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则诚纪念堂，位于浙江省瑞安市(县级市)南滨街道柏树村集善院西侧，即高郎桥的东南方。1988年春动工，1993年建成。占地面积96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平方米。

高则诚纪念堂位于瑞安市南滨街道柏树村集善院西侧，1994年2月18日正式落成开馆，占地面积有96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00平方米，标高为10米，是一座造型古朴典雅、美观大方的文化名人纪念馆。1994年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高则诚，名明，字晦叔，号菜根道人，生于元末，卒于明初，被尊称为“南戏鼻祖”。高则诚幼年好学，聪明过人，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元至正五年中进士，曾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掾、福建行省都事等小官。至正十二年，他在庆元担任推官时，台州方国珍起义反抗元朝廷，攻占庆元。高则诚辞官归隐在鄞县栎社，以词曲自娱，用三年时间，把宋代戏曲《赵贞女蔡二郎》和鼓词《琵琶记》加工改编成大型剧本《琵琶记》，使其具有反封建统治、反科举制度的鲜明主题。《琵琶记》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六百多年盛演不衰。该剧1841年就有外文译本，高氏被称作世界文化名人。

高则诚纪念堂内有大堂陈列室、高则诚衣冠冢，纪念堂匾额由中国文联副主席、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先生题书，瑞籍画家郑鹍为高公造像，画出了一个既有“清谦耿直、恬淡自守”的气质，又有“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的气度的高则诚标准像。许多戏剧界专家、学者如黄宗江、钱法成、曾联松、苏渊雷等为其创作楹联，书法家郭仲选、姜东舒、林剑丹、潘知山为其书写。纪念堂内部陈列有高则诚的著作《大成乐赋》、《晓起偶成》等六十余篇诗文和《琵琶记》剧本原著，此外还陈列有关《琵琶记》的专著和论文百余篇，如当代著名学者俞平伯、钱南扬、田汉、戴不凡、侯百朋等的作品。在这里，参观者既可以亲瞥元明那个时代的文学精品，又能欣赏现代的诗词、书法、篆刻、美术作品。

高则诚纪念堂于1993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成为瑞安的一处珍贵人文景观。走入纪念堂，正堂悬挂的高公则诚容图是画家郑鹍创作的。一幅形神兼备的画像，显示出高则诚既有“清廉耿直、恬淡自守”的高贵品质，又有“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的雍容气度。悬挂在画像两侧的对联是曾联松用铁线篆体书写的高公自勉联，上联是“劲松三径依稀在”，下联是“老菊东篱淡泊情”。画像和对联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辽宁名书法家于溥光特地为纪念堂落成题写了“艺湛颂千古，流芳誉五洲”十个大字，更为纪念堂锦上添花。

在高则诚衣冠冢的东首有集善院，原为宋末遗臣陈则翁等供奉宋朝历代皇帝牌位而倡建，是寄托亡国哀思的纪念性建筑，因曾为高则诚儿时读书之所，又称高明学堂，具有双重历史意义，弥足珍贵。2000年8月，为迎接国际南戏学术研讨会在温州召开，我市决定修复集善院，使高则诚纪念堂与集善院相互连通，扩展了参观的面积和内容，进一步扩大了纪念馆的影响力。

高则诚，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瑞安崇儒里(今阁巷镇柏树村)人。约生于元大德九年(1305年)，卒于明洪武初年(1368年)。曾官处州录事、浙东阃幕都事、绍兴府判官、庆元路推官、江南行省台掾等。至正十六年后改授福建行省都事，道经庆元，被方国珍强留幕下。高明不从，隐居鄞县栎肚，以词曲自娱。他为人狷介耿直，“数忤权贵”，仕途生涯很不称意。据说他是在辞官还乡途中卒于宁海。原有《柔克斋集》20卷，今仅存诗55首，词曲4首，文12篇。《琵琶记》是他的名篇，明清两代刊刻传抄的版本存世者约有40多种，堪称中国戏曲版本之冠。在中国戏剧史上，《琵琶记》是一座里程碑，高则诚是一位划时代的先驱人物。高则诚的《琵琶记》代表了中国南戏的最高成就，是宋元戏文的终结、明清传奇的先声，把中国戏剧创作引向新的阶段，开创了中国戏剧繁荣的新时代。

高则诚纪念堂于1993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成为瑞安的一处珍贵人文景观。走入纪念堂，正堂悬挂的高公则诚容图是画家郑鹍创作的。一幅形神兼备的画像，显示出高则诚既有“清廉耿直、恬淡自守”的高贵品质，又有“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的雍容气度。悬挂在画像两侧的对联是曾联松用铁线篆体书写的高公自勉联，上联是“劲松三径依稀在”，下联是“老菊东篱淡泊情”。画像和对联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辽宁名书法家于溥光特地为纪念堂落成题写了“艺湛颂千古，流芳誉五洲”十个大字，更为纪念堂锦上添花。

纪念堂内的陈列内容亦十分丰富,有高则诚的名著《琵琶记》全集,瑞安县志中的高则诚传全文,目前流传下来的高则诚撰写的文学作品《大成乐赋》、《晓成偶成》等七十余篇。此外陈列柜内收集了俞平伯、田汉、李希凡等名家撰写的有关高则诚和《琵琶记》的论文及研究专著近百篇，能使参观者一饱眼福。

纪念堂古色古香的围墙内，有一大片绿地，种植着苍松翠柏，玉兰茶花，前方正中有一座高则诚衣冠冢，一只栩栩如生的白鹤站立墓顶，墓碑上刻有深厚饱满的“高公则诚之墓”六个大字，墓后筑有屏风，堆塑着彩色立体的松鹤朝阳图，两侧有苏渊雷的手迹：“南曲琵琶翻别调，东嘉风雅属斯人。”墓坐北朝南，建在一方形白石台基上，四角砌石栏杆，正面正中设石级。距台基不远处，凿有一泓水池，四周围以石砌栏杆。

纪念堂内有十六根大栋柱，柱上楹联繁多。“老归山林，悲世事，吐心声，朝朝暮暮，拍歌琵琶记，壮游宦海，邻苍生，舒愤懑，岁岁年年，弹泪柔克斋。”这幅由杨作雨撰、郭仲选书的楹联浓缩了高则诚坎坷的一生。高则诚出生书香门第，翰墨世家：“自少以博学称”。元至正四年(1344年)中举人，次年登进士第。他从宦多年，始终沉抑下僚，仕途蹭蹬。“往事疑皆梦，浮名笑此身”。遂辞官退隐，埋首撰写《琵琶记》。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闻高明之才，派人征召进京修《元史》，高以病老辞谢，不久即病逝。

高则诚撰写《琵琶记》，可谓呕心沥血。“风声月色来亭榭，老泪年来湿几更。”他反复吟唱,剧本一再修改。《琵琶记》问世后，蜚声剧坛，朱元璋览之赞曰：“四书五经，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从明朝以来，《琵琶记》被视为传奇的典范，它与《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并称中国古代五大名剧，也是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

高则诚与《琵琶记》

高则诚生于1305年，原名明，号则诚，又号菜根道人，瑞安阁巷人。从小就受到父母和外祖父的影响，深谙南宋灭亡的痛史，同情广大人民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爱国爱民的思想。元朝建立以后，高则诚考中进士，断断续续做了十来年的元朝官吏。由于他为官清廉，不畏权势，生性耿直，刚正不阿，经常与上司意见不和，故常常辞官隐退，任职时间都不长。在他任官期间，经常为人民着想，替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后专心致志从事他酝酿已久的《琵琶记》的创作。大约花了三年时间，《琵琶记》终于问世了。《琵琶记》上演以后，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在元末的剧坛上成为一朵璀璨夺目的鲜花，六百多年，流传不衰，影响深远。为了纪念这位文化名人，弘扬瑞安的优秀文化传统，近年来，瑞安市成立了高则诚研究会，并在高则诚的故乡――阁巷镇柏树村，修建了一座高则诚纪念堂。

金秋10月，温州盛事不断，轻博会刚刚落幕，又迎来“纪念高则诚诞辰700周年暨《琵琶记》学术研讨会”。本次学术盛会由浙江省文化厅与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温州市委宣传部、瑞安市人民政府、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3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宣读论文30余篇，并参观了高则诚纪念堂，观摩了永嘉昆剧团演出的《琵琶记》。这是继上世纪的“《琵琶记》学术研讨会”之后又一次以《琵琶记》为主题的研讨会。1956年，中国剧协在北京举办“《琵琶记》研讨会”，历时一个多月，会后出版了《琵琶记论文集》，在中国戏曲学术性研讨活动中，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温州人也为拥有高则诚这样一位为中国戏曲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而自豪。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县阁巷镇柏树村人。他于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中乡试，曾任处州录事、浙东阃幕都事、绍兴府判官、庆元路推官、江南行省台掾等。至正十六年后（公元1356年）改授福建行省都事，道经庆元，被方国珍强留幕下。高明不从，隐居鄞县栎社，以词曲自娱。他为人狷介耿直，“数忤权贵”，仕途生涯很不称意，据说在辞官还乡途中卒于宁海。原有《柔克斋集》20卷，今仅存诗55首，词曲4首，文12篇。

《琵琶记》全名《蔡伯喈琵琶记》，明清两代刊刻传抄的版本存世者约有40多种，堪称中国戏曲版本之冠。全剧共42出，关目如《南浦送别》、《吃饭吃糠》、《描容上路》、《琴诉荷池》、《廊房相会》、《扫松下书》等。远在《琵琶记》成书以前的宋代，民间就已流传着关于蔡伯喈的传说。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负鼓盲翁”所唱的蔡中郎故事，很可能就是《琵琶记》的前身。明代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编》中有《赵贞女蔡二郎》一目，注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高则诚将“负鼓盲翁”所唱及南戏所演的蔡伯喈故事加以裁剪加工，改编而成为《琵琶记》。由于剧中的蔡伯喈是历史人物，后人便对此多方猜测：或以为是唐相牛僧孺之子牛繁的朋友蔡生；或以为“琵琶”二字上有四“王”字，就认为是高则诚的朋友王四；或以为是蔡京的第二个儿子蔡卞；或以为是五代时的慕容伯喈；或以为是邓敞等等，数百年间聚讼未休。其实剧中的蔡伯喈只是一个艺术形象，与东汉时做过中郎将的陈留人蔡邕并不相干。

也许是《琵琶记》太出名了，高则诚的一生又行踪不定，他究竟在哪里写作此剧，历代也是众说纷纭。明永乐《瑞安县志》、明嘉靖《宁波府志》都说在鄞县栎社沈氏楼。清人刘廷玑则说，高则诚写此剧的地点，是在丽水西郊的姜山悬藜阁，《浙江通志》载有东阳古迹“三杯亭”，说高则诚在丽水时，曾师事义乌人黄缙，但黄缙并不知道他会词曲。高则诚离开后，黄缙偶登其所居楼，见壁间贴满了《琵琶记》手稿，深叹其“文辞淹博，意义精工，遂追饯至此亭斟酒三杯而别”。清人周亮工《书影》则说是在杭州的昭庆寺，寺中还留有高则诚写此剧曲时按拍的几案，“当按拍处，痕深寸许”。也有人说是在萧山任原礼家写的，康熙《萧山县志》就有此记载。可见《琵琶记》的创作地也成了一桩多头公案。

《琵琶记》是历代戏曲出版物中版本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古典戏曲

作品之一，至今依然是各地方戏曲剧种经常上演的剧目。《琵琶记》的出现，表明了中国戏曲草创时代的结束，是戏剧舞台从内容到形式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但为南方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所赖以依存的传奇体制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国戏剧独特的表现形态（歌舞演故事）提供了定向发展的坐标。《琵琶记》无论是关目的细腻、布局的周密、文辞的声情并茂，以及双线平行发展的戏剧结构等方面，在古典剧作中都堪称典范，被后人誉为“南曲之祖”。

古往今来，《琵琶记》不但是舞榭歌台盛演不衰的戏曲剧本，而且也是明清以来人们不断研究和探索的热门课题，各种笔记、随笔、专论及曲学书目和文史类教科书，论及《琵琶记》的不下数百种。温州本土学人对高则诚与《琵琶记》的研究起步较早，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任温州海关关督的如皋人冒广生从各种典籍中辑录高则诚早已散失的诗作，刻印了《柔克斋集》（柔克斋是高则诚的室名）；1956年，中山大学教授、温州籍学者董每戡出版了《琵琶记简说》与《五大名剧论》；上世纪80年代初，瑞安学者舒良娅出版了《高则诚的故事》；原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侯百朋为了寻找高家的家谱，甚至带着粮票跋山涉水，深入到穷乡僻壤，他先后出版了《高则诚与琵琶记》、《琵琶记资料汇编》等；著名的九叶派诗人唐湜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民族戏曲散论》中，把《琵琶记》列为专门一章来讨论；原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胡雪冈与原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张宪文合作出版了《高则诚集》。瑞安籍学者孙崇涛在访问西班牙时，带回了一部《全家锦囊》，其中就有《琵琶记》古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我主编的《南戏探讨集》，发表了多篇有关高则诚与《琵琶记》的研究文章；在瑞安还成立了高则诚研究会；此外，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新加坡、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学者，都乐于将《琵琶记》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且不断有著作问世。从这一意义上说，《琵琶记》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是世界各民族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中世纪剧作家，高则诚的故里——瑞安阁巷镇的农民慷慨解囊，多方集资，柏树村的一位农民陈炳金老人，为了修建高则诚纪念堂，甚至卖掉了自己的一匹马。1991年，在原陈氏宗祠（高则诚是陈家女婿）故址，高则诚纪念堂终于竣工，成为人们争相景仰的人文景观。为此次盛会锦上添花的是新成立不久的永嘉昆剧团，特地排演了《琵琶记》，此剧以历史上永嘉昆剧所演的《琵琶记》为底本，其古朴稚拙的演技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