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骑银瓶》是王度庐写的一本武侠小说。为《鹤-铁系列》的最后一部，内容直承《卧虎藏龙》。主要讲述了玉娇龙与罗小虎之子铁芳自出生就被换走在找寻母亲的过程中逐渐成长的故事。

“鹤———铁五部曲”的最后一部是《铁骑银瓶》，这个故事开始于玉娇龙与罗小虎分手约十个月后:雪夜野店，单骑孤身，玉娇龙产下她与罗小虎的儿子，却被同店居住的方二太太用自己的女孩掉了包，留下一只银瓶为记。玉娇龙奋骑追赶，方二太太却被祁连山匪徒劫去，男孩也不知去向。

玉娇龙将女孩抚养成人，取名“春雪瓶”。玉娇龙那被掉包的儿子，后来则被退隐江湖的原祁连山匪帮成员韩文佩收养，取名“韩铁芳”。

二十年后，玉娇龙母女闻名南北疆，人称大、小“春王爷”。韩文佩亡故，铁芳散尽家财，为寻母而闯荡江湖。途中仗义行侠，得遇女扮男装、身患重病的玉娇龙，结为忘年交。几经试探，玉娇龙已知铁芳确系自己离散的骨肉，但不便在途中相认，只告诉铁芳:要报劫母之仇，可先到天山之下，寻找一位自己“最亲近的人”帮助他，并嘱二人结为“终身伴侣”。行至白龙堆，遇狂风沙暴，玉娇龙终于不支，死在来不及相认的儿子怀中。

铁芳到达新疆尉犁，在哈萨克赛马会上初会春雪瓶，却被射伤，狼狈落荒而走。

春雪瓶往迪化寻找玉娇龙，并欲拜见奉旨来疆的玉钦差即“舅舅”。途中得知玉娇龙死讯，赶往白龙堆，见韩铁芳带伤料事起灵事宜，十分惭愧。

春雪瓶到迪化，夜探玉钦差的府第，被发觉，于战斗中杀死护府之镖头。官府搜凶，怀疑并逮捕在此住店的罗小虎。罗小虎始终认为雪瓶是自己和玉娇龙的亲生女，慨然为之顶罪。罗小虎起解伊犁，因被私刑折磨，已奄奄一息，得铁芳、雪瓶相救。罗小虎至死不知铁芳是其亲生骨肉，惟谆谆敦促“女儿”快嫁铁芳，不要重蹈“父母”的覆辙。

韩铁芳与春雪瓶经历一系列情感纠葛和江湖争斗，终于亲眼见证了祁连山匪帮和方二太太得到应有的惩罚，二人也终成眷属，并决定携手归隐，永不再入江湖。

——故事梗概摘自于王度庐之妻李丹荃的回忆文章《侠情大师—王度庐》一文，全文及叶洪生相关文章见参考资料。

（注：根据河洛版录入）

作者 李丹荃

侠情大师—王度庐

一代侠情大师，深隐市井，世人所知甚少。幼年时困苦，遭遇劫匪，其经历后来成为小说素材2001年，华语影片《卧虎藏龙》取得了十项奥斯卡提名、四项奥斯卡大奖的骄人成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原著的作者是谁。当年，天津学者张赣生先生为研究王度庐的小说，曾多方查询作者的生平，他询问过不少津京老报人，但一无所获。中国台湾省学者叶洪生先生在其论著中也称“王度庐之生平不详”。及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宫以仁先生（已故小说家宫白羽先生之子）受叶洪生之托，要写一篇介绍王度庐生平的文章。宫先生根据小说内容，推测王度庐可能是北方人，并与苏州大学徐斯年教授谈及此事。之后，徐教授在《寻找王度庐老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代序）一文中是这样写的:80年代初，我所在的学科决定立项研究通俗文学，这一课题并被列为“七五”国家重点项目。不久，几位研究通俗文学的朋友相继来信，说起“武侠北派四大家”中，宫白羽、李寿民、郑证因三人的生平，人们多已知晓，惟王度庐，至今不知何许人也，问我可有这方面的线索。经过他们的“强化刺激”，我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庐老师。他没给我上过课，也从未听说他写过小说，但姓名倒一字不差，姑且问问看。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师已经过世，但因此却找到了王老师的夫人，我们当年的舍务老师李丹荃女士，并且确认了那位四十年代闻名全国的“侠情小说大师”，果然就是我的老师。

四十多年前，我和我的丈夫王度庐同在一所中学里工作，那时，徐斯年是这所学校里的一个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学生。以后我们多年未见，再见面时他已成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我和王度庐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以后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所以我愿意将我能忆及的一些往事和想法写下来，留给热心的读者和关注通俗文学及其发展的学人。王度庐原名王葆祥，字霄羽，1909年出生于一个北京的贫困旗人家庭。“王度庐”是他于1938年开始使用的笔名。王度庐七岁时父亲不幸病故，遗腹的弟弟葆瑞出生，家里便更加贫困了。在他9岁那年，姐弟三人又相继患上传染病。据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他昏迷了好几天，总算“命大”，慢慢地又苏醒活过来了。当他睁开眼时，却见屋里全变了样子，空荡荡的少了不少东西，桌子和炕头上的柜子也全不见了。母亲坐在炕边掉泪，为了给孩子们治病，把家中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王度庐病愈后，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很不好。他喜素食，胃口也弱，鱼、肉一概不吃，后来我曾多次劝他改变这一习惯，但总是改不了。

尽管贫穷，王度庐的母亲还是支撑着让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读完了旧制高等小学。在他十二三岁时，家里曾送他到眼镜铺当学徒。原想这活儿较轻，三年出师，学份手艺，一个月也能挣几块钱养家。谁知干了没几天，掌柜的嫌他身体瘦弱，不会干活，就打发他回家了。以后又送他去给一个独身的小军官当听差，试工三天，人家嫌他太小，半日生不着一个煤炉，给了几个铜板，就叫他卷铺盖了。后来，王度庐在《古城新月》、《落絮飘香》等小说里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及城市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景况，写及贫民青年求生之难，其感受应是来自他的青少年时代。

王度庐读书勤奋，人也聪明。当时有位姓李的小学教师很赏识他，经常借给他书籍，并且教他音律和诗词格律。因此，他在十几岁时就常向报刊投稿，写些小文章和旧体诗词。

王度庐的学识主要来自于自学。他家位于“后门里”（“后门”是地安门的俗称），后来，他在《古城新月》、《卧虎藏龙》和《虞美人》等作品中，曾多次写过这个地方。北京大学一院当时离他家很近，所以他有时就到那里去旁听。那时的北京大学很开放，外边的人进去听课，也无人过问。若有名家来讲课，常常是连窗外都站满了旁听的人。

王度庐也常去三座门的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天。那时候“鼓楼”那里还有个民众图书阅览室，进去可以任意翻阅书报杂志，那里也是他常去的地方。我不清楚他在北大听过谁的课，也不知道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哪些书，然而，从他后来所写的社会言情小说中所反映出的外国文学知识和文艺理论修养，以及他在侠情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美学追求，可以看出，他在这段自学生涯中确实得益匪浅。

因为投稿，王度庐认识了一位宋先生。宋先生办着一份小报，他见王度庐文笔颇佳，为人诚实，就聘他担任该报编辑。由于报社极小，他既要编副刊，又要写评论及连载小说;晚上则需等新闻稿到了以后，再赶编时事版;看红样、清样也是他……所以，实际上他既是“主编”，又兼校对，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小报日出一张，除新闻外多登体育消息。王度庐在编该小报的同时，还写些连载小说。这一时期，他写的主要是侦探小说，如《烟霭纷纷》、《空房怪事》、《绣帘垂》、《浮白快》、《两件奇案》、《红绫枕》等，署名均为“霄羽”。他的这些侦探小说均仿《福尔摩斯探案》，以“赛福尔摩斯”鲁克及其助手为贯穿人物，篇幅不长，诸案形成系列。

我在北京读中学时，在一个同学家里认识了王度庐，那时他正在为我同学的弟弟做家庭教师。记得他曾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另一本是纳兰性德的《纳兰词》。我不太喜欢《浮生六记》，却很喜欢那本词。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京市面也日见萧条。为了生计，王度庐离开了北京，前往西安谋生。后来他还去过山西、甘肃、河南一带。那时我的家也已迁到西安，1935年我和王度庐在西安结婚。

王度庐在西安做过私人报纸的编辑，也当过小公务员。因为他既无学历，又缺高亲贵友的推荐，加上性格孤僻，不会逢迎，所以经常失业。当时物价飞涨，工资低微，所得很难维持生活，真是“长安居，固不易”。

我们在西北住了两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那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却意义不小。西北地区，自然环境严峻，民风剽悍，加以穷困，乃多铤而走险者。我的父亲因猝发心脏病，卒于三原县。王度庐从西安前去接灵，途中就曾遭遇绿林强盗，衣物被洗劫一空，他只得返回西安，重新打点，再走一趟。后来他在《铁骑银瓶》中写韩铁芳在那一带被匪帮劫持，应是掺入了那时的切身体验。

求生的艰难，促使我们又回到了北京的家里，与他的母亲、弟弟同住。长安居，固不易;京师居，仍不易。那时我时常犯眩晕症，在昏睡中常听到他喃喃地吟诵着: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类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后来我知道了这是元稹的悼亡诗，就笑他说:“你干吗老咒我?我又没有死呀!”现在想来，他反复吟诵这几句诗，乃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那情景至今令我难忘。

在北京时，我们游逛过许多名胜古迹，北海、景山、中山公园、太庙、什刹海、陶然亭等地都去过，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常会提到这些地方。

陶然亭在永定门外，俗称“南下洼子”，是明清时期文人骚客、落第举子聚会赏景、饮酒赋诗之处，人称“城市山林”。我们慕名前去游览，跑了许多路，结果大为扫兴，看到的只是遍地荒草、成片污塘、一座破亭，和几间坍屋。然而，王度庐晓得有关的典故，他带着我找到了那座著名的“香冢”和“鹦鹉冢”，并去诵读那香冢石碣上镌刻的铭文。那铭文我至今仍能背出: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后来，当他撰写第一部侠情小说《宝剑金钗》时，便把书中的那位身后凄凉的“侠妓”谢翠纤的墓地设置在了此地。王度庐的弟弟葆瑞当时也已成年，虽然身强力壮，却也面临失学失业的命运。大约在1935年左右，他开始每天晚上到夜校学习。夜校是一些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办的，不收学费，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教材，既教读写算记，也讲救国救亡。

夜校里有位老师姓徐，与葆瑞的关系尤其密切，他常借给葆瑞一些中外进步文学书籍，如《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葆瑞带回家来，我们三人就轮流看。

迫于生计，创作武侠小说，开侠情小说的先河，“鹤———铁五部曲”风行全国我有一位伯父，他在青岛生活工作多年，有些积蓄。伯父无子女，伯母病故之后，他孤身一人，生活寂寞，便写信给我，希望我们能去与他一起生活。王度庐不愿寄人篱下，而我却极力主张去，因为我想，或许伯父能帮助我们找份工作。

1937年春，我们便去了青岛。王度庐倒是很喜欢那里，宜人的气候也有益于他的健康。然而，日益严峻的时局，又使他们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样，忐忑不安，忧心如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抗日浪潮也进一步高涨。东北、平津的学生纷纷南下，寻求个人生活出路和救国途径。有一天，王度庐的弟弟葆瑞也由北平到了青岛，他是跟流亡学生一起来的，准备去内地。葆瑞在我们那里住了几天，我们一起谈了很多，谈时局、谈出路……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一向很好，分手时不无留恋，我们将葆瑞送到码头，最后王度庐慨然说:“你就放心走吧!母亲的生活，家里的一切，有我照顾。”他还把自己的怀表送给了弟弟。后来，葆瑞由上海几经转折，到达陕北，参加了革命。

以后，我们又送走了弟弟的老师徐君和他在北平的几个学生，还有我的一个妹妹。我们也曾表示希望能与徐君一起走，徐君却说:“霄羽先生您还是先呆在这儿吧，您这身体不行。”当时我们是多么羡慕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飞向自由天空的小鸟，而想到我们自己的前途，却渺茫得很。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不久，青岛的日本侨民便开始撤离，有钱的人都设法去了上海的外国租界，在山东农村有老家的人也纷纷离开了青岛，谁都明白，战火马上就要燃起。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聊城路一带很近，四周的邻人都已逃走，房子全空了，夜里常能看到远处有些地方起火，也有流氓趁乱抢劫。

1938年1月10日，青岛全市被日军占领。我们不得不偕伯父及我的12岁的小妹迁徙逃亡。伯父的房子已驻扎了日军，他的家产全部损失，连桌椅都被日军当柴烧掉了。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几本心爱的书已全都化作劫灰。以后，伯父又在宁波路租了房子，我们仍在一起生活。这位老人过去生活优裕，经过这场战乱，财产没了，身体也垮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便是，在侵略者的统治之下，一个卖文为生者，怎样才能不损尊严地生活下去?

有一天，王度庐到街上闲走，回来后对我说遇见了一个北京的熟人，说有一个刊载小说的机会，条件是要写武侠小说。我问他:“你能写吗?”因为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从未见过他拿刀弄棍。可是他说能写，并临时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度庐”。我曾问过他“度”是什么意思，他说“度”就是“渡”，希望能够靠此，混一混，“度”过这段艰辛的日子。

不久，报上便开始连载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署名“王度庐”。此后，王度庐就成了他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倒不用了。当时他的小说颇受好评，于是他便一写十余年，直至1949年。

王度庐发表的第二部武侠小说是《宝剑金钗》。《宝剑金钗》连载结束不久，报社就推出了单行本，“不及一月，即已售罄。乃决定重印五千部”，不久又即售罄，于是一印再印，共售出“数万册”。听说当时还有不少读者逐日剪报，将他的连载小说装订保存。

继《宝剑金钗》之后，报上又连续刊载了他的四部武侠题材作品:《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铁骑银瓶》。因这五部作品既上下承接、又相对独立，所以被后来的学者称为“鹤———铁五部曲”。

若按故事的时间顺序排列，“鹤———铁五部曲”的第一部应该是《鹤惊昆仑》，虽然王度庐当时是先写的《宝剑金钗》和《剑气珠光》。《鹤惊昆仑》中的男主人公是江小鹤（退隐江湖后方称江南鹤），他是《宝剑金钗》中的男主人公李慕白的盟伯，他的盟弟剑客李凤杰，则是李慕白的父亲。《鹤惊昆仑》写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江南鹤原名江小鹤，童年时，其父因犯“淫戒”，而被师父鲍昆仑“清理门户”，率众徒残酷杀害。小鹤立志报仇，历经漂泊、凌辱之苦，学得武林绝技，十年后下山，寻找鲍昆仑，兑现复仇誓愿。鲍昆仑的孙女阿鸾与小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爱甚深，但祖父却做主将其嫁给了大侠纪广杰，并使他们也与小鹤为敌。小鹤非阿鸾不爱，然而却因身负“世仇”这个大包袱而不能与之结合;阿鸾始终为小鹤守贞，但亦因情仇交战而痛苦万分。江小鹤认为不能因与阿鸾的“私情”而不报“杀父大仇”，由此展开一系列爱恨情仇的冲突。最后，小鹤、广杰化敌为友，一同赶到宠家，阿鸾却已因伤重不治而香消玉殒。此时，鲍昆仑已经自杀，江小鹤也手刃了直接杀害父亲的凶手，但是当他护送阿鸾的灵柩回到故乡时，不禁感慨无限，万念俱灰……第二部《宝剑金钗》主要讲述的是侠士李慕白和侠女俞秀莲的爱情故事:李、俞先由比武而结识，继而在旅途中共渡安危，相慕相爱。但当慕白得知秀莲已经许配孟思昭之后，便认为自己既不应充当“第三者”，更应避“施恩图报”之嫌，所以决心割断痴情。到得京中，慕白结识隐姓匿名伏处牖下的“小俞”（即孟思昭），相谈甚欢，结为生死之交;而孟思昭则已察知慕白、秀莲的爱情。恰逢京中恶霸黄骥北纠集李、俞的强敌世仇前来寻衅，孟思昭于是孤剑出击，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此时，李、俞方才知道“小俞”真实身份，他们被这位挚友的义气深深感动，以至觉得双方如果结合，就是对这种高义的亵渎，于是更加坚定了终身不论嫁娶的决心。

作品中还穿插了李慕白与名妓谢翠纤的一段情孽，最后谢因自己误解慕白而负愧自刎。这又在李慕白的心灵上留下了一处永远无法弥合的创伤!

李慕白为保护恩人、挚友德啸峰入狱，却被盟伯江南鹤救走。在德府保护啸峰眷属的俞秀莲，夜间醒来，发现枕旁放着慕白所用宝剑一柄，又有纸柬一张，上写:“斯人已随江南鹤，宝剑留结他日缘。”

在1939年报社出版的《宝剑金钗》单行本上，曾登有王度庐的一篇自序:昔人不愿得千金，惟愿得季布一诺，侠者感人之力可谓大矣。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一时豪俊，如重交之管鲍，仗义之杵臼程婴，好客之四公子，纾人急难之郭解朱家，莫不烈烈有侠士风范，为世人之所倾慕。迨于后世，古道渐衰，人情险诈，奸猾并起，才智之士又争赴仕途，遂使一脉侠风荡然寡存，惟于江湖闾里之间，有时尚可求到，然亦微矣!余谓任侠为中国旧有之精神，正如日本之武士道，欧洲中世纪之骑士。倘能拾摭旧闻，不涉神怪，不诲盗淫，著成一书，虽未必便挽颓风，然寒窗苦寂，持卷快谈，亦足以浮一大白也。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益感人间侠士之不可无。兼以情场爱迹，所见亦多，大都财色相欺，优柔自误。因是，又拟以任侠与爱情相并言之，庶使英雄肝胆亦有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此《宝剑金钗》之所由作也……

由此可以看出，他那时对武侠作品的创作追求，就是要把“侠”的阳刚之美和“情”的阴柔之美结合起来，营造出既慷慨又旖旎、既壮烈又缠绵、既苍凉又温柔的审美意境。

“鹤-铁五部曲”的第三部《剑气珠光》上承《宝剑金钗》，从李慕白被江南鹤救到北京郊区卖花老人杨公久家将养，并遵命往江南避案写起，继续表现李慕白、俞秀莲在江湖争斗中的情感生活。贯穿此书的情节，是江湖豪客围绕大内遗失的宝珠和镇江江心寺的一份“点穴秘图”而展开的纷争恶斗。李慕白和俞秀莲以“正派侠者”的身份卷入这场斗争，然而慕白又是偷盗“点穴秘图”者。

从陷害德啸峰的杨总管家盗得大内宝珠的，是“黑道人物”杨豹，他和两个妹妹其实都是孤儿，因父母被杀，而由退隐江湖的老侠杨公久收养。杨豹盗珠是为了获得经费，寻找仇人，结果招来众多豪客夺宝，杨老侠被杀，大妹被抢走，小妹由德啸峰收留，杨豹自己也身负重伤而死。因为慕白、秀莲对他有寻妹、诛仇之恩，杨豹临死即将宝珠作为遗赠。李、俞乃夜入大内，留柬还珠，然后退隐九华山，钻研点穴法。

第四部《卧虎藏龙》中的男主人公是“沙漠大盗”罗小虎，他是《剑气珠光》中的杨豹之兄，而女主人公玉娇龙则是京城九门提督的女儿。

玉娇龙幼得名师高朗秋暗中传授九华派高超武功，在新疆大漠偶遇罗小虎，与之相惜相爱，但又觉得身为“名门小姐”，碍难委身“匪盗”。

回到京城之后，玉娇龙因盗“青冥剑”而遭到铁贝勒府护院拳师刘泰保的监视、追踪，又受到李慕白、俞秀莲等“白道”侠客施加的压力。因为当年窃取师父所藏“九华拳剑全书”等事，玉娇龙还受制于身边的“黑道”人物师娘耿六娘，并卷入了官方和“白道”缉捕耿六娘的争斗。

罗小虎为向玉娇龙传信而夜探德啸峰府，误伤啸峰之子文雄。玉娇龙为此严责小虎盗性不改，继竟顺从父命，下嫁鲁府。罗小虎潜入玉府，大闹玉、鲁婚礼。而玉娇龙则于入洞房后突然“失踪”，再盗“青冥剑”，女扮男装，闯荡江湖。得知母亲病重后，玉娇龙返京探母，却被鲁君佩勾结玉府仇家设计擒获。罗小虎得刘泰保、德啸峰等协助，查明当年杀父仇人，小虎兄妹终于诛仇雪恨。

玉娇龙在为母亲办过丧事之后，一直深居简出。时至四月，妙峰山又办庙会。玉娇龙为父亲病愈而上山还愿，舍身跳崖。人们或传她已死，或传她已“飞了”;只有刘泰保夫妇，在妙峰山逛了半个月后才回城，带去的一匹胭脂色骏马和宝剑、包裹却全未带回，德啸峰府也对玉娇龙之种种传闻丝毫不加评论。京郊僻地，玉娇龙和罗小虎圆了一夜好梦，次晨，她又孤剑单骑，头也不回地向远方疾驰而去……

与前几部侠情小说相比，《卧虎藏龙》不仅在情感上具有极大的冲击力，而且社会背景更为广阔。这部小说故事曲折迷离，人物众多，不仅主要人物生动，而且塑造了刘泰保等一系列市井侠义人物形象。

“鹤———铁五部曲”是王度庐的成名之作。这五部作品在报纸上连载了五年多，写了四代武林豪侠的爱情悲剧，计280万字，一直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电影《卧虎藏龙》就是根据其中的第四部改编的。

作品引人入胜，女学生上门求情，让老师不要把女主角写得太惨;青岛青年男女多约在书中所写的海滨公园见面当《宝剑金钗》的连载尚未结束时，该报便开始同时连载另一部长篇小说《落絮飘香》。《落絮飘香》是一部社会言情小说，作者署名是“霄羽”。自此以后，王度庐便开始了这种“一心二用”、“两面开弓”的写作方式，同时撰写两部小说:一部悲剧侠情小说，一部社会言情小说，连续五年余。

他写东西很快，并不十分推敲字句，常常是振笔疾书，数页下来一气呵成，不留底稿，不看二遍，写累了，便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抽支烟。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用的稿纸就是自己裁成的16开白纸，他用一支蘸水钢笔蘸着墨汁竖写，写成一段后，看看差不多够连载几天的，就卷成一卷交差。想来，他如此一部接一部地写，不打底稿，不查资料，能使写出的故事生动感人，而且前后连贯，决无矛盾，实在不容易。这一时期，他以“王度庐”之名接连在报上发表的侠情小说，除“鹤———铁五部曲”外，还有《紫电青霜》、《金刀玉佩记》等;以“霄羽”之名发表的社会言情小说，除《落絮飘香》外，还有《古城新月》、《虞美人》、《海上虹霞》、《寒梅曲》等。后来，他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上海励力出版社出版，署名全部为“王度庐”。

王度庐的社会言情小说多为爱情悲剧。其悲剧产生的原因，不是以“父母之命”为集中体现的“伦常”，而是金钱，以及由金钱导致的人性“异化”。在这些作品中，多有一些女性角色试图谋生自立、与命运抗争，但在受到直接或间接的金钱诱惑时，有的胜利了，有的则最终误入歧途，造成命运的悲剧。由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人。

这一时期他还在女中代过课，教授国文和历史、地理等课程。那时有许多学生都看他的连载小说，很入迷，有的同学就到我家里来向他打听故事的结局。还有个女学生很同情《落絮飘香》中的女主角范菊英的不幸遭遇，就来找他“说情”，求他不要把菊英的下场写得太惨了。

因为王度庐自幼生活在北京，所以他的小说多以北京为背景。惟《海上虹霞》是一部完全以青岛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故事也写得很浪漫。据说当时竟有女孩子特地跑到四方路一带，去寻找书中男主人公高林摆的那个“袜摊儿”。由于书中几次写到男女主人公在海滨公园（今鲁迅公园）的海滩礁石上约会，所以有些青年男女也就把此地变成了见面的地方。

1943年10月，报上曾为即将连载的《寒梅曲》登了一则广告:……名小说家王霄羽先生自为本报撰《落絮飘香》《古城新月》《海上虹霞》《虞美人》等数篇之后，篇篇脍炙人口，远近交誉，百万读者每日争先竞读，投来赞誉之函件无数。盖王君文学湛深，复精研心理学，对于社会人情，观察最深;国内足迹又广，生活经验极为丰富;并以其妙笔，参合新旧写法，清俊流畅，细腻转宛;描写之人物，皆跃跃如生，令人留下深深印象。其所选之故事，又皆可悲可喜，新颖而近情合理，章法结构，亦极严谨，无懈可击。即以现刊之《虞美人》言，连刊二年馀，若换他人之著作，恐早已令人生倦，然王君之文，日日有新的描写，故事有新的发展变幻，令人如食橄榄，越嚼其味越长;如观大海，久望而其波澜无尽。是以每日每人争相阅读，并常有向本社函电相询者。此均系事实，凡读者皆能信而不疑者也。故虽饱学之士，极富人生阅历之人，对王君之著作亦莫不称誉，谓之为当代第一流之小说家。

今《虞美人》即将终篇，新作已由王君开始动笔，名曰《寒梅曲》……广告虽属商业行为，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状况。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王度庐的母亲已在北京去世，接着我的伯父也去世了，而我的小妹已有了固定工作，所以他肩上的生活负担减轻了不少。大家见他身体不好，都劝他不必再干这种动脑筋的玩意儿了，但他却仿佛写出了“瘾”，抽空总断断续续地写，直到1949年才正式搁笔。

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多数未经报纸连载，而直接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均署名“王度庐”。这些作品的篇幅都不长，多者二十余万字，少者七万字左右，计十余部，其中属于社会言情小说的有《风尘四杰》、《绮市芳葩》、《粉墨婵娟》等;属于侠情、侠义小说的有《金刀玉佩记》、《雍正与年羹尧》、《风雨双龙剑》、《绣带银镖》、《宝刀飞》、《燕市侠伶》、《洛阳豪客》、《龙虎铁连环》、《金刚王宝剑》、《春秋戟》、《紫凤镖》等。

我们初到青岛时常去海边玩。大海退潮时，许多人都到海滩上去拾取海水留下来的海藻、蛤类，叫做“赶海”。我们也常跟着邻人去赶海。有时他还用我伯父的钓竿去钓鱼，偶尔也能钓上几条小鱼，但有时却一坐半天，一无所获。有一次又没钓到鱼，他就在市场上买了点小鱼提了回来，我伯父看了不禁哈哈大笑，因为他买来的那种小鱼是不到浅海的，所以也不会上钩。在青岛住得时间长了，又因为写小说在当地也有了点名气，便有人主动要和他结识，也有人想拉他出去做点事情。他厌烦应酬，在那个时候也不想出去做事，便借病婉辞。他不愿得罪人，一听见叩门声，便急忙卧床，以示病重。海边他是不去了，就是上街，非到必要也决不肯去。可以说，那几年他过的是闭门不出、“自我囚禁”的生活。

王度庐有胃病，经常数日不思饮食，恶心呕吐，幸亏有一位齐大夫及时为他治疗，才得转危为安。齐大夫是位私人开业的医生，听说王度庐有病，就主动上门诊治。他不收诊费，用的贵重药品也白送，原因是齐大夫喜欢看他的小说。以后我们熟识了，家中大人小孩有病，都去找他。齐大夫对我们的关照，至今想起来仍感念不已。

当年王度庐的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常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都是由一位自学成才的刘先生画的。刘先生开着一家小美术社，画广告，也给人画像。那时王度庐每写完一部分，刘先生就来取一次稿。他回去根据内容画出插图，然后再送到报馆付排。刘先生常为商店画广告，街面上熟，我们家有什么为难的事，我就去找他帮忙。像打个“铺保”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他却毫不费力。刘先生有四个孩子，自己又患有肺病，家境挺困难。他还时常头痛，常在头上戴一个特制的头箍，说是戴了它可以医头痛。

谈到刘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合伙卖过一次春联。那大概是在1946年的年初，天寒岁暮，刘先生来和我们商量:“快到年关了，我们合伙卖一次春联，赚几个钱过年，怎么样?”我们当然同意。商量好由我们负责写，刘先生负责到街上去卖。于是，由他赊来了几卷大红纸，我就动手裁成大大小小、一副一副的春联，又磨墨又泡笔，就忙开了。

王度庐的大字写得并不出色，但这无关紧要，在街头买春联的人并不要求字写得多么好，整齐就可以了。年末进城来卖农副产品的农民很多，回去时总要捎带买几副春联回去，过年时贴在门上，图个吉利。对联的内容不过是“五谷丰登，财源茂盛”之类。裁纸剩下的边料就裁成方形，斜着写个大“福”字，买的人拿回去倒贴在墙上，以祈求幸福来临。

好些天，我们家里的地上都满晾着浓墨红纸。到了该卖的时候了，不料刘先生却病了，他咳嗽吐血，起不来了。春联是不能积压的，得及时卖掉，因为若留到明年，日久褪色，就没有人要了，何况纸还是赊来的。没法子，我们只好在四方路摆了个地摊。这活儿我们从来没干过，站在街上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们两人轮换着回家吃饭，我还抱着个孩子，风很大，春联就用砖头压着，还时时担心，怕被风吹跑了。直到旧历二十九，好不容易才把春联胡乱卖完。记得我一结账，除去纸笔钱外，还真赚了几个，总算没白忙，就赶紧把卖得的钱给刘先生家送去了。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刘先生病了，收尾工作都是由我做的。

后来王度庐在小说《紫凤镖》中，曾生动地写了一段主人公柳梦龙写春联的事:柳梦龙在陶凤儿处养伤，恰逢春节，房主“裁了许多红纸”，请他写春联。于是，陶凤儿磨墨，柳梦龙就好像李太白，运用大笔写着:‘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五风十雨皆为瑞，万紫千红总是春’;‘及时霖雨舒龙甲，晴雪梅花起凤毛’……凤儿还在旁边给想词儿，说:“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待了一会儿，柳梦龙就写完了这许多张的春联。因为墨迹没有干，所以春联都平铺在地下，屋里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了。”

王度庐那时还有一个朋友，姓潘，是河北人，毕业于河北大学国文系，比他小三岁。潘先生的家乡被日寇占领后，他便只身流亡到青岛，在一家中学里教语文。

潘先生是一位见多识广、思想进步的文化人，也爱读王度庐的小说，那时他常来我家，一坐就是半天。潘先生善谈吐，知道的事情也多，打开话匣子什么都说，从当时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到口头流传的各种新闻。当他来了，王度庐就显得格外高兴，我就忙着找烟备茶。他和潘先生很谈得来，只有和潘先生在一起时，他才毫无顾忌地谈论。在王度庐的社会言情小说里，有些故事情节就取自潘先生的谈话资料。

旗人是很讲究年节礼仪和来往应酬的，他对这些事也知道得很多，在他的小说里，也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描写。但是他对此却极端厌恶，甚至有些偏激。他虽然写过春联，但是我们家却从未贴过，家里也不过年，不过生日。那时候，每年的大年初一，刘先生必定天不亮就来敲门拜年，可是刘先生一进门，必见他仍在高卧，屋里也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一点过年的样子。这情况搁在今天，也许无所谓，但是在那个年代，却实在是有些不近人情。

《宝剑金钗》由上海出版以后，王度庐的小说开始流传到青岛以外的一些地区，在天津、北平、上海、武汉等城市，以至在“大后方”的四川，王度庐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也为许多人所熟知。当年的重庆，居然还出现过一位“假王度庐”。

据说在1943年前后，重庆有个说书人，自称为“重庆大学教授王度庐先生”，说的是“九华奇人”的系列故事。“王先生”说书是为生活所迫，重庆大学有不少同学都很同情这位先生，还有人和“王先生”一起在茶馆喝过茶。这位“王先生”当时穿一套英国绅士西服，头戴康克帽，进市区必带手杖。还有人知道他当时53岁，一家大小十三口，五儿三女。

王度庐一生从未到过四川，而且当时他才三十多岁，我们的长子尚小，哪儿来的“五儿三女”、“一家十三口”呢?

虽然那位“重庆的王度庐”是假的，但是他所说的故事，倒真的是王度庐的“鹤———铁五部曲”。他可以从隐居在九华山的江南鹤讲起，向前说到“桐柏老人”，向后说到李慕白、俞秀莲、玉娇龙、罗小虎、韩铁芳、春雪瓶，“鹤———铁五部曲”有二三百万字，足够他说上一阵子的了!

解放后，王度庐在中学教书，从此封笔。“文化大革命”中开会批判他的作品，念到精彩处，大家居然都笑了起来青岛解放前夕，有一天，我们忽然收到了王度庐弟弟葆瑞的来信。那信是由别人辗转捎来的，大意是说:“我在外面买卖很好，我们不久即可团聚，望你们放心。”信很短，对我们来说却是莫大的喜讯，因为我们明白信中的真实含义是，多年的内战快要结束了。

1949年初秋，王度庐一个人先去了东北，因为那时他的弟弟已在大连工作。第二年年初，我便带着两个大孩子也到了大连。当时我们最小的孩子尚不足一岁，我怕带着他无法工作，便把他留在了青岛的小妹家里，直到1954年才将他接回。王度庐到大连后不久便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先是在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工作，后来调任旅大师范专科学校。1953年的夏天，我们又一起调入沈阳的辽宁省实验中学。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退休。

解放后，王度庐就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生活。那时他已40岁了，身体又不好，但是他努力地学习新东西，努力地适应新工作。为了让我也能参加工作，他甚至开始尽力地分担些家务。虽然他参加革命工作后用的还是王度庐这个名字，但是由于他的身份完全改变了，他的作品也渐渐地从书店里消失了，因而人们也就渐渐地忘记了他曾写过小说。王度庐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徐斯年在《王度庐评传》中写道:实验中学初中部的学生，对这位教高中的王老师大多怀有“敬畏”心理。“敬”，是因为听说王老师很有学问，不仅课讲得好，而且还是“老师的老师”，也就是语文组其他老师的“顾问”。“畏”，是因为王老师沉默寡言，看起来非常严肃。经常出入语文组办公室的课代表、学习委员们，每次进去，多要或者偷偷地、或者专注地看看这位老师，然而即使他们，也很少听到过王老师开口;他总是端坐在办公桌前，手里夹着青气袅袅的香烟，不是批改作文，就是专心看书。所以，王老师与初中部多数学生的关系，可用一句成语来形容:“桃李不言，不自成蹊。”

当时实验中学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共有几十个兴趣小组……文学爱好者的活动小组，名称颇有来历，叫做“文学研究会”;参加这个小组活动的初中学生，便有幸聆听王老师的讲座了。据说，他操一口纯正、漂亮的京腔，讲的是小说史，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讲到《红楼梦》，讲授方法和辽宁大学中文系那些来开讲座的教授差不多，令这些听惯“课文分析”的小文学爱好者眼界大开。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初中同学来说，“桃李”又并非“无言”;至于直接领受过王老师教诲的高中同学，得益当然更多。

王度庐的古文教学，当时在实验中学号称一绝，学生来请教他，他不用看书，只要学生读出课文标题、作者和疑难字句的上下文，他就可以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学课本所选的文言文，他都能背下来，因而许多人称他为活字典。但是，学生们也绝对没有想到，王老师居然曾是一位多产作家。

学生们当然也不会知道，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他常常备课到深夜。一天晚饭后，有位以前在旅大师专时的同事来看他，这是位教文艺理论的青年教师，已调到沈阳的一所大学任教。当时我正准备到学校去检查学生晚自习的情况，和客人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谁也没想到，那位同事次日就被逮捕了，罪名是与“胡风集团”有联系，于是，王度庐也就被停职反省了。学校领导问我:“他们那天晚上究竟谈了些什么?”我只能如实回答，当时我并不在场。当然，这只能使人更加疑惑。

短短十来天中，原本十分熟稔的同事，突然都变得生疏起来了。幸亏不久便查明，那位青年朋友与“集团”并没有什么联系，于是，王度庐也就没有什么事了，又可以去上课了。其实这件事在那个年代也不算什么大事，事情弄明白了，也就算了，但他是个很敏感、很内向的人，此后，他便很少与人往来。每年春节，学校领导都要到教师家中看看，许多教师也都主动尾随着到各家走走，相互拜拜年，他也从不参与。

1958年“大跃进”时，有一阵到处都搞“赛诗会”，很是狂热。那时候学校里人人都写诗，会写的就诌，不会写的就抄，内容无非是给“大跃进”唱唱赞歌，说些不着边际的豪言壮语。可是，他却没“交过卷”。有人问他:“您是语言老师，怎么不写呢?”他说:“这样的诗，我可以写一百首。”于是他洋洋洒洒，若干篇“诗歌”一挥而就，他写了些什么，我也没看。那时，我们的女儿已经在初中读书，她看过那些诗，说写得非常“打油”，很不认真。

其实，王度庐并不是个只会闭门读书的人。他很关心国内外大事，长年订阅多种报纸杂志;他爱看各种戏剧，高兴时自己也哼唱几句;第26届“世乒赛”时，他甚至能和孩子一起守在收音机旁，收听中国队的比赛实况……王度庐在1956年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又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虽然他不大会做社会工作，却觉得这是对社会应尽的庄重义务，因而他认真地去参加有关会议，回来后认真地传达会议精神，有时还要到选区去给居民们宣讲。有一次他去市里开会，回来时天黑路滑，不慎在雪地上跌了一跤，右上臂骨折。我闻讯赶到医院，他的第一句话竟是:“胳膊摔坏了，以后怎么在黑板上写字呢?”他所最为念念不忘的，毕竟还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有一段时间，他的胳膊真的抬不起来了，于是他就在家里坚持练习上举，以后竟没有影响他上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度庐先是“靠边站”，接着就进了有问题的人的“学习班”，不准参加革命群众的一切活动。但是，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如他自己所说，“早就交代过了”，包括写小说的经历;平时，他谨言慎行，也没什么“辫子”好抓;他人缘又好，也没有什么人非要抓他的“辫子”不可。当然，批评王度庐的大字报也有几张，内容无非是他不吃高粱米饭（因为他胃病颇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称为“活字典”是“资产阶级权威”之类，没有什么可“上纲上线”的，难以“戴帽定性”。于是，他反倒偷得清静，整天在家待着，倒像是放了假一样。

当然，他的最大的“罪行”就是写那些小说了。后来轮到要“解放”他了，就必须做一次“结案”性的批判。王度庐的批判会范围很小，参加者也有不少是语文组的同事。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小巷娇梅》（《古城新月》的分册），读一段，“批”一段;读到精彩之处，“批”者笑了，听者笑了，王度庐也不由得笑了。这当然要招来“申斥”。他们又找来两张旧照片，“批”道:“解放前，你们的生活多奢侈!你看，你穿的是毛料子，你爱人还穿裙子!”其实，那照片是解放后在大连拍的，他穿的是他弟弟给他的旧呢子干部服，我穿的是旅大行政公署发的女干部制服。但是他并不做辩解。后来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他只说不想解释。事后想来，那些教师对他的“批判”，显然只是为了“走过场”。

1970年春，我被下放到农村，当时称为“走五七道路”。这时王度庐已奉命退休，我们的子女也都不在身边，于是他不得不作为我的“家属”，跟着下乡。一经决定，我便马上交待了自己的工作，交还了属于公家的家具，我们带上自己的箱笼行李，以垂老之年，在欢送的锣鼓声中，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沈阳。我们的儿子后来回忆道:……那时我正在“接受再教育”，得知后立即赶回家。我送他们去农村时，年迈的父母坐在卡车顶上，一路颠簸。爸爸当时身体就很不好，加上这一折腾，半路下车解手时，站了半天也解不出来。妈妈晕车，走一路吐一路。那情景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止不住要流泪。

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小山村，借住在人家的半间屋里。因为我还是在职人员，所以每天要参加劳动，而他在家里却连饭也做不熟，其狼狈情况，不必细说。当地农民背地里也有议论:“都这么老了还走‘五七’，肯定是‘走资派’!”

虽然生活上有很多困难，但是在那里我们并没有受到歧视，淳朴的农民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山野的景色也使我们忘记了城市的喧闹。女儿那时在外地工作，她得知我们下乡了，很着急，不久便请假找来了。她后来回忆道:……我还没走到家，远远地就看见父亲坐在一棵繁茂的大树下，背景是荒凉的小山丘和瓦蓝的天，我的心顿时平静下来了。父亲永远是那么心平气和，不知是怎么修炼的。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女儿回去，女儿大哭大闹，不肯睡觉，我很烦，父亲却说:“世界多美好啊，她是舍不得去睡呀。”

1974年，儿子在沈阳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留校。那时，走“五七”的人已陆续回城，而我则被动员退休了。我们获准落户铁岭（沈阳农学院农学系当时在铁岭），与儿子住到了一起。这时，王度庐已经身患帕金森氏综合症。病程是缓慢的，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又是无能为力的!两年之后，他的生命历程走到了尽头。

1977年2月12日，这天正是旧历年末。儿子工作的学校已放了寒假，晚上，他去办公室值夜班，女儿也远在几千里外。我们住在一间很小的宿舍里，暖气不热，电灯不亮，风吹得屋外树枝簌簌作响，偶然还能听得到几声犬吠。王度庐病已重危，该说的话早已说完，他静静地合上双眼去了。我不愿惊动他，也不想叫别人，就坐在床前陪伴着他，送他安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遵从他的遗嘱，我没有通知很多人，也没有举行一切世俗的仪式。没有哀乐，没有纸花，就由儿子和几位热心的青年同事，用担架把他抬到了离我家很近的火葬场。

王度庐就这样静悄悄地逝去了，但是他的作品却永远地留了下来，这是他馈赠给后来者的最珍贵的遗产。

请读者以王度庐小说《卧虎藏龙》、《铁骑银瓶》或聂云岚改写的传奇小说《玉娇龙》、《春雪瓶》的故事为准，不可以改编的电视剧《铁骑银瓶》的故事情节为准(电视剧版《卧虎藏龙》与王度庐原作及聂云岚改变作差距太大，人物形象、历史背景、故事时序、人物关系等均出现很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