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代表人物所宣扬的、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即实业）作为救国救民主要途径的一种思想。

实业救国论在19世纪末已开始出现，到了辛亥革命（1911年）前后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甲午战争 （1894年—1895年） 后，陈炽宣称：今后中国的存亡兴废，“皆以劝工一言为旋转乾坤之枢纽”（《续富国策·劝工强国说》），这可说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滥觞。

20世纪初，张謇极力宣扬实业救国论，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对于储金救国之感言》）。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实业救国论经他提倡而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

实业救国论风行于20世纪初，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初步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朝廷卖国政策帮助下，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主权，民族灾难空前严重，这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日趋高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步发展，提高了资产阶级人物投资办新式工商业的兴趣。

帝国主义的猖狂的殖民掠夺，激起广大人民爱国救亡的义愤，资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更加致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以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相号召的实业救国论，成了一个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又具有广泛影响的议论。

实业救国兴起的原因：

①甲午战争后，一部分开明官僚、地主和商人积极主张发展民族工业，挽救民族危机。

②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③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族资产阶级大受鼓舞，把发展实业作为救国的重要方针。

分析评论：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一战期间迅速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重新受到压制，张謇等创办的民族工业不断衰退。“实业救国”的命运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就不可能得到独立发展，“实业救国”不可能实现。

20世纪初，宣扬实业救国论的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在国内以张謇、汤震等为代表，在国外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他们宣扬实业救国论，都具有对抗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康有为在1905年就把振兴实业、讲求物质说成是“救国至急之方”，攻击革命派的“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说”，是所谓“毒溺中国之药”（《物质救国论》）。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更加高涨，实业救国论的这种敌视资产阶级革命的动机，也表现得更加露骨。

1910年，清政府已处于崩溃的前夕，梁启超竭力宣扬只有振兴实业才能救亡的论调说：“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破产，四万万人必饿死过半”（《饮冰室合集·文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辛亥革命后，一些敌视资产阶级革命的人甚至提出“舍政治而谋生计”的口号，鼓吹“绝从事政治之心，而专心致志以营生业”（《论国人宜舍政治而谋生计》），这是一种否定资产阶级革命，为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北洋军阀势力篡夺政权张目的论调。

中国近代史上主张以兴办实业拯救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盛行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代表人物有张謇、张东荪等。

在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兴办实业，提倡“商战”，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张之洞虽然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认为发展实业可以强国强民。他积极地创办铁厂、兵工厂，并筹办铁路。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家和爱国人士纷纷设厂救国。张謇创办有纱厂、面粉厂等多种企业，兴办学校，企图实现以实业所得来资助教育，用教育来改进实业，凭实业发展而救国的目标。他认为，实业和教育是国家“富强之大本”。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要道”5条：改良各种行政机关、调整和统一度量货币、疏通货物流通渠道、收集才智之民归实业界、制定特别保护奖励法规；提出要扩大出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等具体办法，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论。

在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论盛行不衰。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哲学家张东荪也曾鼓吹“实业救国”。他认为，中国既然有贫乏病，那么开发实业就成为唯一的要求；在开发实业的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与日俱增，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增强国力，要增强国力就必须开发实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

近代实业家张謇等人和张东荪提倡“实业救国”的动机是不同的。前者反映了实业界和开明人士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自强救国的进步要求。他们兴办实业，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一定作用，但是这种主张没有抓住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后者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中国实行革命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托辞。

实业救国论还被一些资产阶级人物作为加强对工人剥削的理论根据。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以实业救国论为依据，把资本家的利益说成是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则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宣称要使资本家能够振兴实业，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是必要的。1920年，上海资本家穆藕初鼓吹振兴实业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的论调，说工人要求“多给工值”，就会使“实业界……蒙其害”，结果使外国更加占据中国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藕初文录》）。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对实业救国论曾有过批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孙中山选集》）。他正确地认识到在清朝反动政权下，是不可能靠振兴实业来救国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才能为振兴实业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当然，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后就可“产业勃兴”，这又表明他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政权的危险还缺乏认识。

五四运动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时有鼓吹实业救国论者，其中一部分人是以此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但多数则是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