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是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一个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在过程中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唐朝的后半叶，处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土地、盐铁、赋税制度的改革标志着社会的缓慢变化，藩镇割据势力的壮大与周边诸民族国家的形成，对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公元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定国号为唐，李渊就是唐高祖。李世民即位后改元贞观，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得唐朝走入鼎盛，史称“贞观之治”。后经历高宗时期，武则天逐渐掌权，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唐”为“周”，称圣神皇帝。武后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自称皇帝的女人，前后掌权50余年。武则天死后政局一度混乱，后唐玄宗即位，而此时政治比较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继汉武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

唐玄宗后期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后安禄山趁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机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奉玄宗为太上皇。安禄山则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经过8年时间这场叛乱才被平定。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

唐朝后期有发生了牛李党争和宦官干政的局面，朝政更加黑暗，终于被藩镇所灭。

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唐朝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往来，使绿宝石、胡椒、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

唐代前期思想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儒学，例如孔颖达编著的《五经正义》，五经正义中的思想大多由汉晋大儒完成，尤其是郑玄的功劳最大。唐初与明初比较类似，国家在做的是执行前哲的思想。唐朝中期以后，思想上的重大改进发生，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人的思想创见，承前启后。还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思想价值同样不能被忽略，他们不仅仅是诗人。后世所谓经学，严格意义上应该叫做“汉晋唐经学”，后世所谓理学，应该叫做“唐宋明理学”。

韩愈和李翱的作品突出体现唯心主义思想，而柳宗元和刘禹锡更是唐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韩愈在他著作《原道》和《原性》中复古崇儒、驳斥佛道，认为僧道不顾及生产，浪费社会财富，僧尼道士应当回乡还俗，焚烧佛经咒文，将寺庙观宇改为民居。他推崇孔子在《论语》中道述的道德观念，以其作为日常伦理的标准。他认为天生人性，并可划分为上中下三品。李翱在《复性书》发展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之性皆善，但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喜怒哀乐之情的干扰，使得性无法发挥，要求恢复人的善性克制人的情欲，所谓“复性”。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

柳宗元在他的《天说》、《天对》、《封建论》等哲理文章中指出人命与天命无关，天即自然元气，无法对人世赏功罚过，“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人的遭遇纯属自己创造。刘禹锡发展荀子的天论观点认为宇宙之内竟是物质，天本身同样是物质，虽有客观规律存在，但不能影响人事。他认为唯心理论的产生是因为人世间是非颠倒，人无能胜天，所以宣扬天命理论。

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李白的诗，飘逸洒脱，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杜甫的诗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之情怀。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散文方面，六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这种文体形式，骈文讲究声韵、对偶、典故，辞藻华丽，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但这种文体到唐朝时显得形式僵化，内容空洞，故到了天宝年间，古文逐渐兴起。古文运动在名义上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实际上是要文章更有内容，也就是“文以载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气势磅礴又思想深刻，号称“文起八代之衰”；不过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去世后就逐渐衰退，唐末骈文又再度兴起。传奇是中国的一种古典小说形式，出现在隋朝，兴盛于唐朝。著名的传奇包括《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和《长恨传》等。有的传奇在后代还被改编为戏剧和白话小说。唐朝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谓变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最初变文仅限于佛教经典，后来则开始讲唱其他故事，讲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侣。变文对传奇和后世的说唱文学都有很大影响。

唐朝史学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这一风潮。贞观年间史馆奉诏所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计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官修史书成书较快、收录详尽，丰富国家的历史档案，但因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多少会根据编书时的政治需求出现删减夸大的行为。此外，唐朝还有杜佑扩写《政典》的政书《通典》与刘知几的修史专著《史通》等。杜佑尤其重视财政经济与典章法令制度，认为历史多有现实政治中可以采纳效仿之处。刘知几强调史学家在修史的过程中要有独自创新的评论见解，是为中国历史理论学的开端。

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六学，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与助教授课，学生称生徒。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传授以九经为主的儒学经典，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级招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入国子学，有生徒三百余人；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可进太学，有五百余生徒；四门学兼收五品以下官员及庶民子孙，生徒多达千人。律学、书学、算学教授实用学问，收纳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名额限于十余人。地方设立州学、县学，每校有学生十来人。

学校旨在培养官僚书吏，亦为科举考试服务。名望好的学校保送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在唐朝进入了逐渐完备期，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办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举的应考举子有两个来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乡贡选拔出来的自学者。应考举子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难度较低。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晋身之阶。明经科的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时有谚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制举则是临时考试，是为了网罗非常人才，不常举行。因为科举制度比较公平且机会相等，平民得以晋身，所以成为士族末落、门第消融的起点。

科举制度除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两种入仕渠道。门荫即晚辈承接前辈职务。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员通过考验，升职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为主流，后来唐太宗大力推广学府，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传统世族的特权，加强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盛唐时期，东亚多国遣送其贵族子弟来唐入学，又将儒家文化传授国外。

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唐时可谓最高。唐朝时期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唐代佛教的一大转变，由出世转向入世。天台宗奉《法华经》，故又称为法华宗。华严宗奉《华严经》，参与政治较多。净土宗则易于入门。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创立者是神秀，他主张渐悟说。南宗创立者是惠能。唐代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得除禅宗南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佛教的政治地位虽不及道教，但其传播范围之广、经济实力之大、信徒人数之多都远在唐代道教之上。

道教遵奉老子李耳为神，由于唐朝皇室姓李，因此道教自唐初就被规定居于佛教之上，在唐代上流社会也很流行。唐朝李氏家族认为其为老子之后，唐高祖，特别在终南山建太和宫，来祭祀老子，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诏令王公百官研习老子的道德经。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士人。玄宗、代宗亦大力提倡道教，使其在中国的地位达到顶峰。玄宗亲自注解《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与儒家经典，同列《明经》科举人策试教本，明显有将道家列为国学，颇有与儒家经学齐足并驰的意义。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年间全国有宫观1687所，其中女观550所。当时主要有清经法派和正一派二宗，主要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张果等。道教之所以受帝室青睐，主要原因是他们多炼取金丹，唐朝的许多皇帝亦因信之服用而丧生，例如唐宣宗。

除了佛道二教外，当时还有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与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但社会影响力较小。唐代对外来宗教相对宽容，期间多有外来教士传授教法，其中以伊斯兰教和景教为最大。伊斯兰教是唐的敌国大食的国教，称作“大食法”。65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沙德作为使节两次出使中国，得到高宗接见以及传教的准许，在广州筑建怀圣寺。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伊斯兰教随着西域商人沿途陆海两条丝路入唐，在中国发展壮大。景教通过同一个路线传入中国，因被误认是大秦国（拜占庭帝国）的国教，所以称作“大秦景教”。638年为唐朝所认可并得到政府资助在长安兴建大秦寺，并立下石碑。然而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举废佛，因此景教也同时被禁，此后几乎在中国绝迹。

摩尼教为西元三世纪起源于波斯，安史乱后，回纥势力大，摩尼教凭著回纥的庇荫下在中国传教，不过后来受会昌灭法影响，摩尼教势力遭受沉重打击不过并未断绝，该教信徒到了政治控制力较弱的南方并渐与其他宗教相结合，在今天的福建建立传教据点，流传到东南浙、闽沿海地区，从此转为民间秘密宗教。

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并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有“吴带当风”之说。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他们的著名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进一步发展人物画。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风景多为衬托人物主题的配景，而隋唐以来，山水风景成为主题，出现了山水画这个重要分支。当时分南、北两派。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是南派的代表，苏轼评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北派画家李思训善用青绿画金碧山水。又有曹霸、韩干善画马，韩滉善画牛，薛稷善画鹤，边鸾善画孔雀等。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九成宫醴泉铭》为其名作。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代表作品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摹兰亭序》等。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宝庙碑》、《麻姑仙坛记》等；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后者奔放挥洒，深具个人风格及艺术性。

唐朝音乐舞蹈发达。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乐，并入原有的九部乐成为十部乐：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唐高宗以后，十部乐开始衰落，音乐家开始研究新的乐舞，各部乐间的区别逐渐消失，至玄宗朝撤销。玄宗本人就是音乐家，爱好亲自演奏琵琶、羯鼓等多种乐器，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等百余首乐曲；他非常重视雅乐事业，将十部乐分为坐部伎（坐在堂上演奏）和立部伎（立在堂下演奏），曾经亲选坐部伎三百人，号为“皇帝梨园弟子”，李龟年和永新娘子都是名噪一时的歌唱家。

唐朝的舞蹈则是以健舞和软舞最为出名。健舞因其节奏明快、雄健豪爽而得名，有《阿辽》、《柘枝》、《拂林》、《大渭州》、《黄獐》、《阿连》、《剑器》、《胡旋》、《胡腾》、《杨柳枝》等多种。软舞即文舞，优美柔婉，节奏舒缓，有《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借席》、《乌夜啼》、《凉州》、《绿腰》、《屈柘枝》、《甘州》等。著名的舞蹈“七德舞”、“上元舞”、“九功舞”合称“三大舞”，流行于宫廷。舞蹈家则有公孙大娘、谢阿蛮等。晋朝永嘉之乱后西域舞乐东传中原，与华夏舞乐融合两个多世纪，至唐代已有很强的胡风特色。多种健舞软舞都采用一种昂首望上，双脚原地急转如旋风的动作，因来源西域，谓之“胡旋”。唐代散乐多含杂技，统称“百戏”，包括浑脱、寻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毯等项目。

唐代染织品的图案纹样名目很多。从遗存实物上看，唐代的有代表性的纹样是

据文献所记唐代窦师纶创造了这种纹样：“高祖太宗时（公元650年以前）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

具有这两个特点的纹样在唐代的流行可以从一些文献记载中见之。如武则天时，禁军的各种将军们的服饰就以成对的狮子、麒麟、虎豹、鹰、鹘、豸等相区别，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尚书则饰以对雁。又唐代大历年间曾禁止过于奢侈的丝织品，其中就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等。这些花样有很多都可以从现存实物及形象材料中见到。

唐朝的工艺：螺甸镶嵌、木画、漆绘、拨镂是唐代工艺的优秀成就，这许多技艺大多是南朝工艺的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唐代宫廷生活及贵族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在文献记载中，中尚署每年为宫廷制作的器物中就有平脱、镶牙、宝钿、木画等名目。

金属工艺中，金银工艺也很发达。最多的是各种饰品，如钗、臂钏、指环等。其次为各种酒器及饮食器，据文献记载有瓶、瓮、榼、罍、杓、盏子、碗、杯、盘等。已知的唐代金银器中可见有高脚菱花形的酒杯，六出菱花形的盘和莲形的碗，都是凿镌出各种习见的花鸟纹样装饰。这些器物都是纯银或银质镀金，经槌击制成的。

这些金银器由于有货币的作用，所以不易保存，遗留很少。铜器的制作也因唐代商业经济发达，货币需要量增大，而在中唐以后出现过矛盾。一千个钱销为铜，可得六斤，作成器物每一斤可六千钱。所以自然的趋势是销钱为器，因而引起政治的干涉。屡次下令严禁。在会昌废佛时，佛寺中大量的铜器就被销毁掉了。

唐代金属工艺中兵器也是很重要的一项，但现存实物很少。

唐代陶瓷，尤其到了唐末五代，有重要的发展。唐代陶瓷中最重要的是青瓷、白瓷和“唐三彩”的陶器。

青瓷的代表产地是越州，白瓷的代表产地是邢州。陆羽在公元八世纪中时曾比较过这两种瓷器并提到其他各地的产品：“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青瓷，是中国瓷器的开始，各种不同浓度与色相的“青”釉是中国最早的瓷釉。唐代的青瓷，继承了南朝的传统，最重要的产地是在今浙江东部绍兴一带，这一地区在唐代为越州，所以，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陶瓷史，特别是唐五代陶瓷史上有首要地位的陶瓷工艺品。

唐代越窑青瓷烧成温度在一千二百五十度以上，叩之其声清脆。唐大中年间（公元847一858年）有调音律官郭道源“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施加减水于其中，以筋击之，其多妙于方响”。清脆的乐音也是瓷器的一个特点。

唐代越窑青瓷之为陶瓷工艺上的大进步也在于“长石釉”烧制的成功（瓷釉中必须含有的矽酸，或利用植物的灰，或利用石英、长石。成功地利用长石可以克服釉汁不匀的缺点，而产生细润光柔的效果）。长石釉的成功是陶瓷技术上划时代的变化，所以唐代越窑青瓷色泽之鲜丽动人不断地引起诗人们的赞美。

唐代越窑流行的装饰方法是在釉下胎上用流利的线进行刻划，刻划的纹样极为流利生动，有：牡丹、莲花、莲瓣、莲蓬、荷叶、宝相花，卷草等花卉纹样，龙、狮子、凤凰、鹤、鹦鹉、鸳鸯、雁、龟、鱼、蝴蝶、小鸟等动物纹样和神仙、人物、云、山水、波涛等纹样，至于配合组成图案，则多装饰在碗盏等器物的内面。

唐代越窑青瓷烧造的地点已发现的主要是绍兴九岩和余姚上林湖。

越窑器物出土而有准确的年代可考者，其历史价值较大。例如已知最早的一件是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的一块墓志铭。其次是在绍兴发现的唐户部侍部北海王府君夫人的墓中出土一组青瓷器，计：短嘴长柄壶两件、朴素无饰的瓷盘及有花饰的瓷盘各一件。圆盒，撇口花插各一件，墓志的年代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其次是上面划着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等字样的残壶。由这些实例可以确定在中唐时期，越窑已进入成熟时期。

越窑青瓷在五代时期成为极其名贵的珍品。在江南地区比较安定，工商业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越窑日益精美，产量并大大的提高。钱越在五代末期及北宋初向中原进贡，一次可以有万余件，或五万余件，最多竟达到十四万件。其中有金银扣瓷器（瓷碗扣烧，口缘无釉，涩边，则镶以金或银，而称为金扣、银扣）。钱越时期最精美的越窑禁止民间使用，因而此时期的越窑也通称为“秘色窑”，但秘色窑的名称最早是在唐朝开始的。

唐代的装饰艺术以其华丽优美的风格成为时代的特点。例如敦煌藻井图案中可以看出，垂幔变成了璎珞，卷草上长出了丰茂的花朵；卷草叶子种类变得多样，而且变得有相当厚度。这些花朵大多是重瓣密集，呈尚未完全舒展的状态，每一花瓣都汁液饱满，以至膨胀而反卷。

唐代的卷草花纹在敦煌藻井图案中，都是色彩鲜丽绚烂的。唐代花草的纹样在锦绫染织品上，在铜镜和瓷器上都很普遍。唐代碑刻的侧面的浮雕卷草花卉图案（如西安碑林的大智禅师碑是有名的例子）表现唐代图案纹样的健康的风格。

在花卉纹样中，莲花进一步丰富起来，宝相花开始流行。牡丹由于成为洛阳的名花，在装饰艺术范围内也成为此后最被重视的纹样。

和花卉纹样相配合的是一些禽鸟、蝴蝶之类。特别是小花小鸟组成为一幅小景，很有诗意。成对的鸟，如鸳鸯等也是常见的。

唐代的动物纹样中还有一些龙、凤之类，多表现得很生动。

唐代装饰图案在风格上最明显的特点是它的写实的作风，组织上有一定的规律性，形象处理洗炼，而不进行很多的变形。唐代装饰艺术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自战国末年以来的又一次大变化。

唐代的纹样有明显受外来影响的是团窠纹样，团窠中有成对的动物，团案四周是连珠，锦绫中的“绫阳公样”可以作为代表。那是受波斯萨珊王朝的纹样影响。

唐朝的雕塑艺术，以石雕和泥塑最为多彩。如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等石窟中，有许多唐代的石雕造像，或造型雄伟，或刻划细腻，都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坐像，高71米，雄伟自然，是中国最大的石佛像。

在陵墓石雕中，唐太宗墓前的著名浮雕石刻昭陵六骏，刻划了六匹骏马的不同姿态、性格和神情，十分生动逼真。此外，乾陵和顺陵前的巨大雕刻群都极为壮观、精美，也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是世界上罕见的艺术宝库。现存的492个洞窟中，唐窟达213个，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其中的立体泥塑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它们常常与壁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雕塑艺人的高度智慧和才能。唐朝墓葬中出土的三彩陶俑，都塑造得精致细腻，神灵活现，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雕塑品。

唐朝科技相对于前代有明显进步。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他还与梁令瓒合作，铜铸制成黄道游仪与水运浑天仪。他在《大衍历》历书中运用二次差内插法并创新近似三次差的内插公式，为王恂等后人奠定基础。李淳风等人修订《算经十书》是唐朝算学的重要成果。尊称药王的孙思邈撰写的《千金要方》和补本《千金翼方》，论及药物之本、诊治之诀、针灸之法、养生之术，都是不可多得的医书。《新修本草》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国家官修药书，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

唐初大型地理志书《括地志》共550卷，内容丰富，对后世的地理研究影响深远。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绘有唐近邻的数百国家。此外还有李吉甫著的地方志《元和郡县图志》，杜佑撰写的政书《州郡典》，樊绰介绍云南南诏国的《蛮书》等。唐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展修建首都长安城，与东都洛阳规划同样规划严整，规模宏大，是中国历史都城中规划最为严谨端正的两个。盛唐年间极盛时人口达到80—10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为后世留下了城市规划的样板。当时周边国家的首都，如：日本平安京、新罗金城、高句丽平壤和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是仿照长安建造。大明皇宫占地广大，现今遗址范围相当于明清紫禁城总面积的三倍之多。

唐朝的木结构建筑规模雄浑，气魄豪迈，建筑流程进一步定型化，提高了施工速度。佛塔形式也融合了中国与印度的造型，显得千变万化，多种多样。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在成都和敦煌都发现过雕版印制的《陀罗尼经咒》。雕版印刷为五代以后书籍的大量发行和普及创造了条件。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在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之中传入大食国，之后在12世纪传入西班牙，到13世纪传入意大利，到14世纪初叶传遍整个欧洲。646年，甘蔗熬糖法也从摩揭陀传入唐朝。

唐代社会，虽然世族的势力被削减，但仍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唐律》中也明订，人分为“良”“贱”两大类，贱民只能与贱民结婚；地主杀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杀害地主必处斩。虽然科举制度实行，但由于世族的生活条件较为优渥，其子弟的文化修养也就跟着较高，不论是否参加科举，进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难；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也就不在少数。唐代进士选拔，另有一些社会公评的含义，防弊措施并不严格，常有考生向主考官请托，自我吹嘘的情形，但当时人并不视为舞弊，所以录取进士的，有许多是权门子弟；而才气纵横的杜甫，两次考试都落榜。

唐朝时，北方的山东郡姓，保持很高的社会地位，太宗曾令高士廉编氏族志，希望根据政治上的地位来评等，结果成效不彰，不过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世家大族不易保持门第地位。牛李党争便是为了科举制度存废而起的党争，但已不能阻止平民的崛起，加上印刷术的问世，书籍流通便利，私人讲学普遍，门第更加无法垄断知识。唐朝中期与五代这段时期的连年动乱，让北方士族基业遭受空前的破坏，到北宋时便已凋零，此后的中国领袖，不再是传承不替的门第，而是经由“富不过三代”，从科举制度出身的士绅。

唐代是“胡风”盛行的时代。所谓“胡风”，特指流行于唐朝社会各阶层的种种并非汉民族原有的社会风习而言，其中主要有当时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传来的风俗，也有由五胡十六国时期南下的游牧民族遗留的社会风俗，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唐朝胡风盛行的局面。如“胡乐”、“胡服”、“胡食”等在长安城是极其盛行的。西域外族服饰文化对唐朝服饰影响巨大。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有胡汉双轨制度，日常庸服为鲜卑胡服，庄重祭祀场合改用传统汉服（唐服）。唐代妇女的地位较高，在服饰中也有体现。贵族及宫廷女子多为半裸胸的宽松罗裙。裙腰系得较高，在腰腋之间。歌女服饰染色醒目绚丽，贵族染色富丽高雅。按领子款式分为圆领、翻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隋文帝开创穿黄龙袍的习礼，唐高祖武德年间令臣民不得僭服黄色，黄袍成为皇室专用之服。

唐朝是以丰肥浓丽为审美取向的。综观留存下来的美女雕像和图画，虽然工艺有别，年龄有少女、少妇之差，但大多面如满月、丰颊秀眉、腰肢圆浑，其装扮袒露而大胆。即使被今人誉之为中国古代第一美人的“捧杯侍女”，除了婀娜的捧杯姿态与众不同之外，其基本特征仍然是“丰肥浓丽、热烈放姿”。

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现实生活都清晰地反映出，唐人崇尚“丰肥浓丽、热烈放姿”。这与汉代和古代其它大多数时期人们欣赏窈窕淑女含蓄内向的审美观不同，并形成了唐代的“另类”审美眼光。然而，这种“另类”和有悖于传统的丰肥之美的魅力，不仅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的苗条和骨感，而且更具生命力和向上的朝气。其实，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唐人的“另类”审美正是那个如日中天时代的必然特点。

首先，唐代繁荣昌盛、丰衣足食，正如诗圣杜甫诗句所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人们有条件吃饱穿暖保持健康丰满的体格。其次，唐代开放兼容并包，国力强盛与文明发达，使唐人充满自信，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有130多个。不同文化的影响、交融，使唐人不拘于传统，眼界开阔，热烈放姿。第三，统治者的血统也决定了唐人对健硕的体魄更易亲近。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外祖父是鲜卑大贵族独孤如愿，也就是说李唐皇室的血统中至少有一半是鲜卑血统，而鲜卑族的游牧生活造就和需要的是剽悍、健硕的体魄。

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唐文化体系中，包括文学、宗教与哲学、史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百工技艺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唐文化的发达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当时唐朝的国都、亚洲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对他的穆斯林民众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国或一衣带水、或山川相连的国家更是不断地把唐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度。

唐文化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向，一是唐文化的内在特质，二是唐政府对待文化的态度。

唐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汉族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至唐初已近成熟的阶段。成熟阶段的文化有保持自己特性的信心和吸收消化他类文化内容的能力，因而有容纳异己的胸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异域宗教才能一步一步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影响极大的天竺佛教文化最终也确被中国本文化融合而中国化。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训诫，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以“和为贵”，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这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佛教文化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之具有开放性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认为万类不分、一切皆空，主张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这种普世观念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唐初政治、军事强盛，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实行一种开放的政策。唐初的开明君主李世民重视文化交流，为唐代二百八十九年统治留下了一个开放的传统。唐政府多次派人到西域和天竺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使节和商人以礼相待，尊重留居中国的外国居民的文化、宗教传统。唐朝政府还设专门机构掌管对外文化交流事务。唐政府的这种开明政策是唐代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成熟的唐文化摆脱形式的桎梏，向着自由和靠近民众，现实世界的方向发展。

比如宗教文化在理论上成熟之后往往较形而上的抽象探讨更重视采取易为俗人接受的方式靠近民众，把握民众。至唐代发展成熟的中国文化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

在文学方面，李白以他的手笔溶道教思想这种飘逸超脱的内容于古体诗这种自由不羁的形式而宣发自己以及自己那个时代的喜怒悲欢。他的诗极具感染力，在情感上较前代诗歌更接近民众。韩愈掀起的古文运动，推崇接近口语的古文，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广泛地弘扬儒家学说，也不自觉地为唐社会摆脱前朝文化思想束缚，自由抒发自我新的思想见解找到了一个工具。在当时还出现了传奇小说这种市民文学体裁，这也是当时文学向普通民众靠近的一个表现。

哲学宗教方面，儒家经学出现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佛教出现毁佛毁祖、即心是佛的禅宗南宗，这都是突破前人理论、重视个人主观见解或主观体验的表现。当时“经院化”的佛教派别如法相宗仅几传就归于消灭，而“世俗化”的佛教派别如禅宗南宗却持续强劲发展。禅宗门内在唐代出现诗僧如皎然、灵彻、道标、贯休、齐己、可朋，高艺僧如怀素、贯休、善本，茶酒僧如降魔师、可朋、法常等。这些僧人与俗世名流往还，他们把佛理中的“净土”世俗化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净土化”了当时的世俗社会，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诗化了唐代民众的生活。佛教在宣传上也开始采用俗讲变文这种十分接近民众的语言。

在史学范围内，学者如刘知几、杜佑等都十分重视人事，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地理学方面和其他学术领域的许多代表学者也具备类似的治学精神。

在医学方面，以孙思邈为代表的唐代医学家能摆脱前代理论的束缚，注重根据具体的病情立方施治。

唐代民风也出现更加活泼的气象。在民间，歌舞流行，民众生活较为自由，当时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较后来宋明时期为高。从唐代雕塑可以看出唐文化有“人化”这一特征。龙门石窟奉先寺雕像中，本尊卢舍那佛似帝王，二菩萨似妃嫔，迦叶、阿难似文臣，金刚、神王似武将。唐代塑匠们多模仿伎女形象来捏塑菩萨，其他诸神也无不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模型。这种佛教塑像不同于魏晋时的佛像缺乏“人气”、面目生硬、程式僵化。总体上说，唐代人对他们的时代很自信，他们更关心的是此世而非彼世。

唐代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和便利的交通及管理制度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方便。陆路四通八达。海路开辟更多，有三条路去日本。并开辟了从广州、越南海到东南亚，西亚及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因此，唐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是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

而此时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快速融合，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新罗受唐文化影响最深，学生留学中国最多达百人，有些更在唐朝做官，因此新罗亦仿效唐的政治制度，据此建立起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组织。科举考试，以中国古籍《左传》、《礼记》等为主科，可见其受唐文化的影响；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更在新罗广为流行。朝鲜本无文字，唐时利用汉字字形作音符，创朝鲜词汇，新罗文字实亦由中国字音转化而成；此外新罗历法及律令都是模仿唐代律历而成的。唐代盛行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禅宗等也在朝鲜流行，新罗亦以《本草经》、《素问》等中国医书为教材，并把中国医学传入朝鲜。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 年日本的“大化改新”。这次改革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8 世纪初，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 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隋唐在安南所推行的文教制度和选拔人才的政策与内地相同。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对越南法制史有重大影响。作为汉文化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影响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条主线，但中国佛教对越南的影响也相当巨大。九世纪初，中国高僧无言禅师南下交州，创“无言通禅宗派”，对越南佛教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十世纪，越南独立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学习唐朝，所立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为考试内容。越南人姜公辅应试仕唐，官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代名相之一。姜公辅汉文化修养极深，他作的赋《白云照春海赋》和策《对直言极谏策》被收入《全唐文》。唐之后，中国文化继续不断对越南产生影响。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依据汉字，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式创制了越南的民族文字“字喃”。但汉字一直在越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直到现代，仍有许多越南人熟悉汉文。十七世纪时，拉丁文取代字喃成为越南的通行文字，但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并没有停止。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