点，从1978年后开展了昆虫抗药性治理的研究。他领导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教师，对不同害虫遗传形式、不同治理策略（顺序轮用、合理混用、棋盘式用药、高杀死策略等）进行了计算机模拟与分析，结果显示几种不同药剂合理混用能最大限度地延缓甚至阻止害虫抗性的产生和发展。然后他们又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对模拟结果进行验证。这方面工作，当时在国内属于领先地位。

张宗炳一生单独或与助手等合作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和综述，撰写了《昆虫毒理学》、《昆虫毒力学的新进展》、《杀虫药剂的分子毒理学》、《杀虫药剂的毒力测定：原理、方法、应用》、《杀虫药剂的环境毒理学》等20余部专著，和10余部译作，为我国昆虫毒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张宗炳发现昆虫在物理及化学压力下体内会产生一种物质，对神经产生毒害。164年初步鉴定该物质为一种芳香胺类。1980年，张宗炳指导研究生继续进行这一研究，用纸层析及高效液相色谱（HPLC）方法首次鉴定出这种芳香胺类为酪胺。酪胺正常时以微量存在，但超量时即引起神经兴奋甚至阻断传导。同时他们又发现酪胺之所以大量产生是由于在某种化学压力下（如DDT处理），酪氨酸脱羧酶活性大为提高，从而大量酪氨酸脱羧成为酪胺。酪胺在昆虫体内很不稳定，有一种单胺氧化酶可使它降解为无毒的对羟基扁桃酸，这样昆虫就有可能从中毒中恢复。因此，加入杀虫脒（一种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就可以阻止酪胺被降解，从而增加了毒性。他们还发现一部分酪胺可以被β—羟化成章鱼胺。章鱼胺也是一种神经递质、神经激素和调节因子，超量时也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在研究酪胺及章鱼胺的形成过程中，他们同时发现有环腺苷酸（cAMP）产生，这是由于这两种胺对腺苷酸环化酶都有激活作用，因而使大量ATP形成了cAMP。在研究上述神经毒素的同时，他们首先证明了昆虫体内也有神经节苷脂存在，并证明神经节苷脂有保护神经膜不受上述两种胺以及DDT、菊酯类毒剂的伤害作用。但由于昆虫体内的神经节苷脂数量极少（仅为脊椎动物的1/300-1/1000），因此以前未被测出，且难以产生有效的保护作用。这一研究成果分别在1984年第17届国际昆虫学会、1986年第6届国际杀虫药剂会议、1987年第2届国际神经学会议上宣读，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和好评。

1979年，张宗炳指导一些教师开展蜂王浆中核酸含量及其功能的研究。以后又转向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血淋巴蛋白质的差别和卵黄原蛋白的研究，以及蜜蜂属的鉴定。他用同工酶分析、分子分类的方法，从生化和遗传的角度肯定了中国蜂属有6个种，这一结果已得到了养蜂界的肯定。蜂王浆是蜜蜂用于喂饲蜂王和幼虫的分泌物，有着特殊的生理功能，但对其生理活性成分尚不十分清楚。在张宗炳指导下，1987年组织有关人员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初步分离出有抑菌活性的几个组分，它们可能是小蛋白质或肽类物质。

1958年中国科学界的研究重点转向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当时北京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的部分教师与中国科学院昆虫所（后改为动物所）合作，组成一个粘虫研究协作组，张宗炳是该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当时我国东北地区粘虫为害严重，常常在春夏之交突然大面积暴发，但冬季当地却找不到越冬的虫卵或蛹。因此我国北方粘虫虫源问题，是协作组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来张宗炳研究的课题是寻找糖醋酒混合液诱捕粘虫蛾的代用品。为了测定各种引诱剂的诱蛾能力，协作组在吉林公主岭的一片空地上设立了20个诱蛾盘，每天定时观察记录捕到的蛾数。从1959年4月1日开始，他每天早上都要亲自去检查一次。开始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现蛾群，偶尔也只有一二头。4月30日突然刮起了10级西南风，路上沙尘扑面，当时大家都认为这种情况下不会有蛾了。但张宗炳不愿丢失一个数据，还是顶着大风走很远的路去观测。使他吃惊的是，在20个盘中竟捕到600多头蛾，第二天风小了，仍捕到200多头，第三天降为10余头，以后又很少见到蛾了。这一事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时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当年5月7日，又刮起了7级西南风，结果诱蛾数量又猛增到200余头。在这一事实的启发下，张宗炳开始研究西南风与东北粘虫发生的关系。他查阅了1955—1958年4年的气象资料及诱蛾记录，发现春夏之交有南风或西南风发生的后一天，东北地区的诱蛾数量常常急剧增加。据此，张宗炳及其同事在粘虫组1959年的哈尔滨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东北粘虫虫源的假说：粘虫是长距离迁飞的昆虫，可借助风力从数百乃至数千里外的南方迁飞到北方为害。它在北方当地无法越冬，因此不可能找到越冬虫源。后来经过许多昆虫工作者的多方努力，这一假说终于得到了证实，并进一步发现粘虫并不是直接由长江以南的越冬地迁飞到东北的，而是在早春由湖南、两广等越冬地迁至苏北、河南等处，繁殖一代后，第二代成虫再迁飞至华北、东北等地为害的。这一理论已成功地应用在我国粘虫预测预报的方案中，并获得国家科委和教委的科研二等奖。

张宗炳十分重视获取和交流信息，注意浏览各种最新资料，并善于从中扑捉世界最新的科学动态，从而把握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方向。他不仅在昆虫毒理学的研究上堪称我国学科带头人，而在昆虫形态学、营养学、遗传学、生态学上也有突出成就。他从教数十年，开设的课程几乎包括了动物学的各个方面，有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细胞生理学、无脊椎动物学、生物制片学、达尔文主义、经济昆虫学、生物统计学、普通生物学、昆虫毒理学、分子毒理学、生物学引论等等。而且其中50年代开设的昆虫毒力学，80年代开设的杀虫药剂的分子毒理学，都是填补我国教学空白之举。

张宗炳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学，直到71岁高龄时，他仍承担了全校公共课普通生物学的部分教学任务，以及全系的公共课生物统计的教学。这些课都是150人以上的大课、对一般中青年教师来说，都感到相当吃力，而张宗炳却主动承担，乐此不疲，因而受到师生一致好评。张宗炳备课极为认真，不管是新课还是讲授过多次，较为熟悉的课程，他都要参考许多最新的资料，补充新的内容，写出详尽的备课笔记。因此他讲的课总是很吸引人，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张宗炳工作效率之高，达到惊人的程度。在他一本记事册中可以看到，从1985年1月至4月，除春节休息两周，病假半周外，他查阅了1970—1984年全部《经济昆虫学年鉴》；写出了下半学期要开的普通生物学和生物统计两门课的备课笔记；审查、修改了《农业百科全书》中的部分条目；把50年出版过的一本小册子《杀虫药剂的毒力测定》扩充为35万字的专著；完成了《环境毒理学》专著的校定工作；写出了“新农药的探索”和“拒食剂与谷物保护”两篇综述性文章；到天津昆虫学会、北京植保站、北京农林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室等单位作了多次学术报告；同时还完成了指导研究生的日常工作。由此可见他的精力何等的充沛。甚至在晚年还同时担负了指导三个不同领域科学研究的重担。

张宗炳善于团结各种不同的人一道工作，在学术问题上从不保守，总是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十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即使是自己主持的项目，在发表成果时他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正因如此，连许多外系、外单位的同志都愿意在他指导下工作。他这种诲人不倦、热心求实的作风，深受同行和学生们交口称赞。

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为学位而学术，一切以个人利益和个人兴趣出发，患得患失。清华大学机械系金属试验室的一个老教授由于害怕把学问传授给助教以后会影响自己的地位，竟将新的参考书收起来，不给助教看，试验设备也不愿让助教使用。像这种为学术而学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情况在旧知识分子身上比较普遍，张宗炳就曾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为例，检讨了这种错误思想，他说，“在成都燕京大学的时候，在教授群中靠近革命的人只有很少几位，而许多人当时是很不进步的，解放以后，他们都变了，都前进了。但是，我不是为他们的进步而庆幸，反而在背后讥讽他们投机……在这一时期，我也参加开会与参加工作，都是为了表现自己'出出风头'，在人面前现一手而已，于是困难发生了，当工作不顺利了，当人家不请我开会，工作了，我便立刻消极，而情绪一下低落，但为维护我的'自尊心'，我就躲避到业务中去，美其名曰'钻研业务'。”

博学多才，勤于耕耘

先生深厚的生物学及数理化基础，精通英语，懂德、法及俄语，又勤于读书，知识渊博。先生终生教书育人，先后开设14门课，几乎包括了动物学的各个领域，如普通生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动物生理学、遗传学、组织学、生物统计、昆虫毒理学和分子毒理学等。这些课他讲起来都得心应手、生动活泼，深受学生的欢迎。

先生一生勤于耕耘，办事效率极高，故著作甚丰，有25本专著，150余篇论文。其中《昆虫毒理学》（1964，1985）对我国毒理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先生性格开朗，兴趣广泛，在书法、油画及诗词等方面也有相当造诣。

揭开神虫之谜

粘虫曾是东北地区一大害虫。大发生时大片禾谷常一扫而光，且能成群结队地转移，浩浩荡荡飞越江河山岭，无可阻挡，故有行军虫之称。但到了冬季又不见它的踪影，地上地下无处觅，翌年春夏之交又会突然冒出，来无影去无踪，故俗称神虫。

先生于58年参加了北大和动物所组成的粘虫研究组，赴东北地区帮助解决粘虫问题。在吉林公主岭地区，研究组设置了20个诱蛾盘研究粘虫的发生规律，每日清晨先生都去田间检查诱得的虫数。由4月开始每日诱得的并不多，少则则无，多则数吩咐。4月30日刮起十级西南风，皆以为当夜诱不到蛾子了。但次日检查时大出意料，竟诱得600余只。两次大风，两次诱蛾高峰，先生思路顿开，粘虫蛾可能是随大风由很远的南方迁飞来的。循着这个思路，先生查阅了55-58年的气象资料和诱蛾记录，发现春夏之交凡南或西南大风过去，次日必是蛾高峰，他又查阅了一些文献，于是一个新的假说就形成了。1959年，在黑龙江省农科院召开的粘虫越冬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先生作了“粘虫随风迁飞假说和越冬问题”的报告。提出粘虫可能在南方越冬，春季随大风迁移到北方繁殖为害，秋季又返回南方。后经许多科学家的多年努力，证实并丰富了这个假说，粘虫是神虫之谜就这样被揭开了。

“从未推辞过别人的请求”

先生是知名学者，和国内外科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有很多来访者和投信者。所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十分广泛，有昆虫学、毒理学、统计学、医学，甚至哲学等等。先生博学多才，思维敏捷，常能在复杂的现象中捕捉到关键的环节，又加谦和近人，故常使来访者和学生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先生桌面上常堆有厚厚的来信和审稿，处理这些要花去他很多时间，先生都乐而为之。一次先生在教学和写作繁忙时收到一本个人求审的书稿。先生说：“最近实在太忙，这又来了厚厚的一本。”我说：“若太忙，是否把这本个人求审书稿辞去？”先生说：“不好，我从未推辞过别人的请求。”由这句话可看出先生助人为乐的高尚精神。

1 J.T.Chang，A generalized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formula for biological process，Bull，Western China Research Society，1945，15：208.

2 J.T.Chang，Number of tentacles in Hydra vulgaris as a genetic character，Nature，1946，157：728.

3 J.T.Chang，Studies on the toxicity of DDT，Peking Nat，His，Bull，1948，17（1）：5-15.

4 J.T.Chang，Gammexane as a mosquito larvicide，Peking Nat，Hist，Bull，1948，17（1）：17-21.

5 J.T.Chang，Studies in the residual killing potency of gammexane，Peking Nat，Hist，Bull，1948，17（2）：109-114.

6 J.T.Chang，The insecticidal value of DDT，Peking Nat，Hist，Bull，1948，17（2）：115-125.

7 J.T.Chang，Notes on some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on tobacco Aphids，Peking Nat，Hist，Bull，1948，17（3）：187-196.

8 J.T.Chang，Further studies on gammexane as a mosquito larvicide，Peking Nat，Hist，Bull，1948，17（2）：205-214.

9 J.T.Chang，Laboratory tests with gammexane on househould insects，with species emphasis on cloth insects，Chin，J，Zool，1949，（3）：62-68.

10　张宗炳，DDT，六六六，Chlordan及Toxaphen 4种杀虫药剂对榆叶虫的毒性比较，昆虫学报，1950，1（2）：136-142，

11　张宗炳，水螅触手数目的观察，动物学杂志，1950：109-117.

12 张宗炳，生物制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一版，1957年第二版，

13 J.T.Chang，Regeneration of leg and tracheal gill of an ephemerid naiad，Chin，J，Exp，Biol，1951，3（2）：97-105.

14 J.T.Chang，The number of tentacles regenerated in hydra in relation to the original number of tentacles，Peking Nat，Hist，Bull，1951，19（4）：427-435.

15 张宗炳，碱性磷酯酶在水螅体内的分布，生理学报，1952，（3-4）：187.

16 张宗炳，E605防治吹绵介壳虫的初步报告，昆虫学报，1954，4（1）：99-102.

17 张宗炳，原子能在昆虫学中的应用，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7，

18 张宗炳，昆虫毒理学（上、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959年第一版，1965年第二版，

19 张宗炳，施用杀虫药剂引起昆虫再增猖獗I、Ⅱ、Ⅲ，昆虫知识，1957，3（3）：97，（4）：145，（5）：193.

20　J.T，Chang et al，Nutritional requirement of the common housefly，Musca domestica vicina Macq，Nature，1958，181：556.

21 张宗炳，孙令衔编译，杀虫药剂的化学及应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

22 张宗炳，杀虫药剂的毒力测定，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9，

23 张宗炳，农业害虫防治，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9，

24 张宗炳，害虫发生预测预报的生物统计，昆虫知识，1960，6（2）：52.

25 张宗炳，核酸信息与遗传，生物科学动态，1962，（6）：1.

26 张宗炳，杀虫药剂与昆虫生理代谢，昆虫学报，1962，11（3）：291.

27 张宗炳，邓崇根，666及DDT对池塘鱼类害虫的防治及对池鱼的影响，水生生物集刊，1962，（2）：113.

28　张宗炳，蜡纸粉膜法，植保学报，1962，1（2）：45.

29 张宗炳，核酸密码的进展，生物科学动态，1963，（6）：1.

30 张宗炳，一个单体与双体混合的核酸密码，北京大学学报，1963，（1）：87.

31 张宗炳，杀虫药剂毒力测定的统计与分析，植物保护，1964，2（3）：125.

32 张宗炳，在遗传与发育中的控制与通讯，生物科学动态，1964，（5）：11.

33 张宗炳，昆虫的抗性测定与异质性，昆虫知识，1964，8（3）：136.

34 张宗炳，666对粘虫的毒性及666的增效剂，植保学报，1964，3（2）：111.

35 张宗炳，昆虫不育性药剂及其生理机制，植物保护，1966，2（6）：271.

36 林昌善，张宗炳，粘虫发生规律的研究Ⅱ粘虫季节性远距离迁飞的一个模式，植保学报，1964，3（2）：93.

37 张宗炳，姜永嘉，昆虫不育性药剂的研究ⅢThio—TEPA对家蝇不育性效果的试验，昆虫学报，1964，13（5）：679.

38 张宗炳，蝇类的化学防治·杀虫药剂及昆虫毒理学的进展（1）·科学出版社，1964，222-243.

39 张宗炳，DDT与666在昆虫体内的代谢及其毒理机制·杀虫药剂及昆虫毒理学的进展（1）·科学出版社，1964，74-108.

40 张宗炳，杀虫药剂的持久毒性，植物保护，1966，4（3）：112.

41 张宗炳，害虫综合治理以化学防治为主，兼论加强昆虫毒理学的研究，农药检定通讯，1980，2（1）.

42 张宗炳，关于粘虫迁飞起因的一个假说，昆虫知识，1980，17（6）：281.

43 张宗炳，粮食害虫防治中所用的新杀虫药剂及其毒理机制，1980，第二次全国粮油贮藏专业学术交流会文集，10-27.

44 张宗炳，杀虫药剂的选择性（一）、（二），昆虫知识，1981，18（4）：178；（5）：228.

45 张宗炳，昆虫神经生理与神经毒剂（一）、（二），生物科学动态，981，（5）：1；（6）：1.

46 张宗炳，正确认识与发挥化学防治在害虫综合治理中的作用，世界农业，1982，（6）：37.

47 张宗炳，蜜蜂与杀虫药剂，中国养蜂，1982，（2）：25.

48 张宗炳等，神经毒素的研究I酪胺作为神经毒素，1982，北京农药学会论文集，第24页，

49 张宗炳，昆虫毒理学的新进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50 张宗炳，除虫菊酯及其类似物作为谷物的保护剂和毒理机制（一）、（二），粮食贮藏，1982，（3）：2；（4）：1.

51 张宗炳，蜜蜂的性别决定与单雌生殖产生纯合子雌蜂的可能性，中国养蜂，1983 （1）：5.

52 张宗炳，关于松毛虫防治的一点意见，北京林学院学报，1983，（4）：28.

53 张宗炳，吴士雄，金恒亮，DDT中毒昆虫释放的神经毒素的鉴定，科学通报，1983，（4）：256.

54 张宗炳，化学防治在害虫综合防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森林病虫通讯，1983，（1）：25.

55 张宗炳，多等位基因的基因平衡学说（纯合子雌蜂可能性的另一学说），中国养蜂，1983，（3）：1.

56 张宗炳，害虫综合治理与自然防治，农垦生防，1983，（9-10）：16.

57 张宗炳，害虫综合治理——一种治虫新观点，北京农业科学，1983，（1）：19.

58 Zhang Zongbing （J.T，Chang），Wu Shixiong，Jin Henliang，Identification of insect neurotoxin released by DDT prostrate cockroaches，Kexue Tingbao，1983，28（9）：1288.

59 J.T，Chang et al，Identification of insect neurotoxin released by DDT prostrate cockroaches （Periolaneta americana） and DDT induction of tyrosine decarboxylase，XV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ntomology，1984，Hamburg，p.723.

60 张宗炳，从害虫综合治理谈农药的发展，北京农业科学，1984，（1）：3.

61 张宗炳，全部种群治理（TPM）——一种害虫防治的新策略，昆虫知识，1985，22（3）：137.

62 张宗炳，害虫综合治理的概念与要点（一）、（二），植物保护，1986，12（1）：29；（2）：39.

63 张宗炳，农药与蜜蜂中毒，中国养蜂，1986，（4）：15.

64 张宗炳，昆虫神经生理与神经毒剂，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65 张宗炳，害虫综合治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

66 张宗炳，防止昆虫抗药性的发生与发展，植物保护，1986，（6）：30.

67 张宗炳译，动物的行为，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

68 张宗炳等译，杀虫药剂的生物化学和生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69 张宗炳，防止昆虫抗药性的发生与发展，植物保护，1986，（6）：30.

70 J.T，Chang et al，Studies on insect neurotoxin，Third China-Japan Symposium on Pesticides，Beijing，China，1986，p，165.

71 J.T，Chang et al，Enhanced production of tyramine and octopamine as the cause of synergism of chlordimeform towards deltamethrin，V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esticide Chemistry，1986，Ottawa，Canada，3D：20.

72 J.T，Chang et al，Protective function of gangliosides against the disruptive action of DDT and deltamethrin，Insect Neurochemistry and Neurophysiology，1986，p，239.

73 J.T，Chang et al，Enhanced increase of tyramine and octopamine through the inhibition of monoamine oxidase and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chlordimeform towards deltamethrin，Insect Neurochemistry and Neurophysiology，1986，p，409.

74 J.T，Chang et al，Comparative study of esterase isozymes of six species of honeybess Apimondia，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griculture，1987，Warsaw，Poland，p，71-72.

75 J.T，Chang et al，Comparative study of esterase isozymes in 4 races of Apis mellifera，6 species of Apis，9 genera of Apioideam and 7 families of Hymenoptera Apimondia，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griculture，1987，Warsaw，Poland，p，72-73.

76 J.T，Chang et al，Binding of biogenic amines to gangliosides，2nd World Congress of Neuroscience，1987，p，1854.

77 J.T，Chang et al，Detection of gangliosides in insect，2nd World Congress of Neuroscience，1987，p，1855.

78 张宗炳，昆虫迁飞的行为学分析，昆虫知识，1987，24（6）：362.

79 张宗炳，害虫综合治理与害虫抗性治理，植保参考，1987，（2）：10.

80 张宗炳，杀虫药剂的分子毒理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81 张宗炳，杀虫药剂的毒力测定：原理、方法、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82 张宗炳，杀虫药剂的环境毒理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