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瑞（1836年-1882年），字庆云，湖北应城人，清总兵黄开榜养子，中国清末将领。

陈国瑞，字庆云，湖北应城人。河南商城籍的大学士周祖培称他为“世侄”。早年参加太平军，咸丰九年（1859年）投奔清九江镇总兵黄开榜，被其收为义子，改姓黄。当年，他曾随清军攻陷怀远，颇露锋芒。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又随钦差大臣袁甲三进攻定远，以守备得技勇巴图鲁称号。同年九月，太平军、捻军由定远围攻凤阳，陈国瑞随副将吴秀、补用道张学醇等解凤阳之围，升任游击。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捻军进攻扬州地区，陈国瑞赴援，荆州将军都兴阿在奏折中盛称其功，加副将衔。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捻军进攻淮安地区，漕运总督吴棠向袁甲三借将，袁甲三派陈国瑞归吴棠指挥。陈国瑞战于车桥、版牐、众兴，超擢副将，加总兵衔。三月，再战于桃源、清河、山阳、宝应等地，又交军机处记名以总兵简放。吴棠倚陈国瑞为长城，如奉骄子，一切顺其所为，增募其众至二三千人。太平天国天长守将陈士明认陈国瑞为义父，投降清朝，献出天长，改名陈振邦，随陈国瑞继续与太平军、捻军为敌。十月，命赴山东攻棍、幅各军，归僧格林沁指挥，使陈国瑞之气焰更加嚣张。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攻破长城圩，杀刘兆青等1000余人。清廷谕称记名总兵黄国瑞遇缺侭先题奏。三月，攻破中村，杀孙化详等。五月，攻兖州凤凰山，在白莲池诱擒刘双印。七月，完全占领凤凰山，清廷赏给头品顶戴。僧格林沁派陈国瑞赴安徽镇压苗沛霖，陈国瑞请准归宗，不再姓黄。

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李昭寿、陈国瑞、詹启纶等部均陆续开往前线，共同对苗沛霖集团展楷镇压。李昭寿派总兵朱元兴带1500人增援临淮，驻扎刘府一带。同治二年七月三十日，清廷发出上谕，指示安徽巡抚唐训方即命朱元兴进攻刘府附近之苗圩，曾国藩即命李昭寿由五河赴援临淮。同一天，僧格林沁也已派总兵陈国瑞率马、步3000余名由山东邹县开往蒙城，以解除苗沛霖对蒙城的长期围攻。八月初十日，漕运总督吴棠奏称：“陈国瑞治军严整，兵民翕服，若使之独当一面，必能迅扫狂氛，可否仰恳天恩饬陈国瑞帮办臣营军务……所有徐、宿、蒙城各军均归节制，责成该员北剿捻匪，南剿苗逆，定能胜任。”慈禧接受了吴棠的建议，发出上谕：“头品顶戴侭先总兵陈国瑞著帮办吴棠军务。”同时，也命吴棠传知陈国瑞“当懔承恩命，努力自爱，毋稍满假，以期克保令名，长承优眷。陈国瑞率部于八月廿四日到达蒙城，袭破红里圩。廿五日，至小涧集，会合英翰军攻陷王圩。廿六日，攻破小宋圩。廿八日，攻陷涡北王圩。廿九日，徐州镇总兵詹启纶率劲勇1800名，吉林、黑龙江马队200名随富明阿由扬州开往临淮。同一天，清廷再发上谕，对镇压苗沛霖集团进行新的布署，谕称：“蒙城一路专归陈国瑞剿办，姚广武等均归调遣。富明阿率王万清等力顾淮北，并督同陈国瑞力解蒙围后会攻苗逆老巢。颍、寿各路，曾国藩当饬蒋凝学等归唐训方调遣。淮河南岸，唐训方独任其责。”在南路方面，李昭寿也于九月廿三日由五河卷旗疾趋，乘夜西上，廿七日由长淮卫直进姚家湾，所有剿办一切均咨明唐训方。十月初二日，富明阿奏称李昭寿部出兵已有1000人，请饬李昭寿进攻苗逆老巢，蒋凝学等恢复寿州，唐训方进图怀远，富明阿解除蒙城之围。慈禧又立即接受了此项建议。初三日至十二日，李昭寿督率朱元兴等破中心渡等数十圩，寿东十一圩不战而溃。又攻破距寿州10公里之柏家圩，一时附近苗圩反正者100余处。慈禧命李昭寿攻克寿州之后即进攻上蔡。在蚌埠方面，唐训方屡攻不克，掘长濠困之。十月廿二日，李昭寿派李显爵会攻。苗练守将张士瑞于廿五日愿献出蚌埠，出走怀远。廿六日，李昭寿配合唐训方攻城。张士瑞再作内应，清政府再得怀远。在蒙城方面，富明阿命詹启纶逼近苗垒扎营，与英翰所部联为一气。十月廿四日，僧格林沁到达蒙城。廿六日，僧格林沁督率陈国瑞、詹启纶、何建鳌、傅振邦、英翰、姚广武等发动总攻，苗沛霖暗越长濠，为陈玉成旧部刺杀。苗景开、张建猷、赵克元逃至双涧集，为副将张从龙擒获。清廷发出上谕：陈国瑞升记名提督，詹启纶遇有提督缺出侭先题奏，补用总兵王万清赏劲勇巴图鲁，李南华升记名总兵，署蒙城知县，贺绪蕃升直隶州知州，赏四品衔。王万清另有赏银1000两。

苗沛霖死后的事情，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李昭寿说寿州、正阳、下蔡、颍上等地，均系他所派之田端书、姚绍珍联络招降，说明豫胜营勇一到立即薙发献城。僧格林沁根据陈国瑞禀报奏称擒获张建猷、苗景开后，苗景开表示能献出下蔡、寿州，即将张建猷正法。廿九日，宋庆至苗家老巢，苗天庆、苗希林等千余人向下蔡逃去。苗沛霖妻、子均已自尽，逮捕苗姓20余人。宋庆留驻下蔡，派康锦文带苗景开攻寿州。十一月初一日，李万春见苗景开来到即开门迎入。张从龙破童维翰老巢，截杀陈太和等100余人，生擒苗希年父子押往颍上，令其献城。初三日，李昭寿部大队入寿，杀守门勇丁5名，康锦文等将其逐出，擒获50余人，内有提督蒋立功一名。同一天，李昭寿督兵进攻下蔡，为宋庆击败退去。曾国藩则写信给张鍊渠说：“苗党巨酋不独李万春、朱万隆反复可虑，苗景开、苗春年、李华东等均未就戮，皆系陈镇（即陈国瑞）收留部下，后患正未可测。而邸帅（即僧格林沁）部将宋庆等气焰殊甚，杀李世忠部下提督朱元兴、杜宜魁数人，反以李部攘功争斗为词。”又写信给唐训方说：“朱万隆、李万春两人同系苗逆死党，未便姑容。……宋、康既杀朱、杜，又锁押蒋立功，应不致再有余怒。李世忠不敢归咎于宋、康，而指名系苗景开所杀，是其善于避实击虚，即有不敢搆难之意。”

十二月二十七日，僧格林沁奏称：颍州绅练程凤三等联名控告吴琪树及其子吴正谊、王金奎、朱鑫，另有方金镛一名，均并诛枭示。陈国瑞逮捕苗姓21名，苗希年已移交唐训方正法。苗妻徐氏、子苗连生已交蒙城县正法(。又奏称：苗景开供称由他令李万春、朱万隆出降。李万春供称豫胜营人未戴官帽，他和苗景开不让进城，互相争斗，将豫胜营人杀死，后来才知道内有提督2人。朱万隆供称曾购买磺斤，并正阳厘金接济苗沛霖。邵徵祥供称本为花翎副将，苗沛霖扣留其全家老小，他遂为苗踞守蒙南蔡圩，战败之后，曾致信张士瑞，劝张撤退蚌埠，献出怀远，又随官军收得各处城关。方长华供称本为五品蓝翎，为苗沛霖踞守颍上，闻蒙城已败，遂杀赵玉蚤等献出城池。苗景开、李万春、朱万隆已经正法。邵徵祥系二品大员，张士瑞献怀远后任苏会云逃走，应革职，发黑龙江严加管束。方长华应革职免议。康锦文带领苗景开收复寿州，于该犯等滋事时不能弹压，应革职交吴棠差遣，以观后效。僧格林沁的这一系列奏请，均得到了慈禧的照准。

苗沛霖失败之后，陈国瑞于同治三年（1864年）实授浙江处州镇总兵，驻扎正阳关。太平军、捻军活跃于湖北麻城一带，僧格林沁调陈国瑞前往镇压，他迁延月余不到，僧格林沁将其所部移交郭宝昌管带，并奏准将陈国瑞严加议处。陈坐降三级调用。英翰向乔松年禀报陈国瑞率部谋叛，图袭商城，与太平军陈得才部合队。郭宝昌也向僧格林沁密报其谋叛。陈国瑞闻讯，疾驰至僧营，伏地哀诉，愿作前驱。陈国瑞屡经恶战，始得免于处分。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僧格林沁败死于山东曹州。陈国瑞所率步勇2500名只留下900余名，陈因身受重伤得以免议。捻军围攻嘉祥，陈国瑞率部增援，嘉祥解围。当时，淮军刘铭传部已占领济宁之长沟，陈国瑞既恶刘铭传之得功，又欲夺淮军之洋枪，自率亲兵500人突袭，见淮勇即杀，凡杀数十人，刘铭传闻变亲自指挥反击，陈部兵器粗劣，500人被全歼。陈国瑞跃登民屋，仍被执，置空楼中三日，仅供糜粥，使饥而不至于死。陈向刘哀求，始释之。陈、刘皆禀诉于曾国藩，曾国藩批牍数千言，指出各地对陈国瑞之评价，毁之者七，誉之者三。漕运总督吴棠、河南布政使苏赓堂、宝应编修王凯泰、灵璧编修张锡嵘等皆称陈国瑞骁勇绝伦，清江、白莲池、蒙城等役皆能以少胜众，临阵决谋，多中机宜，亲近名儒，素不好色，不甚贪财，常有出世修行、弃官为僧之志。另有不少人则称陈国瑞忘恩负义。黄开榜曾有收养之恩，且袁甲三欲捉拿陈国瑞正法，又经黄开榜夫妇极力营救始免，陈国瑞反以为仇。陈国瑞在临淮与袁甲三部将屡开明仗，在寿州与李昭寿部下开明仗，在正阳捆缚李显安，抢盐数万包，在汜水与米船口角，特至湖西调2000人与米商开明仗，骚扰百姓，凌辱州县，吸食鸦片，喜怒无常，动辄杀人，不听调度，动称造反，郭宝昌之告变，事非无因。饬令陈国瑞将所部8000人裁至3000以下；一年之内，不准与淮军及英、康等军同扎一处；官衔宜去钦差字样，不准独树一帜。陈国瑞收到此项批牍之后，写了一份复禀。曾国藩认为“情词虽极谦谨而毫无悔过之意”，即奏准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革去黄马褂，暂留处州镇戴罪立功。陈国瑞见势不妙，称病请假，将所部交已革按察使张学醇接带，驰赴徐州，拜谒曾国藩，谨受约束，然后至淮安。养子陈振邦官至总兵，陈国瑞忽欲杀之，陈振邦求救于吴棠，吴棠为缓颊。陈国瑞不可，陈振邦走匿漕运总督衙门。陈国瑞再三索之不得，自率亲兵数百驰赴督署掩执，时已二更，署中闻变，急闭大门。陈国瑞督队攻之，守门者叱曰：汝赖漕帅卵翼扶持以有今日，乃敢反耶？陈曰：以子叛父，非反而何？吾捕反父之子，且讨匿反贼之人耳。破大门而入，复破二门，署中人退守宅门，猛攻不克。署中人骂愈厉，陈怒不可忍，以头触门，痰涌气厥，颓然扑地。吴棠命数人舁之置古庙中，奏称陈国瑞患病疯狂。清廷命押送回籍，其售盐资本提充淮徐兵饷，宝应田产归公，其存银25000两解交官文存储，分年交陈国瑞收领，维持其生计。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陈国瑞呈缴盐本银两，清廷命永广湖北应城县学额4名。同年八月，疆吏张之万、谭廷襄等交章论荐，令赴部引见，听候录用。十二月，赏头等侍卫，发山东交巡抚丁宝桢差遣。接着，又改发左宗棠军营差遣。这时，陈国瑞已与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拉上了关系，由奕譞主持的神机营拨给白银30000两，令他招集旧部，镇压捻军。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初七日，奕訢、奕譞又奏准陈国瑞部归其指挥，派为神机营管队侍卫，该部称神机营锐勇队，所需军饷、军械由神机营发给，并换给“管带神机营锐勇队头等侍卫”钤记一颗。于是，同在镇压捻军战场的刘铭传“因陈国瑞为六、七王所倚爱，恐为中伤，浩然回里”，退出了战斗。左宗棠奏称：陈国瑞遣人在保定至左宗棠营中勾引勇丁，许以每月给银7两5钱，赌博、鸦片不禁，抢夺不禁，左营被勾去勇丁880余名。左宗棠至邯郸，亲赴陈寓，命陈查禁勾勇、抢夺等事，清交原赃，陈当面答应。左候至半夜，陈并未照办。左部又被截去勇丁、长夫89名，大小洋枪70杆，线枪2杆。战马9匹，骡18头，驴8头，银200余两，子药、军装、器械、米粮难以数计。左发公牍咨催，至初八日，陈复函称白昼必无抢夺之事，连当面答应查交之说也不再承认。次日，左行至磁州，接陈咨呈：查获勇夫2名，并录供粘送，隐以左军不能打仗，减发口粮，故勇丁多逃附陈军。左指出现在前敌诸军如刘松山、郭宝昌、程文柄、张曜、宋庆、郭松林、莫组绅等无不遭陈毒害，畏陈险诈，避之唯恐不及，“其徘徊邯郸不敢前进，亦自知不为诸军所容耳。”谕旨令陈国瑞召二三千人。陈国瑞称每月需饷30000两。有谓人数决不止二三千人，“其军不穿号衣，半穿金黄马褂，半穿全红马褂，令人称己为大帅，在顺德时曾杀伤民团百余人。”清廷下诏解释说：“陈国瑞勇而无私，朝廷素所深悉，……并非宠待优崇，不料该侍卫谬妄至此，……即著仍旧归左宗棠节制，……令其将神机营前给钤记缴回，……侍卫虽系京员，岂可与钦差、督抚平行，……倘或仍前狂妄，即著治以应得之罪。”同年四月初五日，清廷因陈国瑞部调往山西、陕西交界一带，距左宗棠较远，命陈部暂归署山西巡抚郑敦谨调遣。闰四月初二日，郑敦谨奏称：陈国瑞于四月廿二日咨称拟率部至天津剿捻。同月初十日，奕訢、奕譞等奏称：本月初九日接陈国瑞禀，称于初四日至临清，愿与英翰合力剿贼。七月初十日，西捻军失败，陈国瑞得赏还黄马褂、花翎、勇号，开复总兵，记名提督，仍赏给云骑尉世职。不久之后，陈国瑞部2000人由英翰带至安徽，予以遣散。

陈国瑞称病告归，侨居扬州之宜园。同治八年（1869年），奉命回神机营，道出天津。翌年发生天津教案。陈国瑞与奕譞支持反对洋教。群众将焚教堂，崇厚遣人拆浮桥以阻其前进，陈国瑞命将浮桥搭上，使群众顺利通过。外国胁以兵威，要求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及陈国瑞抵命。陈国瑞得到奕譞的全力护持，直隶总督曾国藩多方敷衍，陈由奕譞派员伴送至天津，由曾讯供后令原派之员将陈伴送回京。然后，曾国藩奏称陈国瑞亲供与天津教案并无干涉，就算了事。“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

同治十年（187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接总理衙门来信及马领事来文，称陈国瑞在扬州分散银钱，刊刻《辟邪实录》，怂恿匪徒进攻洋人。曾国藩认为陈国瑞粗气未除，性喜多事，宜劝其早离扬州，至少“亦宜杜门谢客，闭口不谈洋务，乃为自全之道。”后查无其事，遂不了了之。接着，李昭寿又至扬州。先是，同治元年陈国瑞在高良涧曾劫去李昭寿之船物，二年在寿州曾截杀李之部将，三年在怀远曾劫留李之盐船、马鞍及衣。此次，陈又硬要李之戏班到处送演，并加以扣留，还强索李之山石。旧仇新恨，李昭寿遂率众拖扭陈国瑞上船，并把头发揪落一绺，还逼写家信，勒取财物。经曾国藩奏准，李昭寿革职，陈国瑞降为都司，均勒令返回原籍。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说：“陈借此远徙，外人称快。……威使（即英国公使威妥玛）前来津时亦谓陈国瑞在扬可虑。”曾国藩在答复李鸿章的信中则称李昭寿已经回籍，“陈国瑞则徘徊淮扬外县，尚无回籍之意。能否保全末路殊不可知。”

詹启纶杀胡士礼，光绪元年（1875年），经审讯，詹启纶供称陈国瑞曾带领多人将其家中金银等物抄抢，陈还曾向他勒派会馆捐资，未遂，乃挟嫌唆使胡士礼服毒陷害。清廷以陈国瑞系勒令回籍交地方管束之员，却仍在扬州进行不法活动，决定将他发往黑龙江当差。数年后，有人建议起用，李鸿章称其性情未改，精力已衰，遂不复用。光绪八年（1882年），病死于黑龙江戍所。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杀死的。给事中邓承修、山东巡抚福润、安徽巡抚沈秉成、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奏陈战功，清廷允准复其原官，并于立功处所建专祠。

《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八·列传二百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