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即普通话的旧称。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用“国语”指称汉语标准语。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出发，同时兼顾语言使用的实际需要，将现代汉语标准语确定为“普通话”，而废弃了“国语”这一称法。

学术界：现代标准汉语

现代标准汉语，是现代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官定标准，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的语法和语音，做为官事、教学、媒体等的标准用语，并广为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采用。作为联合国六种官方工作语言之一，成为国际人士学习中文的主要参照。当前在新加坡等国为官方语言之一，也是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群体广泛采用的共通口语或书面语；

普通话（Putonghua），按照1956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华语（huayu），此种说法主要流行于东南亚华人地区，东南亚华人可能说多种汉语方言，华语一般指现代标准汉语。

早在雍正时期，清政府就积极推广官话。其中福建、广东两地的语言系统与北方官话差异极大，以至两省官吏持乡音“赴任他省，不能宣读训喻、审断词讼”，只能由“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不仅如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官员“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使“身为编氓，亦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官民上下，语言不通，成为执政的重要障碍。因此，清廷特地在闽粤地区大力推广官话，规定“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涪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但是，语言推广并非易事，清廷并没有能够实现语言统一，闽粤地区一直延续着原有的方言系统。但这一时期语言统一还仅是清廷政令下达，专制统治的需要。

随着晚清民族危机的加深，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少精英强调语言统一与民族认同、国家富强间的密切关系，统一国语呼声日渐增高。创制切音新字的卢戆章指出，如果人们“各操土音”，必然“对面无言”，而如果“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那么国家“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这对于国家与民众而言，都是极为有利之事。而晚清桐城派教育家吴汝纶东游日本之后，深受日本国语教育思想影响，回国后即向张之洞奏请实施国语教育，他指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层差不齐，此为国民国体最要之义”，主张向日本学习，在学校推广国语教育。与此同时，他提出以京音统一天下音律，以实现语音统一。长白老民亦深谙此意：“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内治之要端，故今年吾国洞达治体者，亦无不深明此理。”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在给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呈书中，亦认为中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各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而“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因此，“统一语言”可以“以结团体”，可以强国家。中国“无事不规仿泰西，步武日本”，唯独对语言统一问题“漠然置之”，是不可行的，因此，强烈呼吁推行官话合声字母。

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助推国家建设和统一的需要，舆论渐趋加强对国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强调，“国语”的重要性被纳入到“国家—国民”的话语叙述之中。蔡元培就认为国语是“融洽国民感情的媒介，是个人求知识，谋职业的应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责任的应用工具。”远在日本的华侨呼吁只有学习统一的国语，才能“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的大国民”。

而在1920年代，军阀混战、国家分裂，许多人寄希望于国语的推广能加强地方军阀对整体的认同，实现全国政治上的统一。倪海曙认为，民初旧的封建势力很快转变成军阀割据的状态，连年内战，“使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政治统一的需要，于是许多人又都从统一上着想，这种意识反映到语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转变成了‘统一国语’的注音字母。”这正如时人所希望的那样，“方今南北纷争，忧国之士力谋统一，但统一南北，非先联络感情，则言语之效力乃大”。这种国语统一观反映了时人现实需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众多精英认为语言不统一，方言隔膜造成了国人之间犹如一盘散沙，国族性不强。国民和国家之间的隔膜状态造成了国民只知个人、家族、乡土而不知国家、民族，正如蔡元培所言：“中国人民肯替家族、地方牺牲，而不肯替国家牺牲，就是因为感情的不融洽，像广东一省，广州、潮州、汀州、漳州都各有各的语言，所有时起纠葛，虽然也有其他种原因，但是语言的不统一，总是一个重大原因。”所以在支持国语统一运动的人看来，国语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是“国民精神所寄托”，只有“国语统一，国民精神才能统一，现代的国家，没有不承认的”。而民众只有在操持了共同的语言之后，“国民统一之精神，自随而勃发，驯之五族一志，四亿同心，后扩充军备，以固国防，振兴实业，以裕国计，普及义务教育以培国本，发达科学技艺，以宏国用，种种问题皆得迎刃而解矣。”

自从西方人东来中国，并尝试学官话，自然需要创制用来记录汉字读音之拼音系统。多年来，曾经有不少拼音系统推出。19世纪时，最先出现的就是威妥玛拼音，根据其发明者命名。1906年，标准邮政式拼音推出，同样是不太规则的系统，也多数用于地名。

以上两种系统当前仍被使用，但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如今多数只是出现在旧课本或历史书等。

20世纪时，有些中国语言学专家提出数个转写系统，而其中一个更是全新拼音系统：注音符号，到当前为止，最成功的转写系统是汉语拼音，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今也部分采用汉语拼音。

80年代之后，随着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汉语拉丁化运动已逐渐平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亦不再采取这种论调。但民间仍有拉丁化运动的支持者。而耶鲁拼法则不太受欢迎，也比较过时，却更能代表官话的音位。

现代汉语标准语继承于始于北宋、定命于元明的“官话”体系。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新老国音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后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国音字典》。

1920年，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国民政府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国语”的定形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以下将以普通话为例，介绍汉语标准语的语音系统。

对汉语而言，单音节（单字）发音可分为声母、介音、韵母、韵尾、声调五个要素；超音节（词句）发音还存在连续变调等要素。对普通话而言，介音、韵母、韵尾则被合成称为“韵母”。

普通话的声韵母系统基本沿袭了北京话系统，两者主要的不同在于zh，ch，sh在北京话多发卷舌音而普通话多发翘舌音；台湾普通话则避免发出卷舌音。普通话的声调亦大体继承北京话的系统，即阴平55，阳平35，上214，去51，以及轻声；台湾普通话的上则为21。单字声调普通话四声音值在普通话里，只有平声有阴阳分立，没有入声，因此除轻声外共有四个声调：

阴平（标为“-”，声调值55）

阳平（标为“ˊ”，声调值35）

上声（“上”读作shǎng，标为“ˇ”，声调值214）

去声（标为“ˋ”，，声调值51）

此外还有轻声（标为“·”或不标），在超音节词句中使用。轻声是否该称为声调，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

（ma）单音的四个声调国语等的音调与普通话相同，单字音调值则有些许区别（上声为21）。

中古汉语的入声，在普通话里被划入各种声调里。这点与绝大多数汉语方言不同。

普通话在读词、句时，字的发音会有一定的变化。变调、轻声、儿化是其例子。

变调

1.当两个上声字连读时，第一个字的声调值变为35，即等于阳平的调值。变调调值是214-35。

例如：“老鼠”（lǎo shǔ），两字音调都是上声，但发音为阳平、上声，和“牢鼠”（láo shǔ）的读法相近（但不相同，“半上声”）。

2.当三个上声字连续时，则比较复杂，要分析具体情况。

当词语首二字是双音节，而第三字是单音节时，首二字都读阳平声。例如“保管好”（bǎo guǎn hǎo）的发音是阳平，阳平，上。当词语首字是单音节，而尾二字是双音节时，首字甩掉14的调，变成211；第二字读阳平声。例如“总保管”（zǒng bǎo guǎn）的发音是上、阳平、上，但第一字的上声只是“半上声”。

3.如果上声字后面接着非上声字，亦即阴平、阳平、去声和轻声前，且该上声字不处于句末、不处于被强调状态时，常读作半上声。国语则是上声字后接非上声字即读21，不论其余条件。

1.在去声音节之前，“一”读阳平声。例如：“一定”（阳平、去）。

2.在非去声音节之前，“一”读去声。例如：“一天”（去、阴平）、“一年”（去、阳平）、“一起”（去、上）。

3.在词语之间，“一”读轻声。但表示序数时或其他情况下，“一”都读原本的阴平声。

4.“不”只有在去声音节前才变调为阳平声。在词语之间，“不”读轻声。

轻声

普通话的字在以下情况下读轻声:

这点与北京话轻声频繁出现的情况不同。台湾普通话的轻声较普通话少得多。此外，在普通话里，轻声并非区分音位的条件，读轻声字的多少可能因人而异，大抵而言，中国大陆北方人读轻声的频率要比南方人高一些。

儿化

普通话在以下情况下，名词后接一个儿化音:

这点与北京话儿化现象频繁出现的情况不同。台湾普通话的儿化现象几乎不出现。此外，在普通话里，儿化并非区分音位的条件，儿化现象的多少可能因人而异，大抵而言，中国大陆北方人儿化现象率要比南方人高得多，许多南方人甚至不使用儿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