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

出现的理论背景

文学研究在当代的重要转向，即向文化研究的转向，是后殖民主义出现的重大理论背景。1964年，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earch，CCCS），以及随之出现的“伯明翰学派”，标志着文化研究的正式出现。这一过程的倡导者首当提及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识字的用途》《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等。

伯明翰学派

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而文化研究就是对这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这一学派所坚持的平民主义倾向使得他们把研究对象从高雅文化及传统的文学经典中解放出来，注重对通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大众文化现象从此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这就抛弃了旧的学院体制对“文化”的狭隘的、固步自封的立场，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新的文化经验之中。它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更注重一种新的“内容”的解析策略，对文本进行一种“价值阅读”。霍加特指出：“‘价值阅读’这个术语并不表示阅读者此刻正试图作出有关自在的作品的‘价值判断’，而是说此刻他试图尽可能敏锐和准确地描述他在作品中所发现的价值。”这种‘价值阅读’提供了理解文化的新的途径。这两个方向使“文化研究”始终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紧密结合，在注重理论进展的同时保持世俗的关怀。而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在报纸、广告、电视节目以及工人阶级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研究成果，并培养了许多此领域的学者。

当代文化研究

1970年代之后，西方的“文化研究”从早期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扩展开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领域中复杂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等问题上，关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以及媒体在个人、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和建构作用，运用社会学、文学理论、美学、影像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论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

概述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又叫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事实上，与其说后殖民主义是一系列理论和教义的策源地，不如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或“理论批评策略的集合体”。在其中，所有的话语实践都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种种后果”。

特质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特质可以归纳为：

1.后殖民主义话语主要是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这里的差异主要是指原宗主国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之间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复杂关系。

2.后殖民主义特别倚重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学说。按照这样一种学说，世界上的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较量。

3.后殖民主义否认一切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s），认为一切主导叙述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任务。与此相关联，对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发展观念的质疑和批判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4.后殖民主义对全部的“基础的”历史写作予以否定，认为一种基础的视角总是通过一种“同一性”而压制了“异质性”。这样，后殖民主义拒绝了资本主义这一“基础的范畴”，也否定了作为一个范畴的“第三世界”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结构。

5.后殖民主义把批评的注意力由“民族起源”（national origin）转向“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它的着眼角度在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对它来说，混杂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

6.总体而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从而开拓了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西方特权视角下的世界

西方中心主义是从一种特定的特权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的。通过把世界从空间上划分为作为世界中心和唯一意义源泉的欧美与“笼罩在黑暗愚昧的阴影之中”的、“成为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的象征”的剩下其他地区。通过运用一套复杂的语言与修辞策略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等，对世界加以描述。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同的’；因为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而且西方以这种宰制的架构来围堵、再现东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似乎就成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构成的历史，而叙述者绝对是站在所谓“文明”一方的。

贯穿时间的目的论叙事

西方中心主义还从时间上设定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叙事，即世界的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作为“世界中心”的西方享有对历史的唯一叙述权利。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罗马帝国，黑暗的中世纪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个叙事开始并终结于西方的经典文化，西方成为“上帝的选民”，整个世界被归入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奴隶性状态。这个叙事方式不仅模糊了西方文明内部的混杂性，而且还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从这种叙事中所能得到的必然推论是：西方的进步完全源于其内在的特质：科学理性、新教伦理，工业革命，议会民主，市场经济等，对于殖民主义在西方发展史上并不光彩的作用只字不提。

西方文化下的种族优越论

西方中心主义还抱有西方文化的普遍化情结，它时而利用种族优越性把自身作为规范强加于内部及外部的“他者”，时而又掩盖其种族优越性使自身成为一种隐形规范。在西方的强势文化面前，“东方”失去了古老神奇迷人的光环而沦落为现代“灰姑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退却、宗主国已经无力左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事物的时候，这种优越意识却并入文化的领域，通过借助规训的力量而日益强大起来，这也就是后殖民理论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化的力量由于久已有之的原因，常常容易被与政治的或经济的因素被区分开来进行论述，而事实却早已证明，并不存在任何超越了时代政治或经济因素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本身，就只可能产生于一个与之对应的特定的社会之中。

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前意共领导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权”（又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理论与法侬（Franz Fanon，1925—1961）的“民族文化”理论对于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话题。

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或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这个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表达分别是“egemon”和“egemonia”，这个词最初来自希腊文，指来自于别的国家的统治，到了19世纪以后才被广泛用于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到了葛兰西手中，这个词开始被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而这种支配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的这样一面：通过大众认可进行统治的方式。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间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控制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因此，文化霸权首要的不是一个争夺“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使自身领导合法化的问题。因此，就必须借助于政治与文化的力量，超越自身经济的局限性，体现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统治。因此，文化霸权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既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这说明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的主要问题，即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尽管直接的政治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之内基本结束，但是其对于殖民地人民的经济与文化掌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也是后殖民主义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西方因其政治权力而对东方的重构过程中东方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知识──权力

“权力──知识”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哲学的核心之一。福柯的“权力──知识”的思想创造了一种解剖整个现代社会将身体政治化的“生命政治学”，这种生命政治学是对极权制度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的微观运行机制的分析，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政治的观察和理解的基本模式，在社会理论、法学、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中都引起了研究范式的革命。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几何。福柯的权力不是某个集团、某个主体的所有物，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只有在和另外的力发生关系时才存在。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表明了人仅是一种由话语生产出来的形式，而在《规训与惩戒》中，福柯进而指出，主体不仅是一种知识形式，它更是一种权力的建构，它通过一整套技术、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对躯体和灵魂进行塑造。这种积极的权力还表现在知识的生产，权力同知识结成同盟，互相促进，权力操控着知识的生产，知识反过来又帮助权力扩张社会控制。因此，没有中立的、完全客观的知识，知识无不受到权力的浸染。所谓的“真理”实际上是权力的产物。

福柯突破了从宏观上分析权力的传统，转而从微观的角度对权力的性质、功用和运作方式进行了剖析，而这种微观的、弥散的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不能加以反抗，恰恰相反，福柯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这种权力观正是后殖民主义汲取营养的重要土壤，一种构建在西方殖民霸权之上的、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话语暴力，不仅使殖民地文化殖民化，更重要的是，构建在西方叙事上的文化观念使被殖民的民族产生一种被强制的文化认同感，后殖民主义就是试图解构这一建构在不平等话语上的权力──知识体系。

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根基上逆生出来，在70年代开始广泛进入整个人文学科，迄今为止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西方学术和思想面貌的一种理论思潮或思维方式。

“后结构主义”这个名称本身表明了它与结构主义又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后”作为一个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它产生于结构主义之后，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或对结构主义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与超越。

解构：对于结构主义的反思

延异：对于“在场的神话”的消解；对于中心的消解

身份/认同（Identity）

在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中，identity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的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性别、阶级、种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另一方面，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它也就可以被理解为认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及为什么要追问是谁。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精神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方式”。

自我/他者（Subject/Object）

对身份和认同进行讨论，必然会引出一个关于“我”（我们，主体）与“他”（他者，他们，客体）的关系问题。文化身份的建构，始终都与建构者（叙述者“我”）和被建构者（被叙述者“他”）密切相关。

在一个后现代的语境中，关注自我/他者的问题，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进行讨论。例如殖民与后殖民、男人与女人、白种人与黄种人等。对于自我/他者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通过文化研究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由此解构和消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既定的概念与偏见。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对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实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的讨论。它关注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不平等结构以及由此形成、扩大和加强了的跨国支配，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东方学》中，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在东方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而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更进一步，将文化和帝国时间直接联系起来。萨义德明确指出，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汤林森（J. Tomlinson）于1991年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全面的论述。在这里，他将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分为四个层次或是途径来加以解剖和分析，而其中，现代性批判是其关注的焦点。

第一，不平等的信息流，即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

第二，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威胁，即作为一种民族性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

第三，消费文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即作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

第四，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即作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的文化帝国主义。

混杂性（Hybridity）

从词源上来讲，混杂性一方面指生物或物种意义上的混杂，特别是人种方面的混杂；另一方面指的是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语种或方言之间的混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最早将混杂性的概念借用到了后殖民理论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

在后殖民研究中，巴巴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统治与压迫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单向运作，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交织、难以严格划界和区分的。被殖民者通过带有差异的重复模拟殖民话语，使之变得不纯，从而进一步解构、颠覆殖民话语。巴巴还特别强调被殖民者的能动性（agency），认为唯有混杂的状态才能使能动性成为可能。

巴巴之外，比尔·阿什克劳夫特等人对混杂性的解释更加具体。他认为混杂性是“由殖民行为所带来的两种文化接触地带所产生的跨文化形式”。在后殖民话语中，混杂现象既不完全属于殖民者一方，应该注意的是，它也不完全属于被殖民者一方，它一方面重复现有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也在殖民压迫下又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以新的文化来抵抗旧的文化。

模拟（Mimicry）

模拟是近年后殖民理论中常用的一个词汇。它与另一个同义词，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古典文论中运用的“模仿”（mimesis）既有相似，也有不同。

模仿（mimesis）：同源系统内的运作表现，是模仿者对被模仿者忠实的复制；

模拟（mimicry）：目的在于产生出某种与原体相似与不相似之间的“他者”。这个他者介于模拟者与被模拟者之间。

模拟，正是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的生动描述。

从后殖民的角度看，被征服者在被殖民之后被迫不断地对殖民话语进行模拟，在模拟的过程中也不断从内部对其进行改造，在殖民意识中发现、撕开裂缝，打破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其中制造含混与杂糅，生成第三个空间，以抵抗本质主义、整体性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

模拟对于后殖民写作富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因为模拟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有意的对抗，而在于它自身内部所天然带有的分裂和消解功能。这种殖民地对其宗主国的模拟，正是一种德里达解构主义意义上的“溢出”（excess）。这种溢出打乱了殖民话语或文化霸权稳定的常态和秩序，使其固定、完整的含义遭到了破坏，而且这并不是模拟的蓄意所谓，而是它与生俱来的潜在威胁性。

用后现代的叙述手法无情地戏拟了殖民话语的“宏大叙事”，使人们看到代表西方高雅文化的经典文学与艺术作品中原本存在的矛盾和裂隙，使原本笼罩在这些作派之上的本真性和权威性的光环失去，其挑战和颠覆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有人指出，后殖民主义可以说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概念。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12.1）曾指出，“现在我们所谈论的后殖民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广，而且又显得那样地内在不一致，因而连那些赋予它们理论地位的学者们，对这个术语阐述完毕随即对它敬而远之。”的确，后殖民批评在时间与空间上巨大的包容力使得对这一理论的建构工作显得极其庞杂。而这一理论与生俱来的一些局限与缺点也限制了它的运用。因此，对后殖民文论的局限性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后殖民主义批评自身存在矛盾。首先，后殖民研究的中心是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如何摆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束缚，但是，和它批判的对象“东方主义”一样，后殖民研究却又不得不借助于西方的话语。

其次，有人批评斯皮瓦克和巴巴等人仅仅注重纸上的文本再现……离现实越来越远。（研究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缺乏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再次，后殖民研究越来越体制化之后，关注的范围越来越集中，论述方式越来越程式化，忽视了文化的特殊性、不可译性，轻易走地走向了普遍化。

文化保守与东方主义倾向对艺术普遍性的伤害

当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谈论后殖民主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被误读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出现这样的误读原因很多，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后殖民批评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样难免产生一种偏激的批评观。

此外，后殖民文论的东方主义倾向也很明显，这样就很难秉承一种绝对客观公允的态度审视批评的对象本身。这或多或少与理论的建立者有关。无论是赛义德还是斯皮瓦克或是霍米巴巴，都来自前殖民地国家，又有在西方接受教育的背景，在审视西方文化时始终以一种“他者”的角色介入。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全面详尽地阐述了西方对东方的奴役与侵略，但是却有明显的淡化东方与西方内部各民族文化间时常带来残酷后果的纷争的严重漏洞，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拒斥总体叙事而强调“异质性”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拒斥总体叙事，强调异质性、差异性，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中回避采取一种坚定的价值立场。这样的一种倾向或许与后殖民主义采取后结构主义立场有关。

主体的消解，是后结构主义消解中心的努力的必然结果，因为所谓的“中心”，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需要的产物，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我们必然失去对自身存在的理解进而丧失自我意识，因此“中心”的中心是“主体”。按照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主体性，主体应该是统一、完整、自足的实体。因此，人，主体，意识这个三位一体的存在成为最终的绝对的“在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结构主义对西方传统思想的颠覆实验在“主体”问题上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而对“主体”的消解必然意味着对中心叙事的排斥，也就不可能采取某种固定的价值立场，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很难在这一理论的范围内找到某种合乎总体观念的存在，这是后殖民主义在立场问题上不可回避的。

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运用的再考察

限于理论研究者的知识范围与结构，在萨义德或者斯皮瓦克那里，后殖民理论都是根植于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的。例如近东的伊斯兰世界，远东的大英帝国印度殖民地等，萨义德自己在其《东方学》中所说的，这里的“东方”（the Orient）是指伊斯兰世界的东方，而非远东的中国，印度或日本所在的“远东”（the East），因此单纯地移植其后殖民理论肯定会产生诸多谬误，这不仅因为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方式与中国的殖民程度与上述的国家或地区有巨大的差别，很多在后殖民理论中平常的事实，对于中国的特殊历史而言并不完全适用，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传播存在诸多误区。因此，对于后殖民语境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必须经过审慎的再次考察。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

一致性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呈现出既相联系又相冲突的十分复杂的关系。它们之间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斯皮瓦克

在当今的美国学术理论界和文化研究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名字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突破了西方中心的模式并完成了从边缘步入中心的步骤后，斯皮瓦克更是被当作仅次于赛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女性挑战意识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她既不像肖瓦尔特那样致力于建构一种女权主义诗学，也不像法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和西克苏那样深深地受惠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理论。应该说，她的女权主义批评既包含了从女性本身的视角出发进行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同时也包括对女权主义理论本身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