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钰（1882—1944），广东清远人。字景瑗。早年考入广东陆军讲武堂，后加入同盟会。1921年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后任孙中山大总统府警卫团团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兼党代表，曾率部参加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1944年在清远病逝。

陈可钰，国民革命军将领。字景瑗，1882年9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清远县白石潭田心村(今属清新县)，家世务农。1904年毕业于清远简易师范学堂，次年考入广东随营将弁学堂，与同学邓铿相好，共同参加中国同盟会，毕业后被派往香山拱北（今属珠海市）当统领见习。

1911年广东光复后，先后任省都督府陆军司司长邓铿秘书、琼崖镇守使副官长。1914年夏，奉孙中山令，负责运送军火由港入粤接济讨袁驱龙的革命党人，事败被捕入狱。1918年被营救出狱，赴福建漳州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参谋。1920年任邓铿的粤军第1师上校参谋长，在协助邓铿提高第1师部队素质上多有建树。次年调任孙中山大总统府警卫团团长，随大本营进驻桂林，准备北伐。

1922年3月，邓铿被刺，北伐改道，陈部调回广州，驻观音山总统府。6月，陈炯明叛乱，叶举叛军围攻总统府，陈指挥所部奋勇抵抗，掩护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脱险。1923年4月，任广东宪兵司令，12月，改任大元帅府参军。1925年8月，驻粤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1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陈任副军长。1926年7月，北伐兴师，第4军军长李济深留守广州，陈代军长(后兼党代表)，率第4军第10、12师及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锋部队，北进湘鄂，一路连克衡阳、长沙、岳州、汀泗桥、贺胜桥，直捣武汉。于10月10日攻克武昌城，第4军因而获得了“铁军”称号。

1927年3月，陈因病赴日本就医。回国后，应张发奎请求，向李济深等人疏通，同意其率第4军余部回粤补训，再从事北伐。在广州后方第4军司令部，他召集少校以上军官谈话，对当时的所谓“清党”运动表示愤慨和痛心。10月，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以李济深为主席，陈为总参谋长。11月，“张黄事变”，第4军同室操戈，陈极为痛心，病体难支，避居澳门养病。翌年1月，李济深返粤，重掌广东军政大权，陈亦从澳门返广州。但因国事蜩螗，痼疾缠身，遂不问军政事务，于广州二沙头颐养园旁筑“可庐”静居养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迁居家乡清远白石潭，住在其旧属陈济棠等资助修建的“景瑷图书馆”中过隐居生活。1944年10月14日病逝于清远，终年62岁。1945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中将。

1920年粤军胜利回粤后，邓铿以粤军素质复杂，有意收罗一班青年军官从新成立一个师，借为改造其他部队之模范。因与陈可钰商议，以他为参谋长，罗致邓演达、李章达、陈诚、陈铭枢、张发奎、叶挺、薛岳、蒋光鼐、蔡廷锴、徐景唐、陈济棠、余汉谋等分任师内各级干部，编成了粤军第一师，邓以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任第一师师长。但此时邓在总部主持全盘事务，实际上代行了总司令及省长的职权（其时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总部与省府合处办公）．任务繁重，实无多暇时间顾及一师，师长职权亦不啻由陈可钰代拆代行。

1921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决定北伐，出发桂林时，亟须组织一个警卫团，以资保卫。邓铿以警卫团长不比平常，必须找个十分可靠的人，方可放心。乃商之于可钰，陈一时亦想不出一个适当人物，便毛遂自荐。邓初以参谋长继任无人而感有难色，后经陈力荐李济深继任，遂由一师选出一部分军官调充骨干，以李章达为团附，张发奎、叶挺、薛岳[等]分任营长，南3个营编成大本营警卫团，随大本营出发。后邓在广州被刺身死，陈在桂林接到噩耗时，公谊私情，万分悲痛，全团立即举哀带孝，以志痛悼。

1922年决定北伐改道，中山率警卫团由桂林转回广州，仍住观音山总统府，准备6月16日出发韶关。不意陈炯明叛变，叶举（时陈炯明宣布下野，在幕后指挥叶举以粤军总指挥名义号令一切）命令洪兆麟及罗献祥部从前后两面向总统府包围，16早开始进攻。事前（15晚）陈已接有消息，向总统报告，但中山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恐吓手段，不予置信。及夜深风声转紧，林直勉等才强迫中山先生改装，一同离去。时警卫团只有叶挺1个营及薛岳营之一部（张发奎营及薛岳营之一部已由桂林直往韶关），陈在敌我兵力大相悬殊之下，督率所部奋勇抵御，由上午4时直战至下午3时，叛军仍无法攻入。熊略派马育藩前来调议，陈以孙总统及孙夫人均已安全脱险，而此间又粮尽弹缺，无法再战，遂提出：各官兵不作俘虏看待，要保存府内公物，保全各人生命财产，枪枝集中北较场由指挥部派员接收，士兵不愿再当兵者发饷1月遣散等条件，得到对方完全接纳后，始罢战退出。

1923年，陈炯明在广州附近及西江方面的叛军，已为滇桂军所击败而遣退惠州，中山重回广州成立大元帅府，局面又有了一个新的转机。第一师的1日人如张发奎、叶挺、薛岳及国民党中有识者如廖仲恺等均以第一师因邓铿死去、陈可钰离开，复经陈逆变乱，内部派系分歧，支离破碎，已大大改变了原来面目，深致惋惜，认定有重新整顿的必要，并以重建T作由陈可钰回来担任最为适当。但这个期望，情况比较复杂，中经梁鸿楷由师长（邓死后梁为师长）升为军长、李济深由参谋长升为师长、陈可钰亦已调任宪兵司令（因无饷不久便裁撤）的转折，一时未能实现。待至后来（大约是1925年期间）当一师扩师为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时，陈可钰始为四军党代表。

陈自仲元死后，与廖仲恺关系最为密切，扩军计划，得廖之力不少。扩军后的第四军其规模组织虽与一师有所不同，而原来第一师的传统精神和部队素质大致尚能保存，且大部分尤其是第十二师（张发奎、黄琪翔、叶挺——独立团等）、第十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比旧时更加有所充实。第十师第十二师（先是旅到琼崖后改编为师）分别肃清了多年盘据高廉雷琼的乱军后，1926年革命军举行北伐时，陈可钰即以第四军党代表及副军长的名义率领这两个师及叶挺独立团首先出发，另由陈铭枢派遣黄居素会同刘文岛前去策动在湘南起义的唐生智车（陈铭枢、刘文岛与唐生智同学并素有交情），为北伐的先锋部队，经过湘南、衡阳、长沙、岳州、汀泗桥、贺胜桥、汉口武昌、马迥岭等各战役，成为当时北伐军长驱直进的局势。其中汀泗桥及贺胜桥两役，尤为北伐军战史上最赫赫的战绩，将雄踞中原的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击溃，而且直下武汉，奠定了革命军北伐胜利的基础，第四军因而获得了“铁军”的称号。江西方面蒋介石嫡系王柏龄军屡攻马迪岭不下反为孙传芳军所败，几于全军覆灭。陈又率十二师往援，一举而攻下马迥岭，遂开辟了革命军东进的坦途。陈于途中因饮食不慎，疲劳过度，患了肠结核症，医治无效，日益严重。在武昌克复，将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两军以张发奎、陈铭枢分别升任军长后，便辞职去日本就医。

1927年4月12日武汉政府宣布蒋介石叛变罪状，免去其本兼各职，而蒋亦声言于4月18日组府南京，因而形成汉宁分裂。当时蒋以辖下各军多非善战队伍，深恐武汉方面大军东下，尤其对第四、第十两军顾忌更大。因而特别注意张发奎（其时张已兼并了十一军，并被任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动向，因而又想到陈可钰与张发奎的关系，派人去日本请陈回国，以期笼络争取陈为己助。陈原非一个对革命有深刻的认识者，而是旧社会的一个洁身自好的人，对蒋个人的惯用权术及阴谋险狠，虽有不满，但对蒋的上司地位则是尊重的，遂应邀回国，屈从蒋意，致书于张发奎，劝张与蒋合作。张得书后随即回复，由该军的团长以上各将领联合签名，请陈到安徽某一地点训话，表示一致拥护，然蒋介石阻止其行，继张发奎再给陈一信，表示：“景瑗先生一日在南京，发奎之兵必不东下”。蒋以此有了保障，乃安心开府南京。因之蒋对陈十分倚重，初极力要他作总部参谋长，因陈坚辞，改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府委员。

汉宁分裂未久，武汉方面亦于7月后走向公开叛变革命，与南京一样进行“清共”，遂向南京方面的军事将领放出重新合作的呼声。南京方面将领亦认为前此由于一方面反共一方容共而分裂，现在自可重新合作，一致反共。经过一番酝酿，武汉方面举出朱培德为代表，南京方面推定陈可钰为代表，双方会议于江西湖口。会议实际没有讨论什么，只要求武汉政府迁来南京，言归于好，便算了。同时，在南京方面参加酝酿合作的又只限于军事将领人员（蒋不在内），没有其他国府委员参加，且在场有人提出：“我们这样的主张，不知那班长衫佬（其时国府委员多穿长衫）赞成不赞成？”多数人又说：“管他们做什么？”当这个消息传到那班“长衫佬”的耳朵时，他们认为“有枪杆的人，既不理睬我们，我们又何必赖在这里呢？”遂有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王宠惠等五委员出走的事，同时又有蒋介石下野退居奉化的事。

张发奎自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后，已成势力孤单，亟欲得一地盘，从事休整，再图发展。汪精卫、陈公博等（他们没有去南京）遂乘机怂恿他回师广东。其时广东是李济深的地盘，以过去四军关系，不便率兵直入。适陈可钰在广州颐养院就医，汪即函陈代张请求，函中意说：“向华（张发奎号）一军自经叶挺暴动处境极为困难，请念袍泽之谊，设法予以维持”等语。陈接函后，知其用意所在，因和李济深商量结果，拨张开拔费一笔并指定北江地区为该军驻扎之所。汪精卫、陈公博等亦一同回粤。李济深并让出省政府两个厅，由陈公博任财政厅长，谢婴白任农_T厅长。部署略定，陈要汪、张两人暂时出国游历，不要再多管国内之事，军队，可安心放在北江训练，并谓中国局面如此，前途不患无发展机会，但目前万万不宜轻举妄动云云。汪张当面满口答允，旋又出示以买得的出国船票作证。陈以此事告一段落，遂安心由柯医生开刀割肠，闭门谢客。乃陈之割口未愈，而张、黄之事变发生（反李济深），汪亦并未出国，而是从中主持。陈闻之极为痛心。他认为张、黄事变，是由于他在李济深面前作了保证所致，因而自惭对李欺骗。汪张虽屡至颐养院求见，均被拒绝。随得柯医生的帮助，用电船护送他去澳门养病于卢九花园。张军未几为李济深军（第八路军）所击败，残部退出粤省，陈后常以第四军从此分崩离析，引为毕生憾事。盖其所关心的，只是一个封建集团，一个封建势力的历史盛衰也。

李济深方面的粤桂军（陈铭枢军亦参加）平定张黄事变后，不久陈亦回来颐养院，迁入自行新建i家村（梁培基、高奇峰与陈等3家）中的可庐休养。其屋贴近颐养院，面临珠江，风景甚佳。每日除由柯医生来诊视服药外，以读书自娱。在养病期间对叶挺失败后的生活至为关心，闻叶往外国游历费用及回澳门时的生活费（未出组新四军时）均竭力资助之。1日四军十师中将领如陈铭枢、蔡廷锴、戴戟等则比较疏隔，唯蒋光鼐对他极表尊重。论及蒋介石对人态度时则谓他“用得着时则万分殷勤，用不着时则弃之如遗，实是个极反复无常的人，故事后许多人要反他”。陈七八年来均蛰居于三家村中，没有离开过。、至卢沟桥事变后，始迁回其家乡清远白石潭。

白石潭的地方，峰峦起伏，山青水秀，有小桂林之称。陈得各旧属及友好资助曾建一座图书馆于此（名景瑗图书馆）。各方赠送书册甚多。陈即住于馆内，仍以读书、写字或吟诗为日常生活，1944年死于其景瑗图书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