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章句》是《楚辞》的注本，东汉文学家王逸注。《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原为十六卷，王逸增入己作《九思》一卷，改编为十七卷。

《楚辞》是总集名，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注。原收录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西汉淮南小山等人的辞赋十六卷，后王逸补入己作一卷，成十七卷。主要作者为屈原。

该作品具有浓郁的楚地地方色彩和语言特征，富于抒情性。后世将此种文体称为“楚辞体”，因其中以屈原《离骚》一篇最著名，故又称为“骚体”。《楚辞》与《诗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

1.诗文的章节和句子。

2.剖章析句。经学家解说经义的一种方式。亦泛指书籍注释。

3.指文章﹑诗词。

王逸《楚辞章句》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刘向所整理出来的本子。《汉书·艺文志》说屈原有二十五篇作品，而王逸《楚辞章句》中归到屈原名下的二十四篇，是《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

另外，还收入了宋玉和一些汉代作家的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其中《九思》是王逸自己的作品，而且也有注，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不合情理，由此怀疑这一篇是后人增入的。

王逸注释《楚辞》的体例是，逐句作解，着重训诂，大多言之有据。他其实是完成了当时的一个集大成的工作。这部书中所凝结的，除了他个人的勤奋努力之外，其实还有在他之前或与他同时的很多汉代学者的辛勤与智慧。

刘向、贾逵、班固、马融等前辈大家的遗说，就有一些是靠《楚辞章句》才得以保存。王逸虽然很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并不囿于一己之见，他常常用“或曰”来引用别人的观点。

《楚辞章句》的每篇前都有序文，另外在《离骚》、《天问》之末还各有一序。这些序文的内容是说明各篇的作者和写作时间，并阐释题意和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些序文集中体现了王逸对《楚辞》的理论认识。王逸用汉代儒家经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楚辞，将屈原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诗歌艺术都儒学化了。在《楚辞章句序》的末段，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维姜螈”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翳”，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这样，通过把《离骚》中的诗句内容与儒家五经相比附，王逸把《楚辞》完全纳入了儒家思想体系。这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在那个儒家经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客观上却对楚辞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逸还对楚辞的艺术手法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在《离骚经序》中，对楚辞创作中所采用的比兴隐喻手法作了精辟的论述：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王逸建立了一个“香草美人”的楚辞阐释系统，这个系统还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王逸《楚辞章句》是楚辞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王逸之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再出现优秀的《楚辞》注本。晋代郭璞有《楚辞注》，南朝梁刘杳有《离骚草木虫鱼疏》，但是都已经失传。隋朝释道骞有《楚辞音》，还有敦煌抄本的残卷。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订的《文选》在唐代极为盛行，其中就选有许多《楚辞》代表作。

唐初李善为《文选》作注，但是关于《楚辞》的篇目全是用的王逸旧注。其后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共注的《五臣注文选》，其中关于《楚辞》的部分，每节都是先引王逸注，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注释。唐代还有陆善经《文选·离骚注》，比较有价值，可惜也已经残缺了。

宋代是我国文化大盛的时代，《楚辞》学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出现了许多研究大家。就注本来说，最有名的要数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了。

王逸，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所作有赋、诔、书、论等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今多亡佚。哀悼屈原之作《九思》，存于《楚辞章句》中。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王叔师集》。

《九思》写作时间在汉顺帝时，创作目的，王逸说：“逸与屈原，同土同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禅其辞。” 《九思》在艺术上，善于运用比喻和象征的表现手法，深化主题，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全诗由九个短篇组成，代屈原抒发忧愤之情。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后的一种新诗。汉武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至于后人以《离骚》为代表称之为“骚”，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不符实，却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形区别开来。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

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楚辞”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因素，决不是偶然的。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见《说苑》中《至公》、《正谏》、《善说》三篇。）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

《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很像戏剧场面。这就是那时巫风的具体表现。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响。《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长佩，荷衣蕙纕，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的运用等，都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吕氏春秋·侈乐篇》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还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见襄公十八年《左传》。钟仪事见成公九年《左传》）。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这是很自然的。

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辞”虽非乐章，未必可歌（《九歌》经屈原改写后，是否用原来乐调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接近。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属于楚国地方的。同时，与此有关而影响于“楚辞”的那就是楚国的方言。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

《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侘傺”、“婵媛”之类，参考古注及其他文献还可以理解。至于当时音调的读者早已失传。汉宣帝时，九江（今安徽寿县，楚最后国都）被公能诵读《楚辞》，至隋代，还有释道骞也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汉书·王褒传》及《隋书·经籍志》）。后来唐人还继承他的读法。可见懂得《楚辞》中楚声的人隋唐间还有。不过这对《楚辞》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还是民间文学和地方音乐的关系。

总之，楚国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二者融合为一，汇为文化的巨流，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条件。就在这个优越的文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