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创作的一篇政论文，是韩非思想的代表作。这篇文章总论点是：制定政策要根据当时的情况，社会不断前进， 政策也得随着改变，仁政不能治国，治国必须实行法冶，必须奖励耕战。学者（儒家，墨家）、言谈者（说客）、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国君身边的小人、依附贵族私门的人、害怕服兵役的人）、商工之民是社会上的五种蛀虫，必须扫除。就内容说，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犹守株待兔；仁政不能治国，治国必须用法治。第二部分论述扫除五蠹的重要性。

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今河南、山西一带）人，战国后期法家思想家。相传曾与李斯同师事荀子。公元前234年使秦，被秦王扣留，后为李斯等所陷害，自杀狱中。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以及慎到的势治等思想，提出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治国学说。其论文学，以功利为重。《汉书·艺文志》著录《韩非子》五十五篇，今传本篇数与之同。重要注本有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梁启雄《韩子浅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及《新校注》等。《史记》卷六十三有传。

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子把学者（儒家，墨家）、言谈者（说客）、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国君身边的小人、依附贵族私门的人、害怕服兵役的人）、商工之民这五种人比喻为五种危害国家的蛀虫。韩非子的理由是，那些学者称颂所谓先王之道，凭借仁义进行说教，讲究服饰仪表而注意言语修饰，以扰乱国家的法治和君主依法治国的决心；那些纵横辩谈者制造谎言，借助外国的力量，谋求他们的私利，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剑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宣扬名声，而触犯国家的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聚集在权贵门下，行贿请托，躲避战争的劳苦；那些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制造粗劣的器物，囤积居奇牟取暴利。韩非子认为，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类“蛀虫”，而供养那些光明正大的人，就会削弱朝廷，覆灭国家。

具体来说，例如那些学者，主要当时的儒家和墨家，他们每天都说尧舜是如何的仁爱，要君主也像尧舜那样爱民如子，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天下治理好。韩非子认为，听信儒墨学者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行仁义的先王，“在行刑官行刑时，因此而停止奏乐；听到死刑判决时，因此而为之流泪”，这也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先王“停止奏乐”、“为之流泪”，最后还得要执行判决，怜悯和眼泪治不好国家；治理国家一要靠法治，二要靠权势。没有法治，盗贼遍地；实行法治，成千上万两的黄金，盗跖也不敢去取。没有权威，就算圣人孔子也只有七十个门徒愿为他效力，更不用说当时的君主——如孔子所在的鲁国的君主鲁哀公；而哀公却可以使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鲁国人俯首称臣。

又例如那些言谈者，即战国时期的纵横术士，他们一会儿主张合纵，联合众多弱国去攻打一个强国；一会儿又主张连横，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众多弱小国家。主张合纵的大臣们说：“不救援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了，而君主的地位也就降低了。”主张连横的大臣们则说：“不侍奉大国，遇到强敌就会受到祸害。”但韩非子认为，如果实行连横去侍奉强国，不管是否能得到实际好处，都必须先奉上本国的地图、盖上国家的印章，以便必要时强国来援助。这样却先出让了国家的土地，降低了君主的名声，搞乱了国内的政治。如一度果实行合纵去救助小国而攻打大国，在没有什么实际好处之前就得罪了大国，一旦有疏失就会损兵失地，而主张合纵的人则会获得封地和厚禄。所以说，这些言谈之士就是国家的蛀虫。

也许你会说，韩非子把花言巧语的纵横家和无视国法的游侠之士斥之“蛀虫”，虽不免绝对，但可能还有些道理；但他把“学者”、“商工之民”也都比作“蛀虫”，那就未免太过分了。因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也许可以不要纵横家与带剑的侠客，但绝对少不了“学者”与“商工之民”，你总不能连社会分工也取消掉。

韩非子并不这样认为。他也并未否认学者们的仁义学说、商工之民的生产和交易的存在的必要，他甚至还不否认言谈者言语的巧妙。他之所以要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斥之为“五蠹”，其理由概括起来实际只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变迁，二是现实的法治。

从历史的变迁来看，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当今”三个阶段：“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力，当今争气力”。在“上古”时代讲仁义肯定合适，但在“当今”谈仁义则是“蛀虫在“中古”你巧言善辩，发明奇器或投机取巧、囤积居奇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在“当今”仍这样做则是“蛀虫。

从现实的“法治”来看，“法治”讲的就是有功受赏，有过受罚，杀敌授爵，降敌严诛。这是毫不含糊的。在韩非子所处的战国后期，兼并战争异常激烈，不是你吞并他人，就是被他人所吞并。韩非子那一切唯功利是图的观点，虽然每个人心中都不大喜欢，却也是那个时代无可奈何而又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当然，这里也无意于为韩非子开脱，韩非子在维护封建君主的利益、为了封建君主富国强兵太过卖力，儒、墨的仁义学说固然不合时用，但也没有必要骂他们为蛀虫；“商工之民”或许不如耕战之士那么为当时社会所急需，但没有他们，吃的用的谁制造和贩运？人总不能光着身子去茹毛饮血吧？早在韩非子之前孟子就曾批评过农家许行“种粟而后食”、“自织而后衣”主张的不可行，因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滕文公上》）。社会分工是必须的，不能抹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有劳力者，有劳心者。”韩非子在孟子之后，不能吸收孟子学说中的合理成分，而却还在一味地骂儒家的仁义学说为“蛀虫”，这不仅不能降低仁义学说的价值，反而更暴露了他自己的狭隘与偏激。

这篇文章的写作特色是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他的议论分析具体，论证充分。为了阐述一个观点，他用了大量的论据，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这不仅可以阐明观点，还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

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此篇言圣王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即商君变法之旨。篇末辟纵横之士，谓其徒务自利。”（《论学集林·诸子解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赵山林：“全篇锋芒锐利，立论富有逻辑性，很能体现作者深严峭刻的文风。”（《大学生中国古典文学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