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全武功，是中国清代乾隆年间为了加强国家的统一和守护边疆领土，中央政府十次派兵平定边疆叛乱和反击邻国的一系列战争。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撰写《御制十全记》记述一生的“十全武功”，乾隆帝因此称“十全老人”。

通过康熙、雍正两朝发展，清朝国力达到鼎盛。但此时国内边疆地区仍处于复杂的环境中。明末清初之际，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大汗噶尔丹横空出世，一统卫拉特诸部，向西征服哈萨克，向南灭叶尔羌汗国，向东大败喀尔喀蒙古诸部，称霸中亚，建立起强盛一时的准噶尔汗国，并试图攻陷北京，后虽被康熙帝击败，噶尔丹兵败去世，但几百年来长期与中原王朝分裂的准噶尔仍时叛时降，反复不定。

清朝是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和近现代疆域变迁的发端时期。传统的“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的民族观被“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思想所取代，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了从羁縻统治区域向直接统治区域的过渡，边缘化特质逐渐被“一体化”趋势所取代。清前期诸帝仍有“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传统意识，但却少有“内华夏外夷狄”一类的看法。雍正帝明言：“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随着“大一统”民族观的提升、认识上的明确，在实践上，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也更加坚定，对一切分裂国家、损害统一的行为坚决以武力平定。康熙帝亲临朔漠，三征噶尔丹，彻底粉碎了准噶尔贵族危害国家统一的图谋。康熙末年，康熙帝两次派大军入藏，历尽艰辛困苦，终于驱逐了准噶尔入侵势力，又采取在西藏驻军等措施，保护了西藏社会的安宁和藏族人民生活的稳定，以及正常的宗教生活秩序。雍正帝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立西宁办事大臣，使青海蒙古最终稳定下来。

乾隆帝曾说：“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固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乾隆帝对待领土主权的原则是：“既不强取他国之寸土，亦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乾隆帝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所以乾隆帝在位期间，对外发动了十次大规模的军事战争。

西南边疆方面，大小金川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内地进入川西高原的咽喉，也是藏区、回部通往汉区的咽喉要道。占据此处，可以远扼藏、青、甘，近控成都平原。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仗势欺人，利用婚姻之计抢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印信。未几，又觊觎明正土司（今康定）。这中间杀害了一些清军官兵。乾隆帝震怒，决定用兵平定大金川。

天山北路方面，乾隆十年（1745年），珲台吉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准噶尔部上层贵族们为争权夺位而分裂对立，接连不断地内讧。不堪忍受内讧战争和在内讧战争中失利的各部首领，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纷纷率部投奔清朝，寻求保护。这为清朝出军统一新疆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天山南路方面，明代中期，黑山派和卓率先进入天山南路传教，成为当地的宗教领袖。后来，白山派和卓玛木特·玉素布也来到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传教。由于教义不同，黑山、白山两派冲突不断，天山南路因此一直战乱不休。策妄阿拉布坦继任准噶尔汗后，对天山南路实行直接统治。白山派玛木特·玉素布的后人阿哈玛特和卓被作为人质送到伊犁拘禁。后来，阿哈玛特老死伊犁，他的两个儿子被准噶尔汗继续拘禁。此二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大小和卓的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兄弟。乾隆二十年（1755年）初，清军趁准噶尔内乱之机出兵伊犁，将准噶尔击溃。大小和卓得以逃脱，而后相继投奔清军。大小和卓负义叛清，乾隆帝起兵平叛。

在西南边境上，乾隆三十二年（1769年），兴起于尼泊尔西部的廓尔喀王国在国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的率领下统一了尼泊尔，建立了沙阿王朝。尚武的廓尔喀人在统一尼泊尔过程中不断征战，领土不断扩张，鼎盛时期领土面积约为尼泊尔面积的三倍。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让廓尔喀人的野心大大膨胀，企图染指中国西藏。

大、小金川地区近接成都，远连卫藏，是内地联系西藏、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的桥梁和咽喉地带，自古在川藏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金川地区处于海拔4000米的山地高原，到处悬崖峭壁，只有羊肠小道夹在崇山峻岭间，人畜都难以顺利通过，漫山遍野布满着高达几十米的碉楼，有着“一碉当关，万人莫开”的作用，被称为“千碉之国”。

乾隆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夺取小金川泽旺印信，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派张广泗和庆复进讨，后派遣讷亲到四川督师，但清军久而无功，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清廷处死，乾隆帝改派岳钟琪为总兵，讨伐金川。乾隆帝认识到碉楼的意义，于是下令抓捕一批造碉工匠押往北京，并命其在北京香山地区建造石碉，供谕旨挑选的2000精兵进行攻碉演练。乾隆十四年（1749年），莎罗奔请降，大金川事件初告平息。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起，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乱，不断侵扰进犯邻近土司。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派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九家土司会攻大金川，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却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侄孙）联合反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军败绩，清廷又将阿尔泰革职，派温福入川督师，向金川进兵，第二次金川之役由此开始。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温福战死，清廷又派阿桂为将军，增兵金川。经多次血战，清军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取胜。历时五年、死伤逾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第二次金川之役至此结束。

两平金川之战，清军几乎都是围绕攻碉楼进行，碉楼高达数十米，易守难攻。从碉楼在战略防御体系上的完善，就不难理解清军面对犹如弹丸之地的大、小金川地区，为何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才取得了大、小金川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大小金川战争过后，清廷在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后又合并为懋功厅，依照内地制度任命官员统治。

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病逝，准部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政权而内讧，噶尔丹策零外孙阿睦尔撒纳争权失败，归附清朝。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利用这一机会，在阿睦尔撒纳领军下出兵伊犁（准噶尔汗国首都），五月占领伊犁，平定达瓦齐势力。随后清廷晋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释放被准部扣押作为人质的南疆回教领袖大小和卓。

清政府将准噶尔分治，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但阿睦尔撒纳并不满足，他归附清朝是想借清廷之手消灭对手达瓦齐，自己当可汗。在与清政府交涉无果后，1755年八月，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并击溃清军留守部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派成兖札布、兆惠领兵进攻。阿睦尔撒纳战败，逃往沙俄后亦染天花病死，沙俄将其尸体交给清朝。至此，清军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

乾隆帝统一新疆后积极采取鼓励措施，鼓励陕甘等地无地的贫困汉人移民新疆，由政府提供车辆，路费官出，派人护送。此外，大批驻军、移民、工匠、商贾进入天山以北，也为当地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追溯乌鲁木齐、巴里坤、阜康、昌吉、晶河、乌苏、伊宁、察布查尔、巩留、新源、昭苏、特克斯、尼勒克、霍城、塔城、额敏、阿勒泰等城市的兴起，即可认识到它们大都与清代军民屯垦、戍边等活动密切相关联。

在乾隆时期移民新疆政策鼓励，乾隆末期落籍移民已超25万，而移民在六年免税期过后，生科纳税之时才编入当地户籍，故此数据应为乾隆末期移民人数远应多于此数。（《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图册参考资料：）

明代和清代初期，新疆天山北路被蒙古准噶尔部占据，称“准部”，天山南路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世居之地，称“回部”。策妄阿拉布坦任准噶尔汗后，对天山南路实行直接统治。天山南路白山派和卓阿哈玛特以及其两个儿子大小和卓的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兄弟均被准噶尔汗继续拘禁。清军平定准噶尔后。大小和卓得以逃脱，而后相继投奔清军。被清军解救的小和卓也参加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兵败后投奔统治新疆西部回族人的兄长大和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小和卓的怂恿下，二人又发动叛乱，试图脱离清朝的控制。但二人的统治却很凶暴，不得人心。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平定准噶尔大局已定，乾隆帝立即调派满汉官兵一万人南下，讨伐天山南路叛乱的大小和卓。 九月，乾隆帝命驻防伊犁大臣兼理回部事务。和阗城伯克霍集斯等向清军投降，乌什城也归降。 十月，兆惠军孤军陷叶尔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富德、阿里衮等与霍集占大战呼尔璊，大败之，解黑水营之围。六月，乾隆帝命兆惠进兵喀什噶尔，富德进兵叶而羌，并趁机收复之。 七月，清军攻克喀什噶尔、叶尔羌，大、小和卓木逃至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的叛乱平定。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南疆人民的支持下，兆惠率清军打败了叛军。越过葱岭，追过热海（伊西克库尔，清朝官方文书写作伊西洱库淖尔），追击大小和卓至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部）。清军派人与当地部族交涉，巴达克山部族首领素勒坦沙杀掉大小和卓，把尸首送交清朝。此役后清王朝统一了西域，命名为“新疆”。从此，新疆完全归入清朝版图。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设伊犁将军，作为管理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加强和完善了清朝对新疆地区的管理。

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军队开始不断侵入中国云南普洱地区进行骚扰，云贵总督刘藻兵败却谎报大捷，后自杀。新任云贵总督杨应琚收复了边境失地后贪功冒进遭到挫败，却谎报大捷，乾隆调查后令杨应琚自尽。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明瑞接替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经略军务。乾隆帝调满洲兵三千，四川绿旗兵八千，贵州绿旗兵一万（其中一千驻守普洱，并未参加远征），外加云南绿旗兵五千，合计二万五千兵，分两路进军。明瑞亲率一万七千兵（内有满洲兵二千余）为南路军，出宛顶由木邦经锡箔直捣阿瓦；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率八千兵（内有满洲兵九百余）为北路兵，出铁壁关经新街进取猛密，再南下与明瑞回合阿瓦。每兵带足两个月的粮食，征马、驴、牛八万余为作战、后勤用。九月二十四日，清兵从永昌出发。十一月二日，明瑞率南路兵出宛顶进入缅境，十日，占领木邦城（今缅甸兴威）。自宛顶至木邦城六百多里，因为屡经兵火，人烟断绝。缅兵也一路坚壁清野，不与清兵交战。明瑞留参赞大臣珠鲁讷率兵五千留守木邦城，自率一万二千精兵继续前进。

北路兵十一月十六日抵达老官屯（新街附近），与早已在此夹江树栅防守的数千缅军对峙。清兵连日攻击，伤亡甚重。十二月，额尔景额得病身亡，乾隆令其弟额尔登额接任北路统帅。

明瑞出木邦后，克旧小，渡大叠江，经锡箔、大山等土司管辖地区，在蒲卡处杀敌数十，擒获数名缅兵，侦知有九千缅兵屯驻蛮结（今缅甸南渡河以东），便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率部直逼蛮结。蛮结缅兵在各险要处分扎十六营固守。第二日，明瑞分兵三路，自率中路，领队大臣扎拉丰阿、总兵李全率部占住东部山梁，参赞大臣观音保、总兵长青率部占住西部山梁，逼近缅兵营外兵列队驻守。下午，缅兵自西部营寨出兵攻击观音保部，观音保率所部奋力冲杀，明瑞中路也出兵接应，缅兵败退，被杀二百余名。缅兵兵器以火器和镖子为主，无甲胄、弓矢，平地决战不是骑兵强悍的清兵对手。缅人也说，交战时候，最怕的是清军彩甲骑兵（即满洲八旗兵）。缅兵受挫，坚守不出。

蛮结之役，清兵杀敌二千余，俘三十四名，缴获枪炮粮食牛马甚多。乾隆皇帝闻讯大喜，封明瑞为一等公，贵州兵王连也直接升为游击。

蛮结之战后，明瑞更加轻敌，继续率兵深入，绕过天险天生桥，十二月十三日抵宋赛（今缅甸送速），十七日到邦亥，前锋十八日至象孔（今缅甸辛古），距离阿瓦仅70里。但在缅甸的坚壁清野下，清兵粮尽、马疲、人乏，已经无力攻城。十九日，明瑞无奈，只得下令退兵到孟笼处（今缅甸孟隆）就食。缅兵侦知清军撤兵后，大举反击，对明瑞大军只是派军隔着十几里路远远跟着，时不时进行骚扰作战，但不正面作战。

明瑞在后撤途中，被数万缅军包围在象孔，为保证1万2千大军顺利撤退，明瑞率领队大臣、侍卫及数百满洲兵殿后，领队大臣扎拉丰阿中枪阵亡，观音保以身上携带的最后一支箭刺喉自杀。明瑞身受重伤，用尽力气疾驰了二十多里，“手截辫发授其仆归报，而缢于树下，其仆以木叶掩尸去”。清兵突围中共有千余官兵战死。十三、十四日，总兵哈国兴、常青以下万余官兵突围回到宛顶，其中许多伤病官兵及体弱文官都得以生还。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乾隆帝任命傅恒为经略，再次大举征缅，沿途未遇缅军主力，却因热带雨林中的瘴气而损失惨重。此时，缅甸东部新征服的暹罗（今泰国）暴发起义，缅军为避免两线作战首先提出议和，此时傅恒率出关的3万多清军因中瘴气仅剩1万3千人，故未等议和开议，清军即班师回国。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朝赐敕书、诏书，册封孟云为缅甸国王，中缅再次建立封贡关系。周边各国相继纳贡臣服，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代形成的藩属拱卫体系，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闽浙总督常青坐镇泉州府蚶江港，指挥平定了台湾府诸罗县（今台南市佳里区）杨光勋、杨妈世兄弟争财引起的械斗回到省城不久，彰化县天地会首领林爽文便因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取缔天地会、逮捕林爽文之叔伯而率众劫狱，并且“聚众攻陷城池，杀害官长，阻截文报”。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台湾彰化地区天地会头目林爽文率领千余人，在距彰化县20余里的大里杙叛乱，队伍迅速发展到3000人，攻破台湾北部众多城池，成为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叛乱，声势很大。这时庄大田在南路响应林爽文，叛军攻下彰化后，林爽文为大盟主。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林爽文攻占诸罗、凤山，进逼台湾府，所占县城随即失去，局势十分严重。针对台湾的严峻形势。

清廷先后派提督黄仕简、任承恩，闽浙总督常青，陕甘总督福康安带领官军渡台平叛。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围攻台湾诸罗城，长达十月之久。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福康安到达台湾，对叛军进行分化瓦解，以优势兵力解诸罗之围，又接连攻下斗六门 、大里杙等军事要地。不久，庄大田负伤被俘，就地斩首。诸罗城被围困十个月之久，因城内百姓协助清军有功，清廷乃本“嘉其死守城池之忠义”之旨，将“诸罗”改为“嘉义”。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林爽文逃入六社，被埔里社番众协同官兵、社丁人等人捕获。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广南王国（今越南南部）亲王阮文惠攻打安南王国（今越南北部），直捣其首都东京（今河内）。安南国王黎维祁逃到广西，请求清政府干涉。乾隆帝认为，百余年来，黎氏王朝朝贡不绝，清朝有“兴灭继绝”的义务。遂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兵1.2万人。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8千人，并集结黎氏王朝残余势力，于1788年出关。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农历十一月，两广总督孙士毅奉命带兵出镇南关，用兵安南。清军师出有名，一路势如破竹，仅用兵20天攻陷安南都城黎城（今越南河内）。黎氏宗族、百姓出迎，阮惠遁还广南。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宣诏正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安南黎朝正式复国。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军中置酒张乐庆祝春节，夜里西山朝阮兵大军偷袭黎城，清军退走。西山朝阮惠惧怕清军再伐，多次向清朝谢罪称臣，并全盘接受乾隆帝四项乞降请封条件（送清军散落士兵回国、将残害清军大员者军前正法示众、阮惠在乾隆八旬生日“亲自赴京吁恳”、为清军许世亨等阵亡将士建立祠宇，春秋虔祭）。乾隆帝最终认可阮惠为安南的新君主。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亲自到北京祝贺乾隆帝的八十寿辰，乾隆帝封他为安南国王。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侵略中国西藏济咙、聂拉木等地，乾隆命成德与穆克登阿围剿。结果地方官员私下议和，藏廓签定协议，由西藏噶布伦每年向廓尔喀交纳元宝300锭，作为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三地的赎金，廓尔喀退兵。待廓尔喀退兵后向中央谎报战功。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兵再次进攻，由于清朝在西藏驻军不多，廓尔喀军队一度占领了后藏地区，并在扎什伦布寺大肆抢掠，达赖和班禅相继向乾隆皇帝求援。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廓尔喀再犯后藏。十一月，令福康安率军赴藏，征廓尔喀。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急调大将军福康安率1万多名清军入藏西藏收复失地。福康安率军严冬中走上寒冷荒凉崎岖的高原前往拉萨，每天要强行军18个小时，全程将及5000华里，包括耽搁日数在内，用了50天。藏人皆云喇嘛等行走需一百二三十日。入藏后清军六战六捷，收复后藏，乘胜一路追击，翻越喜马拉雅山，渡过大河攻破热索桥，边修路边行军，深入廓尔喀境内一百六七十里，又在协布鲁（Syapruk）处大败廓军。清军既得协布鲁，南行130余里即接近廓军严守的东觉（Dhunchay）。在此，廓人据险，于山巅立营，半山以下筑有木城、石碉、石卡，直到一条东来西注的“横河”的河边。两山夹河对峙，壁立数千仞，下视“横河”，仅如一线，地势险峭无比。清军经过八昼夜的战斗追敌至雍鸦。清军到达雍鸦后，廓尔喀释放了从聂拉木掳走的兵士王刚、第巴塘迈等人，送信乞降，表示廓尔喀素来与西藏友好，是受了沙玛尔巴欺骗。求大将军奏明大皇帝，希望“照施与唐古特的恩典一样施与廓尔喀，如蒙大将军恩准，再具禀差大头人到军营来恳求”。福康安要求廓尔喀王子、王叔、玛木萨野及沙玛尔巴等亲身前来请罪，并将噶伦丹津、扎什及兵丁放回，若再游移，大将军定即统兵进剿。

此时，因清军逼近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河谷，廓尔喀王子拉特纳巴都尔逃避到毗邻印度的边境，留守国都的王叔巴都尔萨野一改傲态，召见之前被掳去的西藏噶伦丹津班珠尔，欲释放他们回国，请他代向“中堂”（福康安）解释廓尔喀与西藏的战争都是沙玛尔巴在世时垂涎扎什伦布寺宝藏从中挑唆所致，要求谅解，停止前进，并称此间打算归还扎什伦布寺的财物，赔偿聂拉木冲堆事件中死去的汉藏官员的命价，今后每年按时向大皇帝、达赖班禅喇嘛敬献贡物。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廓尔喀派遣大头人噶布党·普都尔帮里、噶箕·朗穆几尔帮里、达萨尔·乃尔兴（达萨尔，官名，管铸银钱）等20余廓尔喀人带着掳去的西藏噶伦丹津班珠尔、扎什敦珠布、聂拉木营官聂堆、汉兵卢献麟、冯大成、胡廷海等五十人，前往清军雍鸦大营乞降。清军坚持条件，等廓尔喀七日无果。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农历七月二日，秋天即到，须在大雪封山之前蒇事，决定进攻。在雍鸦山之南，清军接连攻克噶勒拉（按：“拉”藏语“山”）、堆补木、甲尔古拉—集木集三重大山。

清军深入廓尔喀境内以逼近首都阳布（加德满都），廓尔喀称臣乞降。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廓尔喀与清朝议和，制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并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兵凯旋之际，乾隆帝回忆即位后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十大武功，因作《十全记》以纪其事：“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乾隆帝因此自称“十全老人”。

乾隆利用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两次平定西北的准噶尔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两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出征缅甸，一次出征越南和两次出征尼泊尔的廓尔喀。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是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密切了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了中央集权。

金川平定后，清朝同时招募内地汉民赴金川屯垦。清廷针对金川地区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情况，专门从四川内地招募了大批汉族农民到当地屯垦。屯民每户“给地30亩，使为子孙恒产。虑其路远不能挈妻子而来也，本籍咨送，准令大口每名日给盘费银1钱，小口银3分，口粮各1升”。到达屯所后，每户“准给屋庐。无屋，折价银2两”。另外，官府还“资以农具”，“资以耕牛，两户合一牛”，“每户各给子种2石”。五年不起科，自第六年起按户纳粮，“每户仅纳1斗2升”。

经过大小金川之役，此后清朝在这一地区废除土司制，改置州县。巩固和发展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改土归流”的成果，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两次金川战役之后，乾隆对金川地区进行改土归流，金川地区屯田发展、人丁日增。停兵后第10年，金川荒土全部开垦，垦地达13万多亩。有来自吉林、辽宁、黑龙江、陕西、湖北、广西、贵州等多个地方的人民扎根金川，兴起的三街五屯，开始出现汉藏两结合的房屋，用藏式方法砌墙，里面用木架为主结构，上覆小青瓦。街道变得狭窄，两边房屋比邻，各种会馆、庙宇等大量出现。

汉族屯兵将先进的农耕技术、畜牧和加工技术带到了金川地区，刀耕火种变为精耕细作，二牛抬杠变为单牛犁地，木制锄、铧变为铁制耕作工具，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豆、麦等优良品种也被引入金川，尤其是河北、山东的屯兵带来的鸭梨，同当地山梨嫁接，在金川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培育出了闻名全国的金川雪梨。

不光是士兵，内地的手工艺匠人在战后也陆续来到金川，他们将内地的手工艺与金川本地的民族工艺相结合，生产出以精美工艺著称的“金川土司刀”。由于要修建汉式房屋，烧瓦的工艺也传入金川，出现了瓦窑厂。在金川县城老街，还能看到一些雕花门窗、飞檐青瓦的汉式老式房屋。

清朝统一新疆后，鼓励内地无地移民到达新疆后，从生活到生产都由国家负责。各个地区具体政策有细微差别，每户分给田地30亩（有的地区视其能力按每人10-15亩）、给农具、给籽种、给房，再由政府借给马匹、口粮，口粮按大人每人每天白面一斤、小孩减半，秋后丰收后归还，各个地区具体政策有细微差别。分给移民的田地一般已由驻防清军提前开垦好，房屋一般也由地方官员提前建好，并备好马匹、籽种，只等移民入住，并且享受六年免税政策，同时清政府鼓励移民新开垦土地，新开垦的土地同样享受六年免税。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在平定大小和卓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稳定新疆地区尤其是南疆的局势，并积极鼓励内地商人前往新疆贸易，逐渐培养了“西商”等商人群体。这些商人频繁来往于新疆与内地之间，将新疆的牲畜、畜产品、酿酒、玉石交易内地的绸缎、布匹、大黄和茶叶等，并形成了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固定的贸易集市。在此过程中，内地商人摸索出了从新疆到内地各处的贩运路线。

乾隆帝“回部既已平定，内地商贩自应流通，但贸易一事应听商民自便，未便官办勒派……着寄信杨应琚将此传谕商民，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矣。” 正是在乾隆帝的支持下，南疆贸易很快恢复了生机，大量商人重新来往于新疆与内地，开辟了两地间的贸易交通要道。清政府专门为这些商人发放照票，方便其通过沿途关卡，也使得新疆与内地的贸易往来顺畅有序。

清朝统一新疆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西北边疆，还促进了新疆社会政治的进步。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再度统一新疆，结束了自明代以来新疆游离于中原王朝直接治理之下的局面。清朝再度统一新疆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西北边疆，还促进了新疆社会政治的进步。客观地说，清朝统一新疆及其后一系列的军政建设，为新疆作为新中国的省级区划建制之一，较之以往更为密不可分地与内地联系在一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历史意义。

从战争事件上看，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第一次战争开始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结束。事件长达45年，几乎伴随着乾隆的统治岁月，也是乾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从战争对象上看，有外国的、本国的、有廓而喀王、有藩属土王、有蒙古大汗、有回部和卓、有金川土司、有台湾反清义士，作战时间少则一年，多则三四年。

准噶尔汗国，让康熙皇帝御驾亲征了三次；让雍正皇帝吃尽了苦头。这个几乎和大清王朝成为世仇的边疆之患，不仅仅严重威胁清朝的皇权稳固，更直接影响着清朝国土疆域的完整。乾隆皇帝灭掉准噶尔，控制了天山南北；而后又平定大小和卓，统一西域，并正式将此疆域纳入中国版图，“新疆”的名称由此诞生。仅凭这一项历史功绩，乾隆皇帝就足以比拟汉武唐宗。

历史选择了乾隆皇帝作为清朝统一新疆的最终完成者，而他也不负期许，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朝中大臣鉴于康熙、雍正年间用兵准噶尔劳师糜饷，故多对出军持不同意见。但乾隆皇帝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决策进军，准确地把握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趋势。

为保卫边疆和巩固国家统一，清朝统治者与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和外侵之敌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从平三藩、收台湾到抗击沙俄入侵，从粉碎罗卜藏丹津叛乱到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在极为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组织了一次次规模浩大的军事远征，其跋山涉水之远，登峰攀岩之险，冲踏流沙之难，横越绝漠之艰，令人惊叹、难以想见，为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