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字少伯，华夏族，楚国宛地（河南淅川县寺湾镇）三户邑人。其故里有徐人（今安徽省泗县西北五十里一带）、吴人（今苏州市一带）、楚宛三户人，晚年定居安义陶村（今运城市陶村镇）。

公元前536年，范蠡出生宛地（河南淅川县寺湾镇）三户邑。虽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文武双全，范蠡师从于计然。

公元前516年，楚国宛令文种见范蠡。

公元前511年，范蠡邀文种入越。

公元前493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勾践兵败西于会稽山，始重用范蠡、文种等。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勾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

公元前493年，勾践、范蠡君臣入吴为奴三年。

公元前490年，勾践、范蠡君臣离吴返越。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汝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范蠡还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公元前486年，勾践欲起兵伐吴，范蠡劝阻。

公元前484年，吴再次伐齐，占于艾陵，越王君臣朝见吴王，君臣皆有贿赂，进一步麻痹吴人，夫差杀伍子胥。勾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可乎？”范蠡对曰：“未可”。

公元前482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公元前479年，越兴师伐吴，兵至于五湖。

公元前478年，三月，越伐吴、吴师还战于笠泽、双方夹吴松江而阵、越人大败吴师。

公元前475年，十一月越围吴、范蠡采用围而不攻的战略，令吴师自溃。

公元前473年，年底，越灭吴，夫差自杀。

公元前468年，越王实现霸业，范蠡即泛舟五湖。

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馀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於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定陶古称陶丘，简称陶。陶远古为尧舜故都，周时为曹国都城。据《史记》记载：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后，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遂在此定居经商，号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定陶”之名缘此而得。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范蠡为何选择在陶邑（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定居经商呢？就像他当初选择越国成就霸业一样，在这里又一次显现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范蠡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商品交易十分活跃。陶邑（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处于中原腹地，再加上水陆兼备、四通八达交通条件，自然成为全国各地商品交换的必经之地。在陆路交通方面，陶为午道之所在。所谓“午道”，按照东汉郑玄的解释：“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十字交汇的“黄金十字架”。其实，促进陶邑繁荣的交通道路，不仅有陆上的，更有水上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开凿了沟通济水与泗水的运河，即菏水。菏水的开凿使当时所谓的四读，即江、淮、河、济，得以互相联系起来，使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道交通联结成网，陶处于菏水和济水会合的地方，也就正处在这个水道交通网的枢纽。交通便利促进了商品交易，当时北方的畜产品，南方的羽毛、象牙、颜料，西方的皮革、毛织物、牦牛尾，东方的丝织品、鱼、盐等，都可以在这里买到，陶邑（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很快发展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当时成为一方经济中心的经济都会很多，唯独陶称“天下之中”，可见陶邑的繁荣程度。所谓“天下之中”，不仅是区域经济中心，更是包括当时诸侯各国在内的经济中心，即全国性的经济都会。可以说是陶邑（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的繁荣成就了朱公事业，而陶朱公的定居使“定陶”更加扬名。

陶朱公居陶经商成为巨富，“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是其成功的客观条件，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综合素质。他在经营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和人格魅力，极受后世商人的推崇，“陶朱公”的名字成为商家成功的楷模和财富的象征。他那富有哲理的商业理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经营技巧，被称作“陶朱术”，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商业经营的代名词。陶朱公的经营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道德经商”。陶朱公经商仅“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贾法廉平，不盘剥百姓。经商致富靠的是无损于民的经营技巧，不搞损人利己。经商致富后，他屡散家财，周济贫困，被时人誉为“富好行其德者”。陶朱公开创了道德经商的中国儒商传统，被尊为儒商鼻祖。

“农商俱利”。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以农为本，称商为末，社会普遍“重农轻商”。陶朱公提出“农末俱利”的经济理论，在当时确实是一大进步。他居陶期间，身体力行这一理论，采取“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经营策略，“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农牧商结合的经营模式，保证了他经营的成功。

“随时以行”。范蠡说过：“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他善于掌握社会时势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预测发展趋势，扑捉成功的时机。由此，他提出很多著名的商理，如“时用则知物，知斗则修备”，“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得时无待，时不再来”等，至今仍被商人奉为至理名言。

“积贮之理”。“积贮之理”即货币周转流通的原则。他主张加快资金周转，使手中“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他揭示了“贵极必贱”的价格变化规律，“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要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及时果断地买进卖出。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成功地运用了近代西方经济学才揭示出来的供求规律、流通规律等商品经济法则从事经营活动，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

“重视人才”。陶朱公提出“择人”和“不责于人”的人才思想，“择人”就是要善于选择经营人才，唯才是用，司马迁称赞陶朱公是“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不责于人”就是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楚惠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48年），范蠡卒，时年88岁。至唐朝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始配享武成王庙，被追封为古今六十四名将（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 宋朝时期，配享武庙。因范蠡一生艰苦创业、善于经营理财、三致千金， 又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且淡泊名利的商人形象，以及巨大的经商思想理论的影响力，在范蠡去世后，逐渐被后世尊之为财神、商圣、商祖，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画像。

至唐朝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配享武成王庙，被追封为古今六十四名将（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 宋朝时期，配享武庙。

《范蠡》兵法两篇，今佚，《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卢氏本草经》。

⑴劝服勾践保全性命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然而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准备向越国报仇，打算先发制人，再来个檇李大捷。南阳人范蠡力谏：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勾践不听范蠡劝谏，执意出兵。范蠡预料此战凶多吉少。果然，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罢兵而归。

⑵动摇夫差起恻隐之心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国战败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仆，他想带文种。范蠡愿随勾践同行，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范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

吴王夫差想劝范蠡离开勾践，到吴国帮助夫差，而范蠡毫不动摇，很坦然说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

这是范蠡导演、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经过此事，吴王被深深地感动，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而在政治当中，掺入了个人私情，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

⑶巩固军事力量，消磨敌方意志

战争之后，越国几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复兴之时，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让吴国有所察觉。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

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⑷卧薪尝胆，二十年磨一剑

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

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自杀的时候，想念起伍子胥，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结果，遂蒙面自杀。

⑴朴素唯物主义战略观

对于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问题，范蠡主张：“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其实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战争观。

“持盈者与天”，指出了万世万物都有其自然的规律，就像日月更替，月圆月缺一样，他提醒勾践要按照规律办事，遵守天地间自然的法则，这样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

“定倾者与人”，同样是唯物论的观点，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人要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同时积极谋划准备，把人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节事者与地”，指出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在对吴国的战争中，范蠡很重视本国生产的发展，还对吴国发动了“粮食战”。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

⑵灵活多变的战术观

范蠡在具体的战争实践和战争指挥中，所运用的谋略十分灵活多变他主张“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在战场上，如果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就必须坚定不动摇，并要行动迅速，速战速决，如果要后发制人，则要谨慎周密； 当敌人靠近的时候，可以主动示弱，引诱敌人，而后出奇制胜，当敌人距离较远时，则要以强大的气势来震慑敌人。范蠡还主张在合适的时刻，要尽力促成主客的变化，灵活运用主客这一对矛盾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⑶富国强民的国防观

范蠡说过：“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准备周密谨慎防守，这样才能应对未知的挑战，准备充分才会在面对危险困难时有备无患，这表明他充分认识到了战争准备的重要性，在这一主导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富国强民的国防战备观：“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物之情可得而观已。”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搞好战备物资，然而战备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首先要发展生产，越国在范蠡和文种的主持下，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富国强民。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丘，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宋国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

⑴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

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⑵“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⑶抓住现时得时无怠

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⑷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

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⑸三八价格，农末俱利。

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⑹积着理论。

“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⑺薄利多销。

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经济思想

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

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

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范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道家思想

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重要文献证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学术联接起来。

从年代上来看，范蠡在老子之后约四、五十年，而计然正好处在老子与范蠡之间，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计然何时何地师从老子已不可考，或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在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后“南游于越”为范蠡之师。

从《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文子》等典籍的材料看，计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对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治国治身的理论有所发挥和运用。特别是计然提出了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理论和时变因循的理论，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重要发展，这些理论为范蠡所承袭并进一步运用发挥，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以《黄帝四经》和《管子》等为代表的道家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

从计然到范蠡，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对老子思想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辟了道家学说理论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道家学派创立后，原本主要是在南方的荆楚、吴越等地域流传，而战国中后期的道家黄老之学，又主要兴盛于北方列国特别是齐国，道家学说何时经由何人传入北方？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在道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范蠡入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

春秋战国之际，范蠡将老子的思想传播到齐国，开始了道家学派在北方列国流传发展的新时期。

道家学派在北方流传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出现，其标志是帛书《黄帝四经》。

根据《史记》等史书的记载，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越之后，急流勇退，“浮海入齐”，定居于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开始了后半生的实业生涯，成为远近闻名的“陶朱公”。他所传承的老子道家思想也随着他在实业上的成功而在齐国传播，并最终发展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学派——黄老之学。

由此，就可以解释《国语·越语下》同《黄帝四经》、《管子》等战国黄老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密切的思想联系，也就可以清楚地勾画出一条从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原始道家到战国的北方黄老之学之间流传演变的清晰线索。

范蠡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商思想和较为完整的经商理论，无论是对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代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经商的，还是为官的，都在他的思想库中汲取健康的营养，为商为政服务。

在受范蠡经商思想、理论影响之最大者，当数越王勾践本身。越王采纳范蠡之“商贾”兴国之策，是从自身的国情出发，深知范之道能振兴国家，完成报仇雪耻的任务。勾践经励精图治，“治牧江南，七年而擒吴”，建立霸业，全仗“商贾”兴国。

战国时期，白圭受范蠡薄利多销的影响，从实践中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他在经营“下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利润虽不高，在丰年收粮时，其价高于一般市场；在歉收年出售时低于一般市场。这样加速周转，薄利多销，也获得“积著率岁倍”的大利。

白圭又受范盖天时变化的“时断”与选择贸易对象的“智断”相结合中取利的影响，也认为农业收成与气候有关，并提出：天时有循环，丰歉也有循环的“农业经济循环论”。利用丰年与歉年的价格差异中可以得到成倍的收益。范蠡离越去陶后，有一鲁国穷士猗顿闻陶朱公甚富，往而问术。范蠡答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稼(指母马、母牛、母羊、母猪、母狗)。”猗顿依计，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从此驰名天下。

范蠡的经商思想，不仅影响春秋列国，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代及至今日。范蠡对物价涨跌应有一个合理幅度的主张及由此而提出由国家规定粮食价格的政策，被汉宣帝所仿效采用。因为这种由国家调控粮食价格的政策，有助于“农末俱利”，起到了稳定粮食价格、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

今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我们的许多经商者，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或是别的其它形式的，仍然在效仿他的经商理论。为了稳定和鼓励农业生产，现在国家实行了粮棉油预定价格的政策，这无疑是起到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给，稳定民心、社会的作用。

在有关副食品供应上，特别是肉类、蛋类等，实行了最高限价的政策，这样既照顾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又照顾到经营者的利益，促进了生产和经营的共同发展。捕捉信息，开发产品，优质服务，无不是为了在商战中取胜。

在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中，提倡名牌战略，目的是在吸引消费者的需求，以质取胜，达到获利的目标。许多商场、宾馆、酒楼，打折迎客户，除了客观因素外，也是一种“薄利多销”的战略。

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功之后，立刻离开了越国。

他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蜚（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大意是说：飞鸟射杀完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起来。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被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享乐。你为什么还不快离开呢？文种在收到信后便称病不上朝，但最终仍未逃脱赐死的命运。而范蠡却早早料到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啊！而鸟尽弓藏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成语，比喻事成之后，把曾经出过力的人一脚踢开或加以消灭。后代诸多名臣都以此为警戒。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导致吴王阖闾阵亡，从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无锡太湖马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勾践灭了吴国，在大摆庆功酒的那天夜里，功劳很大的范蠡，悄悄地带了西施，偷偷出齐门，坐上早就等在那里的阿得大叔的小木船，穿过护城河，转了一个圈子，直向太湖而去。他们到了太湖北边的五里湖边，见这里风景优美，山明水秀，就搭了几间草房子，隐姓埋名住了下来。期间文种被杀，范蠡为了保住性命曾三迁他地，但是由于西施非常喜爱五湖风光，最后二人还是定居西湖。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捕渔、晒盐），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宋国陶邑（今菏泽市定陶区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宋国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

范武子（约前660年–前583年），范姓始祖 ，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政治家、军事家、中军将、太傅，士蒍之孙。

妻子：黄氏、官氏，西施（有争议）

范履冰：唐朝宰相，范仲淹的先祖。

范仲淹：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文种：蠡有神鬼不测之机。

蔡泽：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公。

李斯：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

张良：霸业朽，忠名在

东方朔：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

司马迁：“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

“范蠡三迁皆有荣名， 名垂后世，臣主若此， 欲毋显得乎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李陵：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沬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仇，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

褚少孙：夫月满则亏， 物盛则衰， 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 久乘富贵， 祸积文祟。故范蠡之去越， 辞不受官位， 名传后世， 万岁不忘， 岂可及哉！ 后进者慎戒之。

刘向：箕子弃国而徉狂， 范蠡去越而易名， 智过去君， 弟而更姓， 皆见达识微而仁能去富， 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

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范蠡列为“智人”。

赵晔：“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谋。”

袁绍：然齐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

刘劭《人物志》：“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

高适：天地庄生马， 江湖范蠡舟。逍遥堪自乐， 浩荡信无忧。去此从黄绶，归欤任白头。风尘与霄汉， 瞻望日悠悠。

韩愈：为人谋而不忠者， 范蠡其近之矣。

苏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以吾相蠡， 蠡亦鸟喙也。”

林亦之：范蠡之去似可全身， 然卒使后世君臣猜忌百出， 无一日相安者， 其患自范蠡始也。

黄震：春秋战国近五百年， 以功名始终者惟范蠡一人。

罗大经：范蠡霸越之后， 脱屣富贵， 扁舟五湖， 可谓一尘不染矣。

李纲《 论范蠡张良之谋国处身》：故夫智谋之士， 处困阨之时， 能忍辱以伸其志； 当事几之会， 能决断以收其功； 功成名遂， 能高举远引以全其身， 微二子，吾谁与归 ？

李昉《太平广记·神仙传》：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

王世贞：五湖淼淼烟波阔， 何处黄金铸范蠡 ？

赵孟頫：功名自古是危机，谁似先生早拂衣。好向五湖寻一舸，霜黄木叶雁初飞。

黄道周：兵者凶器，战者逆德。勾践犯之，故遭天责。栖保会稽，已当死厄。厚礼卑辞，蠡之善策。使种请成，初犹不测。既贿贪谗，乃许归国。尝胆卧薪，仇填肝膈。二十余年，报犹不得。至吴北盟，南师方迫。吴使请成，难援前迹。君纵哀怜，臣则赫赫。天与不承，死乃自贼。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岂啬。如此高人，千秋生色。

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志》评本中说：“才智全备之范蠡”“范少伯见机远隐，其高不必言，又精于货殖之术，能生财而致富，真是千古奇人”。

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墓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往东北，就到了一个叫崔庄的小村落。2013年被列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地封土南北长70米，东西宽100米，最高处2米。墓项呈椭圆形，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墓地及其周围有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残片。

据《史记》载，范蠡辅越灭吴后，弃官经商，先到齐国，后定居于陶，自称陶朱公，曾三致千金。死后葬于此地。

范蠡祠共有四处，浙江诸暨范蠡祠，山东肥城范蠡祠，浙江德清范蠡祠，湖南沅江市赤山岛有范蠡祠。

浙江诸暨范蠡祠

浙江诸暨范蠡祠主要以范蠡军事政治才能和商业才能及生平业绩为主要展示内容、以其它相关人文故事为衬托。全部建筑由范蠡祠及财神庙、魁星阁、三星庙（暂用名）等相关建筑组成，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60平方米，正殿内塑高3.5米范蠡全身铜像一座，铜像背后墙面用木条仿竹简形式，再现《史记》中记载范蠡故事的精彩篇章，所有立柱均镶嵌楹联。殿外左右两侧建长廊两条，陈列与范蠡生平业绩相关的诗碑，并以彩绘壁画等形式，生动介绍范蠡卓越的军事、政治和经商才能。其它辅建筑依相应位置而建，错落有致，相关塑像如：比干、赵公明、关公及福、禄、寿三星均以民间传说的形象为依据，或坐或立，神态各异。

范蠡祠共有塑像8座，除范蠡全身铜像外，其余均采取民间传统的贴金彩绘相结合的形式。范蠡祠面西南背靠金鸡山，气势恢宏，采用清代民间建筑风格，黛瓦粉墙，古朴典雅。主要建筑除“魁星阁”外，屋架及相应构件均从民间整体购买，各种木雕构件琳琅满目，精彩非常，充分展示了江南民间建筑艺术特色。

范蠡祠戏台位于浙江省德清县干山村蠡山，为范蠡祠的门楼部分。

湖南沅江范蠡祠

湖南沅江市赤山岛有范蠡祠，建于光宅元年（684年），祭祀越相范蠡。历史上文人墨客写赤山范蠡祠的诗文据嘉庆年间编的《沅江县志》即已有十多篇。该祠于嘉庆年间已毁，嘉庆十二年，溆浦贡员戴安礼登临赤山时，写下了《蠡山残庙怀古》：“五湖踪迹竟浮沤，独有兹山庙尚留。座下藓苔春满地，渚边芦苇月千秋。姑苏几见群麋走，相国旋同野鹜游。辟谷高风堪共仰，丞尝为雪楚平羞”。

赤山在唐天宝年间曾改名“蠡山”，就是因为传说范蠡曾在此隐居。岛上还有“香炉山”、“蠡施村”等地名也佐证了这些传说。

蠡湖，原名五里湖，是太湖之内湖。面积7.2平方公里，环湖一周约21公里，相当于杭州西湖1.3倍。

蠡湖之名，是民国时无锡人根据范蠡和西施的传说而改名。

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助越灭吴后，功成身退，偕西施曾在此逗留，借这个传说便把五里湖改称为蠡湖。相传范蠡曾在蠡湖泛舟养鱼并著《养鱼经》一书。

1934年，无锡的著名民族工商业家荣德生六十寿辰，以寿资办慈善事业，造宝界桥。桥长375米，60孔。从此一桥卧波，架通南北。

1993年，荣德生之孙即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又捐资造新的宝界桥。新桥21跨，长390.7米，宽18.5米，新老两桥，称“宝界双虹”。北堍树碑建亭，由书法家启功书写碑文，记述两桥历史沧桑。

1991年，五里湖又建成犊山防洪工程，梅园与鼋头渚之间有了第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