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队经商已经很难考证，早在战国时期，军队中已经有“军市”出现。此时，军市主要是让军队和商贩交易一些物品所设置的随军集市。

在战国时期军队在军市中进行收租和买卖的收入，可以用于军队本身。汉代，军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在军市中进行买卖，农民和商人可以向军队出售粮食蔬菜美酒衣物，军人可以向他们出售战利品和自己生产的其他物资。“取赡于军市”，已成为汉代“备边”的一项重要国策，军市的收入在汉代的财政收支中竟占据了一定的分量。

在唐代，地方军阀和中央禁军都有经商活动。在神策军经商的鼎盛时期，甚至在内部设立了专门负责经商活动的 “专知两市回易”。

在现实利益面前，军队经商依然是越演越烈。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出镇庆州，他“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息二万余贯，充随军公用支使外，却纳足官本”。意思是范仲淹用军队的钱做生意，给军政方面赚取了两万贯的收入，可见此时宋军经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载，著名文学家滕宗谅曾经派出一百八十七名士兵，用驴车四十辆拉了三百多笼茶去卖，并要求不得收税。自宋以后，古代军队经商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且越往后越严重。明代虽然一开始也是对军队经商严加管理，但卫所制崩溃后，各个武将开始利用手中职权大搞买卖。明朝末年，皮岛的毛文龙利用自己的特殊地理条件在东北地区靠做买卖发了大财。这股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三藩”之一的尚可喜，在沿海地区与荷兰、葡萄牙进行贸易获取了巨大的利润。“靠海吃海”，做海上贸易是海军的拿手好戏，到了近代，最著名的军队经商是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做起了国际贸易。

在中华民国时期，当时徐州国民党“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海州开着几个盐号。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抗战时期是国共合作，八路军不能像红军时期那样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军饷，就只有靠生产经商。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因此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

到了现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经营性生产，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减少，不足部分需自筹解决。1988年前后，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于是军队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

鉴于军队经商的危害，中央开展整顿工作。

1947年6月3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同意朱德同志的报告，指示华北部队认真整顿。在刘少奇同志的配合下，华北部队清理了经商机构，后方人员由新建的军区后勤部统一管理。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机关后方精简了，野战部队摆脱后方的沉重负担，部队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腐败滋生的根源，干部们都能集中精力作战了。

1989年11月20日，江泽民同志在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的第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军队从总体上来说应该‘吃皇粮’。搞‘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是行不通的，我一直是不赞成的。”“军队不能走自己养自己的道路。如果把精力都放在经商赚钱上，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随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军队要吃皇粮”。但军队生产经营的规模仍然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据1993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己达上万个，从业人员80余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摆到了新一届中央军委的面前。对军队经商问题，1995年9月开始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非常焦心，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把自己的看法向江泽民等中央军委领导作了汇报，建议军队迅速停止经营性生产。

1997年，随着某大单位部队财务结算中心特大非法集资、放贷案的破获，全军又陆续查出多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面对军队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张万年心急如焚，强调必须加快清理整顿生产经营工作的步伐。1998年7月13日，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张万年出席会议，并和江泽民、朱镕基等同志接见了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代表。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并严厉批评了军队某公司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走私进口铁矿砂的案件，明确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这天夜里，他专门给张万年打电话，明确指示中央军委一定要严肃查处这起进口铁矿砂走私案。之后，江泽民又给张万年、迟浩田等军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军队再也不能经商了，国家要给经费，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肯定要垮台，好端端的红色江山一定会变色。这决非危言耸听。要狠抓，切不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和批示后，张万年当夜立即向有关方面作出紧急部署。第二天一早，他赶到办公室，听取总政治部有关汇报。在张万年的直接领导下，这起大案的有关涉案人员均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7月22日，全军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正式向全军宣布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当日深夜，江老又给张万年将军打电话，并给张万年、迟浩田同志等中央军委领导写信，要求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要痛下决心，雷厉风行，今年年底前实现军队、武警部队不经商，从明年起实现军队全部“吃皇粮”。接到江泽民同志的电话和信后，张万年同志连夜给解放军四总部领导打电话，立即部署落实。至当年12月15日，军队和武警部队落实不经商决策的工作按时完成。军队、武警部队共移交企业2937个，总资产804亿元、从业人员20．9万人；确定撤销企业3928个，总资产151亿元，从业人员10.4万人，全部停止经营活动；对保留的258个保障性企业、1088个福利性企业，按政策规定进行审查核定，实现了1998年年底前军队、武警部队与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战略决策。

1998年军队停止经商后，暂时保留一些领域可以开展有偿服务活动，在特定时期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有偿服务已经不适应党、国家和军队事业的需要。2015年11月，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果断决策“下决心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2016年，我国开展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的工作。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部署要求，截至2018年6月30日，全军10.6万个有偿服务项目中，应停的10万个已全部按期停止，停偿工作取得决定性成果，实现既定阶段目标。截至2019年7月，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任务基本完成，军队不从事经营活动的目标基本实现。

越南人民军是允许经商的，并且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的许多军用货船在运输武器过程中发现依然有很多空间可以装载其他货物。为此越南军队便开始购买一些民用物资回国倒卖，一来二去这也成为了越南军队的一大传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军队经商的规模也愈演愈烈，越南军队早已不满足与倒卖货物这种最原始的手段，如今已经开始开公司甚至开企业。越南的许多军队下属公司慢慢成长为了越南国内的行业巨头。比如越南的Viettel公司，全称为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目前越南75%的电信市场都是由其掌控，而其创造的经济价值更是已经达到了越南全年GDP的10%，甚至是越南军费的三倍。由此可见越南的这些军官相比于打仗，在经商方面看来更有一套。而越南军队的公司也涵盖各个方面：房地产，建筑厂，材料公司，电信公司等等。而经商的军队也能帮助越南缓解军费的压力。

埃及的军队经商始于纳赛尔、萨达特时期，后期逐渐成长为埃及最大最重要的商业实体。到了穆巴拉克时代，军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非常突出。穆巴拉克认为，军队可以成为推动埃及经济发展的引擎。埃及军队拥有大量土地和公司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扮演着提供就业机会的角色。其拥有的产业和商业利益规模有不同的估算，从占埃及国民总产值的8%到40%，不一而足，且很难确切估计。埃及军方拥有的公司不但生产武器装备，还提供民用消费品和服务。根据1986年颁布的法律，埃及军事商业企业免征进口关税，根据2005年颁布的法律，埃及军事商业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甚至，运送至军事商业企业的货物都不需要进行任何检查。

自从2014年现任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上任以来，埃及发展了数十家军工经商的企业。2018年2月8日，塞西总统表示，埃及军队经商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无价之宝”。

泰国军队的商业活动每年创造近10亿泰铢(约合3200万美元)的收入，业务覆盖高尔夫球场、拳击竞技场、跑马场、体育俱乐部、酒店和加油站等。

老挝人民军也可以经商，老挝国防部开办有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

缅甸的军人是可以经商搞副业的。缅军总司令敏昂莱就是缅甸最大的商人。缅甸国防军全面控制缅甸经济，他们的业务范围涉及建筑业、酒店、旅游、交通、玉石、农业、矿产、能源等各领域，目前有至少120家附属公司。军方也因此成为缅甸国内经济最重要的参与者。

尝到了经商的甜头后，神策军再不复往日军威，征兵也不像过去那样专挑勇猛善战之士，反而大量招募精于投机倒把的市井之徒、工商子弟进入部队，这样的军队自然战斗力全无。黄巢起义时，曾名震天下的神策军，居然被出征吓得嚎啕大哭，还出钱去雇人充数。这样一支部队，又怎么能够克敌制胜呢？果不其然，潼关一战，神策军兵败如山倒。

已被朝廷弊政及由此滋生的腐败分子蛀成空架子的北宋军队，当1125年新崛起的金朝派兵南下时就原形毕露：6万金兵轻松地长驱千里，所遇拦阻的宋军人数既少又每战必溃，连金国官员都惊奇地问：“闻南朝有兵八十万，今在何处？”已禅位的宋徽宗及继位的宋钦宗见金军逼到城下，只知搜刮金银送去以求其退兵，没想到对方不仅掠财，还把这对昏聩怯懦的父子皇帝一同押走了。

南宋大将张俊，他最为知名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参与构陷岳飞，另一个就是经商敛财的功夫。史书记载张俊的部队有五万余人，但全身防护的铠甲竟有三万副。折合铜钱一百一十四万余贯。韩世忠、岳飞、王躞等部队则“不如俊之军”，可见张俊的阔绰。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装备精良的阔绰之军，战斗力却羞于启齿。张俊的部队打打流寇土匪或对付农民起义还行，面对金军的虎狼之师，张俊部的真实水平一下子就暴露无遗了。

在北洋水师中，很多军官赚了钱之后，马上买房置地，根据《益堂年谱》记载：“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大沽、烟台、威海、上海等地置办有房产。”可以说是个大富翁。但在甲午海战中，他被日军吓破了胆，临阵脱逃，慌不择路的撞沉了己方战舰扬威舰。

军队经商对于越南军队内部的损害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越南人民军除了精英部队，很少有士兵依然能够保证每日的训练，几乎全在想方设法的赚钱。越南军队的经费却依然紧张，同时在军事武器科研领域也几乎陷入了停滞。而越南高层也对这种做法听之任之：如今，军队经商已经牵扯了太多人的利益，越南政府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管控。

2020年1月9日，越南军队、公安等因为征地问题和河内市美德县以黎廷鲸为首的同心乡的村民帮派组织“同顺组”发生冲突，造成3名公安人员被帮派烧死的惨剧。

同年，泰国一名军士长托马因一宗房地产交易失败而造成枪杀29人，伤57人的惨剧。在泰国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缅甸共产党在经济上捉襟见肘、陷入困境时，一些人竟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问题。但此举殊不知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四个军区乃至一些游击队看到毒品的巨额利润，也纷纷经营此道，获利后留为单位小金库或者直接收入私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缅共“人民军”各部都各显神通经商赚钱。一些单位直接卖鸦片，甚至设厂加工海洛因。据知情者透露，至缅共后期，除德钦巴登顶等几个人还洁身自好外，其他中高级干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鸦片贸易。某些领导个人的腰包却畸形膨胀起来。有的军区司令员还由茅棚住进了模仿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楼，根据地内还不断出现谋财害命的凶杀，过去生死与共的团结战斗精神荡然无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加剧。缅共最终因腐败而亡。

在缅甸，军方把持着缅甸国家的经济命脉，其势力根深蒂固。缅甸现役军人很多都在政府担任要职，而不少退役军人也或经商、或从政，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根据缅甸宪法，缅甸军方可以在“紧急状态”下接管政府权力。至于什么时候属于“紧急状态”，那就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军队经商将大大削弱军队战斗力，把一支能征善战的铁军，腐蚀成投机倒把的贪生怕死之徒。”（甘肃省博物馆官方账号评）

“宋代军队之腐朽无能也着实罕见，而让官兵经商又是头号腐蚀剂。”（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评）

“部队要打仗了，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这种前后方不分、建制混乱的现象不解决，不但打不了仗，而且极易滋生贪污腐败，涣散部队战斗力。”——（民主与法制网评）

“军队经商虽然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矛盾，弊端和危害越来越显现，干扰了部队正常的军事训练和工作秩序，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由此引发的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也日益突出。”（文摘报评）

“军队经商是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经商必然会引起军队的腐败，而腐败的军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中央军委前副主席、上将张震评）

“军人天职是打仗，军队不能有副业。”（央广网、解放军报评）

“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会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国防......，这很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解放日报评）

“对于一个正常的大国而言，军队经商肯定是弊大于利，必须对其禁止。”（中国小康网评）

“越南历次反腐行动都涉及到了军方高官，甚至牵扯到了国防部副部长，可见（军队经商）问题之严重。”（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赵卫华评）

“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放出来的魔鬼就难以控制了......各民族武装实际形成了首长个人专权，经商后造成“枪钱”结合，变成中央无法控制的一个个“独立王国......。（缅甸共产党）最终亡于腐败，这种教训在不少落后国家带有规律性，有识者不能不站在时代高度进行深层反思。”（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