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也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是教育的一种，这种教育的目标是：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

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语境下，最先提出“通识”一词的是钱穆先生。他于1940年撰文《改革大学制度议》，提出“智识贵能汇通”，并警示中国大学“一门学术之发皇滋长，固贵有专家，而尤贵有大师……今日国内负时誉之大学，其拥皋比而登上座者，乃不幸通识少而专业多”。

1941年，梅贻琦先生和潘光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也提出了“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的著名论断。

通识教育虽自民国草创，但迄今为止许多大学对通识教育的提倡也仅停留在少数具有先见之明的教育家文字中。如今，中国社会和大学经过数十年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建设，通识教育的现实基础已经具备。

1980年代中期，中文“通识教育”一词由台湾学者根据general 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的思想翻译转换而来。翻译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通”和“识”的解释。在此之前，有人把general education译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通才教育”，将liberal education译作“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等。

通识教育最早由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家弗吉里奥在论文《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中阐述。19世纪，当时有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创造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至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自从20世纪，通识教育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

通识教育的思想，源远流长。《易经》中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中庸》中主张，做学问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古人一贯认为博学多识就可达到出神入化，融会贯通。《淮南子》中说“通智得而不劳”。通识教育可产生通人，或者称之为全人。《论衡》中说：“博览古今为通人”、“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扬雅言，审定文牍，以教授为师者，通人也”、“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通识教育可产生通才，即博览群书，知自然人文，知古今之事，博学多识，通权达变，通情达理，兼备多种才能的人。

西方文化中通识教育思想同样也很古老，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由人教育”，他的对话式、散步式、讨论式多学科教育，被称为吕克昂式逍遥学派。伴随工业革命，由纽曼倡导的博雅教育，主张培养博学多才、行为优雅的人。

由马修·阿诺德多方倡导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影响广泛，备受关注，逐步受到世界知名大学的认同。例如，较早开展自由教育的耶鲁大学倡导学生选修人文艺术课程；哈佛大学则在通识课中极力打造通识核心课程，在教育计划中倡导文理交叉；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文库”与芝加哥大学的“名著课程计划”在通识教学中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试图把“全人类的文明经典”介绍给学生。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在通识教育中，也试图增加学生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拓展学生视野，使学生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

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曾在2015年荣膺美国通识教育学会颁布的首届国际通识教育大奖。

通识教育与专业化教育，只是教育模式的不同选择，但其本质上，却是对“教育”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因为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它提供的选择是多样化的。而学生们通过多样化的选择，得到了自由的、顺其自然的成长，可以说，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它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之所以要以“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为榜样，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而这正是通识教育的终极追求。因为，教育不是车间里的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都是同一个模式、同一样的思维。而是开发、挖掘出不同个体身上的潜质与精神气质。因为通识教育是要“孕育”出真正的“人”而非“产品”。

其一，从通识教育的性质角度加以阐述。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通识教育是“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通识教育是对所有大学生的教育；通识教育是一种大学理念，即整个大学的办学思想；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同义，通识教育的实质就是对自由与人文传统的继承。

其二，从通识教育目的的角度进行阐述，如：“通识教育指非职业性和非专业性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通识教育作为大学的理念应该是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通识教育旨在给学生灌输关于好公民的态度和理解”等等。这类定义强调通识教育是关注人的生活的、道德的、情感的和理智的和谐发展的教育。

其三，从通识教育的内容角度进行论述。如：“给20岁－25岁的青年一种关于人类兴趣的所有学科的准确的、一般性的知识”；“通识教育是一种使学生熟悉知识主要领域内的事实的思想的教育类型”。这类定义认为，通识教育是关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是非专业性的、非职业性的、非功利性的、不直接为职业作准备的知识和能力的教育，其涉及范围宽广全面。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对“通识教育”阐述为：

1、近代关于教育目的和内容的一种教育思想以及据此实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指大学生均应接受的有关共同内容的教育。通常分属若干学科领域，提供内容宽泛的教育，与专门教育有别。1829年，美国帕卡德撰文为大学课程设置中的公共课部分（当时包括古典语文、文学和科学课）辩护，认为作为进行专业学习的前提，学生必须学习这些公共课，以得到应有的共同培养，并称这部分教育为通识教育。此后这一概念有所变化。1945年，哈佛大学发表《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即哈佛“红皮书”）提出：教育可分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部分。前者作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主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和公民的生活需要，后者则给予学生某种职业能力训练。两者有区别，但并非相互对立和割裂。报告所建议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文学名著、西方思想与制度、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导论课，以及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其他课程各一。后哈佛大学历年均对本科生提出学习此类课程（称“核心课程”）的具体要求。1992年的要求是：在外国文化、历史、文学与艺术、道德修养、自然科学、社会分析6个领域各修若干课程，其总量应达毕业要求的学习总量的1/4。还要求学生通过自学考试或选修某些课程达到规定的“数量化推理要求”的标准。美国其他高等学校实施通识教育的方式约有三种：（1）与哈佛大学相同，在全体学生均须学习的若干领域内开设一系列内容广泛的课程，并规定学习此类课程须达到的总量。（2）分布必修式。学生须在规定的不同学科领域（一般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至少各修习一定门数或学分的课程。（3）自由选修式。学校对通识教育要求学习的课程不作具体规定，由学生自行选择有关课程组成。通识教育的思想已被广泛接受，这种教育亦已在许多国家实施。

2、见“自由教育”。

1、通识教育已是世界各大学普遍接受的国际化议题，因而应当引起中国教育界的充分重视。如果对通识教育没有国际化的认同，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话语权，失去国际共识，从而也就失去国际交流的一些前提。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使通识教育溶入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概念中，从而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2、通识教育实际上是素质教育最有效的实现方式。在通识教育中，贯彻“博学与精专相统一的个性化素质教育”，把通识教育分解成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人文素养、自然科学与技术素养、美学艺术素养、实践能力素养等五大模块。鼓励学生结合自己实际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充分发展个性，博学多识；鼓励学生从难、从严、从自己实际出发自主选课，从而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全面提高素质。

3、通识教育也是“大学精神”的课程实现方式。现代大学，大多数都贯彻和践行着“民主、科学、真理、正义、自由、宽容”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不仅需要大学体制保证来实现，同样需要课程体系来实现。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力图把学生培养成崇尚科学和民主，追求真理和正义，尊重他人善于沟通并能“仰望星空”的人才。

4、通识教育是现代教育理念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无论是国外与通识教育相关的博雅教育、全人教育、自由教育、能力拓展训练等教育方式；还是中国贯彻多年的素质教育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还有培养一专多能、德才兼备的人才教育；或者弘扬传统文化教育等等，都能涵盖在通识教育的范畴之中。这种包容体现了中国通识教育即有中国特色，又全面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用通识教育的理念可在相当程度上，整合多样性的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赋予通识教育以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既体现时代性，又保持民族性，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结合起来，把现代信息文明与中华优秀文化历史统一起来。

5、通识教育是防止学生偏科的重要方式。中国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偏科、专业过窄的情况比较严重，在中学打基础时就分文科、理科，进入大学又产生较严重的文理分家。而通识教育则规定学生必须跨专业、跨学科选课，禁止选那些与本专业相重复或相关相近的课程，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学生课程结构的合理性，从而也就能使学生知识结构趋于合理。

6、通识教育还能防止因应试教育出现“高分低能”学生。因为通识教育特别强调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以北师大为例，他们把能力素养课作为通识教育五大模块之一，强调让学生必选和通选，同时与国家人事系统的专业资格证书自愿培训相结合，从而可以全面增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通识教育的性质决定了通识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而现今教育制度的漠视通识教育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愈发表明了通识教育的必要性所在。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迫切需要大学的通识教育。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整个世界日趋一体化。在此一体化的过程中，首先即会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碰撞的问题。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我们必须要相互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必须要学会欣赏其他文化的长处，而不能以自己的文化固步自封，当然，同时不能去闭着眼睛一味盲目崇拜。当代教育的日趋专业化，不仅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而且知识也变成单向度的。知识与人的基本情感、道德伦理开始划清“楚河汉界”，使整个社会日趋冷漠、无情甚至是残暴。面对这种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正是我们大学对于通识教育的不够重视，才引发了这一系列问题。

2、我国高校长期实行的专业化教育模式迫切呼唤大学通识教育的出现。

专业化教育模式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这个选择尽管在当时有合理性，对我国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缺陷也是明显的。过分强调专业划分，把学生的学习限制在一个狭窄知识领域，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日新月异，旧工作岗位不断消失，新工作岗位不断出现。而高等教育中专业的变化，已经无法跟上社会职业的变化。过去大学毕业生就业中的“专业对口”已经不再是一个目标了。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做得越好，学生就越难适应变换了的工作，情况可能越糟糕。应对工作岗位的变化，培养学生的一般能力，似乎比专业化更为有效。而当前的产业升级和建立创新型和谐社会要求高等教育培养深入了解人性、市场和社会的人才。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首先指的是一种教育理念，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大学的办学理念，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学习。

通识教育所需要的“通识”有待研讨，正如清华大学刘东教授指出：要想深入打破通识教育的困境，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在当今这个乱糟糟的全球化时代，究竟什么才算得上名符其实的“通识”？事实上，在这个各种文明规则不断冲撞磨合的紧要关头，作为一个地球人究竟至少需要知道些什么，还根本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通识教育缺通识”是通识教育的最大困境。

基础通识教育是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的通识教育，由素质教育专家里京创立。

由于中国基础教育多年形成的以学科为主导的教育模式，以及应试教育的长期导向作用，使基础教育在单一学科教育上越来越深入，学科分化加剧，基础教育功利性越来越明显，而在人文、心灵和智慧等会通教育方面却越来越弱化。基础教育已经走向思想单一、思维狭窄、僵化，缺乏思辨性、创造性思维的模式，对中华民族的智慧培养非常不利。

为改变这种基础教育态势，里京先生毅然辞去省政府等公职，全身投入到基础素质教育研究实践中。经过多年调查研究，里京将全人教育划分为“灵性与情感教育”“技能教育”和“创造教育”三个层次，认为从少年儿童的学习心理和思想发育来看，基础教育正是“灵性与情感教育”的主要建构阶段，包括情感、艺术、语言、思维与思辨思想基础，也可以说基础教育就是灵性的教育。所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更需要给少年儿童提供一种普适的灵性教育，在这种普适的灵性教育中去发现天赋，而不是培养预定的天赋。里京认为，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是一种学科单一模式化的定型教育，是一种首先赋予了成年人强烈功利性的设定“天赋”培养的教育，大大挤压了灵性教育的空间，不利于思辨和创造性思维培养。

里京认为，适合基础教育的普适的灵性教育最基本的知识体系应由本民族的文史、全人类的文史和基础科学人文思想构成，这是一个未来人才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底蕴。所以，在未来的基础教育中，应该加强不分学科的具有基础教育特性的会通教育或通识教育，即加强基础通识教育。

为实践基础通识教育，里京汲取人类发展史中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科学、人文精华，借鉴传统启蒙韵文编写形式，创作出一套主体为四字一句，双句成韵，通篇押韵，为学习者提供一套易于上口、博导联想的通向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会通、科哲会通、思想大成的基础学习典籍，名为《英才通识·四字经》，并创立基础通识教育模式，使孩子在无压力的韵文诵读中，在琅琅上口、铿锵悦耳的文学美感中，潜移默化地承悟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精髓，为孩子们打开思想之门，在辽阔的思维空间中播种思辨、创造性的种子，开拓一条少年精英思想基础教育之路。

明末大科学家、中西会通第一人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我们处于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过滤与基础“会通”越来越重要，因此基础通识教育必将成为未来基础教育成功的关键。

大学必须承担新的使命，需要把科学发现、技术进步、文化发展等转移到社会当中去，主要提供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公民，使学生能够拥有独立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