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号蓉生。浙江义乌毛店镇朱店人。清光绪二年登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直言遭贬。致意执教，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及广州广雅书院（广州中山大学前身）山长（校长）。著述颇丰，对经学尤有研究，为清末著名学者、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号蓉生，义乌朱店人，人称“朱义乌”。五岁从师认字，听邻座同学读《中庸》、《论语》，就默默记住，等到塾师教他时，大半已能背诵。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占义乌，朱一新父朱凤毛带头组织民团抗御，家属避居深山。时一新已成少年，往来家中与避居地，父亲说他：“小少荒山弟妹俱，往来侍母备薪储；最难一卷随身读，避寇三年不废书。”19岁中秀才，同治七年（1868），就读金华丽正书院、杭州诂经精舍。次年，在杭州西湖孤山的“诂经精舍”肄业。这所由乾隆时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书院，照例于每年六月由学使命题考试。此年，学使徐寿衡侍郎出了经、史、辞章数十道题，连当时颇有名气的生员都感到为难，不得不“殚精罩思，并力合作”。唯有一新独自答卷，写成的卷纸厚达一寸。徐侍郎大为赞赏，评为“一日干里，必可大成”。是时诂经精舍特置超等生六名，一新即属其中之一。在金华、杭州数年的求学生涯，诚如他自己所说成：那时十分拘谨，慎交友，不优游，专心学业，终其一生也。“没有一日弃书不观”。

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〇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光绪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陕西道监察御史，以劾内侍李莲英，降主事，告归，张之洞延主广雅书院。一新著有《无邪堂答问》五卷，《奏疏》一卷，《诗古文辞杂著》八卷，《京师坊巷志稿》四卷，《汉书管见》四卷……等，均《清史列传》并传于世。

清同治九年（1870），一新参加乡试，与比他小四岁的胞弟朱怀新同时中了举人。一新所作策论中已露直陈时弊的端倪。考中举人，一新当年就到北京，捐资任职“内阁中书舍人”，担任一般文秘工作。因为在京都，又在收藏掌故档案图籍极其丰富的内阁办事，见闻多，视野也更广阔。内阁中书舍人三日轮到一次值班，十日轮到一次值宿。一新有较宽裕的时间从事读书著述，著成《汉书管见》，着手编纂《京师坊巷志》。光绪二年（1876）中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散馆，改列一等，升翰林院编修，为《国史》儒林、文苑传搜撰资料。在京供职时，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资料，实地调查，广征博引，历时15年编成《京师坊巷志》。又著《汉书管见》4卷。八年，法国侵占越南，进而企图侵占云、桂两省。上疏力主就地募集兵勇，坚决抗击法国侵略者。

光绪九年（1883）夏，法国军队强使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进而窥视我国云南、广西。八月廿二日，朱一新上《请速定大计以耆危局疏》，请求坚决抗阻法军侵越。同年十二月，法军大举进攻中越边境的中国驻军，因将领互相拆台，中国军队溃败，朝廷又派李鸿章与法国特使在天津议和，处处退让。十年（1884）四月十八日，朱一新与同事二人上《和议末可深恃疏》，建议加强海防。九月初七又单独上《敬陈管见疏》，提出加强防务、抵抗入侵之策略。

十一年（1885）秋，朱一新被简放湖北乡试副考官，参与选拔人才。生员周树模策论中有触犯时忌的语言，一新仍大胆荐拔他中举人。工作结束，受慈禧破例召见。是年冬，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职司言官，更敢直陈己见，指斥时弊。十二年六月，他上《敬陈海军事宜疏》，提议将胶州建成海军基地；闽粤添置水陆学堂，训练储备人才，这些议论颇受当时有识之士赞赏，但未被掌权者采纳。这一年，慈禧派醇亲王奕譞（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戴湉能生父）到天津巡阅北洋海军，又派太监李莲英随行。八月十四日，朱一新上《预防宦寺流弊疏》，其中说：今夏巡阅海军之役，闻有太监李莲英者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骇愕。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非外臣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将何以诘兵戎而崇体制？从古阉宦之流，巧于逢迎而昧于大义，往往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此前代之积弊，皆史册所昭垂。疏入，朝士震骇，一新坦然无惧。慈禧阅表震怒，诘问“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是什么意思？八月廿七日，一新上《明白回奏疏》作辩解；大意说：现在醇亲王整顿海军，不能不出去巡回视察，可是他位高望重，远涉海洋，圣心可能为他安全考虑，而派太监随行，表示体恤重臣，这就是臣所谓“不得已之苦衷”的意思。由于措词不够明白，以致造成误解。他不但不承认自己说错了，反而进一步揭露李莲英这个奴才恃宠而骄、妄自尊大的罪过：亲藩远涉，内侍随行，在朝廷则为曲体宗亲，在臣庶则很新鲜。还听说北洋大臣曾以座船迎接醇亲王，亲王不肯乘坐。李莲英却上船乘坐，沿途办差的误以为亲王来了，真骇人观听，如果该太监不收敛，继续这样做，“为害何可胜道?”呵责奴才，伤及主子。慈禧更加恼怒，将朱一新降职为六部主事候补。直言受责，朱一新就以母亲患病为由请准回乡。十三年八月，应两广总督张之洞函聘至广东，主讲肇庆端溪书院两年，并编纂《德庆州志》。十五年，任广雅书院（广州广雅中学前身）掌教，后将平日讲学的重要内容，辑成《无邪堂答问》5卷。平生精通经史，博约务实。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清政府丧权辱国，满怀忧愤。《清史稿·朱一新传》谓“言论侃侃，不避贵戚”。其遗著合编成《拙盦丛稿》16册，今存。另有康有为编《朱一新论学文存》行世。

一新以母疾求归，台省同官相送，京师士民皆说他是真御史。他认为直抒己见，指陈时弊，是守职尽责，因此丢官并不怨愤后悔。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白：所谓谏臣，要论理是非，不计利害，不诡随，不矫激，……今则多半明哲保身而不说。该说的大家不说，那怎么行呢!我自不量力，想振厉颓俗，使天下知道有正确的言论。虽因此不幸而获罪，但亦无愧职守。另一信中说：一新身唐言责，愧负清时。近以灾异，上言请斥宦寺，迭奉严旨诘责，左官六曹。一身之进退行藏，久已置之度外。第念时艰方亟，丝毫无补，而徒使小臣得直谏之名，大局鲜转圜之益。深愧积诚未至，无以感动圣听也。窃意居言路时，当直陈所见，以期无负此官；既凿枘矣，则老亲在堂，自当早为归养计。一新自京归里，母病即愈。他曲尽孝养，布衣素食，无异寒士。一生自奉俭约，在京供职13年，无官邱亦无私宅。他先是寄离草市苏家坡金华会馆，光绪五年大病，友人以其地偏僻，照顾不便，改赁位于广宁门（俗称彰义门）大街西砖儿胡同的法源寺僧舍居住。官俸菲薄，除书籍衣被外，别无长物。当官时已清苦，丢官后连原来的一点固定俸禄也失去，当然更清贫。他说：“至境遇之顺逆，则有莫之为而为者，凡事到无可奈何时，唯有听之于数，固未尝以是为戚戚也”。

直言遭谪丢官，一新心胸坦荡，更不以清贫为耻，因一向认为“士不固穷，何以为士；素位而行，贫贱无可耻也。”故乡山水虽美，长期寓外后得以叙天伦之乐，承菽水之欢，但没有多少积蓄，又无大片田土，一家老少衣食难缺，难以长期优游自适。离京不久为谋甘旨之需致书知己求助。远在广州的两广总督张之洞，驰函商聘朱一新到广东肇庆主讲端溪书院。张之洞（1837—1908），字香涛。直隶（今河北）南皮县人。同治三年（1864）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此时任两广总督。他们在北京时就相互熟悉，并曾同为纂修《顺天府志》出力。张之洞深知朱一新的学识、才能和事业心，这时以疆吏要员身份，不顾社会上可能发生的罗致重用谪官人士的非议，诚恳函邀一新赴粤。虽然路途较远，一新还是于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到广东，次年初到肇庆，任端溪书院主讲。

在端溪书院，教务相当繁重，他热爱诸生，诱掖开导不遗余力。在《寄王雪澄年丈》中简要介绍他的工作情况：端溪课卷虽只有二百名学生，往往一卷就有百页以上。一月两课，共有四五百卷，半年不下两三千卷。尽管辞章有佳构，而经史多未入门。诸生都乐于作业，我哪能辜负他们而不作开导呢？分析批示动辄千字，竭尽二十昼夜的精力，才能完事。课期既密，诸生只有应课的时间，很少读书工夫。他们写日记勉强从事，敷衍塞责。住院的学生中，也有勤苦嗜学的，问我读书方法，由于言语不通，答以笔谈，几于手疲。此正是我的兴趣所在，自然不以为苦！

十五年（1890），一新移任广州广雅书院山长（掌教、院长）。广雅书院由张之洞创建，收录广东、广西两省各一百名高才生员。院规是“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分经、史、理、文四斋肄业，延请四人辅导管理，而山长专授经训、性理及史事、辞章。生员各有日记册，记录学习心得及质疑问难，院长及时批阅并以书面作答，这在端溪书院时朱一新就已实行。光绪十八年（1892）秋，朱一新应院内师生请求，将过去三年问答诸生所问的内容，加以整理和补充，编为五卷，刻印成《无邪堂答问》一书。无邪堂是广雅书院讲堂，由张之洞命名并题匾，堂名源于《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元邪堂答问》是朱一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他自己说：近将两三年来与诸生问答之语抄录成帙，其中有订经史疑义者，有商古今学术者，有论边疆形势者，有谈国朝掌故者。门类甚多而不别分门类，似语录非语录，似札记非札记。汉宋学术持其平。……其有谬托汉儒之义以抵宋儒而实失汉儒之真者，浸淫害道，则必严辨之。九流百家之书，释迦、摩西之教，以及近时洋务西学，自有俾实用者外，其或谬诩新奇以大害人心者，亦必严切之。大旨学必期其有用，功必归诸实践。由训诂进求义理，而如汉学家溺于训诂以害义理者则不取；由义理探源性道，而如讲学家空衍性天以汩义理者则不从。言治术务求可行而不敢为高远之论；言时务必明大势而深鄙夫揣摩之徒。虽不敢谓百世不惑，要有异乎近时名下士之所为。诸生幸多就我绳墨，以此为教，庶鲜流弊。第使今之名士见之，必有骂我不通者。通不通何足论，期无误诸生未学之意而已。此书与乾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证，与乾嘉以后儒者之言则多不合，与吾江浙学者之言尤多不合；合不合何足计，期不负圣门教人之旨而已。

朱一新从小爱好濂、洛、关、闽的学说，对宋、元以来的学者都能说出他们的得失。他对弟弟朱怀新说：“古人求治国之道在于经，后人求治国之道在于史。若处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的效果明显，所以对地理、经济尤其用心，凡所议论，皆有实际意义，不能说大话，哗众取宠。”朱一新不但通晓汉宋儒学，而且自认为史学更强。他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不断侵略中国的时代。凡有关国外政治、地理、历史、时事的书报地图，无不悉心阅读，可以说学贯中西。《无邪堂答问》中，卷一就有关于新疆形势，吉林、黑龙江两省边防、筹边以屯垦为要等的论述和西辽疆域考、《元史》西域地名考、《水经注》渐水篇刊误等。卷二的《景教流行中国碑考》约3．5万字，引用列举的书有80余种，有正史、私人著作和西人著作中译本，对当时世上基督教及其支派、伊斯兰教、佛教的情况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皆有论述。其他各卷重点讲治学，亦有关于边防和时事的论述分析。抵御侵略，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爱国热忱溢于言表。朱一新客观地对待汉儒许慎、郑玄等人的古文经学，以及宋儒工程（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到乾隆、嘉庆年间，始于东汉时的今文经学开始复兴，他们在诸经中尤重今文《春秋公羊传》，故称今文公羊学派，首倡者为庄存与，接着又有刘逢禄、龚自珍等一大批学者上述一新的学术思想所谓“与乾嘉以后儒者之言则多不合”，就是指明学术思想的分歧。至于一新称为“近时名下士”大约主要是指康有为而言。

光绪十六年（1890），康有为移居广州。朱一新在广州与康有为时相过从，每辩论自晚达旦。朱一新遗著中有多封致康有为书信，对他的学说提出批评与劝诫，明确反对康有为“援儒人墨（或称阳儒明墨），用夷变夏”的主张。钱穆教授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朱一新的学术思想有较详论述。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关于清代学术，有一大段记朱一新的学术观点及成就。说他主张兼采汉宋之学，主张“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朱一新政治上守旧，然而学术上所论足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的附会曲解。

朱一新所编《京师坊巷志》，是《〔光绪3jl顺天府志〕的一部分。顺天府即北京的地方行政区域，主要是京师即北京城和大兴、宛平两县。《顺天府志》由万青黎、周家楣修，张之洞、缪荃孙等编纂。从光绪五年（1879）四月开局到光绪十一年（1885）告竣。全书130卷，是一部记述清末京师顺天府辖区情况最完整最丰富的地方志。朱一新应邀参与纂修，负责坊巷即街道和胡同部分。接受协纂任务后，白天步行到街道胡同详细询问情况，晚上即笔录所见所闻，再参证旧有图籍，考察钩稽贯通，往往到四更尚未休息，数易其稿。光绪十一年夏缮录成编，但不是定稿，后因受命担任湖北乡试副考官，委托同事缪莜珊编修续成。等他回京时，志书已刊印，其中不少错漏无法更正。朱一新编纂这部志书，依照宋敏求《长安志》体例，态度严肃认真。《顺天府志》书成后，朱一新暇时对有关掌故，随看随录，写满书眉，直到去世时还没有完成。光绪二十三年（1897），其弟怀新刊《拙庵丛稿》（实是《朱一新全集》）时将原书上的添注请人加以缮录，分刊成两卷。一新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粗略计算，这两卷书中引用的著作在320种以上。对了解清末北京城内街道胡同的情况极有参考价值，建国后北京出版社曾与另一著作合并重印。

朱一新应聘到广东肇庆主讲端溪书院时，又应邀主持编纂《德庆州志》。唯因在端溪只有两年，教务繁忙，所能利用的业余时间极其有限，所以只完成部分初稿。移掌广雅书院后，仍继续此项工作，但亦只是业余来做。在《清史列传·朱一新》中曾记载着有《德庆州志》。朱一新关心故乡的方志事业。他曾复信金华知府陈仲英：“敝郡前志体例繁芜，纂述漏略，疆域沿革，语焉不详，人物艺文，散而无纪。其中颠倒舛误，更仆难数。欲整理而排比之，非改弦更张不可。兹事体大，虽因实创，非具卓识莫能主持。”接着又提征集资料、筹集款项可能遇到的困难，并介绍顺天、湖北修志的经验。又鼓励他说：“读来渝，雅意勤拳，毅然为之，以存敝邦掌故，所为以经术饰吏治者，非阁下其谁与归?”朱一新甚至曾有自己参与纂修府志之意，但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朱一新治学主张汉、宋兼并。认为学术“有义理之学，有经济之学，又考据之学，由辞章之学”。他的义理之学，主要见于《无邪堂答问》一书，考据之学成就亦著，《汉书管见》四卷就是代表作。考据古籍（朴学）的风气以清代乾隆、嘉庆朝最盛，后人所称的乾嘉学派就是考据学派。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的搜集整理。朱一新倾注多年心血 撰著定稿，刊行后为世人所重。这里摘引《汉书管见》的开头《高祖记》中两条，已见其一斑：（刘邦） 母媪（颜）师古注：媪，女老称也。皇甫谧等妄引《忏记》强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宋书·符瑞志》高帝父曰刘执嘉。执嘉之母梦赤乌若龙戏已而生执嘉，是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为昭灵后。斯即小颜所讥皇甫谧等之说尔。为泗上亭长 《史记》作泗水。按：泗水是也。《水经注·泗水篇》小沛县治故城南土宅上东岸有泗水亭，汉祖为泗水亭长，即此。

朱一新所说的经济之学，即经世安邦、治国安民的学问。他在《无邪堂答问》中关于东北、西北边防的形势与对策就有这方面的精辟见解。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侵略新疆，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当权的左宗棠主张加强西北边塞防务，李鸿章则强调海防更为重要，引起“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光绪九年（1883），朱一新撰《海防策》，认为当时的急务为治水师、扼险要、储将才、精器械、兴团练、开饷源六项。每项皆提出较详细的精密规划。例如治水师，他提出沿海建为北洋，江浙、闽粤三军，每军配以铁甲兵轮等意见。

朱一新相信民众，认识民众的力量，主张依靠发动民众来巩固国防。同年八月廿二日上《请速定大计以耆危局疏》中，着重提出“兴团练”，其中说：无亨则编为保甲以防豪右之横行，有事则集为乡团以辅官军之不逮。遍地皆民，即遍地皆兵。其他如治理黄河、京师治水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朱一新著作中亦有所论及，可惜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

朱一新于辞章之学亦造就颇深。遗著《拙庵丛稿》中有骈文存、诗存、试帖存、律赋存各一卷。《律赋存》卷有赋33篇，其中有抒情写景之作，也有论政言治之篇。诗集作品虽不甚多，但别具一格，如《咏南史新乐府》之一《同泰寺》：涅槃经，无遮会，连理瑞技生，五色祥云霭。佛言须舍身，方免众生一切罪；众生不肥帝已瘦，荷荷索蜜难入口。大慈复大悲，倩佞佛佛知否?平生奉赎亿万钱，悔不买蜜藏枕边，此时口苦佛不怜。”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四日，一新偶感微恙，七月初二日移卧书房，客来探视，尚能迎送。午后忽对胞弟怀新说：“刚才集了两句诗：‘撒手白云堆里去，回头四十九年非’，用来自挽你看怎么样?”怀新劝解说：“您神志清新，何至于此!”一新含笑点头。末时，兄弟俩还携手散步，到申时，一新即渐昏迷并断断续续自言自语，大意是明年（1895年）迎养父母竟成虚愿；自己精力渐衰无以满足诸生之望；高丽为神京屏蔽，必不可弃（时日本侵略朝鲜，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订《马关条约》）。延至酉初，这位爱国正直、学识渊博的学者与世长辞，终年49岁。遗著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由其弟怀新主持编纂刻印，分订16册，名《拙庵丛稿》。故居“约经堂”为本地清代标准民居，十八间楼房组成四合院，与胞弟怀新（1850—1898，光绪十五年进士，历任主事、知县、知州）故居同样一幢十八间合成朱店村“大夫第”。建筑特别，精雕细刻，房门皆阴刻诗文，艺术性很强，在民居文化中独具一格。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广东学政恽彦彬奏请将朱一新宣付史馆立传并赏卿衔，理由是“平日讲学之词，义精识卓又复平正通达，生徒成就甚众”。次年十二月，礼部议奏照定章加五品衔得到批准。宣统元年六月，两广总督张人骏奏请恢复朱一新原职原衔，取消以前降调处分，此时朱一新逝世已16年，当然无从复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