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文（满语：ᡤᡠᠸᠠᠨᠸᡝᠨ，穆麟德转写：guwanwen，1798年－1871年3月2日），王佳氏，字秀峰，又字揆伯，内务府汉军正白旗（后被抬入满洲正白旗）人。清朝中后期官员。

官文生于嘉庆三年（1798年）。他原籍辽阳，是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

官文最初由拜唐阿补任蓝翎侍卫，依次升为头等侍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月，出任广州汉军副都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又调荆州左翼副都统。

自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太平军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攻克南京，荆州将军台涌移驻德安（今湖北安陆），与汉阳的太平军对敌。清廷命官文专统荆州防兵。

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台涌入朝觐见，官文署理荆州将军，到翌年（1854年）二月，正式升任荆州将军。此时，太平军连克安陆、荆门、宜昌、监利等地。官文派兵反扑，夺回宜昌等地，使荆州复安，并派兵增援武昌。六月，太平军再克武昌后，清廷命官文统筹全局，规复武昌。官文派凉州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等配合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战于长江之上。八月，曾国藩收复武昌、汉阳，官文也受到清廷的优叙嘉奖。

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大败湖广总督杨霈于德安，第三次攻克汉口、汉阳，随州等地。四月，清廷将杨霈撤职，任官文为湖广总督，与钦差大臣西凌阿协同作战。九月，西凌阿战败，被清廷罢去职务，由官文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官文派都兴阿、李孟群、王国才、杨昌泗等攻陷德安、进迫汉阳，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会攻武汉。咸丰六年（1856年）十一月，清军趁太平天国内讧之机，再次收复汉阳、武昌。从此，官文和胡林翼常驻于此，运兵筹饷，使武汉成为支援清军的后方枢纽。

此后，官文屡因湘军的军功而受奖擢升。咸丰八年（1858年），湘军李续宾等陷九江，官文也论功加太子少保。太平军克麻城、黄安（今湖北红安），攻蕲州，官文派兵夺回，再升协办大学士。咸丰九年（1859年），派李续宜部回援湖南，与太平军石达开部大战于宝庆（今湖南邵阳）。咸丰十一年（1861年），升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同治元年（1862年），他派副将周凤山等进攻河南信阳、罗山、湖北黄梅的捻军，再升文华殿大学士。

从官文出任湖广总督开始，直至老死，他既和湘军胡林翼、曾国藩合作，又时有矛盾。始终担负着为清廷监视湘系官僚的重任。其初，官文以湖广总督驻荆州，凡长江上游的荆州、宜昌、襄阳、郧阳等地的军事、饷事，皆归他主持，而胡林翼则以湖北巡抚驻于金口，凡长江下游之武昌、汉阳、黄州、德安等地之军事，饷事，又皆归胡主持。两人各顾分地，往往因征兵调饷等事务发生冲突，且愈演愈烈。清军收复武昌后，双方均移驻武昌。官文对胡林翼三次登门拜访，均为胡林翼所谢绝。

官文对于大小事务全由幕友、家丁包揽办理。他自己不但于政事不闻不问，而且生活奢侈无度。胡林翼忍无可忍，与幕僚商议弹劾官文。在阎敬铭的劝说下，胡林翼意识到了结交清廷倚信的旗籍重臣官文的重要性，立即前往拜见，每月奉送白银三千两，并相结为异姓兄弟；甚至使官文的宠妾拜自己的母亲为义母，“两家往来益密，馈向无虚日”。

官文曾借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控告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左宗棠之机，加以推波助澜，庇护樊燮，但在咸丰帝派员查明实情后，樊燮还是因贪赃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左宗棠仅仅离开湖南巡抚幕府，投入曾国藩营下带兵。从此，但凡“东南各省疆吏、将帅之贤否、进退，与大局一切布置”，胡林翼每有所见，或与官文会街上奏，胡林翼引嫌不便言者，则劝官文单独进言。每当遇到清军“收城克敌及保荐贤才”，都由胡林翼实际主持，官文仅位列名首而已。甚至当三河镇之战湘军大将李续宾因官文不及时派兵援助而轻进败死后，从家乡赶回的胡林翼仍吹捧官文“心地公忠，能顾大局”，不追究他的失职，以便继续加以利用。

此外，官文也受到曾国藩的大力拉拢。湘军每有克捷，必以官文为首功。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曾国荃攻陷安庆，却坚决请官文与胡林翼、曾国藩三衔会奏。官文遂因攻陷安庆而加太子太保。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今江苏南京），太平天国政权覆灭。在奏捷时，曾国藩再推官文列名疏首。清廷下诏嘉奖官文征兵筹饷、推贤让能、接济东征、不分畛域，特赐封一等伯爵，号为“果威”，允许世袭罔替，并将其旗籍升入正白旗满洲，赐双眼花翎。

曾国藩和官文表面上虽结纳交好，实际上矛盾很深。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即有官文参劾孙坦、邹寿璋之事，曾国藩见其奏折，认为“不甚乎允”，以至当夜“竟夕不寐”。曾国藩部将李元度在被曾国藩劾罢后，转而投靠官文，官文颇加优容，特意虚报“克复”之功，不但使李元度官复原职，甚至还有所升迁，使曾国藩甚为恼怒。官文还与江西巡抚毓科从湘军系统中拉出李金旸部以归己用。曾国藩、左宗棠针锋相对，即将李金旸擒杀。咸丰十一年（1861年），胡林翼病逝，官文与继任的湖北巡抚严树森不和，于同治三年（1864年）以“把持刚愎”为由劾去严树森。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官文与湘系官僚的矛盾激化，其表面和好的关系终于破裂。同治五年（1866年），湖北巡抚曾国荃对官文进行参劾，指责他“贪庸骄蹇，欺罔循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掀起官场上的一场轩然大波。在接到弹劾后，清廷派遣尚书绵森、侍郎谭廷襄前往查办此案，二人在复奏中处处为官文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复的供词以反驳曾国荃的原参，但也认定官文确曾动用捐款，应予以革职处分。翌年（1867年）初，清廷下诏，顾念官文此前的功劳，原谅他尚非贪污欺罔之人，特意予与保全，解除其湖广总督之职，仍保留其大学士、伯爵，罚伯爵俸禄十年，并将其召回京师。四月，官文奉命管理刑部事务，获得在“紫禁城内骑马”的荣誉，同月还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后曾署镶白旗蒙古都统、正蓝旗满洲都统）。这次使曾国藩“焦灼弥月”的大讼案以湘系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此次政争，也被视为汉人督抚开始掌握实权，满人势力消退分水岭。

不过就在上述事件发生不久之后，官文即对湘系官僚发动了反攻，先由御史佛尔国春参劾曾国荃，认为曾国荃弹劾官文为肃顺党人之事不实，按例应该反坐。这时，出身湘系的曾国荃与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等人相继被改调或罢去职务。到同治六年（1867年），官文亲自出马，用“密片”的形式攻讦直隶总督刘长佑。十一月，清廷即将刘长佑罢职，命官文署理直隶总督，将刘长佑交官文差遣，“效力赎罪”。曾国藩大感惊异，在写给郭崑焘的信中提到：“直隶枭匪存着无几，而官相（官文）倾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刘长佑）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复继之，吾乡（湖南）极盛，固难久也，思之悚惕。”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清朝中央和地方督抚之间的深刻矛盾。后来，官文又迫使刘长佑离开直隶，带其亲信兵勇返回湖南原籍，更使曾国藩认为官文对湘系官僚“陷井下石，相煎太急”。

但是湘淮系官僚羽翼业已丰满，官文难以将他们彻底排挤。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张宗禹部由西路进入直隶总督辖区，危及京师重地。官文因作战不力，遭“下部严议”，最后被罢去太子太保，摘掉双眼花翎。直至李鸿章、左宗棠等率湘、淮军来援，镇压了张宗禹部，官文才在同年七月得以恢复官街、花翎。

同治八年（1869年），官文被调回京师，其继任者是曾国藩。二人虽然仇恨颇深，但表面上仍显露相敬如宾的姿态。曾国藩初至保定，官文率直隶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等在城外迎候。然后，官文及司、道、府、厅官员在浙绍公馆宴请曾国藩。曾国藩也回请官文。官文还京时，曾国藩又送至城外。他回京之后，曾管理户部三库。同年九月，任内大臣。

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官文担任阅兵大臣，并管国子监事。

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1871年3月2日），官文病逝。清廷优诏“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陀罗经被，即日派惠郡王奕详前往其府上奠酒，赐银二千五百两以治丧，予祭葬；同时加赠太保，赠谥号“文恭”，允许其入祀贤良祠。七月，因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郭柏荫提议，清廷将官文合祀于湖北的胡林翼专祠。

官文作为清廷倚重的旗籍重臣，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出任湖广总督，是清廷派驻湖广地区的监督者。在湖广初期，他颇为掣肘、排挤曾国藩，并参与樊燮案的处理，被曾国藩批评为“才具平庸”。但时任湖北巡抚胡林翼仍对官文极力笼络，使二人保持相对和谐的合作关系。除了樊燮控左宗棠案以外，官文、胡林翼之间没有发生其他大的摩擦。官文因人成事，坐收成功，“心感文忠（胡林翼）之力”，而胡林翼则“益得发舒”。由此，在湖北形成了以胡林翼为主角的官胡合作的格局，“凡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最后，官文领导八旗绿营，与曾国藩的湘军共同平定太平天国，为维护清政府统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湖广总督任内，官文还与胡林翼一同整顿湖北盐政，使湖北每年的盐课从二人上任之初的三十万增长到近百万两。这笔充作军饷的经费，镇压太平天国后成为湖北政府的常项收入，奠定了督抚专权的经济基础，有助于后来张之洞在湖北兴办洋务的举措。

胡林翼：

曾国藩：“官秀峰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极推让，然有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爱新觉罗·载淳：

李岳瑞：“文介（阎敬铭）之执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官文）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废公义，又岂能求之于今日哉？”

赵尔巽等：

刘体信：“益阳胡文忠公林翼，任湖北巡抚，辽阳官文恭公文，任两湖总督，与之同官一省，交欢至好，公事始能划一，当时天下称为美谈，已屡见前人记载矣。”

贾熟村：“官文作为地主阶级权贵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方面，与地主阶级经世派的曾国藩、胡林翼等利害完全一致，他们之间是可以联合的。但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中却又矛盾极深，胡林翼竭力争取官文，一直和他合作，相当成功，其实彼此也存猜疑。曾国藩认为官文对胡林翼‘城府甚深’，‘面子极推让，然有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至于曾国藩自己，他也承认在争取官文方面远不如胡林翼，说世人多言官文‘休休有容’，但他‘观其用人行政，自度万难与之共事。然后知胡公所处极难耳’。官文和胡林翼、曾国藩既合作又矛盾，典型地反映了晚清满汉大臣之间的相互关系。”

官文不谙政事，诸事决于家奴，任湖广总督时，人称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庖人大。

官文曾宠幸一兵弁，保举他为副将，带卫队出行。副将恃宠而骄，蔑视藩司、臬司。一次，他率几名亲兵闯入民宅，在强暴家中女孩未遂后，用刀将其残忍地杀害，然后扬长而去。女孩的父母向府县讼冤，府县官员碍于官文权势，不敢受理。署湖北布政使司阎敬铭闻讯后大怒，迅速赶去官文府邸。不料副将早已先向官文求救，被官文藏匿起来。待到阎敬铭来后，官文托病不见，阎敬铭坚持要拜见，住在官厅整整三昼夜。官文窘迫不已，甚至请出湖北巡抚严树森、武昌知府李宗焘亲自来劝说阎敬铭回去，自己躲在屏风后偷听对话。严树森和李宗焘百般游说，阎敬铭始终不屈，立誓“不斩弁，不还署”。官文不得已，只得出外见阎敬铭，长跪为副将请命。阎敬铭不为所动，在严树森的转圜下，才扶起官文，与他约定要罢去副将职务，将其即刻押解回原籍，不许逗留。官文答应，让人把副将叫出来，令他叩首感谢阎敬铭再生之恩。突然，阎敬铭让几名壮士擒住副将，把他按在台阶下，脱去衣服，重重杖责四十下，即刻将其发回原籍。事毕之后，阎敬铭才向官文长揖谢罪。此事发生之后，官文对阎敬铭愈加敬畏，还密疏举荐他，使其得以升任山东巡抚。

官文虽才能平平，但有一定度量。他与胡林翼在湖北通力合作，被天下传为美谈。后来，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与官文互相弹劾，二人相继被罢职调任。数年后，官文路过江宁，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下关出迎，登上官文乘舟。一见面，曾国藩就道歉，说：“我家老九（曾国荃），真是不好，我甚惭愧。”官文只是一笑而罢，只字不提此事是非。

官文著有《荡平发逆（指太平天国）附记》、《敦教堂诗钞》六卷及《续诗钞》二卷。此外，他还曾为胡林翼的遗著《读史兵略》作序。

官文任湖广总督时，曾在同治三年（1864年）令工匠复制“禹碑”立于湖北武汉蛇山黄鹤楼侧。同治七年（1868年），他主持重建黄鹤楼。到官文去世后，合祀于武汉黄鹄山的胡林翼祠，称官、胡二公祠。

《清实录》道光、咸丰、同治朝部分

《清史稿》卷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