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世灵童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起源于公元12世纪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该派黑帽系首领圆寂后门徒推举一幼童为转世继承人，从而创立了活佛转世的办法，此后各教派先后效法。公元14、15世纪之交，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并逐渐形成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

大宝法王哈立麻及其前四世的传承，是藏传佛教最早形成的活佛转世系统。元朝皇帝尊崇萨迦派哈立麻所属的噶玛噶举派没有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充分重视，因此对他们的转世事务也没有给予关注。

自永乐皇帝开始，明朝统治者将噶玛噶举派的地位提升至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第一位，因而他们的活佛转世事务也受到皇帝的重视。永乐皇帝派遣班丹扎释远赴西藏“审察”大宝法王的“再生”事务，这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的第一次审察。

从《源流录》记录的查验双方即使知道永乐皇帝己经逝世，仍然极其认真对待这次审察的经过情况可以看出，他们都充分认识到，班丹扎释的审察体现出：明朝皇帝对于当时西藏主要的教派——噶举派的领袖继承问题，具有最终的认定权。等到班丹扎释回朝，永乐、洪熙两位皇帝均已死去，刚刚即位的明宣宗仍然要“究问葛哩麻巴再生之事”，可见明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活佛转世事务重视到何种程度。

370年之后，清朝政府对于西藏主要的活佛转世事务制定了完备的金瓶掣签、皇帝册封的制度。经过中国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和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最小弟子根敦朱巴圆寂后，为防止内部分裂，于是袭用噶玛噶举派的转世办法，由根敦朱巴的亲属及部分高僧指定后藏达纳地方出生的一名男孩为根敦朱巴的转世，这就是二世达赖根敦嘉措。由此形成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的尊号始用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1578年，明王朝顺义王俺答汗赐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此后，格鲁派依此称号追认根敦朱巴、根敦嘉措分别为第一世、第二世达赖喇嘛。1653年，清王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以中央政府的册封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和地位。此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能得以确认，成为一项历史定制。

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

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克珠杰·格勒巴桑，即一世班禅，年长根敦朱巴六岁，且早拜师八年，对创立格鲁派有杰出贡献，因此连同宗喀巴及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甲曹杰被藏族宗教界合称为“师徒三尊”。1645年，固始汗（清王朝驻西藏的地方首领）赠予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是班禅名号的正式开端。其前三世班禅是追认的。四世班禅圆寂后，后藏托布加溪卡的一位幼童被认定是他的转世灵童。这样，格鲁派又建立起一个班禅活佛系统。1713年，清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历代班禅额尔德尼须由中央政府册封方得以确认，也成为一项定制。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取得了与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平等的宗教地位。

活佛转世一般在一年以后，也可因故延长。寻访、认定转世灵童的形式方法多种多样，归结起来主要有非掣签方式和金瓶掣签方式。追本溯源，中央政府直接审察活佛转世真伪事项，实应始于永乐二十二年（或二十一年）委派班丹扎释赴藏审察大宝法王的“再生”情况。

1.按遗嘱、预言寻找。即根据活佛生前的授记、寓示的遗嘱或预言线索寻访认定。

2.依示现征兆寻访。即按活佛去世时的法体姿态和火葬时浓烟的去向以及大喇嘛的梦兆等寻访认定。

3.护法神降神谕示。由护法神(“崔仲”)降神，指示活佛转生的方向、地点等，按此谕示寻访确认转世灵童。

4.观湖显现幻景寻访。根据西藏拉莫纳措圣湖中出现的幻景意测判断灵童出生的地方和物相而认定。

5.秘密寻访。选派德高望重的名僧、堪布及活佛生前的管家、近侍弟子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分赴各地暗中查访、考察后认定灵童。

6.用辨认活佛生前遗物的方法而认定灵童。即在认定过程中，让幼儿辨认活佛生前的遗物和共同相处的人，幼儿在众多物件中能抓取活佛生前之物或在众多的人中辨认与活佛曾经相处过的人，藏语系佛教称“宿通”。

清朝乾隆时期，为了避免徇情指认的弊端，对册封的呼图克图的转世，履行“金瓶”（金本巴瓶）掣签。将活佛转世的认定权掌握在中央手中，由中央直接审批和册封。为此清高宗降旨专门制作了两个金瓶，一个置北京雍和宫，一个置拉萨大昭寺。清王朝册封的呼图克图活佛，名册档案存理藩院。凡呼图克图去世后，要按宗教程序寻找“灵童”，甘、青、川、藏地区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在大昭寺掣签认定。驻京和蒙古地区的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则在北京雍和宫掣签认定。初选的“灵童”在两个以上，有时只有一个。首先须将家世、姓名、生辰、族别、籍贯报送拉萨或北京审定，应在拉萨掣签的由驻藏办事大臣、中央特派代表、摄政王及各大呼图克图参加；应在北京掣签的由驻京呼图克图、掌印扎萨克大喇嘛和理藩院官员主持。现在，则由西藏自治区政府和国家宗教事务局负责人等参与主持。掣签是，将候选“灵童”的姓名、生辰、籍贯用汉、满、藏三种文字书写在象牙签上，由“灵童”家人跪看签上的名字、年岁有无差误，祛彼疑心，再由主持人逐一审阅，当面以黄纸妥包，放入金瓶内，摇转后封盖，僧众诵经祈祷，然后在公众前开启瓶盖，用手旋转，掣签一枚，向家人和公众宣布灵童名字，并让大家当面查验，最后由主持人分别用汉藏两种文字将掣签情况及掣定灵童的名字报中央政府，请求批准继位。掣签时如只有一个“灵童”，须放入一只空签，若掣出空签，则需另寻“灵童”，重新掣签，直到寻访转世灵童成功。

“金瓶掣签”制度形成后，掣签大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政府官员手中，掣签认定的转世活佛，尤其是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认定后，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方能举行剃度和坐床仪式，承袭前世活佛的一切权力，否则即视为非法，这已成为定制。民国时期实行同样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沿用此制，如第五世嘉木样转世灵童，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都是经过严格寻访、金瓶掣签、经国务院批准后方被确认。

各地没有封号的活佛去世后，按照宗教程序寻找“灵童”，认定时有掣签的，也有大活佛与部落头人协商认定的，还有用“食团问卜”等实际是简易掣签方式认定的，经政府批准后便可接替前世活佛权力。

活佛转世系统形成后，经过一系列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以“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在历史上，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存在着诸多弊端，转世活佛往往是由“吹忠”（即护法喇嘛）作法降神祷问指定，于是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之风盛行，转世灵童多出自王公贵族之家或出自族属姻娅，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乘机操纵了宗教大权。更为甚者，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借故要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失败后竟勾引廓尔喀入侵后藏，危及国家、百姓安全。面对大活佛转世灵童最后认定中的这些弊端，清高宗接受西藏地方僧俗界“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在派遣官兵击退廓尔喀入侵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1793年乾隆帝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至此，“金瓶掣签”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金瓶掣签制度确认了班禅转世灵童的产生办法，即按宗教仪轨，由有关寺院和地方政府寻访灵童，再对访到的众灵童逐一筛选，被确定下来的灵童人选的灵异情况等禀报皇帝，请求准予“金瓶掣签”认定。皇帝恩准后方可择日在释迦牟尼像前由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转世灵童。而后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请求任命。皇帝批准后，由中央政府派大员前往看视并主持坐床大典。“金瓶掣签”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王朝为“整治流弊”、“护卫黄教”、使活佛转世制度得到必要的整顿而制定的“万世遵循”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制度。它符合宗教仪轨，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同时还有助于杜绝营私作假的流弊、弘扬正法、避免纷争。

“金瓶掣签”制度一经颁布即得到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呼图克图、僧众的衷心拥护。金本巴瓶制成送往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表达了对清中央政府的感激之情，他说：“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赍送，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转世者）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正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也称“此次钦差大人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惟有率领众喇嘛，崐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对中央政府的册封，九世班禅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表达感激之情：“蒙大总统加封至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十世班禅大师是“金瓶掣签”制拥护者。他在圆寂前四天曾言及“我想在释迦牟尼像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体现了大师继承祖制、坚持“金瓶掣签”的决心。

至此，“金瓶掣签”成为一项必须遵守的国家法规和宗教仪轨，它对于顺利实现宗教权力的传承和延续、对于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均具有重大意义。

“金瓶掣签”制度形成后，掣签大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形式或细节后来有所变通，但活佛转世、尤其是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否则即视为非法已成定例。民国时期，内乱频仍，外患不绝，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仍是由中央政府册封的。七世、八世班禅转世灵童及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均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认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及其它诸多因素的作用，九世班禅转世灵童是免于掣签确认的，但仍是经中央政府特许的。无论是否掣签，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决定。

综上所述，班禅转世的宗教仪轨自清王朝颁行“金瓶掣签”法规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日臻完善，形成为历史定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即：

（1）成立以扎什伦布寺活佛、高僧为主的寻访班子；

（2）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进行转世灵童的寻访；

（3）把参加掣签的候选儿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

（4）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金瓶掣签”；

（5）把认定的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继位；

（6）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转世灵童坐床典礼。

据法新社3日报道，正当达赖在欧洲访问之际，一名曾被他认定为西藏活佛“转世灵童”的西班牙男子讲述了自己在寺院的不快乐生活，以及决定放弃这种信仰的经过。

报道说，1986年，达赖认定年仅14个月大的奥塞尔-伊塔-托雷斯是198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圆寂的益西喇嘛的转世灵童。他的父母带他前往印度拜见达赖，然后把他留在当地一所寺院生活。在那里，他只能与其他转世灵童来往，直至年满18岁。

尽管许多信徒把托雷斯奉若神明，但他在西班牙接受采访时却表示，他认为那段经历破坏了他的个性发展。现年24岁的托雷斯告诉《世界报》记者：“所有的一切都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影响。我内心仍然感到愤怒。有时候，这股怒气会发泄出来，令我失去控制，让我感到沮丧。”他还说：“他们把我从亲人身边带走，把我放在中世纪的环境里，让我吃尽苦头。”如今，他说自己是个“精神科学不可知论者”。

8岁时，托雷斯设法把一盘讲述自己痛苦生活的录音带交给了母亲。母亲带他离开了色拉寺。不过，托雷斯说，他很快到就主动回到了寺院，因为他深感被视作益西喇嘛的转世灵童很有压力。

18岁时，托雷斯彻底离开了色拉寺，在加拿大生活了一年，之后又在瑞士居住了6个月，学习哲学、人权、艺术和法语。托雷斯目前在马德里学习电影专业。他说：“现在，我最看重的是能做一些让我感到自己有用的事，找个地方释放我的精力。”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拍一部关于自身经历的电影时，他说：“不，我的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办法拍成电影。他们表示愿意写一本关于我的传记，但要等到我死后，否则有些人会因此名誉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