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纯顺（1951年12月-1996年6月13日），男，湖北鄂州人，生于上海。中国探险家，大学本科。

余纯顺在罗布泊庄严地走完了他不平坦的人生之路。身后也不平静，坟墓被盗。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写了一本书，说他是一个为名声所累、不够清醒的英雄。

余纯顺这次来新疆，主要目的是实施他孤身徒步走访全中国探险计划中，徒步穿越罗布泊的项目。库尔勒人以惯有的热情，迎接他的到来，楼兰宾馆对他的食宿予以全免。

余纯顺穿越罗布泊探险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在我们的配合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我们协助他制定了穿越罗布泊以及米兰至敦煌两个方案，确定了行进线路。

同时，根据罗布泊的气候特点，极力劝阻他改换季节，以使穿越活动更具成功把握。我们提出：穿越罗布泊，应在九、十月，那时恰好可以避开高温和大风天气。

余纯顺回答说：“九、十月份，要去南疆的麦盖提县训练骆驼，然后孤身横穿（由西向东）塔克拉玛干沙漠。

“另外，这次穿越罗布泊活动，将有上海市电视台摄制组随同作追踪拍摄。他们一行稍后即到库尔勒市。日程安排已经不可更改。”余纯顺接着说。

1996年5月31日一早，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室主任编导宋继昌等4人组成的摄制组抵达库尔勒市。这时，1996年5月27日余纯顺制定的“孤身徒步纵穿罗布泊日程及上海电视台追踪拍摄日程表“，已经正式打印成稿。摄制组还在乌鲁木齐时，余纯顺便于1996年5月28日下午由库尔勒出发，徒步前往172公里外的兵团农二师32团场了。在谈到此行的目的时，余纯顺说：“前几个月一直忙于整理日记和写稿，很少活动，更谈不上走路了。走这百多公里路，一来可以做穿越罗布泊前的“热身”，二也使我适应一下塔里木周边地区的气候、环境，为十月份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准备”。

他最后充满自信地说：“我这可以说是“小试牛刀“，胜率在百分之百！”

1996年5月29日下午17时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袭击了库尔勒市以南地区，我们很为余纯顺担心，因为沙尘暴掠过的地方，正是32团及其邻近的另外几个团场和尉犁县。

1996年6月2日上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党委宣传部，在楼兰宾馆五楼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余纯顺在会上慷慨陈词，表示了穿越罗布泊的决心。自治州人寿保险公司为余纯顺、上海市电视台摄制组、陪同以及两位司机共10人，免费提供了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人身保险。

1996年6月4日，余纯顺穿越罗布泊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石油物探局地调三处提供“奔驰”沙漠车二台，车上配有电台；购买了夏季常用药品；号称“沙漠王”的退休地质工程师、年过花甲的赵子允，被请来担任前进桥至土垠段的向导。我的任务是陪同余纯顺一行，由库尔勒经营盘到前进桥，并全程服务。

购置的其它物资有：矿泉水100箱、八宝粥720听、方便面1500包、水果及肉类罐头10件、馕饼300个、蔬菜200公斤，另有大量即食食品。

有关单位为这次活动，免费提供了发电机一部，摄制组自备卫星导航仪GPS三台。

1996年6月6日，是余纯顺及摄制组进军罗布泊的日子。路线为自西向东南。即由库尔勒出发，经胡杨沟、营盘、老开屏、前进桥、龙城雅丹群、土垠后，进入罗布泊湖心。

上午，为积极配合上海电视台对穿越罗布泊行动的连续报道，余纯顺把一份新闻稿和线路草图稿，以传真发往上海，并同远在北京的朋友通了电话。随后，他把不便携带的一些书籍、资料捆扎好，连同部分摄影器材一起，委托友人保管。

下午13时30分，余纯顺纵穿罗布泊壮行仪式在楼兰宾馆新楼前举行。当地旅游局、人保公司和宾馆的领导，为余纯顺等人胸前佩上了大红花。几名蒙古族的姑娘，依次为我们敬献了“上马酒”。各界代表人士先后讲话，预祝余纯顺孤身穿越罗布泊成功。热烈日下的余纯顺，自称除饮少量啤酒，从不沾白酒的他毫不推让，几碗酒喝下，已是满脸通红，激动的心情，流于言表。他站在话筒前，汗水夹着泪水不住的从脸上滴下。面对着百余名与会人士，他再次表示：一定能顺利实现穿越，打破6月份不能进入和穿越罗布泊的神话。大家对此抱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下午15时30分，余纯顺一行9人，分乘两台沙漠车，驶离楼兰宾馆。余纯顺意欲征服罗布泊未料却魂归罗布泊悲壮的一幕，正式启开。

汽车的轰鸣声打破了库鲁克塔格山的沉静。车身卷起的冲天尘土如同浓雾，烈日像一团火球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汽车驾驶室里闷热难当，坐在前排司机老张师傅一侧的余纯顺，不停用毛巾拭去头上和脖胫上的汗水。当天晚上9点多，喘息未定的汽车停在了库鲁克塔格山南坡冲积带上，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决定在这里扎建营地。经过6小时近200公里的颠簸，大家实在不愿多走哪怕半公里了。这里遍布一丛丛、一簇簇的麻黄草和梭梭柴成了蚊子、飞蜢栖身的好去处。夜幕降临时，它们成群结队向我们袭来，胳膊上、腿上很快被叮起了包，大家只好躲进闷热的帐篷里。

6月7日一早，每人吃了一包方便面，我们又迎着初升的太阳上路了。在车上，余纯顺得意得地说：“我有一位朋友，是位报社女记者，她写了篇关于我历时八载走中国的文章，据她自己讲已经替她挣了三千多块钱稿费！”有人调侃说：“余老师你已经成一棵摇钱树了！“话音未落，就觉车身往右后方猛地斜了下去，停车后，才知道右后车胎扎入了一块长形的利石。乘着换轮胎的功夫，摄制组抓拍了一些余纯顺在沙丘间孤身徒步的镜头。重新上路走出96公里后，一行人到了孔雀河岸边的老开屏。这里有成百上千间废弃了的部队营房，从丢弃的废品看，这里曾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医院，另外也驻扎过汽车分队。有人说，老开屏是取孔雀开屏之意，其实这个地名同元宝庄（原爆庄）等地名一样，是老一代军人创建中国原子弹试验场后，为纪念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所起的地名。

在一处空地上，停有西北石油地质局一部宿营车，一位只穿一条裤衩，浑身被晒成紫铜色的小伙子是这里的老住户。他告诉我们：马上要进行原子弹试验，东边正在清场，劝我们不要进去，以免白费周折。每逢试验，必是清场，这一贯例我们都很清楚。后退的确于心不忍，大家商量后，一致同意按原定计划行动。在这里吃过午餐，我们继续往前进桥方向进发。在这后一百多公里沿途中，遍布部队遗弃的营房、若干简易机场、巨大的工事，从这些断壁残垣上，我们只能遥想当年这里升腾过的数十次耀眼的辉煌。

疾驶13个小时，里程表显示出我们只走了250公里。在快要到达二号营地时，不料装载食品物资的一台车，不留意一下陷入了烂泥中，卸下车上的全部物资，几经挣扎后，总算开了出来。这个营地距著名的龙城雅丹群仅仅5公里，但是夜幕降临，加上方向极难辨认，我们只好很不情愿地在这里扎下了二号营地（E：90°02`，N：40°49`）。

1996年6月8日早晨，余纯顺一行来到了龙城。龙城位于孔雀河下游，属孔雀河下游雅丹分布区。连同楼兰古城一带的雅丹在内，其长度东西为40公里，南北宽约160公里，面积约1800平方公里。往南望去，只见密集分布的雅丹群正反射着朝阳的金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千雕万琢，使得这些毫无生命千年不语的风蚀土堆群，呈现出万千仪态。其气势之恢宏、神奇与壮丽，令人惊叹不已。在这里，余纯顺精神异常亢奋。面对摄像机，他激动的说：“我到过新疆许多地方，只有龙城充满了辉煌的诗意。”“迄今为止，到过和将要到罗布泊的上海人，一个是彭加木，一个就是我（注：彭加木曾在上海工作过）。如今，彭加木已经魂归大漠了，而我，只有我余纯顺，一定能征服罗布泊！”

在龙城的拍摄进行了4个小时。余纯顺意犹未尽，利用拍摄间隙，自己也拍了不少照片。

1996年6月8日是下午，余纯顺一行经过土垠，踏上了罗布泊干涸不毛的湖盆N40

准备吃饭时，上海电视台的宋继昌编导告诉我：“老余要准备徒走了。一条线路是由前进桥至库尔勒，一条线路是从土垠起用3天时间穿越罗布泊，最后到前进桥。”刚吃过晚饭，余纯顺叫住了我，让我给他提供库尔勒前进桥间的公里数。查对了我过去每日行程记录后，我把几组数字抄在一份报纸上写好交给了他。余纯顺边看边说：“老彭，从库尔勒到前进桥这段路，我记的很乱。再说，个别路段时不时有车辆、人员活动。如果徒步，需要预埋饮用水，但又考虑这样怕不安全。”我回答：“明天我要去楼兰，细节问题回来后再说吧。”

我提醒他：“前进桥到库尔勒大部分都无路可走，但只要你顺着库鲁克塔格山往西走，就可以到甘羊厂，那里有人又有水，应该没有问题。”

等吃完饭，除余纯顺外，大家都匆匆钻进帐篷休息了，因为我们在罗布泊湖盆中的行进异常艰苦。大家早已疲惫不堪。由库尔勒出发时前两台车的空调就全都坏了，进入湖盆，车外阵阵热风不断刮进车里，加上汽车自身的热度更使每个人都象在被蒸烤，在湖盆中，我们停车，便于摄制组拍摄，头顶烈日，让人顿生毛发欲焦之感。目极所在，一望无际翻翘着的盐壳，呈现出令人心悸的灰褐色。盐壳下边是厚可盈尺的青灰色土层，土层下则是洁白的盐块。天不见飞鸟，地不长寸草，时时处处暗藏着危机，这就是罗布泊。难怪余纯顺说：“这样的地方，只能用来放原子弹。”其实，罗布泊曾是一个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的泱泱大湖。只是沧海桑田，山河巨变，加上近世纪人类活动的干扰，才使它变为眼前这干旱不毛的死亡地域。

据新疆若县志记载：“一九六四年十月上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几天，在罗布泊地区荒原上，我空军巡场飞机意外发现了一群约一、二百人的国民党马步芳、马鸿奎余部残匪。三天后，这群游弋了十数年的匪徒被接出荒漠。”试想，如果罗布泊及其周边地带，没有水草，没有野生动物，这帮残匪何以能在这里生存十多年呢？在去罗布泊的途中，我们多次看到受惊吓后狂奔的野羊，多则数十只，少则三、五只。这说明，至少罗布泊附近还是有生命的。

1996年6月9日8时，我们离开三号营地，由东向西进发，去探访神秘消失近两千年的楼兰。道路十分难走，5个小时汽车仅仅走了14公里，平均时速仅2.8公里。这时，我们用GPS测量，还有近7公里路程。站在孔雀河干河床南岸，虽能看见楼兰城中的佛塔高耸，但雅丹密布，汽车无法再前行一步。我提出弃车徒步的建议，大家把出发时间定在了下午17时。离出发时间还有4个小时，我们赤裸着身子坐在汽车下，苦苦等待着出发的那一刻。在44度的高温下，大家被热的几乎喘不上气来，只好随着汽车的阴影东躲西藏。殊不知这时的汽车在灼热的阳光强烈照射下，车身也成了强热源，帮不了我们多少忙。

好不容易熬到了17时，我们决定除留下老张、大张两位司机原地留守外，其余8人各背12瓶矿泉水、4听八宝粥以及睡袋、相机等，徒步去楼兰。楼兰被雅丹紧紧包围着，四周遍布黄沙断碛。常年盛行的东北风，使我们脚下的雅丹沟壑走向同主风方向一致，走起来比我们以前由北向南穿越雅丹去楼兰要省力。大约两个小时后，楼兰古城被我们踏在了脚下。

来不及休息，摄制组就架好机器准备拍片了。不料忙中出错，所带电池竟未充电。宋导提出让我返回司机留守处另取几只。我说：这里地形复杂，大家都知道，天一黑路上容易走偏方向。并提出，明天一大早去取，也绝对在光线最好时赶到，不影响拍片。在一旁的余纯顺听了这话有些激动，大声道：“这次拍片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明天绝对来不及！要说天晚，我不怕，我去取。两个小时我完全可以打个来回！”最后，赵工提出他去，这才打破了僵局。事后赵工告诉我们，他们返回的路线偏东北了，怎么也找不着汽车，着急中，我们目送赵工向东奔去，

直到夜里十一点多，看到了两位司机的火堆后，才回到汽车边。晚上，我在楼兰城西北歪脖子胡杨树下，挖出了1995年11月带考察队来这里时，埋下的三顶帐篷，一些午餐肉罐头。临睡前在楼兰佛塔南侧平台上，余纯顺兴致勃勃，大谈楼兰的兴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成因。他说：“塔里木盆地远古时代曾经是汪洋大海，海水甚至淹没过阿尔金山和昆仑山东部。由大海变为沙漠，大概经历了十几亿年。”他认为，罗布泊一带的雅丹为烈风剥蚀后，成为塔克拉玛干的主要沙漠。我告诉他，199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国际大会有结论说：那里的沙子起源于盆地自身。余纯顺听了以不屑的口气说：“那不过是一家之言！”

早饭后,我收拾好行装，独自坐在背囊上抽着烟，这时，余纯顺走来了。应余纯顺的要求，我给他画了由楼兰至前进桥的线路草图。此刻以肉眼能清晰看到的楼兰城北烽火台，烽火台西北14公里处的铁塔觇标，一一指点给他。据他讲，由前进桥徒步至库尔勒的计划被摄制组否定了，因此他决定：由楼兰返回土垠徒步穿过罗布泊，经过楼兰到前进桥。其余人员乘车按原路由土垠折返前进桥接应。

我画给他的这张线路草图，由楼兰城北5公里处的烽火台（19号觇标）、该点西北大沙包上的15号觇标、15号标西北的烽火台、11号觇标连成一条线，全程约18公里。

画好后，又给他做了详细的解释。楼兰东南及其以北的雅丹分布区，其雅丹同龙城高度20—25米的雅丹相比，相对高差较小，一般不超过41米。因此，地质专家们标为“皱形雅丹”。正是这些不算高大的雅丹，这条线路上的几个觇标、几个烽火台远看十分醒目。它们相距4—5公里，一般天气情况下，这几个突兀而立的目标都很容易辩认，最后我告诉余纯顺，“万一找不准要找的点，一定要记住往北走，也就是朝库鲁克塔格山的方向走。这样，最北部那条干涸的孔雀河，是你必经的，这样再找前进桥就不难了。”

老彭,我走了八年了。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经验和实力，从土垠过来到前进桥这段路，我两天半就可以干掉!”余纯顺胸有成竹的说。

上午9时45分，结束了在楼兰的活动，我们就要返回土垠了。临走前，我们8人把没有喝完的20多瓶矿泉水集中在一起埋在佛塔南侧的土坎中。时隔近一年以后，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挖出了这些水，可惜水已变质不能饮用，只好带走。后来全加进了汽车的水箱里。当时考虑如果余纯顺徒步走到这里后，或许可以用它救急。

其它的生活垃圾收拾装袋后，深埋在城东一公里外的雅丹下。中午12点30分，大家先后安全抵达司机留守处（E89度58分12.9秒，N42度33分07秒），两位师傅早已烧好了几大盆肉粥，匆匆吃罢我们便开始撤离。营地是土垠，余纯顺将从那里出发，开始他孤身徒步穿越罗布泊的壮举。

出发前，余纯顺在停车处不远的河岸上，放置了矿泉水一箱，食品一箱，这些水和食物，足够他去前进桥一天路程所需。随后，在返回土垠的路上，我们每7公里埋6瓶矿泉水，隔35公里埋全天干粮及饮用水。在湖盆丁字路口，我们停下车来，

摄制组再次拍摄了海市蜃楼景观和地貌，并为余纯顺拍了一些行进中的镜头。余纯顺在路口以西23公里处，放置了一箱矿泉水和一箱食品。去土垠28公里路段，又设了3个埋水点，沿途的水和干粮均由余纯顺自己用我每次外出带着的那把工兵锹挖坑埋入土中，再以白色塑料袋装以沙土，放在上边作为标识。为此，余纯顺常说：“老彭，你的小铁锹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下午18时20分，我们返回了土垠.因为天气太热，无法搭帐篷，只好躲在高台下背阴处等待太阳落下。几天的熬煎使我们几乎尽疲力竭,每个人的脸庞都被晒的黑里透红。身上的衬衣被汗浸透了不知道多少次。

晚上，摄制组在为余纯顺、赵子充两人拍摄了谈话情节后，我们为余纯顺开了个壮行会，来时我们带了一箱（12瓶）“楼兰干白葡萄酒”，这回正好派上用场。菜很简单，只有几听罐头。我们几个人围坐一圈，每人依次给余纯顺敬酒，祝愿他穿越成功。

余纯顺似乎有重重心事，以往谈锋很键的他，此时却变得寡言少语。交杯换盏间，有人劝他放弃徒步穿越计划，也有人提议他择季进行穿越行动。还有人说彭加木失踪也在6月份，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找水，担心余纯顺耐不住高温，产生断水的严重后果。这时早有人按捺不住厉声道：“彭加木又怎么样？我们老余走了8年了！”

听了这话，余纯顺未动色，端起酒杯，一仰脖喝下，然后说：“如果这次穿越不成功，那是天亡我也！”

余纯顺的穿越线路，全长约107公里，根据他的行走速度和路况，用3天时间和我们在前进桥会合是很有把握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没有问题。”

1996年6月11日9时，拒绝车辆、人员随行的余纯顺大步流星离开土垠向南边罗布泊走去。身上背着的背包里装着他的帐篷、防潮垫、笔记本、睡袋以及西洋参（切片）一盒。我们目送他，直到他的身影融入灰褐色的湖盆中，隐没在零星分布的雅丹里。

按原定计划，送走了余纯顺，我们应按原路返回前进桥大本营接应点。由土垠到前进桥以南大本营全程139公里，全是盐壳下覆盖着虚土、细沙的地貌，而且根本没有路。汽车要马不停蹄地跑一整天，太阳升起，阳光无遮无拦地直射下来，让人觉得晕晕乎乎，眼前不时出现重影。在汽车上，宋导对我说：“去前进桥时间推后，下午三点以后追余纯顺，只要他感到身体不适，就把他拽上车，拖回来！”

中午过后，气温直线上升，至少在45—50左右。著名考古家，新疆考古所名誉所长穆舜英教授，1979年4月曾进入罗布泊北岸一带，寻找进入楼兰的道路。她在《神秘的古城楼兰》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里的气候异常干燥……

虽是四月，但气温已达到摄氏38度至40度，热的人挥汗如雨……

余纯顺在6月份，硬要只身闯入罗布泊，他的初衷，是要以此行“打破6月中旬不能走罗布泊的说法”。他在1996年6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宋老师在拍片前曾专程到乌鲁木齐去访问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及给彭加木开车的王师傅，均说：罗布泊湖心在6月10号最高温度达到75度，十二时到十七时，人只能躲在车底下，根本无法行动，6月份根本不能进……”。可见他对这里恶劣的气候是事先已有所了解。

午后3时，我们登车了。发现了余纯顺的埋水点，沿着返回土垠的路，追赶余纯顺。驶出约8公里，发现他出发后的第一个埋水点停车以后，上海电视台的小孙等和我相继下车，小土堆上装有沙土的白色塑料袋原封未动，小孙拔开土堆向下挖时，挖出了和余纯顺埋的6瓶矿泉水。很可能这段路他并不觉得缺水，在早上出发时，他裤子兜里一左一右各装了一瓶水。第二个埋水点是在一丛红柳下，这里扔有两只空水瓶和几只烟蒂。附近有凌乱的军用胶鞋印和一处坐痕。

下午4时25分，我们终于在湖盆中撵上了他。里长程表在离开土垠时，显示为3305，此时正指向3338公里。余纯顺用8个小时，孤身徒步33公里，平均每小时4.125公里！这里距他徒步计划中的第一个宿营补给点还有3公里不到。我们争先恐后跳下车，围住他问这问那。只见他满头大汗，汗水浸湿了衣服和背包，黑红的脸庞上，汗水不住的流淌。宋导关切地问他，身体能不能吃的消？他紧握双拳上下挥动工着说：“我没事的！身体这么结实，绝对没有问题。从出发后，我一次没休息，一气走到这里的。”“我这不是走过来了吗？我就要打破6月份不能进入罗布泊的神话。再走两三公里就到第一个营地了，到了以后我就扎帐篷休息。

早点睡觉，赶早走，你们赶快回吧！”为在黄昏前赶到土垠以北的戈壁上扎营，为尽早赶到前进桥大本营节省时间，我们又一次同余纯顺分手了。

临上车时，他说：“老彭，剩下的路我一天半就可以干掉。”坐进了闷热的驾驶室，只见余纯顺右手挥动着草帽，大声喊道：“咱们前进桥见！”这是他在罗布泊湖盆中，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从此，他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

1996年6月12日，天才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昨晚充电时，摄制组不慎烧坏了一只进口的充电器，听说价值在五万元人民币以上，大家的心情不大好，早饭也懒得做，急急忙忙就上路了。

上午11时45分，我们越过孔雀河上的前进桥，又往南行进10公里，到了11号觇标下的接应点。余纯顺如无意外，13日将和我们在这里会合，然后一同返回库尔勒。

天气很热，我们9个人有的坐在汽车阴影里，有的在身子下边铺上破纸箱只穿条短裤躺在汽车底下。每个人都不住地喊热，不停地喝水，空水瓶扔了一地。

罗布泊是极旱地区，年降水量不足1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在这里水就是生命，纵有黄金万两，也难买清水一滴。但是光有水喝还不行，必须加入少许碘盐以及时补充体内大量随汗水流失的钾盐。否则浑身就像棉花一样绵软，没有一点气力。

日落时分，气温稍稍降低。我们赶紧取出一顶红、黄、白三色尼龙布帐篷捆绑在耸立于大丘上的11号觇标上。余纯顺13日朝这个方向徒步走来时，一定能看到它。

搭好了各自的帐篷，简单的晚饭也做好了。正准备分发饭菜时，刚刚透着光亮的天空，突然间昏暗起来。它象一口倒置的大锅，半边一片灰黄、半边现出白色。

紧接着一阵掠地风袭来，卷起阵阵沙尘，渐渐形成一堵厚重的“土墙”，直向我们扑来。沙暴来了。这是一场来势凶猛意想不到的沙尘暴。我们还没来得及钻进帐篷，铺天盖地的沙尘便随风而至。刹那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风声呼啸，飞沙走石。汽车很快被沙尘雾吞没，沙粒打在车身上，发出噼噼叭叭的响声。这一晚我始终在帐篷里缩守，其余6人早已飞身钻进了汽车，他们的帐篷全被狂风吹倒并埋入沙中，只好同两位司机在车上过了一夜。

这场诅咒的风，从21时45分刮起，直到13日早晨，仍在肆虐。我们不由替余纯顺的处境担忧起来。8时30分，我和赵子允等三人，决定去5公里以外13号觇标下，迎候余纯顺。

11号觇标上捆绑的那顶为余纯顺指示方位的帐篷，哗啦啦发出巨响，我真担心大风会把它撕成碎片。好不容易来到13号觇标底下，我们三人轮流用望远镜向正南的楼兰方向观察。大风中我们把身体紧贴在觇标的木柱上，双臂还是不停抖动，望远镜完全失去了功能。大风裹挟着沙尘带着阵阵闷雷般的响声，不时从耳畔掠过。

成千上万吨的沙子和尘土被风抛向空中，又借助风威，如同雨雾扑面而来，打在人脸上，胳膊上如同针扎一样。

能见度越来越低，10米开外什么也看不见。为了不使宋导他们着急，我们在下午7时措回了营地。捆绑在11号觇标上的帐篷已被狂风撕裂，象几面硕大的彩旗飞舞，我感到情况不好。因为早上我们出发前，曾告诉过宋导：如果余纯顺从另外一个方向平安到了，就请把这项帐篷取下来。宋导大步前来迎接我们三人，从他的脸上的愁容很明白的看出：余纯顺没有回来。傍晚8时左右，风终于停了。我扎帐篷时，特意选了一块有层厚沙的地方，大风过后，沙子荡然无存，裸露出了坚硬的黄土。帐篷空悬着，宋导显得焦促不安，双眉拧在一起，他提出14日由我带一人进入楼兰，接应余纯顺。已到了人命关天的地步了，大家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各自嘴上都不说罢了。

这一夜，十分宁静。但我心绪纷乱，根本无法入睡。早上5点多钟，就借着手电光亮，准备好了干粮和矿泉水，以便天一亮就出发。这里距离楼兰的直线距离为13.6公里。我们必须一天跑一个往返，当天下午赶回。如果幸运，途中能够同余纯顺不期而遇，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14日，我和上海电视台孙鹭于7时准时出发了。我们各背了12瓶矿泉水、4听八宝粥、4听鱼罐头、4只馕饼和两大包饼干，外加望远镜、GPS。

一路上我们依次经过了15号觇标致19号觇标（烽火台）。12时，抵达楼兰城东北小佛塔下。在这里除了我俩的脚印外，有一些不知什么人丢弃的酸黄瓜包装袋。我小心翼翼把它装进衣袋，打算带回去让大家进一步确认是谁人所留。周围再也没有其它有价值的痕迹，我们失望了。

下午2时我们开始返回。在15号觇标下休息时，一片乌云遮住了头顶的骄阳，随即一阵稀稀落落的雨滴落下。当时我光着背，便赶忙穿上衣服，谁知另一只袖子还没穿好，雨竞骤然停了。这微不足道的小雨，真令人难忘。

我们出发后，大本营派出赵子充等2人，去10公里外的前进桥接应余纯顺未果。他们在那里为余放置了矿泉水、罐头和一顶太阳帽后，由北向南返回。傍晚8时，我这一路同他们几乎同时回到大本营。

天黑前，我们决定把大本营北移至前进桥，后来考虑那里地势较低，不利观察。于是选择了前进桥以南约6公里处的9号觇标。觇标竖在高约7米的土丘上，以北14公里处，库鲁克塔格山黑色的山体清晰可见，东南为楼兰方向。居高临下，视野较为开阔。我们抬出了发电机，由我攀上三角架，在顶端固定了两只电灯泡，三角架上又裹上了一顶帐篷，大红大绿，格外醒目。大本营不远处的几株枯死的胡杨也被点燃，以便为余纯顺指示方向。

电灯彻夜未熄，胡杨直到早晨还冒着青烟，但是仍不见余纯顺的踪影。宋导头戴草帽，双手背后，在帐篷间踱来踱去，嘴里不住念叨：“余纯顺呀、余纯顺，你到哪里去了？！”

上午，我们开通了电台，向库尔勒方面报告了同余纯顺失去联系的情况，提出：余纯顺五天音信杳然、处境危急，请求派出部队或直升飞机寻找；我们除了十箱矿泉水外，生活用水已滴水无存，急需补充。

当天下午6时和晚上10时，通过两次电台联系，得知巴州党委、政府，已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紧急报告，争取飞机出动。

这天我们派出三个搜寻小组，分别沿孔雀河东南、东北和前进桥方向，寻找了一天。下午6时，几路人员一无所获返回营地。

同余纯顺11日分手后5天里，沙尘暴刮了两天，其余为高温天气，他的干粮和饮用水也该消耗殆尽了，处境令人担忧。我们几人一方面经受着精神上的重压，一方面要兵分几路外出寻找，体力几乎到了极限。满脑子只有五个字：“找到余纯顺！”

15日晚上，又刮起了大风。

16日上午10时，电台开通。我们被告知：为便于救援，确保联系畅通，大本营的人员、车辆原地不动；已派出两台汽车，装载食品、饮用水、蔬菜前往参加救援，并派出后援人员7名；凌晨2时，自治区人民政府已开始协调直升飞机出动一事。晚间通话时，我详细报告了土垠、湖心T字路口、楼兰、大本营的经纬度。全天通话结束后，我们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一、后援人员明早到来后，人、车均立即出动，由赵子允带路经龙城、土垠至湖心T字路口一线寻找余纯顺。二、继续派人去楼兰城的小佛塔，1996年6月9日两位司机留守处（余纯顺第二个食宿点）寻找。三、我和上海电视台的另二位留在大本营守候电台。一旦直升机到来，便参加空中搜寻。

17日上午9时，下午由库尔勒出发的后援人员未能赶到。时不我待，我们当即派出4人分两组去楼兰方向寻找余纯顺。10时整，电台再次开通。库尔勒方面通知说：新疆军区陆航某团的一架直升飞机，已由乌鲁木齐起飞抵鄯善起飞，因遇暴雨，起飞时间延至中午12时。预计下午14时到达前进桥。另外要求我们，立即在大本营附近，寻找一块50×100米的场地供直升机机降落；停机坪四角以红旗做标记；飞机到来后在下风处点明火，飞机降落时将火熄灭。关闭了电台，我和两位司机等人，立即从车上取下铁锹，灌好柴油，朝营地以西200米处的一块空地飞奔而去。这块场地很平坦，铲去几丛罗布麻后，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停机坪。没有红旗，用刀子把一顶帐红色分成4块的，4人各执一块，问题就解决了。

忙碌中，一阵轻微的马达声隐隐传来。“来了！”“来了!”叫喊声中，飞机已经飞到了头顶，蓝、白两色的机身十分清楚。它盘旋两周又在停机坪上空悬停片刻后，随即缓缓落下。浆叶煽起漫天尘土，除了震耳欲聋的马达轰鸣声，此时已看不见机身。这是下午13时35分。印有“LH93793”字样的苏制米17稳稳地了落地。

舱门打开后，依次走下4位身材健硕的军人，他们是特级飞行员陆航三团副参谋长、机长孙刚，领航股长宋国平，副驾驶员及另一位机组人员。16年前，孙副参某长曾经连同另直升机在罗布泊地区参加过寻找彭加木的行动。“飞机油料不够，恐怕只能给30分钟时间。”孙副参谋长快人快语。见我们几人没一个应声，又接着说，“这样吧，我给你们40分钟时间！”10分钟后，我们登机。飞机朝南又折向东，直飞楼兰一带。我们在紧靠舱门的舷窗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地面。身下是孔雀河两岸无边无际的雅丹地貌，几条古河道蜿蜒曲折，河岸上的死胡杨枝都能清楚的看到。快到楼兰时，地面上有4个人，正向飞机挥手致意。这是早晨从大本营出发去楼兰古城寻找余纯顺的4人，其中的2人到楼兰后，还要往东走近7公里，去东经89°58'12.9''、北纬40°33'07''，余纯顺第二个宿营补给寻找。即日，两位司机留营处寻找。9日撤出楼兰去土垠时，余纯顺曾在这里放置了水和食品各一箱，里作为纵穿罗布泊的第二个营地。

飞过楼兰城偏南处，飞机继续向东飞行。只见楼兰城中高大的佛塔此时象个小土丘，1996年6月9日我们乘车去楼兰时，在干涸的河道里留下了汽车的车辙印此时也都十分清晰。这里正是9日停车留守的地方，地面的一切都静止不动，如同月球一般死寂，又象远古一样荒凉。

飞机在这里掉转方向回返，飞临楼兰时，又兜了两个大圈，仍然没有任何结果。

下午2时45分，我们在前进桥大本营降落。飞机很快又起飞，返回库尔勒某部机场保养加油。我们打开电台，等候通话。下午6时30分，库尔勒通知说：明早飞机8点起飞，大约9时30分飞抵前进桥，作第二次空中搜寻。

帐篷里闷热异常，不得已我们几个人干脆赤裸上身，躺在汽车蔽荫处。朦朦胧胧有一阵汽车引擎声由远渐近，隐隐传来。起身一望，竞是久等不来的后援人员和，后援物资的越野车。车一路上总是抛描，天黑后，司机错过了前进桥的路口，天亮才发现走错了路，这才赶忙回头。

他们带来了足够的食品和水，使我们这天的晚餐十分丰富。可是余纯顺生死未卜，使每个人的心头都沉甸甸的，根本吃不下去。这时，早上徒步去楼兰的4个人中的两个人灰头土脸的回来了。他们说，6月9日早上离开楼兰前，我埋的20多瓶矿泉水原封不动，还在那里，余纯顺没有到楼兰，大家在万分焦急中渡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

18日上午9时30分，孙刚机组再次飞抵前进桥。同余纯顺失去联系已经7天了，但我们坚信，只要他不被风沙掩埋，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他。

18日9时45分，我们随机组人员登机。飞机起飞后，沿着营地北侧的孔雀河干河道朝东飞去。龙城雅丹群、土垠遗址依次从机身下闪过。飞过土垠，深入罗布泊湖心的大路变得清晰起来，在无边无际的湖盆里，它象一条白色的飘带，直向南边伸展开去。

10时15分，机组一位同志拍了拍我的肩头，示意我去驾驶舱门口。驾驶舱开着门，他倚着舱门向前方伸出右手，“那个蓝点是什么？”清楚地看到在褐色的湖盆里，有一个指甲差不多大小的亮点。

我顺着他的手臂往前望去，“那是余纯顺的帐篷！”我脱口惊叫起来。飞机开始改变航向稍向西往目标处靠近，同时降低盘旋着，准备选择地点降落。

10时20分左右，飞机已经在目标以南约20米处降落。这时，机轮还没有接地，机身左右摇摆着，我拉开舱门跳下，直奔目标而去。一边跑一边喊着“余老师！余老师！”

果然是余纯顺那顶蓝色的帐篷。但周围不见他的身影子，帐篷里也不见有人回应。走近帐篷，只见它的一角已经塌落，随即，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一把脱鞘的藏刀扔在帐篷门口，刀鞘已不知去向。躬着朝帐篷里一望，我们顿时惊呆了：余纯顺头东脚西仰面躺着，头部肿胀的连五官也失去了比例。他的头发像洗过一样，长而浓密的胡须也湿漉漉的。裸露的上身布满水泡，右胸部的一个大小如乒乓球，尤其醒目。他的右臂朝上略微弯曲，肘下压着草帽，捆扎成一卷的蓝色睡垫放在胯部。余纯顺遇难了。

他遇难的地方，距罗布泊湖心土路仅50多米。紧接着是一个平均高约1.5米，宽不到2米，长约10余米的盐碱丘。表层为坚硬的盐壳，下部为混合的沙土盐粒。离飞机不远处盐碱丘有个余纯顺挖的坑，约洗脸盆大小，深约50厘米。骄阳似火，脚下热气升腾。我们在帐篷前肃立，向长眠罗布泊的余纯顺致意。太残酷了，一个鲜活的生命，竟是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

10时45分，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上了飞机，飞向前进桥。从飞机舱窗回首看去，余纯顺那顶蓝色帐篷，真象汪洋中一只孤立无援的小船。余纯顺壮志未酬不幸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前进桥大本营，大家难以抑制悲痛的心情，有人禁不住掩面痛哭起来。

11时，飞机飞回库尔勒。16时，库尔勒方面通过电台通知：按照惯例，余纯顺遗体就地安葬；法医前往余纯顺遇难地，对他进行解剖，并对现场进行勘验；飞机下午17时起飞去前进桥。我们要求顺便带几把铁锹和十字镐，用于挖掘墓穴。

18时10分，飞机由库尔勒飞来降落在前进桥。在此之前一个小时，一早去楼兰以东7公里处寻找余纯顺的最后两人赵子充和孙鹭，平安返回。年过花甲的赵，听到余纯顺遇难的噩耗，顿时泪流满面。这次乘机前来的有巴州公安局侦支队政委尹宝林、副支队长艾里哈木以及两位法医。飞机还带来了花圈、墓碑和工具。

18时15分，我和中午赶到的刑侦人员及3名后援人员走进机舱，去罗布泊勘验现场掩埋余纯顺遗体。

飞行约25分钟后，余纯顺遇难地到了。因为预报大风即将来临，飞机在这里只能停留45分钟。我用红漆在闪砾的机舱上写好了墓碑上“余纯顺壮士遇难地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立”几个字。同一位机组同志一起把木碑扛下飞机。大家挥汗如雨很快为余纯顺挖好了墓穴，它长2米、宽1米、深1米，就在他遇难处的西北角，正处于背风处。法医正紧张地勘验现场，对余纯顺的遗体进行解剖。机长不住地看着手表，轻声告诉我们抓紧时间，我甚至来不及和同机赶来的战友、老侦察员孙国际多说两句话。忙碌中下葬的时间到了。余纯顺的遗体被放在一条雪白的被单上，由法医等4人各提一角越过盐碱丘，轻轻放入墓穴中。上面盖着他那条绿色睡袋，他穿了一路的白底红条T恤、背包、草帽、红色太阳镜、睡垫、胶鞋和那把藏刀，被一起放入墓穴，同余纯顺一样，永远留在了罗布泊。

一锹锹沙土一块块碱壳不断堆积，终于成为一个坟墓。我们几个人口干舌燥、大汗淋漓，浑身上下沾满了沙土。到了和余纯顺告别的时候了。上海电视台和巴州旅游局敬献的两只花圈分别放在两边。花圈上的纸花和挽联在微风中发出轻微的响声，仿佛在悲泣低唱着一首挽歌。

19时35分，安葬了余纯顺后，飞机返回前进桥，考虑到赵子充年过花甲又连日奔波，决定让他乘飞机返回。我和其他人在清理营地后，立即乘汽车撤离这里。

迷路和高温，导致余纯顺遇难

余纯顺在罗布泊不幸遇难的地点，坐标为E90°19'09''，N40°33'90''，彭加木失踪地的坐标为E91°46'71''，N40°11'29''。一个在罗布泊西北，一位在罗布泊东南，两地距离160公里左右。他们的遇难和失踪整整16年，这给原本就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罗布泊又罩上了神秘的光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种种推断、猜测不一而足。

1996年6月19日上午，我们在由前进桥乘车返回库尔勒途中，摊开了地图、余纯顺穿越罗布泊线路图、笔记本。对几个重要坐标点的经纬度进行了认真核对比较。

我们发现：余纯顺遇难地的经纬为E90°18'44''，N40°34'34''处时，应向右拐西行。两组数字一对比，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余纯顺走过了T字口，径直往南偏东方向走了，显然他在判断方向上产生了致命的失误。

从飞机上看，距余纯顺遇难地约50米的那条路一直向南延伸。余纯顺如果沿T字口向西再走至多3公里，就能到他6月10日放置一箱水和一箱干粮的第一个宿营地。

他错过了T字路口，也使自己错过了生还的机会。

十多天还在库尔勒时，余纯顺曾说有个朋友将要从美国带给他一部GPS。但直到他遇难，也没带到，倒是上海电视台带来了3部。出发前我们建议他随身带一部，他苦笑着说：“我走了8年，从来没有用过这玩艺儿。现在又有这么多事，哪有功夫摆弄？如果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学会用它！”罗布泊盆地没有任何参照物，除非使用GPS或者有丰富的经验，常规的辨向手段，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这恐怕是余纯顺始料不及的。

在《关于对余纯顺尸体检验报告》中，结论为：“……余纯顺的死因，系在高温环境下缺水而引起急性脱水，全身衰竭而死亡。”解剖后：“胃内未见食物残留及胃液，胃粘膜有小片状褐色出血。”这说明，余纯顺自6月11日早饭后只补充了少量的水，而没有补充任何食物。

不容置疑，正是迷路，常人难以忍耐的高温，最终导致了余纯顺的死亡。如果他能按照预定路线走向T字路口，再往西行3公里，那么，满满一箱矿泉水和一箱食物，完全可以供他饮用和补充食品，而且也会有剩余的水能够用来降温。这样他就可以免遭厄运。

将近一个世纪，罗布泊探险的先行者斯文·赫定，曾在罗布泊经历了九死一生，几遭灭顶之灾；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彭加木、余纯顺不幸永远留在了这里。

深居内陆，长期与世隔绝，加上风沙干旱，冬渗奇寒，夏蒸酷暑的恶劣气候，在5月和6月进入这里，在季节的选择上，余纯顺是缺乏科学性。

罗布泊为“生命禁区”，并被冠以干旱不毛的“死亡地域”的恶名。然而探险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伴随着1997年秋季“百名中国人徒步穿越罗布泊荒漠”大规模探险旅游活动圆满成功的脚步，“到罗布泊去”的热浪正兴起。1998年新春之际，又有两批南方游客，在隆冬季节进入罗布泊。1998年10月，由50名台湾同胞、5名广东游客组成的“港澳徒步纵穿罗布泊的探险团”，经过长徒跋涉，到罗布泊湖中心，身临余纯顺墓地，为壮士献上了纸花、香烟和他们节省下来的矿泉水。

此时距余纯顺罗布泊遇难已经27年之遥了，时空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去思考，我们也因此能够审视而不是仰视地对待这个已经离开我们的探险家，他不再是被新闻媒介炒作包装出来的神话，他有着与普通人不一样的伟大，也有着和常人一样的缺点。虽然关于那次遇难曾经众说纷纭，但看来它早已没有意义。我们能够记住的，是他带给我们的徒步穿越荒凉之地的韧性、万里山河的雄奇以及虚幻背后的真实，人性的复杂与单纯、人生的残酷与美好和长久的思索。

在罗布泊纵深处的余纯顺墓前，人们无不为余纯顺壮志未酬，英年早逝深感痛惜。同时耳边也不断响起一位大智大勇的行者，对中国探险族的一席忠告：“探险应当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精神，物质条件、科学的智慧而进行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