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铭善（1912－1967），字心叔，江苏如皋双甸（今属如东）人。1935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国文系；曾任之江大学讲师、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浙江师范学院教授、副教务长，杭州大学教授，民进浙江省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上世纪年代初曾参与《辞海》编修，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7年病逝。任铭善一生严谨治学，诲人不倦，成就后进颇多。他多才多艺，诗词、书画、篆刻皆精通，长期从事古文献、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著有《礼记目录后案》《汉语语音史概要》等，合著《古汉通论》。

任铭善（1913—1967），字心叔，江苏如皋双甸人；1935年毕业于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获文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

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浙江龙泉的浙江大学分校任教。继而在杭州的浙江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并指导研究生。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任浙江师范学院教务长，中文系教授，后任杭州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副主委，浙江省政协委员；“反右”期间被打为“极右分子”，经历坎坷，“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次年，终于郁郁以殁，享年仅54岁。

任铭善治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后专攻经学。曾与马叙伦先生讨论《说文解字》中的问题。解放后，除继续以前的研究外，还从事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和方言的研究，在普及语言学基本知识、组织浙江方言调查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率先开设“汉语史”这门课并编写汉语史教材，为浙大该学科的建设起了奠基作用。1960、1961年，他参加《辞海》修订工作，颇著劳绩，是语词部分的主要撰写人之一。

任铭善在 《中国语文》《中华文史论丛》《中国文学会集刊》《学术集林》等各种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已出版的专著有《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汉语语音史要略》（河南人民出版社）、《古汉语通论》（与蒋礼鸿合著，浙江教育出版社）以及 《小学语法讲话》《小学语言教学基本知识讲话》等。他在词乐、词律、词学文献方面也有研究。

任铭善一生从事教学，在人才培养、引进，主流学科的形成、课程完善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为学校做了大量工作。他严谨治学，诲人不倦，成就后进颇多。

他多才多艺，诗词、书画、篆刻皆精通；诗词与夏承焘、王季思、徐声越、朱生豪、蒋礼鸿等多有唱和，书画篆刻则与郦承铨、陆维钊、胡士莹、沙孟海常有交流。

本文作者：王元化

任铭善先生，字心叔，江苏如东双甸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五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曾师从钟泰、徐昂、夏承焘诸位国学大家。早年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后专攻经学。抗战初，之江大学迁到上海，在租界内慈淑大楼租赁了几间房屋作为教室，任先生在之江任中文讲师。

七七事变后，我们一家从北平逃难到上海，母亲怕我荒废学业，通过老朋友之江教务长胡鲁声教授请任先生来教我中文，以准备报考大学。

我每周三次到任先生住所上一小时课。那时任先生住在忆定盘路的一条弄堂里。这条弄堂是战后匆忙建起来的一排排两层的简易楼房。当时租界因不断有逃难来的人涌入，人口骤增，房商新建了不少这种所谓新式里弄的简便楼房，任先生就住在一座楼房的底层。

我第一次去拜访任先生，看见他穿着一件长袍，个子不高，但两眼有光，神情肃然。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似乎从未笑过。他并不是一个内向的人，也很直率，决不为了敷衍别人而随声附和。他是很讲原则的，上课时，从不跟我讲闲话。尽管任先生肃若秋霜，对人对己都有严格的要求，但他从未让人望而生畏，感到凛然不可亲近。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年光景，但他给我讲授了《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三门课程。《说文解字》依序按照部首一个字一个字讲的；《庄子》用的是郭庆藩的集释本，他讲授了《内篇》和《外篇》，《杂篇》则没有时间教了；《世说新语》是他指定我自己读的。我除了每周三次到忆定盘路他家里去上课外，有时他还要我到慈淑大楼去旁听他在之江大学讲课。任先生讲课时全神贯注，声音洪亮。我在他家上课时，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他也是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对我讲解。

任先生生活简朴，他的居室只有几件木制家具和一把作为休息用的扶手藤椅，此外别无长物。我每次去他家，都看见他端坐在书桌前，孜孜不倦地读书，从来没有闲散的时刻。他经常读的是三礼之类，都是线装本。任先生后来在礼学上造诣甚深，恐怕与他早年下过苦工夫有关。书桌上还有一方小砚台和一锭小朱砂墨。我去时，他不是在埋头攻读，就是用朱笔在书上圈点或在书眉上批注。他写的一手蝇头小楷，清丽端正。任先生教我读《庄子》，每遇到艰深难懂的句子，他总是把重要的诸家注释逐条地解说。最后再加以分析和评断，向我阐明哪家之说不可通，哪家之说费解，哪家之说才最为惬恰。倘所有注释全都不妥，而他也不能以己意解通，就取存疑态度。例如他对《养生主》中的“指穷于为薪”一句，就是如此。

就记忆所及，任先生曾对我有过几次批评，却从来没有对我表扬过。这不能怪他严厉，那时我正忙于抗日救亡工作，对知识学问的价值和意义还不理解。以致去任先生那里上课常常迟到，有时甚至缺席。任先生极为生气，责我自由散漫。有一次，因为我没有去上课，他从忆定盘路跑到古拔路我家中，留下一张便条，说他“久候不至”，问我为什么不事先请假，并将此事向我母亲诉说。我回到家中，看到便条，受到了母亲的责备，虽然心中有些惶然，却并没有向他表示歉意。倒是多年以后，每一念及此事，他那消瘦的面庞、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发音洪亮的嗓音，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使我愧疚，使我不敢荒疏懈怠。

那时我读了一些左倾书，社会阅历浅，却自以为掌握了“前进的意识”，有时也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出几篇拿给任先生看。他读了，只是冷冷地说：“写得不行”。接着指出：“你看你的文章气势这样急促，这样是不好的。”我听了不禁感到浇了一盆冷水，心想任先生对我的要求未免太高了。过了几天，任先生拿他的学生作文卷给我看。这些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但他们写得确实好，使人从中感到有一股清新不迫的风味。我还记得一份描写湖边观景的作文卷，有“远山踏波欲来”之类的句子，任先生在旁加上了圈点以示褒奖。

在此以前，我不知道“文气”是什么，经过任先生的点拨，我开始有点明白了。当时我还把自己正在阅读的金圣叹批杜诗请教他。他叫我不要读，说：“金批割裂了原文的气势，这是不好的。”“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有范畴。八十年代后期，我曾撰文谈到，在西方很难找到和“气”相对应的字，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气”这个概念却存在于各个领域。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之前，王充《率性篇》所举“齐舒缓、秦慢易、楚急促、燕戆投”就已接触“气”这一概念了。九十年代末，钱钢为我编学术年表，说我注重文气是源于任先生的教导，就是指此而言。

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原因一是鼓动学生走白专道路，二是因龙泉窑遗址遭到破坏，他曾提出过呼吁和批评。从此以后，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不准教书，不准发表文章，每月只发生活费三十余元，令他到资料室劳动。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他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藏书和历代碑帖卖掉。以上这些事在夏承焘佚闻和任先生哲嗣任平兄等所撰写的文章中均有较详的记述。任先生曾是夏先生的高足，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感情笃深。反右后，任先生身处逆境，又患重病，却仍勤奋治学。他写出的学术论文除六一年暂短宽松时期得以本名刊出（如为《中华文史论丛》所撰《经传小辨三题》），其他大多不能发表，夏承焘先生慨然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报刊上去刊载，稿费交给任先生去补贴家用。“文革”爆发，夏承焘先生为此多次被批斗，两人所遭到的凌辱和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文革”次年秋，任先生终于郁郁以殁，春秋五十有四。任先生临终前，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死了，夏先生可以少一条罪名了。”我是直到九十年代去杭州时，才认识任平贤伉俪的。一次我专程请任平兄带我去他家拜见师母，并和师母合影留念，作为我对任先生的教泽师恩的一点表示。那时我已年逾古稀，任平兄叫我和师母并排坐下拍照。相互推让了半天，我还是站在师母的身后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收入了我的画传《跨过的岁月》中。

论曰：章太炎尝云，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故忠言常遭忌于当道，直行多为社会所不容也。呜呼！任先生两者兼而有之，怎能不陷入悲惨之境？他的敬业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以直道事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有时想，他在为人处世上是不是太执着一些？对于这种品格，我不知道究竟应当加以赞美，还是为之痛惜？

前些年听人说，五十年代初，任先生在大学任教务长时，一心想把教学工作做好，律己严，而且也以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他曾在别人上课时去旁听，发现讲解有误，就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直言说出，以至对方感到难堪。

我能够理解任先生的性格。我相信，任先生这样做，丝毫没有扬才露己、贬损别人的成分，他比那些貌似谦逊的伪善者心地要善良得多。但是，他在做法上太激切了，太缺乏考虑了。

近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谈到和与介问题。无邪堂认为，必须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与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说“若己介必以介责人，则触处皆荆棘矣”。《无邪堂答问》一书多重修身哲学，其中有许多精辟意见，令人折服，上面所引这些话也是不错的。但无邪堂是理学家，不大重视甚或轻视人的性情方面。人不是完全可以被道德规范所制约所塑造，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人的美德有时也会夹杂某些负面因素。因此，人固然应该向着臻于至善的方向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臻于至善。语云“人无完人”，亦明此理。

任先生固然难免无邪堂所指出的“己介必以介责人”之病，但是我又想，倘去掉这种因素，要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那么恐怕也会使他身上那种耿介正直与敬业精神随之消失。因为，某些缺陷，往往是和美德混在一起的。这是性格所生成，难以分解，去掉这一方面，往往那一方面也就不复存在了。恐怕这也就是人生产生许多困扰和悲剧的原因之一吧。任先生也难逃此数。

朱生豪与任铭善的《满江红》

一九三八年八月，朱生豪在上海租界内的《红茶》半月刊上发表了《新诗三章》和《词三首》等诗词作品，这正是日寇侵占上海的“八一三”事件一周年之时，朱生豪以笔作枪，警醒国人要铭记国仇家恨。这些作品堪称是他后期诗词中的代表作。

朱生豪早年（特别是学生时期）也写过许多诗词作品，在师友间颇受称誉，那时的诗作虽有一些抒发情怀的豪放之作，但许多作品还是脱不了吟花弄月、写景感怀的婉约套路。而此时的朱生豪已经过了近一年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真正尝到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写的诗词自然也和过去完全不同，作品中所表现的都是对国破家亡的悲愤，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及决心投身到抗日救国行列中去的决心和对战胜侵略者的信心。

《词三首》中的一首《高阳台》是和宋清如原韵的，其中写道“……望白云迢递，休叹逝川。花月轻愁，从今不上吟边。矛鋋血染黄河碧，更何心浅醉闲眠。听不得竹外哀猿，山里啼鹃。”朱生豪再也无心“浅醉闲眠”了，以此明志从此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

《词三首》中的《满江红》词，其中有“屈原是，陶潜否”的句子，更突出地体现了朱生豪精神世界的升华。朱生豪过去对屈原和陶渊明这两位浪漫主义诗人都十分喜爱，特别是他平日为人沉静超然，似乎倾向于出世，颇有渊明风度。而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他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否定了陶潜那种在社会矛盾面前明哲保身的隐逸思想，热情地肯定了屈原置自身荣辱祸福于不顾，为国家的利益上天入地，死而无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朱生豪也确实拿起了笔，并以此为武器写下了大量痛斥侵略者和汉奸走狗，鼓励人民团结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文章。

朱生豪的《满江红》副题中说明是“用任彭二子原韵”，也就是说，这首词是写来唱和他的好友任铭善和彭重熙词作的——两人是朱生豪在之江大学的同学和之江诗社的诗友，都极有才气，写得一手好诗词。当时，他们用书信往来彼此交流，互相激励。只是一直以来，我们未能看到任、彭当时的原词。

日前，任铭善先生的哲嗣任平先生来访朱生豪故居，带来了一本他所编的任铭善文集《无受室文存》，笔者惊喜地在其中发现了朱生豪与其唱和的那首《满江红》原词。的确，两首词用韵处的字都是一样的，显然朱生豪那首是工整的步韵之作，而任铭善这首即是原词无疑了。

任铭善先生是江苏如皋人，当时他在如皋，而此时杭州已经陷入日寇魔爪，如皋也面临入侵，岌岌可危。云从（应该是任先生的一位亲友）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因此任先生在悲愤之中写下了一首《满江红》，并寄给了朱生豪（估计还有彭重熙）。冬去春来，柳絮纷飞，本来是诗人们借景抒发美好心情的绝好背景，但这时却成了“倦柳愁绵，近寒食、最无意绪”，诗人满腔的愤恨无处诉说：“流水梦，春知否；旧曲恨，凭谁诉。”诗人的感情和朱生豪显然是相同的，因此朱生豪也写了唱和之作，并发表在当时作为“孤岛”的上海的刊物上。读了这两首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精神状态。让我们记住那一段历史吧！

任铭善先生先后在浙师院和杭大任教，他在古文字、古文献和古汉语等领域都有极精深的造诣，为人极耿直。他未能逃脱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历史性的悲剧，而于一九六七年离世，直到八十年代得以昭雪。

满江红·云从闻如皋警有寄，报之，时杭州已陷

任铭善

倦柳愁绵，近寒食、最无意绪。浑不记、江南江北，春深几许。翠舞珠歌禁一顾，粉痕眉样空迟暮。况晚来、情味正难禁，风兼雨。 流水梦，春知否；旧曲恨，凭谁诉。便咽成铅露、忍抛尘土。一斛曾添当日泪，千金枉乞长门赋。数天涯、更有惜春人，春休去。

满江红·用任彭二子原韵

朱生豪

孤馆春寒，萧索煞、当年张绪。漫怅望、云鬟玉臂，清辉何许。碎瓦堆中乡梦断，牛羊下处旌旗暮。更几番、灯火忆江南，听残雨。 屈原是，陶潜否；思欲叩，天阍诉。慨蜂虿盈野、龙蛇遍土。花落休吟游子恨，酒阑掷笔芜城赋。望横空、鹰隼忽飞来，又飞去。

作者：任铭善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05年

页数：476页

定价： 30.0

装帧：平装

ISBN：9787308039529

本书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内容赅备，方法慎密，提要钩玄。

收录作者古汉语、文献研究学术论文40篇左右，涉及音韵学、训诂学、语言研究方法、文献学、经学词学，许多论点发前人所未发。

任铭善先生的父亲任为霖是如皋双甸的知名乡贤，曾应试中过晚清的秀才，并负笈东瀛接受西学教育。

任铭善先生的母亲陈氏是双甸举人、知名诗人陈国璋之女，幼通诗文书画，贤淑超群，后来直接在丈夫办的学堂执掌教鞭授学。

任铭善先生的岳父马久襄是如东的名士，清末庠生，擅长书法，兼工金石，是一位名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