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1305年～？），字则诚，一字晦叔，号菜根道人，人称“东嘉先生”，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元末明初戏曲作家。

约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 高明出生在瑞安崇儒里柏树（今南滨街道柏树村）一个诗人、隐士家庭。瑞安地古属永嘉郡，故他常自署“永嘉高明”。唐武德五年置东嘉州，人又称他为“东嘉先生”。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和弟高旸都是诗人，父高功甫早卒。同里陈姓，与高家世有姻连。高明祖母和妻子为陈氏女，而高明女孙复作陈氏妇。陈族祖孙四世十五人，均是诗人，都能为文作诗，且有通晓音律者。

高明自幼聪慧，得陈家人赏识。进陈氏家塾，未曾多习举子业，倒是耳濡目染，杂学旁收，跟学有专长的长辈习各种知识，故而“自少以博学称”。 及长，从乌伤（今浙江义乌）宿儒黄溍游，同门有宋濂、王袆、戴良、陈基等。复漫游江、浙一带，与友人觞咏唱和。后回乡设帐授徒。他前半生约40年，过着“师友一门兄弟乐”的 隐士、诗人生活。其《赋幽慵斋》一诗，可为此时期思想、生活之写照：“闭门春草长，荒庭积雨余。青苔无人扫，永日谢轩车。清风忽南来，吹堕几上书。梦觉闻啼鸟，云山满吾庐。安得嵇中散，尊酒相与娱。”

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下诏恢复科举考试。高明在祖父督促和亲友催勉下，又自视为怀瑾握瑜之士，当从仕途上一展抱负：“入践廷宇，陪老成之谠议；出临郡邑，布恩德于罢氓；使殊功茂绩，炳然一时，以答清朝设科盛意，且非君平昔之志，而亦吾党所望于君者哉？”于是“叹曰：人不专一经取第，虽博奚为？乃自奋读《春秋》，识圣人大义，属文操笔立就。”参加至正四年（1344年）乡试，次年登进士第。时年约四十，已届不惑之年。 高明初任处州录事。他年轻时曾作诗“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此番入仕，当身践力行而有所作为，为苍生办事。“时监郡马僧家奴贪暴，（高）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任满，“民办去思碑，刘基为文记之。”

江浙行中书省官闻其名，辟为丞相掾吏。杭州任上，为他仕途上春风得意之日。高明为人刚毅耿直，为官清正廉明，办事干练闲熟，得共事者之赏识。“而君亦雅义名节自励，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他从参政樊执敬核实平江圩田，得蠲租米无征者四十万石”，又与葛元哲同为参政苏天爵编定《滋溪文稿》30卷。每当别掾有故，他即权代其事，“君稽典册，定是非，酬应如流”，故而，“儒生称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声闻益隆矣！”遇上不合意愿事，“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

在杭州，他曾去凭吊岳飞子冢。诸多诗人曾为“三字狱”写下诗作，或激昂高歌，或低回咏叹，高明作《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

莫向中州叹黍离，英雄生死系安危。内廷不下班师诏，绝漠全收大将旗。父子一门甘伏节，山河万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高明此诗与众多咏岳飞诗作不同，不只是流露出、也不仅是停留在对宋朝国亡之悲痛上，尤为难得者，在于揭示国亡罪责得由南宋最高统治者承担。由于“内廷”下“班师诏”，致“绝漠”落金人之手，使大将未能乘胜追击收复失土。同时指出岳氏父子“愚忠”，“甘伏节”，而置分支之万里山河于不顾，“竟”字见指责。此种识见，远较他诗为深刻。尾联更以“有理身地”与“二帝游魂”显强烈比照，对南宋帝王作进一步批判。诗之写作与其在杭州任上之作为及感受分不开。

高明忙碌于仕途，踌躇满志，其内心却并非平静，矛盾、苦闷、彷徨，时时泛起，以至于对仕宦生活感到厌倦。至正九年八月，他去昆山会友人顾仲瑛，归杭州后，作《碧梧翠竹堂后记》一文，吐露心曲。“比至城廓，车马杂喧，尘坌纷起，慨想昨昔所游，疑为梦中见矣！”文未，寄语仲瑛：“君碧梧翠竹之乐，不易得也，第安之，他日毋或汩于绿仕，而若余之不能久留久。”

至正八年（1348年），台州方国珍聚众起事，受招抚，成为元朝官史；十年十二月复叛。有旨：令行省臣总诸郡兵平“乱”。省臣以高明为温州人，熟悉海滨事，“择以自从。君亦庶几因得自效”。浙东帅达公赏识高明才干，“一见君欢然！”主帅以“除凶”为已任，高明则与之相左，“论事不合”，便“避不治文书”，致“师出逾三时”，亦不顾。事后，回省城，受冷遇。经此事后，高明感到宦海风涛险恶，对友人及乡人深有感触地言道：“前辈谓土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遂萌退志，“莫将尘土污儒冠”。然而，既入仕途，身不由己，他仍为宦事所羁绊，不禁感叹：“飘零王粲辞家久，牢落潘郎感发稀”、“孤松三径依旧在，童仆正迟陶渊明”！至正十二年秋，任绍兴路判官，未久，转庆元路（今浙江宁波）推官。他借《题画龙》为喻：“乾坤万里苏旱喝，草本无言生意悦。归来高卧碧潭云，独抱神珠弄明月。”表示未敢忘却为百姓办事，以之自解、自勉、自慰。推官为专管刑狱之职，“四明狱囚多冤，明平反允当，人称神明”。覆盆之冤，一一得洗刷昭雪，“囹圄一空”。当地名士袁彦章作诗称赞：“州县按临分枉直”，“笔端一点春无限”，“圜扉罗雀文书静”，与府志所载相符。其后，调江南行台掾，“数忤权贵”，他不得不“谢病去”。经此挫折，退志益坚。“岁晚仲宣犹在旅，年来伯玉自知非。”叹息已身似王粲处乱世而怀才不遇，应如蘧伯玉悔省而遁世。

他写《次韵酬高应文》一诗寄在家乡好友高应文，回顾十余年仕宦生活，感慨万千： “曾向天涯钓六鳌，引帆风紧隔银涛。江山有恨英雄老，天地无情雨露高。七国游淡厌犀首，十年奔走叹狐毛。争如蓑笠秋江上，自脍鲈鱼买浊醪。”傲骨嶙峋，卓然特立，十年奔走，天地无情，当赋归去，“自脍鲈鱼买浊醪”。

至正十六年（1356年）后，朝廷命他为福建行省都事，他无意恋栈。时分省庆元之方国珍欲留其在幕下，高明力辞不从，以礼延教子弟，亦不就，归家也不成，旅居于庆元。元廷任其为国史院典籍官，未之任，“旅寓鄞之栎社沈氏，以词曲自娱”，撰写戏文《琵琶记》。

在宋代温州戏文中，原有《赵贞女蔡二郎》一戏，徐渭《南词叙录》谓：“即旧（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高明予以改造，将负心蔡伯喈（即蔡邕），改塑为“违心人”：蔡伯喈奉父命违心去应举，被牛相强招为婿进相府，朝廷不准辞官归养双亲，终使他滞留京师，灾荒之年，二亲双双亡故。高明把自己仕途蹭蹬中之痛苦与感受，熔铸进主人公蔡伯喈形象中去，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应举为官，招致蔡家一门家破人亡，以此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和仕宦道路之罪恶，人谓整部戏作“纯是一部嘲骂谱”。较之《赵贞女蔡二郎》，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

高明尤倾注心于赵五娘形象之抒写。赵氏勇于承担苦难，荒年饥岁，只身一人，竭尽全力奉侍双亲，虽受委屈，始终不渝，成为中国中世纪劳动妇女典型。“高则诚填词，夜案烧双烛，填至（赵五娘）《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询异事也。”

高明在《琵琶记》起首云：“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为达动人境地，高明取草本反复吟唱，一再修改，决不苟且。“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涎沫，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积之岁月，然后出以示人。”《南词叙录》也有类似记载：“相传，则诚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

高明撰成《琵琶记》，极大地提高南戏艺术水平，“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被尊为“曲祖”，“《琵琶记》乃高则诚所作，虽出于纲领，不宜取便苟且，须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须要透彻唱理，方为国工。”广为传演，“浸淫胜国，崔、蔡二传奇（指《西厢记》和《琵琶记》）迭出，才情既富，节奏弥工，演习梨园，几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闾阎，每奏一剧，穷夕彻旦，虽有众乐，无暇杂陈。” 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王朝，高明的一些好友和同门如刘基、宋濂、陈基、王袆、赵*等，纷纷前往应天效力，朱元璋征召他，以疾辞。不久，患病去世，葬于家乡。《清颍一源集》载其墓地在柏树桥南岸，乾隆《瑞安县志》则谓“在十五者筑坟汇”，有待后人去发现。友人陆德旸以诗哭之：“乱离遭世变，出处叹才难。坠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名题前进士，爵署早郎官。一代儒林传，真堪入史刊”。从诗意看，高明当卒于明初，终年约七十岁。

南戏《琵琶记》是高明得以名扬后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时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戏文之首”《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在宋代民间讲唱、戏文中，蔡伯喈是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高明却把他改写成孝义两全的正面形象。关于高明作《琵琶记》的起因及剧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多为捕风捉影之谈。姚华《菜猗室曲话》说：“柔克所讥，盖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琵琶记》被称为戏文中的“绝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它描写人情，真实细腻，婉转曲折，能深深打动读者。剧中双线交错发展，以富衬贫，以喜衬悲，二者成鲜明对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悲剧的气氛，文词以本色为主而又文采斐然。

明代王世贞说：“（高）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回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传说高明写剧本时，“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高明墨迹《琵琶记》是把民间戏文与文人创作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获得不同阶层人们广泛的爱好。自它以后，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起而制作戏文，以致蔚然成风。

《琵琶记》成为南戏创作的范本，获得“曲祖”（魏良辅《曲律》）、“南曲之宗”（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的称誉，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还被译为法文、日文，传播国外。中国戏剧家协会曾于1956年在北京召开关于评价、整理《琵琶记》的讨论会。《琵琶记》的传本很多，《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有清陆贻典钞本《蔡伯喈琵琶记》，是保持古本原貌较好的本子。明嘉靖苏州坊刻巾箱本与此相近。1958年在广东揭阳出土的嘉靖写本，也属“元本”范畴，是今存最早的艺人演出本。其余均经后人删改，与原本差异较大。

高明著《琵琶记》，标志着南戏从民间俚俗艺术形式发展为全面成熟阶段，是南戏发展史的里程碑。《琵琶记》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高则诚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故被称为“南戏之祖”。

《琵琶记》的结构布置最为人称道。吕天成《曲品》说：“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赵五娘在家乡的苦难景象交错演出，形成强烈对比。《成婚》与《食糠》，《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的很成功的篇章。对比的写法突出了戏剧冲突，加强了悲剧的气氛。

《琵琶记》的词采成就最高，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体贴人情的戏剧语言，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高）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彷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总之，《琵琶记》不论在思想内容上，人物形象上，还是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值得欣赏玩味。因此，《琵琶记》是一部值得弘扬的优秀剧作。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观念，包含有好的和坏的两种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维护父母的绝对利益，要儿子作出无谓的牺牲，作奴隶式的服从，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类的愚孝，这是坏的。有热爱父母，善事父母，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贤孝，这是好的。《琵琶记》意在宣扬贤孝，宣扬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高则诚不仅是一位戏曲作家，而且还是一位书法家。明人汪珂玉《珊瑚网》中载其“善书，《元名公翰墨卷》有高则诚书”。晚年居四明。多次为友人题识，为碑刻书丹，“词章翰墨，人得之者不啻拱壁。”（高）则诚书法方正刚劲，凝重深厚，具有庄重正大气度。《题唐康居国贤首祖师墨迹跋》手书，为瑞安林大同所发现，后传其哲嗣林镜平，报告，“文化大革命”中迷失。现仅存照片复制件。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载：高明有诗文集《柔克斋集》二十卷，“明中叶时已无传本”，今仅存残篇散什。

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是中国13世纪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之一，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它上继宋元南戏，下开明清传奇，为中国戏剧独特的表现形态（歌舞演故事）提供了定向发展的坐标。由《琵琶记》创设的剧本形式与表演格局700年来基本上没有变过，从这一意义说，高则诚是中国戏曲真正的奠基人。

高则诚纪念馆

高则诚故居，在明代中期已荡然无存。为纪念先贤，1994年，瑞安市在柏树村重建了高则诚纪念馆。这座造型古朴的纪念馆由高则诚纪念堂、高则诚衣冠冢组成，占地面积96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平方米。

高则诚衣冠冢的东首有个集善院，原为宋末遗臣陈则翁等供奉宋朝历代皇帝牌位而倡建，是寄托亡国哀思的纪念性建筑，因曾为高则诚儿时读书之所，又称高明学堂，具有双重历史意义，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