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该篇文章记叙西汉前期多位五经儒学大师的事迹，并附带言及大师们的传承弟子数十人，主要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儒学兴盛的局面。它是合写众多儒学之士的专题性类传，因以“儒林”标题。

《史记》是中国的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8年的时间所写成的。全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於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彊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後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於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於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後诸儒始得脩其经?，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於是喟然叹兴於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於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後，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於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齐鲁自胡毋生，於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脩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馀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

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馀，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徵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馀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孙弘亦徵，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後，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儿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儿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於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儿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後六年，儿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於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徵，不能明也。

自此之後，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於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後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脩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於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孔氏之衰，经书绪乱。言诸六学，始自炎汉。著令立官，四方鸧腕。曲台坏壁，书礼之冠。传易言诗，云蒸雾散。兴化致理，鸿猷克赞。

太史公说：我阅读朝廷考选学官的法规，读到广开勉励学官兴办教育之路时，总是禁不住放下书本而慨叹，说道：唉，周王室衰微了，讽刺时政的《关雎》诗就出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统治衰败了，礼崩乐坏，诸侯便恣意横行，政令全由势力强大的国家发布。所以孔子担忧王道废弛邪道兴起，于是编定《诗》《书》，整理礼仪音乐。他到齐国听到了美妙的《韶》乐，便沉迷不已，三个月品尝不出肉的美味。他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开始校正音乐，使《雅》《颂》乐歌各归其位，有条不紊。由于世道混乱污浊，无人起用他，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向七十几位国君求官都得不到知遇。他感慨地说：“要是有人肯用我，只需一年就可以治理好国政了。”鲁国西郊有人猎获了麒麟，孔子闻知后哀叹“我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于是他借助鲁国已有的历史记录撰写《春秋》，用它来表现天子的王法，其文辞精约深隐而寓意丰富博大，后代学者很多人都学习传录它。

自孔子逝世后，他的七十余名好学生纷纷四散去交游诸侯，成就大的当了诸侯国君的老师和卿相，成就小的结交、教导士大夫，有的则隐居不仕。所以子路在卫国做官，子张在陈国做官，澹台子羽住在楚国，子夏在西河教授，子贡终老于齐。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这些人，都曾受业于子夏之辈，然后当了诸侯国君的老师。那时只有魏文侯最虚心求教于儒学，后来儒学渐趋衰颓直到在秦始皇手中遭受灭顶之灾。战国时期天下群雄并争，儒学已经受到排斥，但是在齐国和鲁国一带，学习研究它的人独独不曾废弃。在齐威王、齐宣王当政时期，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而发扬光大，凭自己的学说显名于当世。

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生，儒家典籍六艺从此残缺。陈涉起事反秦，自立为王，鲁地的儒生们携带孔子家传的礼器去投奔他。于是孔甲当了陈涉的博士，最终和他同归于尽。陈涉起步于普通百姓，驱使一群戍边的乌合之众，一个月内就在楚地称了王，而不到半年竟又复归灭亡。他的事业十分微小浅薄，体面的士大夫们却背负孔子的礼器去追随归顺向他称臣，为什么呢？因为秦王朝焚毁了他们的书籍学业，积下了仇怨，这迫使他们投奔陈王来发泄满腔的愤懑。

到高祖皇帝杀死项籍，率兵包围了鲁国，其时鲁国中的儒生们仍在讲诵经书演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于耳，这难道不是古代圣人遗留的风范，难道不是一个深爱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出游到陈国后，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乡里的青年人志向高远，文采熠熠如锦绣，我不知怎么教导他们才好。”齐鲁一带重视爱好文化仪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已成为自然风尚。汉朝建立后，儒生们开始获得重新研究经学的机会，又讲授演习起了大射和乡饮的礼仪。叔孙通制定汉廷礼仪后，做了太常官，和他一同制定礼仪的儒生弟子们，也都被选为朝官，于是人们喟然感叹，对儒学产生了兴趣。但是，当时天下战乱尚未止息，皇上忙于平定四海，还无暇顾及兴办学校之事。孝惠帝、吕后当政时，公卿大臣都是武艺高强战功卓著的人。孝文帝时略微起用儒生为官，但是孝文帝原本只爱刑名学说。等到孝景帝当政，不用儒生，而且窦太后又喜好道家思想，因此列位博士官职只是备员待诏，徒有其名，儒生无人进身受到重用。

直到当今皇上即位，赵绾（wǎn，晚）、王臧（zāng，赃）等人深明儒学，而皇上也心向往之，于是朝廷下令举荐品德贤良方正而且通晓经学的文士学者。从此以后，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因生，在燕地则有韩太傅。讲《尚书》的有济南伏生。讲《礼》的有鲁地高堂生。讲《春秋》的在齐鲁两地有胡毋生，在赵地有董仲舒。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fén，坟）做了丞相，他废弃道家，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竟以精通《春秋》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了。

公孙弘曾拜为博士，他害怕儒学被阻滞得不到传扬，当了丞相后就上奏请求说：“丞相御史启禀皇上：陛下曾下令说 ‘听说为政者应该用礼仪教导百姓，用音乐感化他们。婚姻之事，乃是夫妇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如今礼乐被破坏废弃了，我深感忧虑。所以大力延请天下品德方正学识广博的人都来入朝做官。我下令礼官勤奋学习，讲论儒术，要学识渊博，复兴礼乐，以此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又命太常商议，给博士配置弟子员生，使民间都崇尚教化，来开拓培养贤才的道路’。根据陛下旨意。臣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认真商议决定：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是乡里之间都有教育的场所，夏代称校、殷代称序，周代称庠（xiáng，详）。他们勉励为善者，就让他在朝中显达扬名；惩治作恶者，就施以刑罪。所以教化的实施，要首先从京城开始树立榜样，再从京城推广到地方。如今陛下已经明示无上的恩德，放射出日月般的光辉，它符合天地之大道，是以整饬人伦为根本，鼓励术学，讲究礼仪，崇尚教化，奖励贤良，以此使海内四方从风向善，这正是实现太平之治的本原啊！古代的政治教化不协和，礼仪不完备，现在请求借助原有的官职来兴盛它。请为博士官配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让太常从百姓中挑选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补充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中有喜好经学，尊敬长上，严守政教，友爱乡邻，出入言行皆不违背所学教诲的人，县令、侯国相、县长、县丞要向上级郡守和诸侯王国相举荐，经其认真察看合格者，应与上计吏同赴京师太常处，接受和博士弟子相同的教育。

他们学满一年都要考试，能够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人，补充文学掌故的缺官；其中成绩好名次高的可以任用为郎中，由太常造册上奏。若是特别优异出众的，可直接将其姓名向上呈报。那些不努力学习才能低下者，和不能通晓一种经学的人，就要罢斥，并惩罚举荐他们的不称职的官吏。臣认真领会陛下所下达的诏书和律令，它们阐明了天道和人道关系，贯通了自古及今的治国义理，文章雅正、教诲之辞含义深刻丰富，它恩德无量将深深造福于社稷百姓。但是小官吏们见识浅陋，不能透彻地讲解诏书律令，无法明白地将陛下的旨意传布晓喻天下。而治礼、掌故之职，是由懂经学礼仪的人担当的，他们的升迁很缓慢造成了人才积压。因此请求挑选其中官秩比同二百石以上的人，和百石以上能通晓一种经学的小吏，升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挑选比同百石以下的人补郡太守卒史：各郡定员二人，边郡定员一人。优先选用熟知经书能大量讲诵的人，若人数不够，就选用掌故补中二千石的属吏，选用文学掌故补郡国的属吏，将人员备齐。请把这些记入考选学官的法规。其它仍依照律令。”皇上批示说：“准奏。”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士吏中就有很多文质彬彬的经学儒生了。

申公，是鲁国人。高祖经过鲁国，申公以弟子身分跟着老师到鲁国南宫去拜见他。吕太后时，申公到长安交游求学，和刘郢同在老师浮丘伯门下受业。毕业后刘郢封为楚王，便让申公当他的太子刘戊的老师。刘戊不好学习，憎恨申公，等到楚王刘郢去世，刘戊立为楚王，就把申公禁锢起来。申公感到耻辱，就回到鲁国，隐退在家中教书，终身不出家门，又谢绝一切宾客，唯有鲁恭王刘余招请他才前往。从远方慕名而来向他求学的弟子有百余人。申公教授《诗经》，只讲解词义，而无阐发经义的著述，凡有疑惑处，便阙而存之，不强作传授。

兰陵人王臧向申公学《诗》之后，用它事孝景皇帝，当了太子少傅，后免官离朝。当今皇上刚即位，王臧就上书请求入宫为皇上值宿警卫。他不断得到升迁，一年中做到郎中令。而代国人赵绾也曾向申公学习《诗经》，他当了御史大夫。赵绾、王臧请示皇上，想建造明堂用来召集诸侯举行朝会。他们不能说服皇上同意此事，就举荐老师申公。于是皇上派遣使臣携带贵重的礼物束帛和玉璧，驾着驷马安车去迎请申公，赵绾、王臧二位弟子则乘坐着普通的驿车随行。申公来到，拜见天子。天子向他询问社稷安危之事，申公当时已年高八十多岁，人老了，他回答说：“当政的人不必多说话，只看尽力把事做得如何罢了。”这时天子正喜好文词夸饰，见申公如此答对，默然不乐。但是已经把申公招到朝中，就让他做了太中大夫，住在鲁邸，商议修建明堂的事宜。太皇窦太后喜好老子学说，不喜欢儒术，她找出赵绾、王臧的过失来责备皇上，皇上因此停止商议建造明堂的事，把赵绾、王臧都交付法官论罪，后二人皆自杀。申公也以病免官返回鲁国，数年后逝世。

申公弟子中拜为博士者有十几人：孔安国官至临淮太守，周霸官至胶西内史，夏宽官至城阳内史，砀鲁赐官至东海太守，兰陵人缪生官至长沙内史，徐偃官至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官至胶东内史。他们管理官吏和百姓都廉洁有节操，人们称赞他们好学。其他的学官弟子，品行虽不完美，但是官至大夫、郎中和掌故的人也有百余。他们讲解《诗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大多都依循申公的见解。

清河王刘承的太傅辕固生，是齐国人。因为研究《诗经》，孝景帝时拜为博士。他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反驳说：“不对。那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商汤、周武赞同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桀、纣，桀、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汤、武，汤、武迫不得已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桀、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而在上位；汤、武虽然圣明，却是身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纠正它来保持天子的尊严，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称王之位，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辕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来断是非，那么这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争论止息。此后学者再无人胆敢争辩汤、武是受天命而立还是放逐桀纣篡夺君权的问题了。

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召来辕固生问他读此书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窦太后恼怒道：“它怎么能比得上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于是让辕固入兽圈刺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了而辕固直言并无罪过，就借给他锋利的兵器。他下到兽圈内去刺杀野猪，正中其心，一刺，野猪便应手倒地。太后无语，没理由再治他的罪，只得作罢。过不久，景帝认为辕固廉洁正直，拜他为清河王刘承的太傅。很久之后，他因病免官。

当今皇上刚即位，又以品德贤良征召辕固入朝。那些喜好阿谀逢迎的儒生们多有嫉妒诋毁辕固之语，说“辕固老了”，于是他被罢官遣归。这时辕固已经九十多岁了。他被征召时，薛邑人公孙弘也被征召，却不敢正视辕固。辕固对他说：“公孙先生，务必以正直的学问论事，不要用邪曲之说去迎合世俗。”自此之后，齐人讲《诗》都依据辕固生的见解。一些齐人因研究《诗经》有成绩而仕途显贵，他们都是辕固的弟子。

韩生，是燕郡人。孝文帝时当博士，景帝时任常山王刘舜的太傅。韩生推究《诗》的旨意而撰述了《内传》《外传》达数万言，书中的用语和齐、鲁两地颇为不同，但是旨归是一致的。淮南贲生受业于他。自此之后，燕赵一带讲《诗》的人都因循韩生的见解。韩生的孙子韩商是当今皇上委任的博士。

伏生，是济南郡人。先前做过秦朝博士。孝文帝时，他想找到能研究《尚书》的人，遍寻天下不得，后听说伏生会讲授，就打算召用他。当时伏生已年寿九十余岁，人很老了，不能行走，于是文帝就下令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往伏生处向他学习。秦朝焚烧儒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后来战乱大起，伏生出走流亡，汉朝平定天下后，他返回寻找所藏的《尚书》，已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于是他就在齐鲁一带教授残存的《尚书》。自此学者们都很会讲解《尚书》，肴山以东诸位著名学者无不涉猎《尚书》来教授学生了。

伏生教济南人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人宽。宽精通《尚书》之后，凭借经学方面的成绩参加郡中选举，前往博士官门下学习，从师于孔安国。儿宽家贫没有资财，时常当学生们的厨工，还经常偷偷外出打工挣钱，来供给自己的衣食之需。他外出时常常看经书、休息时就朗读体会它。依照考试成绩的名次，他补了延尉史的缺官。当时张汤正爱好儒学，就让儿宽做自己的掾（yuàn，院）吏，负责呈报案情。儿宽根据经义古法论事判决疑难大案，因而张汤很宠用他。儿宽为人温和善良，有廉洁的操守和聪敏的智慧，能把握自己的言行，而且擅长著书、起草奏章，文思敏捷，但是口拙不会阐述。张汤认为他是忠厚之人，多次赞扬他。等到张汤当了御史大夫，就让儿宽当掾吏，向天子举荐他。天子召见询问儿宽后，很喜欢他。张汤死后六年，儿宽便官至御史大夫，在职九年去世。儿宽身居三公之位，由于性情谦和驯良，能顺从皇上之意，善于调解纠纷，而得以官运久长，但是他没有匡正劝谏过皇上的过失。居官期间，属下的官员轻视他，不为他尽力。张生也当了博士官。而伏生的孙子也因研究《尚书》被征召，但是他并不能阐明《尚书》的经义。

从此以后，鲁人周霸、孔安国，洛阳人贾嘉，都很会讲授《尚书》的内容。孔家有用先秦古文撰写的《尚书》，而孔安国用时下隶书字体把它们重新摹写讲读，因此就兴起了他自己的学术流派。孔安国得到了《尚书》中失传的十几篇，大约自此《尚书》的篇目就增多起来了。

许多学者都解说《礼经》，而鲁郡人高堂生的见解是最切近本义的。《礼经》本来自孔子时起就不完整，到了秦始皇焚书后，此书散失的篇目更多，今日只有《士礼》尚存，高堂生能讲解它。

鲁国徐生善于演习礼仪。孝文帝时，徐生以此出任礼官大夫。他传习礼仪于儿子至孙子徐延、徐襄。徐襄，天性便擅长演习礼仪，但是不能通晓《礼经》；徐延很通晓《礼经》，却不善于演习礼节仪式。徐襄以擅长演习礼节仪式当了汉王朝的礼官大夫，官至广陵内史。徐延及徐家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曾出任汉朝的礼官大夫。而瑕丘人萧奋以通晓《礼经》当了淮阳太守。此后能够讲解《礼经》并演习礼节仪式的人，都出自徐氏一家。

自从鲁国商瞿从师孔子学习《易经》，孔子死后，商瞿便传授《易经》，历经六代而传至齐郡人田何，田何字子庄，而后汉朝建立。田何传授于东武人王同字子仲，子仲传于菑川人杨何。杨何因通晓《易经》，于元光元年（前134）被朝廷征召，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因通晓《易经》官至城阳国相。广川人孟但因通晓《易经》当了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jǔ，举）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都是因通晓《易经》官至二千石。但是对《易经》能讲授得精当的，是源自于杨何一家的学说。

董仲舒，是广川郡人。因研究《春秋》，孝景帝时曾拜为博士。他居家教书，上门求学的人很多，不能一一亲授，弟子之间便依学辈先后辗转相传，有的人甚至没见过他的面。董仲舒足不出户，三年间不曾到屋旁的园圃观赏，他治学心志专一到了如此程度。他出入时的仪容举止，无一不合乎礼仪的矩度，学生们都师法、敬重他。当今皇上即位后，他出任江都国相。他依据《春秋》记载的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求阴阳之道交替运行的原因，因而求雨时关闭种种阳气，放出种种阴气，止雨时则方法与之相反。这种做法在江都国实行，无不实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他被贬为中大夫，居家写作了《灾异之记》。这时辽东高帝庙发生火灾，主父偃嫉妒他，就窃取了他的书上奏天子。天子召集众儒生把书拿给他们看，儒生们认为其中含有指责讥讽朝政之意。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老师的著作，认为它愚蠢至极，于是把董仲舒交法官论罪，判处死刑，但是皇上降诏赦免了他。于是董仲舒始终不敢再讲论灾异之说。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这一时期朝廷正用兵向外排除四方边境内外少数民族的侵扰，公孙弘研究《春秋》成就不及董仲舒，但是他行事善于迎合世俗，因此能身居高位做了公卿大臣。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阿谀逢迎。公孙弘憎恨他，就对皇上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担当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为人狠毒暴戾，但是一向听说董仲舒有美德，也很好地礼遇他。董仲舒害怕居官日久会惹祸上身，就称病辞官回家。直至逝世，他始终不曾营治私产，而一心以研究学问写作论著为本职。所以自汉朝开国以来历经五朝，期间只有董仲舒对《春秋》最为精通，名望甚高，他师承传授的是《春秋》公羊学。

胡毋生，是齐郡人。孝景帝时拜为博士，后因年老返归故里讲授《春秋》。齐地解说《春秋》的人很多受教于胡毋生，公孙弘也受过他的教诲。

瑕丘人江生研究《春秋》谷粱学。自从公孙弘受到重用，他曾收集比较了谷粱学和公羊学的经义，最后采用了董仲舒所传授的公羊氏的学说。

董仲舒的弟子中有成就的人是：兰陵人褚大，广川人殷忠，温人吕步舒。褚大官至粱王国相。吕步舒官至长史，手持符节出使去决断淮南王刘安谋反的罪案，对诸侯王敢于自行裁决，而不加请示。他根据《春秋》经义公正断案，天子都认为很对。弟子中官运通达的，做到了大夫之职；谒者、掌故的则有百余人。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也都因精通儒学做了高官。

文章最精采处是传前的长篇序言，它是一篇出色的史论。作者以深沉的慨叹发端，自然地引出了对几百年儒学兴衰史的回顾。在他扼要讲述自孔子以来儒学所走过的坎坷途程时，着重表现的是儒学虽历经劫难，但在其诞生地鲁国及其毗邻的齐国一带却深入人心，相沿不废。这说明一种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具有暴力亦无法绝灭它的坚韧的生命力。后面传文写到的汉儒经学大师及其有成就的弟子不是大多为齐鲁间人吗？这也正说明汉代儒学的复兴乃是直接依靠历史文化传统的遗留，是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恢复和弘扬。那么，促使儒学迅速复兴的现实条件又是什么呢？作者不惜笔墨，在序的后半部以详载丞相公孙弘的奏章做了不言而喻的回答。就这样，作者以“通古今之变”的深邃眼光，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说明了汉代儒学在武帝朝勃然兴盛的原因。不过，这种“说明”是比较隐蔽的。综观序言的写法，是寓论于史，亦叙亦议，作者的分析评判就融合在富于感情、要言不烦的叙述文字中，似水乳一体而莫辨。这和其它类传序言往往直接阐发思想观点的做法，颇为不同。

有的当代学者指出，本篇“是司马迁首创的教育史传”，“因为在古代，教育是通过传播儒学来发展的”（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诚然，孔子著述讲学，既是儒学之祖，也是一代教育宗师。公孙弘人品低劣，但他请求立五经博士为官学教师，广收弟子授业，将礼乐教化从京师推向各地，却是在倡导儒学的同时，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故《太史公自序》说：“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由此可知，作者为一批儒学大师作传，之所以略于介绍思想学说，而不忘言及其美德、治学态度和受业弟子如何众多、如何有成就，目的就是要表彰他们以言传身教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传按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顺序逐一记人叙事，人物纷繁却秩序井然。其中着墨多寡不一，凡述之详者，往往触及儒学内部的问题。如写辕固生和黄生的争论，暴露了儒家学说自身的矛盾和缺欠；写董仲舒先后遭到主父偃和公孙弘的排挤陷害，反映了一些儒者的卑鄙和儒林人际关系的复杂；写儿宽善以经义断狱而位至三公，却从不匡谏天子，说明在重用儒生的新政策下潜伏着某些令人担忧的弊病，凡此都颇有耐人玩味的深意。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夏阳（在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出身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官至太史令。司马迁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先后求学于董仲舒和孔安国门下。二十岁开始游历名山大川，所到之处均考察风俗，采集史迹传说。继承父亲太史令的职位后，司马迁得以饱览朝廷藏书，又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增长了见识；他同时开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亲写一部“名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的通史的遗愿。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时因友军接应不力身陷重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司马迁因上疏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以宫刑。受此大辱，司马迁愤不欲生，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心“隐忍苟活”。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著《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