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也称《商君》《商子》，现存26篇，其中2篇有目无书，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着重论述了商鞅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可能还包括其后学）著作汇编。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更法》篇第一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去彊》篇第四论削除民不听从政令带来的弊端，并需要籍以刑罚，专心农战，少事商贾做为解决之方。“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国家把以对善人的宽大来治理奸恶的人民，国家必然陷入动乱，衰落。而如果国家以对付恶人的谨慎来治理善民，国家才可以稳定强大。

《开塞》篇第七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种历史变化的观点在哲学史上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在具体措施上，此书主张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同时反对用诗书礼乐和道德教化的手段治理国家。

《弱民》篇第二十旨在阐述“弱民”与“强国”之间的相对关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如果强了，国君的统治地位就不稳了，所以国君的统治地位要想稳定必须先“弱民”。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中《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篇、《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和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此书之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商君书》的作者，学界历来充满争议。《汉书·艺文志》法家类：“《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云：“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这是最早明确将《商君》的作者归于商鞅的著录。

在唐代之前，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到了宋代以后，各种观点逐渐增多。已知最早对《商君书》的作者提出怀疑的是南宋黄震，他认为“其文烦碎不可以句，至今开卷于千载之下，犹为心目紊乱，况当时身被其祸者乎！……或疑鞅亦法吏有才者，其书不应烦乱至此，真伪殆未可知。”不过黄震提出的仅仅是一种怀疑，毕竟文辞的烦碎不能作为伪出的证据，也可能是流传的原因。同期的周端朝也表示“商鞅书亦多附会后事，拟取他辞，非本所论著也。”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这种看法的学者很少，因为学界已经在《商君书》中找到了多处后出的证据，这部分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商鞅死后至秦昭王时期的作品；另一类是秦昭王后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的作品。比如《更法》篇从《四库全书》开始便被质疑非商鞅所作，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史官所作。《弱民》篇更是提到了商鞅逝世六十年后秦国攻破楚国鄢、郢之事，还有《错法》篇曾提及秦武王时力士乌获，此人出现时商鞅已经死了二十九年，故此篇决非商鞅所作。

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有人也提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著有此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或著录《商君书》，或著录《商子》，皆曰5卷。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数也不一样。

而今，《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书》之名，又称《商子》，现有26篇，其中第16篇存目无文，第21篇有录无文，实存24篇。

《商君书》有严万里校本，近人朱师辙撰有《商君书解诂定本》，王时润撰有《商君书集解》。

革新变法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

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空谈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语文中，“自治”二字作为一个固定词组连用，盖始自《商君书》，在其《定分篇》中，“自治”一词，凡三见。曰：“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曰：“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又曰：“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从字面的意思看，《商君书》中的“自治”，是指民众自己治理自己。法家学派中，商鞅一派最重视“法”的功能，他们强调整个社会应在法制的控制之下，依法而行事，吏民皆知法守法，在这个前提下，民众做好自己分内的职事则可，此即为“自治”。但是，在《商君书》特定的语境下，“自治”仍有自己特有的意涵，即第一，“自治”是法制框架下的“自治”，实际上是法制框架下的无条件顺从；第二，从中可能体察出民众自由和权利的缺失。笔者不揣浅陋，略述其所以，以就教于方家。

《商君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其主要的军事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积极主张战争

它认为战国时期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画策》）

农战结合

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

重刑厚赏，以法治军

“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

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

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

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即位，商鞅被处“车裂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