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国之争”是指1920年发生的关于京音和国音的大争论。张士一出版《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主张从根本上改造注音字母，以京音为国音，引发了国音和京音之争。“国罗派”介入“京国之争”，支持京音作为新国音。1925年9月“国罗派”发起“数人会”，刘半农、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一同研究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由当时的大学院公布所谓“新国音”，完成了从民间方案向官方标准的升级转变。这是第一个由官方颁布的中国人自己制定的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1932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公布了《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北京音为全国的标准音。

1913 年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审定了六千五百多个汉字的法定国音，制定了国语注音字母，这样就在汉语发展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现代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注音字母正式公布(1918)后的第二年，教育部又推行了根据读音统一会审定读音编成的《国音字典》(初1919)的好地推行语。但是在行语的热潮中，许多地方发生了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甚至打架的事，国语标准音如何统一的问题凸显出来。

1920 年8月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时议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正《国音字典》即行颁布。”于是，“京国问题”大纷争就这样展开了。

“京国之争”是由民族共同语的语音问题引发的，但争论的内容却涉及确立民族标准语的方方面面，问题相当复杂。最根本的问题是，作为民族标准语的国语，究竟应该建立在官话还是京话的基础上，官话之官音究竟是一种什么音，它跟京音又是什么关系。此外，作为一种标准语，它当然应该包含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可是这三者性质又是不相同的。以京音或国音作为标准音是否也意味着词汇和语法也要随之以京话作为标准。就汉字的字音而言，往往又有口语音和读书音的区别。在历代的传统文化中都认为前一种是俗音，后一种则是正音。国语以京音或官音作标准，指的又是哪一种语音。京话有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区别，官音指的是历代相传演变而来的读书正音，那么当时口头上通行最广的官话，又是一种什么音。诸如此类的问题，争论的双方并不是很清楚，因为问题本身很复杂。

“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是南方京语派提出来的。但就文献资料看，京音国音的讨论，主要是在国语派内部展开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复、胡适、钱玄同和黎锦熙。

刘复主张把国语建立在官话书面语（白话文）的基础上；国语就是“普及的、进步的蓝青官话”。他首先强调“统一国语”，跟“统一天下”不同，后者是“削平群雄、定于一尊”，而前者则是“消灭一切方言，独存一种国语”。但是“我们并不能使无方言合而成一语所做的我们所要作的，只是在无数种方言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这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怎么“造”？刘复也有明确的主张，他认为“中国的国语已经有了很好的根基，那就是已经接近全国一致的白话文。白话文“从远处说，是数千年来文言统一的副产物；从近处说，至少也是宋元以来一切语体文字的向心力的结晶”，所以不应该废弃“这远自数千年，近自数百年来历史所构成的国语的根基”。这是“中国语言的“心’”，也是“国人对“语言的心’”的观念，不应该把它转移到京语身上去”。由此，刘复认为：他理想中的国语，“只是个普及的、进步的蓝青官话”，“所谓普及，是指把从前只是少数人说的官话普及于最多数；所谓进步，是说从前的官话，并没有固定的目标，现在却需造出一个目标来”。

胡适关于国语本身（“中国语言的心”）的描述，比刘复要笼统模糊。胡适的意见跟刘复并个完全相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他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也有一个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就是从东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在这七八百年中已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已成了通俗文学一一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的利器，他的势力，借着小说和戏曲的力量，加上官场和商人的需要，早已侵入那些在国语区域以外的许多地方了。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胡适在这里所说的通行在从东北到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的“大同小异的普通话”，当然就是散布在北方广大地区的官话。在这种北方口语的基础上生发的口语体文学，即白话文学。而它又使口语的势力“侵入”其他方言地区。胡适认为把这种“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推行到全国去，使它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样就把国语建立起来了。两相比较，胡适关于国语本身（“中国语言的心”）的描述，比刘复要笼统。

钱玄同对“什么是国语”的回答，跟刘复、胡适明显不同。他在《理想的国语》一文中说：“国语应该用一种语言做主干。这种语言若用官话，固然也好，不过我的意见最好还是采用一种活语言，就是北京话……用北京话不但是活的，而且标准易得，师资易求。官话虽然号称普通话，通行的区域很广，然而夷考其实，是全无标准的。我们简直可以说，凡官话都是‘蓝青官话’。惟其如此，所以在实际上说到官话，大家都隐隐以北京话作为标准……既然如此，则我说以北京话为国语的主干，即无异于说以官话（或普通话）为国语的主干。”

刘复、胡适、钱玄同都是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中极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他们的意见中，可以看到京音国音之争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民族标准语究竟是以京话还是官话作为基础。值得体味的是，钱玄同一方面明确主张国语应该用北京话作主干，比用官话要好，另一方面却又绕了一个圈子说：“以北京话为国语的主干，即无异于说以官话（或普通话）为国语主干。”

明清以来，官话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文人学士心中的官音实际上指的是正统的读书音。而作为一种活的语言北京话，它的口语音（包括北方官话的口语音）在文人学士眼里，地位却是不高的。赵元任在《什么是正确的汉语》一文中指出：京音之所以身价不高是因为它在演变的过程中发展较快，变化较大，“有些传统的区分由于有规律的语音演变的结果在北京话里消失了”，在声韵调各个方面丧失了中古音类的许多区别，文人学士从正统的继承文化学术传统、保存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当然会维护从切韵系统一线相传发展下来的读书音、官韵，而看不起，贬低一般老百姓说的口语音。当时，知识界的读书人崇尚的是官音，即传统的读书正音，1913年读音统一会之所以会制定出这样一个“兼顾南北，牵合古今”的国音系统和注音字母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这种参照《切韵》制定的国音（官音）系统是一种“人造国音”，赵元任说过：1922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教的就是这套音，当时“这种给4亿5亿或6亿人定出的国语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迫于各地的抗议甚至抵制，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修改了1919年初版根据读音统一会对字音的审定而编著的《国音字典》，但在《校改国音字典》(1921)的训中仍然说：查读音统一会审定字典，本以普通音为根据。普通音即旧日所谓官音。此种官音，即数百年来全国共同遵用之读书正音，亦即官话所用之音，实具有该案所称通行全国之资格，取作标准，允为合宜。北京音中所含官音比较最多故北京音在国音中占极重要之地位；《国音字典》中所注之音，什九以上与北京音不期而暗合者，即以此故。惟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与普通音不合，且与北京人读书之正音不合，此类土音，当然舍弃，自不待言。

一直到1932年“老国音”早已调整为“新国音”了，在出版根据新国音”注音的《国音常用字汇》时仍然在正文前的“说明”中重申：国音就是普通所谓官音。这种官音本是北平音，元周德清之《中原音韵》即用此音；明之官书《洪武正韵》以《中原音韵》为蓝本，故也以此音为根据。它靠着文学与政治的力量，向各地推行，600 年来早已成为全国的标准音了。

国语罗马字成为官方方案后，“国罗派”虽然积极宣传和推行国语罗马字，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国语罗马字自始至终未走出精英圈子。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这一方案几乎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