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1896年9月2日—1980年3月10日），又名逸斌，字向华。广东省始兴县隘子镇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抗日名将。

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日），张发奎出生在广东始兴。张家祖辈世代务农，张发奎的父亲张居之曾为刑房小吏。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发奎入私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辍学去广州，先充佣工，后入习艺所学习染织。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张发奎投身模范团从戎。民国元年（1912年）春，他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经该校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张发奎聪敏好学，于第二年在3000名同学中以《吴起将兵与士卒同甘苦论》一文名列前茅，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

民国五年（1916年）5月，张发奎偕同学数人离校回粤，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讨袁之役，在广东对龙济光、莫荣新作战。翌年随胡毅生在广东士敏土厂任事。同年冬，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张发奎随军前往福建漳州。民国九年（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张发奎任督战队长。11月，粤军进行整编，组建第一师，邓铿任师长，张发奎任少校副官。

主词条：北伐战争

民国十年（1921年）12月，孙中山于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从第一师抽出三个营成立大本营警卫团，张发奎任该团第三营营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孙中山设大本营于韶关，张发奎随部移驻该地。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派兵进袭韶关，张发奎率部战于翁源，后退入粤北始兴仙人岭。其后，归粤军梁鸿楷第一师统领。11月，改隶第一师第二团，编为第三营，他仍任营长。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孙中山联络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入粤讨伐陈炯明，张发奎率第三营与工兵营营长邓演达在肇庆起兵响应，共同组织讨贼联军，于1月15日进驻广州，后退守江门。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任大元帅，张发奎以进攻肇庆有功，升任该师独立团团长。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独立团改称第一团。

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张发奎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乱，第一团屡立战功。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驻粤各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编成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张发奎任独立旅旅长。9月，他参加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及南征邓本殷的战斗。张发奎在南征中 升任第十二师副师长，翌年1月升任师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张发奎奉命率领第十二师由琼崖北上进军湖南，担任湘江东岸作战。他在醴陵、平江等战役中击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吴佩孚部退入湖北境内后，集结重兵据险扼守汀泗桥。8月26日，张发奎率部参加汀泗桥之战，指挥黄琪翔团、第三十五团及叶挺独立团夹攻铁桥，攻克汀泗桥。吴佩孚随后率刘玉春、陈嘉谟等部二万余人设防贺胜桥顽抗。北伐军第八军唐生智、第七军李宗仁等在咸宁召开军事会议，张发奎前往参加。会议决定以第八军由金口渡江袭取汉阳，以第四军沿粤汉路直扑贺胜桥阵地。30日，张发奎指挥叶挺独立团和缪培南第三十五团攻克贺胜桥，从而打开了通往武汉的重要门户（参见词条贺胜桥之战）。第四军经汀泗桥和贺胜桥两役，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随即，张发奎所属各团，会同第十师及第七军参加围困武昌的战斗。10月10日，吴佩孚军第三师吴俊卿出降，打开城门内应，张发奎师与陈铭枢师迅速将刘玉春、陈嘉谟两部缴械，攻克了武昌城，取得了北伐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0月20日，第十二师被调援赣，张发奎率部参加马回岭战役，又协同第七军及湘军贺耀组师，击溃德安之敌。江西战役后，第十二师于11月下旬回师武汉，张发奎升第四军副军长，仍兼第十二师师长。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张发奎晋升第四军军长，辖第十二、二十五两师。同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赠第四军铁盾，誉以“铁军”荣誉。2月，张发奎又兼第十一军军长。3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张发奎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初，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奉军，张发奎任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司令官 。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宁汉分裂，张发奎拥护汪精卫，反对蒋介石，武汉国民政府明令讨蒋。但因张学良率奉军与吴佩孚残部联合进窥武汉，遂决定先继续北伐。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21日，张发奎率第四军、第十一军出师河南。5月13日， 张发奎在汝南指挥所部分头向黄埠、上蔡、蔡部口等地前进，嗣后又进占临颍城。6月5日，张发奎部进克开封城。6月10日，冯玉祥、汪精卫等举行郑州会议，张发奎亦前往参加。郑州会议后，河南军事交由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负责，北伐军回师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东征讨蒋，将唐生智部扩充为第四集团军，张发奎任该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及暂编第二十军。

“七一五”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前后，张发奎虽继续拥汪，但并不热心反共，反而接纳张云逸、叶剑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到第二方面军任职。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下旬，第二方面军东征进至九江、南昌。当汪精卫等得知共产党准备南昌起义的消息，29日紧急在庐山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张发奎会后回到武汉执行“清共”，并率所部向南昌逼进。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发动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第十一军（军长叶挺）、暂二十军（军长贺龙）原先都是隶属于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率第四军进入南昌，将所部交黄琪翔率领南下广东，自己经上海转道去香港。

9月下旬，黄琪翔率第四军经韶关进入广州，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派陈可钰迎张发奎至广州主持军政。张发奎到广州后，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10月下旬，汪精卫、陈公博由上海抵达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对抗，李济深、黄绍竑不予赞同。张发奎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汪精卫的指挥下，于11月17日发动广州政变（亦称“张黄事变”），将黄绍竑和李济深的留守部队缴械，公开宣布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19日，张发奎行使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职权。其后李济深令桂系黄绍竑第十五军，与粤军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组成西路讨伐军，令陈铭枢第十一军，与粤军十一师（师长陈济棠）、钱大钧新1师（师长蔡熙盛），组成东路讨伐军，东、西两路军夹击张发奎第四军。张发奎以李汉魂第二十五师驻惠州，防备东路讨伐军，以薛岳新二师及李福林的部队，进击在江门一带的徐景唐，以吴奇伟第十二师、许志锐第二十六师、黄镇球新三师开进梧州，计划先击溃黄绍竑第十五军，再回头打陈铭枢东路讨伐军。第四军倾巢而出，广州只留守叶剑英教导团。

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导广州起义，张发奎、黄绍竑接到谢膺白的电话，从广东东山住所出逃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的福军司令部（今广州海幢寺），发电报令前线各部队回广州镇压起义。国民党反汪各派乘机指责张发奎有异动，他于18日被迫通电离部，随即赴日本。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4月，张发奎从日本回国，蒋介石任命他为讨桂右翼军第一路军司令官，率整编后的第四、第十、第十一等师入鄂，驻于宜昌、沙市。5月初，张发奎兼任第四师（原第四军）师长。9月上旬，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下令调张发奎部限期移防陇海路东段阻击冯玉祥军，暗中计划于该部途经浦口时予以缴械，但张发奎在汪精卫的策动下再次举兵反蒋，被汪精卫委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张发奎部在鄂西击败蒋军曹万顺师后，即取道湘西进驻广西梧州，恢复第四军称号，并与李宗仁、黄绍竑联合攻粤。12月，张、桂军在广东花县和广西北流为蒋军何应钦部击败，张发奎率余部退回广西，又将所部缩编为第四师。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张发奎与桂军举兵策应反蒋。张发奎又恢复第四军，与桂军共同入湘，6月初占领长沙、岳阳。在得知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等入湘后，联军即令桂军黄绍竑部进击耒阳阻击粤军，并相机占领衡阳。粤军利用火车输送，行军迅速，在黄绍竑部未到达耒阳之前，即已越过耒阳，进占衡阳，将北上的张、桂联军与黄部桂军拦腰斩断，截为两部分。黄部无法攻下衡阳，张、桂联军只好回头，与粤军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三等三个师在衡阳展开激战。稍后，湘军第五十三师、空军相继投入对张、桂联军的作战，实力对比更加有利于蒋方。结果张、桂联军惨败，于7月底退回广西，第四军仅剩两团。经此挫折，张发奎意态消沉，离开第四军，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

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于南京汤山，两广反蒋各派和汪精卫等于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5月20日，张发奎偕同白崇禧至广州，与陈济棠商讨两广军事统一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息争，张发奎经香港至上海，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请缨开往东北前线，支援黑龙江马占山抗日。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发奎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张发奎被第十九路军邀往协助指挥军事，但无实际兵权。3月，他到南京再次请缨率领第四军北上援黑龙江，但蒋介石不予理睬。张发奎痛感报国无门，乃于是年冬只身出国。在欧美各国，张发奎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在伦敦曾对天津《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祖国在今日，已危如累卵”，“苟有人愿牺牲一切，力捍外侮，余愿为一走卒， 以从其后”，“如有机会，余愿率一旅之孤军奋起抗日，期有报国仇于万一也”。“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张发奎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秋回国，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再次请求率部抗日。他对蒋介石说：“今后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战之一途。”蒋介石口头许诺他“日后抗战充先锋”。翌年（1936年）春，张发奎出任皖、浙、赣、闽四省边区总指挥，同年冬又改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在该地区筹备抗日防御工事。

主词条：淞沪会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发奎义愤填膺，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淞沪会战时，蒋介石派张发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右翼军总司令，负责浦东战线作战。张发奎在奉贤县南桥设右翼军总司令部，积极构筑工事备战。战幕揭开后，主要战场在左翼，他派炮兵增援沪西陈诚部作战。8月下旬，日军第三师团藤田部及第十一师团室宗武等部在宝山、狮子林等处登陆，猛攻左翼军的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同时对右翼军方面之川沙、浦东各地也取攻势，双方展开猛烈阵地战。鉴于日军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张发奎联合左翼军总司令张治中等向蒋介石建议，主张精确规定作战兵力使用的最高点，在苏嘉、吴福设第二抵抗线，如不能压制敌人，则使之转为持久消耗战。蒋介石未采纳他们的意见。9月7日至10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发动总攻。30日，日军在万桥、严宅、陆桥三处突破第七十七师正面阵地，左翼军被迫全面退却。同时日军亦从右翼对张发奎部发动数十次攻击，均被击退。为了防备敌人从侧面迂回，张发奎于金山方面配置炮兵及步兵警戒，并派出船队出入海面搜索敌军行踪。10月30日，日军强渡苏州河，左翼军及中央军均败退，蒋介石始改以张发奎指挥左翼军及中央军，以刘建绪接任右翼军总司令。面对严重的残破局面，张发奎表示“尽最后一分力”，“临到绝境”也“要死守下去”，“誓流最后一滴血”。11月2日，他移指挥部于龙华附近的北干山。5日，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等处登陆，直趋松江。张发奎部腹背受敌，他急令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死守淞江，以掩护淞沪六十万大军撤退。9日，吴克仁及其所部英勇牺牲，日军侵占松江、枫泾。12月初，张发奎部奉命撤往江西。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张发奎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武汉保卫战的外围作战。10月，武汉、广州先后失守，张发奎部退驻湖南平江。翌年春，张发奎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辖吴奇伟、余汉谋、夏威三个集团军，于广东曲江设战区司令部，负责广东、广西两省军事。同年冬，张发奎部在粤北与日军苦战获胜。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日军集中三个师团对桂南发动攻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张发奎率部取得昆仑关战役胜利，随后收复龙州、邕宁、钦县。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0月，日军企图打通平汉、粤汉及湘桂等铁路交通线，由湘粤分兵三路进攻桂林、柳州，张发奎部牺牲甚大，经黔桂边境撤退至桂西百色地区。

在皖南事变中，张发奎是在全国战区司令长官中唯一没有发出反共通电的。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冬，张发奎改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时中国军队为了配合英美同盟军对日作战，在缅甸开辟第二战场，于昆明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张发奎指挥黎行恕、张弛、黄涛等四个军，驻守广西配合作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张发奎率部反攻，先后收复邕宁、龙州、凭祥，并进兵梧州，准备反攻广州。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张发奎被指派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9月15日，他由南宁飞往广州主持接收。次日，在广州举行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接受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兼香港总督田中久一的投降。他主张严惩田中久一，最终使其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被押往广州流花桥刑场枪决。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结束，张发奎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同年夏再改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得李宗仁、白崇禧及魏德迈等人的支持而历任要职，战后蒋桂矛盾复起，他便受到了排挤。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冬，蒋介石调宋子文任广东省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南京蒋介石政权危机益深，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势力颇为活跃。张发奎时任国大代表，决心趁机再起，在副总统竞选运动中采取“拥孙（孙科）”态度，企图在孙科当选后出任军事要职。同年冬， 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后，国民党广东派薛岳、余汉谋夺得了广东省绥靖公署主任及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电请张发奎回到广州，共同提出“团结大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的口号，企图在广州建立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割据局面。第二年1月，张发奎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3月，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

1949年7月，张发奎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遂辞去陆军总司令出走香港。11月，李宗仁亦去香港，想要与张发奎共同部署华南反共军事，请其再任陆军总司令，他公开声明拒绝。此后，一直寓居于香港。期间曾与顾孟余等从事“第三势力”政治活动。1976年11月被聘为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还曾任香港崇正总会名誉会长，是旅居香港的客家总会发起人。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因心脏病在香港逝世，终年84岁。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元帅电其家属：“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信，尚希节哀。”台湾始兴同乡会曾开会追悼并献一挽联：“望出曲江，绪承风度，千载道范，先后献身邦国，古今辉映；声扬咸宁，威镇华夏，一代名将，从此撒手人寰，中外同哀。”

北伐时期：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张发奎率部进军湖南与第十师担任湘江东岸作战，连克醴陵、平江，迫吴佩孚部退守汀泗桥。汀泗桥三面环水，后枕高山，除西南铁路桥可通外，悉为崎岖山路。吴佩孚屡败后，集北军两万，任宋大霈为指挥，欲凭天险待四军而歼之，并亲由长辛店率嫡系部队倾巢南援。8月26日，四军发起攻击，宋大霈率大刀队督阵，双方激战甚烈；至夜，张发奎令三十六团渡水偷袭敌后、占领中央阵地。翌日拂晓，张发奎亲率三十五团及叶挺独立团从正面奋勇冲杀。独立团多共产党员，前扑后继，视死如归，血战数小时冲过铁桥。吴军腹背受敌被包围缴械，十二师占领汀泗桥，30日，四军再攻克贺胜桥，直逼武昌。四军北伐入湘，战无不胜，汀泗桥、贺胜桥之战，重创北军，赢得了“铁军”称誉。

抗战时期：1937年8月参加淞沪会战，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右翼军总司令，指挥浦东及杭州湾方向作战。1938年参加武汉保卫战，任第九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指挥所部在江西九江以西顽强阻击沿长江南岸进攻的日军。1939年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部在粤北、桂南抗击日军。

张发奎一生戎马，但颇重视文化教育，曾在家乡创办风度小学，于第四战区创办志锐中学（现广东北江中学），培养了不少热血青年。任第四军军长时曾赠始兴中山图书馆《万有文库》、《四部丛刊》各一套。

曾在张发奎手下任第四军参谋长的谢膺白，曾写了一篇《张发奎传略》，对他的人格、政治立场横加抨击，但也承认他“自从带兵以来，约束自身相当严格，生活相当俭朴，不敢浪费”。

在第四军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的麦朝枢在《我所了解的张发奎》一文中，称“张氏有其他军人所不及者二事，即一不浪杀人，二不念旧恶。前者指独操生杀之权，而从不以私意杀人，故能得部属之信任，第四军解体后，其精神永远存在；后者系指他对朋友及部属之过失，说说骂骂便了，而从不存心算账，故部属都具安全感，语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张发奎是在国民党军队中一个异数，一个他不贪污，一个他自己勇敢打仗。”

曾获授“青天白日勋章”（149号）、首批“抗战胜利勋章”、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等奖章。

捍卫主权与港澳同胞合法权益

张发奎早年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汪精卫降日后，张即动员在粤北的党政军要人签署通电，还向广东民众发表广播演说，谴责汪氏叛国投敌。虽然张本人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但他坚持“民族大义重于私人恩怨”，“我敢毫无疑问地说，余汉谋、白崇禧、薛岳与我不顾及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是因为他坚持抗日。国难应该重于一切私怨的”。

抗战胜利后，盟军总部原已决定第四战区派大员去香港接受日本驻军投降仪式，但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面子，便要求美国人去游说蒋介石，最后蒋介石同意由英方主持受降典礼。张发奎说：“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不应该屈服于英美的压力。对于香港受降任务，我特别感到兴奋。香港在国人心目之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官僚们的乐园。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都直接受香港的影响。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划定香港地区归中国接收，根据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

抗战胜利后，在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任上，他毅然下令逮捕意籍日本间谍、法国领事卫映章的姘妇贝安加，并派兵包围法国驻穗领事馆，强行搜索该犯之来往文件档案，勒令法国领事当面签字认错。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张发奎派刘绍武师长率部封锁穗澳边境，禁止肉类蔬菜出口，迫使澳葡当局引渡匿澳日本战犯与汉奸且查封其财产。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张发奎批准军统广州站组织特别行动队，在港九散发传单，警告港英当局停建屏山机场、取消限制华人入境，引渡所有汉奸到广州受审，否则将发动十万青年对香港实施毁灭性行动。凡此种种都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

张发奎故居，名“贵庐”，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隘子镇风度村彩岭村小组。张发奎故居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建造。该楼为砖瓦木构筑，面阔19.4米、进深19.6米，楼高二层共9.2米。由厅堂、住房、厨房、饭厅、花园等组成，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式建筑。2012年10月，张发奎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张发奎墓位于其故乡广东始兴。张发奎夫人刘景容为实现他叶落归根的遗愿，于1992年亲自与张发奎的亲属及旧部近百人从香港护送他的骨灰回故乡安葬。刘景容逝世后，其骨灰也安葬于广东始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