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古传道： 以“托古传道”为意图编撰的伪书，大抵都是著者“心血之所寄，甚或累世相传之经验，若谓作者不欲自举其名，殆无人信，其所以依托他人，则在假借他人之名，以传其书。” 可见，孔子“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思想继秦汉之后，业己演化成“
尊古卑今、
贵远贱近”之学风，世人普遍认可了古代的东西可信，古代的东西价值大的观点。于是，著书立说中以“托古传道”、“借名传学”为意图之古籍伪书日渐丰益。
据《
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先秦时期，“托古”伪书己有“儒家托于
周公;农家托于
神农;道家托于
黄帝。”后《
四库提要》又将兵家伪书总论作“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更有数术之书托名唐代大术数学家
李淳风者，先见于《旧唐书·经籍志》的仅有五种，后经宋元明清，竟多达27种。无怪乎，《
四库提要》对此现象感慨万千:夫古书日亡而日少，淳风之书独愈远而愈增，其为术家依托，大概可见矣!
由此可见，“托古传道”作伪者，多有托“风范之家”，传己学识与心思的心理。他们或假托他人之名而传播，如《大禄阁外史》;或沿袭旧名作新书，自著自注以流传。然而，排除此类伪书之盗名瑕疵，还原它真实的历史内容，我们不应当错视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 滤其虚伪，仍可见其极高的史料价值;至于融入作者学术研究的伪书，如《银海精微》，虽伪托医药大家孙思邈之名而获流传，却能“辨析诸症颇为明析”、“其法补泻兼施，寒温互用，亦无偏主一格之弊。”蕴藏了中华民间医药之实践偏方而颇具有药学研究价值。 美化圣王，丑诋罪主：古代典籍美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丑化桀、纣，
王充认为这是“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是人们的主观故意。这种主观故意恰好迎合了世俗之人的好奇之心，“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 （艺增篇）美化圣王、丑诋罪主与“俗人”的“好奇”心态相联系，就使得伪说流行，伪史迭出。儒经中伪说、伪事的出现，还和儒家经典传授注重师承、不敢怀疑有关。
王充说：“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正说篇)
刘知几也认为虚美的根源在于儒家的偏私和授受传统，他在考察了《春秋》中五种“虚美”的情况后说：“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 古代学术传授，拘于师说，不敢有所怀疑，必然导致伪谬出现，后人习之而不自觉，遂使伪谬愈传愈广。对此，
刘知几曾指出，孔子等圣贤在著书立说时，“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但后人或“拘于礼法”，或“限以师训”，对此深信不疑。他说：“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斯并襄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总之，后世之人缺乏疑古精神，对圣贤之言和前代之书不敢怀疑，“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 (书虚篇)，“后来诸子，承其伪说” ，必是谬种流传。
刘知几勇于怀疑儒家经典的伪谬，反对随声附和，主张独立思考，表达的恰恰是疑古辨伪工作的思想前提。
其一，伪书具有学术思想价值，对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伪书，可以保存作伪者个人和当时社会及古代的学术思想。如胡应麟指出，汉代张霸伪造《
古文尚书》，隋朝刘炫伪造《连山易》等，“二子诬矫圣真，诚足诛，第皆经术大儒，其所撰造，要非唐宋以后所及，惜今遂无一传者”。 “炫在隋号大儒，其学博，其业精。其造《连山》，虽伪妄，必有过人者”。 很显然，胡应麟一方面指责张霸、刘炫的造伪，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所造伪书没有流传下来表示惋惜，认为在学术价值上“必有过人者”。再如《
子华子》一书，《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它“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诡于圣贤。其论黄帝铸鼎一条，以为‘古人之寓言’，足证方士之谬。其论唐尧土阶一条，谓圣人不徒贵俭，而贵有礼。尤足砭墨家之偏。 又如《关尹子》，《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其书虽出于依托，而核其词旨，固远出《天隐》、《无能》诸子上，不可废也”。 总之，古人认识到，伪书虽伪，但只要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的思想价值必凸显无遗。这对我们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我们认识到伪书中所蕴含的思想同样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
其二，伪书具有
文学价值，对古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胡应麟在考辨伪书的过程中，对伪书的
文学价值给与极大关注。如《
子华子》、《亢仓子》，虽是伪书，但“文采可观”。 尤其是《
子华子》一书，“其书理致肤近，而持论不甚诡于道，文字亦舂容雅则，至宋世一时盛传”。 《四库全书总目》在考辨伪书时，对此尤为注意。如《海内十洲记》托名
东方朔撰，《总目》考证为六朝作品，同时指出该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自《隋志》已著于录。李善注
张衡《南都赋》、宋玉《风赋》、
鲍照《舞鹤赋》、张衡《
思玄赋》、
曹植《
洛神赋》、
郭璞《游仙诗》第一首、第七首、
江淹《拟郭璞游仙诗》、
夏侯玄《东方朔画像》、
陆倕《新刻漏铭》并引其文为证。足见其词条
丰蔚，有助文章……唐人词赋，引用尤多”。 此外《汉武洞冥记》，旧题东汉
郭宪撰，《总目》认为该书“皆怪诞
不根之谈，未必真出宪手”，推测是“六朝人依托为之”。同时指出：“然所言
影娥池事，唐上官仪用以入诗，时称博洽。后代文人词赋，引用尤多。盖以字句妍华，足供采摭。至今不废，良以是耳。”。 此类小说还有托名
东方朔的《神异经》、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
汉武帝内传》等。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词条
丰蔚”、“字句妍华”，足供采摭，增广见闻。它们是六朝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唐传奇及后代小说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在
小说史上的地位绝不会因为它们是伪书而受到削弱。
其三，伪书具有史料价值，不少伪书是研究中国古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伪书和伪史、伪事不同，真书中可能有伪史料，而伪书中又可能蕴含真史实，何况不少文献都是真伪相错，其价值就更需要认真甄别。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才使得人们不能废弃。又如
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载于《
魏书》本传，到《崇文总目》中已佚其名，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都没有著录，据此，《四库全书总目》推断该书亡佚于北宋。万历以后所出本子，乃“嘉兴
屠乔孙、项琳之伪本”。在指出《十六国春秋》的伪迹以后，《总目》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价值：“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考十六国之事者，固宜以是编为总汇焉。”。 可见对于伪书应一分为二来看，不可一笔抹杀。总之，伪书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在古人看来，只要确定了作伪的年代，它的各方面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诸如语言学价值、艺术价值、医学价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