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固化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原因而形成各阶层人员难以流动的现象。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21世纪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似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21世纪，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关系运作，让儿女符合招考条件。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不断攀高，2008年竟高达59.8%。劳动者在分配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房价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房价，在2002年之后像断了线的氢气球，一路扶摇直上，住房基本需求竟然需要靠花费2～3代人一生储蓄的“六一模式”来解决。随着高校扩招之后的毕业生陆续进入社会，大学生也慢慢由“天之骄子”向有光明、没前途的“蚁族”进化。体面的工作机会不再是靠个人努力就能获得，升学、参军、就业、升迁等人生重要机遇背后越来越充斥着权力和金钱的背影，比例日益提高的机会被金钱所垄断，社会底层出身的大学生们再也难以像十多年前那样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向上发展的通道加速收窄。

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在一个成才机会多元化、各种上升渠道未被梗阻的社会，奋斗改变命运，贫寒子弟完全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逆袭”。相反，即便父母再荣华富贵，如果子女不成器，坐吃山空，甚至以身试法，最后被社会淘汰，则完全正常，富不过三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富人不甘堕落，穷人看到希望。只要公平不坠，穷人的孩子只要肯奋斗就能有收获，他们就不会怨天尤人。调查显示，不少草根对自己的处境、职业、发展不满意，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强烈，甚至有仇富心理，容易怨天尤人或自甘消沉。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有草根说，“别人有背景，我只有背影。”只有背影不可怕，怕就怕他们奋力拼搏之后，也抵挡不了坚硬的现实。

为了让草根实现逆袭，应该强力维护社会公平。一方面要清理和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因素。应该看到，同是新生儿，生在农村与生在城市，其未来享受的生活、教育、发展等资源不尽一致；哪怕同是生在城市，生活在京沪与生活在一般城市，其未来也不尽一致。

另一方面，严防拼爹的恶意蔓延。父母为官、为富，子女在就业时适当仰仗一下父辈资源，也无不可，但前提是不能戕害公平正义。一些地方，权力“世袭”堂而皇之，有的公立幼儿园仅面向公务员子女，有校车只接送“有背景”的孩子……如此赤裸裸的歧视，势必增加草根改变命运的难度，难怪有人幽幽而叹，“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

对于像文章开始出现的这些来自草根家庭的高学历自杀者，他们从小以来所形成的“学而优则仕”、“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和自我的优势认知，被残酷不公的现实击得粉碎，读了这么多年书才发现“世界不是属于他们的，而且归根结底地不是属于他们的”。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来自弱势群体的精英无法跻身社会的中高层，领导发展和变革，同时获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另一方面，大量把持这些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集团子弟，他们唯一动力和目标就是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