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拼音：jī huāng ）.是一个汉语词汇释义：词义指庄稼歉收或没有收成。

[crop failure distitution; famine]：荒歉

严重的饥荒之苦

[be in financial difficulties; be hard up;be short of money]：比喻经济困难

闹饥荒

[debt] [口]：指债

拉饥荒

[trouble]：麻烦事；祸患

不意一时失算，娶了个郭氏，弄出天大的饥荒。——清·李百川《绿野仙踪》

[quarrel; dispute; conflict]：争吵；理论；矛盾

等他晚上果然来的时候，我们店里就好合打饥荒了。——《儿女英雄传》

饥火烧肠

1、庄稼收成很差或颗粒无收。

汉贾谊《新书·无蓄》：“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

元 高明《琵琶记·蔡婆埋冤五娘》：“奴家自从丈夫去后，屡遭饥荒，衣衫首饰尽皆典卖，家计萧然。”

2 谷物、果子等歉收或没有收成。

《逸周书·文傅》：“天有四殃，水旱饥荒。”按，《尔雅·释天》：“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

3 泛指庄稼收成很差或颗粒无收。

《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昔饥荒之世，当有利其数升米者。”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洪传》：时大饥荒，洪将兵在前，先据东平、范，聚粮谷以继军。

宋 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洛阳染工见冤鬼》：“（李）曰：‘某于晋末饥荒之岁，家贫，祇有一两钱。’”

洪深《香稻米》第一幕：“今年夏天雨水少，你们也几乎闹了一回饥荒。”

4 犹亏空。

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一部二：“他租不到好地种，还不清拉下的饥荒。”

《人民文学》1981年第8期：“穷得趔趄，让大伙替你背饥荒。”

5 犹麻烦，纠纷。

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十六回：“他为香菱儿不能到手，和姨妈打了多少饥荒。”

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三九回：别出不去城，才是饥荒呢。

《儿女英雄传》第四回：“好可是好，就是咱们驮着往回里这一走，碰见个不对眼的瞧出来呢，那不是活饥荒吗。”

老舍《四世同堂》十三：“在城亡国危之际，家庭里还闹什么饥荒呢。”

根据美国驻华公使司徒雷登的说法，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以此估算，民国时代估计总共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但因为国民政府对基层那可悲的控制力和战乱等原因，这一说法无法得到证实。我们大概永远都不会知晓民国时期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饥荒，唯一可以清晰的数据是，解放前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仅35岁。以下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白修德亲身经历的1928年和1942年两场中原地区的大饥荒。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20世纪20年代末，一场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席卷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仅甘肃省就有近240万灾民死亡，先后有140余万人死于饥饿，有60万人死于瘟疫，有30万人死于兵匪之手。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

美国记者斯诺此时正在内蒙古旅行。他说：“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他在晚上看到饿死的灾民，次日清晨就不见尸体的踪影，因为已经变成了另一部分饥民活命的口粮。“斯诺说，亲眼目击的华北西北大灾荒，是他的一个“觉醒点”。他从这里认识了人间的真相，了解了阶级、阶级斗争的由来。这就是他无保留地同情、支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思想基础。

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实报道，是白修德在中国的记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页，也是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这场造成300万人死亡，300万人流离失所的灾难让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从起初的尊敬和仰慕，变为怜悯和唾弃。”

1941年，地处中原前线的河南省出现严重旱情，粮食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同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卷入“二战”。此时的国民政府如同白修德笔下的那样，“争取美国的支持来反对日本人，是重庆政府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所在”。政府将全部注意力投向美国，却对河南灾民的疾苦置若罔闻。迫于战乱，孤立无援的灾民只得相率逃荒，或坐以待毙。

1942年7月，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通过电报、信函等形式将河南灾荒严重的情形不断传递到战时国民政府高层官员的耳中。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年底，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甚至出现“易子相食”的惨案。

事实上，在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里，国民政府已积累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应急救灾体系，在1931年江淮水灾爆发后有效地缓解了灾难。而这一次，当足够多的灾难预警向中央政府涌来，他们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当时，蒋介石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战场的准备上，滇缅公路战事吃紧，美国援助仍在路上。白修德从一个官员口中得到了另一个更令人发指的“解释”：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1942年，灾情进一步恶化。2月初，重庆的独立报纸《大公报》刊登了一篇真实的文章，报道河南人民在这次史上最惨痛的灾荒中遭遇的痛苦，竟遭到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

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回忆道，《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对外国记者犹如“芒刺在背”。于是，白修德与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深入河南灾区，一探虚实。

一路哀鸿遍野。遍地都是死亡或行将待毙的衰弱躯体。白修德曾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较大的孩子，长途跋涉找食物，已非常疲倦。母亲叫两个较大的孩子往前去下一个村子找食物。孩子回来时，母亲死了，那婴儿还在吮吸着母亲的乳房；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吃，然后自杀。

白修德不时摇一摇地上的人，看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尽可能地把妇女、儿童和嗷嗷待哺的婴儿送去由来自“美中救济”的美国基金支持的救济营，试图让他们存活下来，如果实在毫无办法，“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梅根神父说。

无论何时何地，白修德和福尔曼听到的都是重复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有一天，白修德和福尔曼终于亲耳听到了一起人吃人的案子。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儿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可我们听到同样的故事太多了，这一事件发生的地区十分广大，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河南，人类吃着人类。”

晚年时，白修德身边仍然留着一张菜单，那是他们离开郑州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们宴请他们的菜单，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饼上撒满了白糖。这是白修德生平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河南，暴怒是比死亡更酷烈的方式。”白修德如此记述道。

“中国孩子健康时是美丽的；健康时他们的头发有漂亮的自然油泽的光彩，他们的眼睛像杏仁一样闪动。可是这些瘦到不像样的人，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却是充满着脓水的窟窿；营养不足使他们的头发干枯；饥饿弄得他们的肚子鼓胀起来；天气吹裂了他们的皮。他们的声音已退化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

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里写道：“对当时所见的一切，我现在已经不能再相信，除非那些潦草凌乱的笔记坚持向我展示我曾看到了什么。”

当时，同样记录河南大饥荒的还有他的同伴哈里森·福尔曼。那时，深入河南的外国摄影记者并不多，而福尔曼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他被称为“现代的马可·波罗”。几十年后，福尔曼所拍摄的有关河南大饥荒的照片已成为后人了解这一史实最重要、最完整的视觉影像。他的日记和486张一手照片都被完好地保存在他的家乡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图书馆中。

记者翻开福尔曼的日记，黑色钢笔的墨迹已有些化开，他的字迹潦草地在日记本上狂飞，令人依稀能感受他当时看到河南一片生灵涂炭时内心的煎熬。其中有一段写道：“我们看到一块被翻开的墓地，森森白骨和残破的布片散落在四周—显然，一个饿死的难民被匆匆埋葬在这里，又被狗挖出来啃了个干净。”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衍为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 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

1801年，爱尔兰被强占成为英国的一部分。随着欧洲农业革命和马铃薯的引入，爱尔兰人口也迅速增长，达到其历史的顶点830万。然而一场马铃薯病（枯叶病），居然就给了爱尔兰毁灭性打击。但是马铃薯歉收在18、19世纪的爱尔兰屡见不鲜。据1851年的一次统计，爱尔兰自1728年来至少发生过24次歉收，其中1740年的饥荒程度也非常严重。但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唯独爱尔兰被当时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英国吞并后，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大饥荒惨剧。原因何在。首先，英国对爱尔兰全面掠夺的殖民政策导致的贫困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大英帝国的繁荣是靠对殖民地的扩张和掠夺发展起来的。爱尔兰作为其第一块海外殖民地，由于地缘政治关系，首先成为其掠夺目标。从17世纪中期以来，爱尔兰的土地几乎完全为英国地主所霸占，而且多数大地主居住于英格兰，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因此爱尔兰大多数农业收入因此输出国外。由于爱尔兰土地兼并严重，爱尔兰农民大多数成了英国土地贵族的佃农。而他们所获得的土地面积由于非常小，因此只有种植马铃薯才能养活家人。再加上自从合并以后，爱尔兰繁荣的工商业受到了可以自由输入的在更优越的经济条件下制造出来的英国工业品的打击。因此爱尔兰人民几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业方面毫无出路，残酷的殖民掠夺造成了农民极端贫困，也使得爱尔兰半数以上的人靠马铃薯维持生活。这种对单一农作物的过度依赖以及都是不为社会所关注的穷人成为爱尔兰的大饥荒全面爆发埋下的社会隐患。

其次，英国政府救助措施不力，反应缓慢。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其顶峰的维多利亚时期，并且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英国无论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领世界潮流之先，是一个拥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陆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英国就是那个时代繁荣、发达和文明的象征，其国力居世界翘楚。甚至就在大饥荒四年前，英国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惜费尽心机、劳师动众从印度派军舰发动了鸦片战争。而且此时，英国正全力筹办人类历史上首届世博会。然而，面对爱尔兰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却无动于衷，任灾情蔓延和爱尔兰人民抛尸遍野。甚至后来灾情危重，当第一艘运粮船达到爱尔兰时，运送的救灾玉米却无法食用，即使无法食用的玉米，申请也需要极其复杂的程序。甚至英国政府对自发的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也横加阻拦。奥斯曼苏丹宣布将寄送1万英磅给受灾的农民，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却要求他只能捐1000英磅，理由是她本人才捐了2000英磅。于是苏丹只捐了1000英磅，同时秘密地派了三艘装满食品的轮船。英国法院试图阻止，但没有成功。

第三，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饥荒期间即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破坏了爱尔兰粮食自由输入英国的权利，使爱尔兰的小麦失去了它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反过来破坏了爱尔兰的农业经济。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自《谷物法》废除后，无视爱尔兰的饥荒，多半由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大大减弱了抵抗饥荒的能力，从而相当程度的加重了饥荒的发展。

第四，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而且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这种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顾爱尔兰人民死活毫无人性的做法，使得这场自然灾害迅速演变成人祸。而1782年至1783年的饥荒，当时的爱尔兰政府把港口封闭，全部粮食价格大降，以自救。正是由于英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在饥荒前的殖民掠夺政策、和饥荒时的自私自利行为（废除《谷物法》）、对饥荒视而不见求助不力甚至仍然让爱尔兰大量出口粮食的逆行，最终酿成了被认为是“西欧三十年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大的灾难”的悲剧。爱尔兰之所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国家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与各国人群的“个人间联系”最多（主要通过家庭纽带）。而这背后，正是爱尔兰人因这次大饥荒而背井离乡的历史背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克林顿都是爱尔兰裔）。这场大饥荒消除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语言（凯尔特语言几乎消亡），但是爱尔兰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民族觉醒，走向民族解放和自决道路，并最终赢得独立。而历史正义也在1996年开始显现。1996年，ILLINOIS大学的法学教授Francis A. Boyle在纽约爱尔兰饥荒和种族灭绝委员会的委托下写出报告，指英国政府在这场大饥荒中的行为，根据1948年海牙种族灭绝协定第二款，清楚地犯有种族灭绝罪。

当代学者大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气候条件转好，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1.4%为犹太人，1.1%为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白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于乌克兰大饥荒。

除了饥荒外，1932年到1933年，苏联还对抱有民族主义观点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进行了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