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德语：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男，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朝圣山学社成员。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促成古典自由主义复苏的学者。被誉为是“奥地利学派的院长”。2000年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他的弟子中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穆瑞·罗斯巴德。其中哈耶克于1974年代表自由主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全名：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出生：1881年9月29日（1881-09-29），奥匈帝国（现乌克兰利沃夫）加利西亚兰堡

逝世：1973年10月10日（92岁），美国纽约州纽约市

学派/流派：奥地利学派

主要领域：经济学、社会学、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理性主义、古典自由主义

著名思想：人类行为学、经济计算问题、方法论的二元主义

受影响于：巴斯夏、庞巴维克、布伦塔诺、胡塞尔、门格尔、萨伊、杜尔哥、韦伯、维塞尔

施影响于：阿莱、安德森、鲍尔、布拉克、布坎南、弗里德曼、哈耶克、赫兹利特、希克斯、霍普、赫特、柯兹纳、拉赫曼、兰格·保罗、Raico、兰德、瑞斯曼、罗宾斯、罗克维尔、罗斯巴德、Salerno、Schiff、熊彼特、舒茨、Sennholz、Simons、史密斯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生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市，也就是乌克兰境内的利沃夫。他的父亲在那里担任建筑工程师。后来成为物理学家的理查德·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也是路德维希的弟弟。另一名弟弟则死于婴儿时期。当路德维希和理查德还小的时候，全家搬回了他们原先的祖居地维也纳。

米塞斯于1900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在那里他受到了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大量影响，1906年获法律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09～1934年，他是维也纳商会的经济学家。其间，一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1921年还担任了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之职，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间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

1927年元旦，他创建的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

1934～1940年他移居日内瓦，任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

他在1940年移居美国的纽约市。此时美国学术界的“凯恩斯主义”盛行，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显然不合主流，不为任何学术组织所聘用，1945年通过劳伦斯·菲格&威廉·沃尔克（Lawrence. Fertig & William Volker）基金会的推荐进入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所谓“访问教授”，就是对他的学术成就不认可，但由于碍于情面而给的虚职。当时的纽约大学甚至拒绝给他薪水，他的薪水一直是由这家基金会提供的。1949年，米塞斯出版了《人类行为》，即便如此，他仍然只能当他的访问教授（至1969年退休为止）。1973年10月10日逝世。

一、货币信用原理与经济周期

米塞斯觉察到，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的主要空白在货币分析领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确实已经对消费品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形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然而，从古典经济学时代起，货币就被搁置到一边，没有人用分析其他经济问题的同样方法来分析货币。在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欧美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断裂格局依然继续着，对货币和“价格水平”的分析也与对市场经济其他领域的分析截然分割。我们当前依然在吞食这种令人痛心的分割状态的苦果，即“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断裂。“微观经济学”乃是对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的分析；而一旦经济学家涉及到货币问题，立刻就陷入到某种虚幻的总量概念构成的想象世界中：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国民生产、政府开支，等等。由于脱离了个体行为的坚实基础，“宏观经济学”就从一个谬误走向另一个谬误。

在20世纪头十年，这种误导性的分割就已经在美国人费雪的著作中急剧发展，他精心阐述了“价格水平”和“周转率”理论，而根本不理睬个体行动，也没有努力把这些理论整合进比较可靠的新古典“微观”分析体系中。米塞斯则着手改变这种分割局面，将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人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经济学构建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行动和市场经济的分析基础之上，成为基于个体行动的完整的分析体系；货币与相对价格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不再存在分割局面了。机械的货币与价格水平关系、“货币周转率”和“交换方程”等等机械论的费雪理论，被米塞斯明确地清除了，代之以应用边际效用理论分析货币自身的供需。

米塞斯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揭示了，由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其可以供应的数量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之紧迫程度（根据它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因而，货币单位的“价格”也即其购买力，也是同样由这些市场因素决定的。

米塞斯也证明了，“货币增量”并不是一古脑撒进经济中，增发的货币总是注入经济体系中的某一具体的点，只有当新钞票在经济体中像波纹一样扩散开来，才会导致各种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货币数量的增加）的巨大吸引力恰恰在于，并不是每个人同时立刻得到了同等数量增发的货币；相反，政府本身及幸运地享受政府采购和政府补贴的那些人首先得到了增发货币，在很多商品价格上涨之前，他们的收入先提高了；而在这一货币传导链条最末端的不幸的社会成员，却必将蒙受损失，因为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在他们拿到增发货币之前就已经涨起来了。

简而言之，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就在于，政府及受政府照顾的集团 可以悄悄而又非常有效地获取好处，其代价则是牺牲无权无势的民众的利益。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一种征税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

米塞斯洞悉到，市场经济本身是不会导致繁荣与衰退的不断循环的，因而，经济周期的根源就在市场之外，在于某些外部干预。他那伟大的商业周期理论建立在三个从前互不关联的因素上。一是李嘉图对政府和银行系统常见的扩张货币和信用、从而推升价格（繁荣）导致黄金外流，随后出现货币和价格收缩（衰退）这样一个过程的论述。米瑟斯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初步解释，但它却没有解释，生产体系是如何深受繁荣影响的，或者说为什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萧条？另一个是庞巴维克对资本和生产结构的分析。第三个理论的来源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对生产体系的重要性和“自然”利率（不受银行信用扩张影响的利率）与受银行贷款影响的实际利率间存在差距的论述。

根据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米塞斯构建了一个杰出的商业周期理论。由政府及其中央银行所鼓励、推动的银行信用和银行货币的扩张，将更多货币注入到运行平稳而和谐的市场经济中。随着银行扩张其货币供应（现金或储备），把增发的货币借贷给企业，这些货币推动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或时间偏好水平（即反映公众自发的消费、投资比例的自由市场利率）。由于利率被人为压低，企业获得了新货币，拓展其生产结构，增加资本投资，尤其是将更多资金投资于比较“遥远”的生产：投资过多的项目、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等等。这些增发货币总是会抬高工资和其他成本，将资源转移到这些更早或者说“更高级”的投资中。然后，当工人或其他生产者得到增发货币时，他们的时间偏好仍然保持不变，他们仍然按原来的比例花这些钱。这就意味着，公众不会储蓄足以购买新的高级投资的资金，于是，这些企业和投资陷人崩溃就是必然的了。

因此，衰退或者萧条就可以被看成生产体系的某种不可避免的调整，通过这一过程，市场清除那些膨胀性繁荣时期形成的不健全的“过度投资”，恢复到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消费投资比例。于是，米塞斯头一个把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分析融为一体。政府控制的银行系统造成的膨胀性货币扩张，导致资本品行业出现过度投资，消费品行业却投资不足；而“衰退”或“萧条”就是市场清除繁荣期的比例失调、回归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的必要过程。当这一调整过程完成后，就会出现复苏。

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不可行性

在上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当时知名的经济学家都卷入了这场辩论。米塞斯教授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他否认社会主义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成为当时的石破天惊之作，引起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无论是他的同道还是他的对手都对他评价甚高。哈耶克指出，“首先使一种问题永远不可能再从讨论中消失的形式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心问题的荣誉，属于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兰格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的功劳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米塞斯教授的像应当在社会化部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的大厅里占一个光荣的位置”。

米塞斯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出，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的经济计算的可能性在于用货币表现的价格提供了使这种计算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制度，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社会主义还不一定能够不要货币，允许利用货币来交换消费品是可以设想的。但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表现，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是从来没有的。所有经济变化都牵涉到各种活动，其价值既不能事先预知，也不能事后确定。一切都将在黑暗中摸索。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经济的抛弃。针对一些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强调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是不可能人为仿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由国家或从事国家事务的人支配资本。这就表明要消灭市场，因为用市场指导经济活动意味着：根据社会各个成员所支配的购买力来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而这种购买力只能在市场上才会被发现。消灭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经济计算的实质并不在于应该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来生产这些产品的问题即资源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生产资料市场上形成的货币价格工具，才能进行经济计算，这意味着必须有土地、原料、半成品的货币价格，必须有货币工资和利息率。文章最后指出，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米塞斯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

米塞斯的这一深刻洞识，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F. A. Hayek）与兰格（Oskar R. Lange）、勒纳（Abba P. Lerner）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rick Taylor）关于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争论焦点和核心问题。具体说来，在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提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的失灵以及经济的低效率乃至瓦解。米塞斯的这一洞识，曾使当时许多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一些天真幻象的经济学家们（包括还是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哈耶克）从迷梦中苏醒过来。正如哈耶克在为米塞斯1978 年再版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言：“《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

20世纪20-4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的最大遗产在于，这场争论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不能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虽然争论已过了半个世纪，我们仍被争论双方逻辑上的严谨和思想上的睿智所深深折服了。中央计划经济不能有效运作的论断不幸言中了，中央计划经济半个多世纪试验的糟糕记录及其失败便是明证。这使我想起了凯恩斯的话，思想的作用确实不是立即可以看到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中央计划经济的试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是出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一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才走上了经济改革之路。

三、经济学方法论：人类行为学

米塞斯看到，经济理论本身，包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没有十分系统的方法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提出其方法论基础。他也认识到，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被两种不健全的方法论魅惑住了：一种是“制度学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它越来越明显地误入歧途，想把经济学理论构建在与物理学类似的基础上。

古典经济学家和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正确的方法论之上的，但他们对方法论的个别的洞见通常比较杂乱，不成体系，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比较明确、自觉的方法论，因而不足以抵御新兴的实证主义或制度学派的冲击。米塞斯决心为经济学打造某种哲学根基和方法论，以使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最终完满、系统化。他在Gmndprobleme der Nationaldkonomie（1933）（迟至1960年才翻译为《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出版）中首先发展了这一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制度学派渐趋衰落，而实证主义如日中天控制了整个经济学界之时，米瑟斯在《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及《经济学的最后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1962）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方法论，驳斥了实证主义，米塞斯尤其侧重于驳斥实证主义方法，它用物理学的方法观察人，把人当作石头或原子。在实证主义者看来，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就是观察人类行为中可计量、可统计的规律性，构造出一些规律，然后，可以据其进行预测，并用更进一步的统计证据进行验证。

实证主义方法当然只能切合那种认为经济可以由社会工程师支配并进行计划的理念，在这些社会工程师眼里，人仿佛就是没有生命的物体。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前言中写道，这种“科学”方法是：用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根据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发展出“社会工程学”，这是一种新兴技术，可以使未来的有计划社会中的“经济沙皇”以工程师处理没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来处理人。

米塞斯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方法论，他称之为“人的行动科学”，即关于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其理论来源有二：（1）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演绎的、逻辑的、个人主义的分析；（2）20世纪之交以李凯尔特（Rickert）、狄尔泰（Dilthey），文德尔班（Windelband）及米瑟斯的朋友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德国西南学派”（Southwest German School）。

从本质上看，米塞斯的人的行动科学的基石是行动着的人：他是个体的人，而不是可以精确地用数量表示的、遵循物理学规律“运动”的石头或原子，相反，人有其努力实现的内在意图、目标或目的，人也会形成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想法。

简而言之，与实证主义者相反，米瑟斯首先肯定了人是有意识的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人具备心智，正是这种心智让他决定目标，并采取行动争取实现这些目标。这种行动之存在，除了通过观察行动着的人之外，也可以通过内省（introspection）的方法发现。由于人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上行动的，因此其所采取的行为决不可能总结成量化的历史规律。因而，经济学家企图为人的活动搞出可据以进行预测的统计规律和相关性，就是徒劳的，是误入歧途的。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事件、每个行动，都是各不相同、独一无二的，都是自由行动且互相影响着的个人行动之结果；因而，不可能搞什么统计性预测，经济理论也不可能进行验证。如果人的行动科学证明了，不可能把人的行动归类总结出量化的规律，那么，又如何会存在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米瑟斯回答说，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必然并且确实完全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物理方法。

在20世纪经济学的殿堂中，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和精神领袖米塞斯是一位极其重要的思想家。长期以来，尽管米塞斯的思想一直不大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接受，但他对20世纪人类社会的思想影响以及知识贡献却是是无人能忽视、无人能置否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可以说，讲述20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思想史，如果缺了米塞斯，就不可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2000年美国的《自由》杂志把米塞斯称作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米塞斯之所以在人类社会的当代思想史上占据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在对理解人类经济社会运作基本原理方面，米塞斯曾做出过诸多理论贡献。除了他在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他自己独特的市场交易学（Catallactics）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的理论贡献外，米塞斯的最主要理论贡献还在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独具慧眼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理论洞识：在缺乏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由于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会导致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infeasibility）。

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的改制以及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一些毋庸置疑的历史史实证明了米塞斯－哈耶克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央计划经济非可行性的理论判断，以至于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还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了。然而，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发生，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陷入自1929~1933年大衰退以来前所未见的世界经济大衰退，又使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层人士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极其优长产生了这样和那样的怀疑。在2008~2009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以及在当前的所谓“后危机”时期，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这一转型国家中，政府均采取了“大剂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手段，以至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干预政策大行其道，乃至过去已经弃而不用的政府行政控制和驾驭经济的做法又在各国大肆回潮。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处于转型和发展双重变奏曲中的大国，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急速下滑所导致的宏观经济增速锐降的情况下，政府提出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强势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加上2008年以来实际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国进民退”，导致一种强势政府统御社会的所谓独特“中国模式”正在沿着一种自身演变逻辑而渐进成型。伴随这种强势政府参与并统御经济的体制模式的渐进成型，在中国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端也不断发生，并正在积累，以至社会的内在紧张不断增强。因而，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化是否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继续前行还是掉头倒转逆行的选择问题。在一些西方发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至2013年，政府管理乃至调控经济运作的形式和范围也在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各国政府决策层和一些咨询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转、自我调节以及自我平衡的运转效率产生了诸多怀疑，政府干预和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情况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在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当今世界，良序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制度条件和基本原理有待于进一步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从这个视角来看，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勒纳和泰勒等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计算可能性大论战的一些问题，又若隐若现地投射到了理论界的争论中来。在此情况下，认真且全面地研究米塞斯这一“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的思想和观点，不但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和选择，乃及对各国政府的宏观政策的选择，也有着切近的现实意义。

当然，在研究和介绍米塞斯这一二十世纪的思想大师的学说和理论观点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其理论的积极和进步意义外，米塞斯本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不是没有问题的。米塞斯一生坎坷，其学说和学术活动一直不为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甚至受到一些无言的排挤和冷待，加上米塞斯一生执着的治学风格，使得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和现实政策主张在某些方面有些偏执和过于极端。譬如，作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的《人的行为》，其思想方法的逻辑起点看来就甚值得商榷和怀疑。在这部学术巨著中，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个“先验的”人类行动的“公理”，在这个公理基础上，他一步步地推导出了他眼中的人类社会经济运作的种种安排和运行原理，最后构建出了他的“人类行动学”的逻辑大厦。很显然，米塞斯经济学的这种逻辑建构和叙事方式，如果说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不是同归殊途的话，那至少也可以说是进行了某种“类似套路”的“演练”，尽管由各自理论进路所达致的政策结论有些差别。

尽管在米塞斯的经济社会理论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毫无疑问，从整体上来评估，米塞斯经济社会理论中的问题是“瑕不掩瑜”，因而并没有怎么“湮没”这位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的诸多理论专著和文章中所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以及所提出的诸多理论洞识。我们甚至可以预期，米塞斯在20世纪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所阐发的诸多理论洞识，会在人类走向新的21世纪征途中不断发出新的理论光辉，启迪人们在应对新世纪出现的新经济社会问题时做出确当的应对之策，确保人类诸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更加顺畅、平稳和健康地的成长和扩展。

这里要指出的是，尽管米塞斯的思想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西方世界遭遇了“冷处理”，但看来，米塞斯在中国的遭遇可能远比在西方各国还糟糕。到20世纪结束前，国内可能还没有一本米塞斯的专著用中文翻译出版过，对米塞斯思想、学说和生平的研究，也可以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在1978年之前的近30年计划经济实践中，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些社会主义体制的强烈批评者被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而强行拒斥在国门之外。可能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大陆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和介绍米塞斯思想、学说和生平的专著出版过。当然，奥地利学派思想家在中国的“待遇”在2000年以来的情况有所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们的“思想解放”步步深入，米塞斯的学生、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哈耶克的思想和学说在中国学界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随之，一些青年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开始较系统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理论和方法，并新近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奥地利学派思想、学说和方法的研究专著。

行为人

米塞斯认为以上命题是先验的，即不证自明的。当然，我们凭经验可知，人的活动有的是有目的的，有的则是无目的的（比如一些生理现象），但米塞斯把他的研究对象“人的行为”定义为有目的的行为，由此就将所有的无目的的活动排除在外。主流经济学也承认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但其“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目的在于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与米塞斯“行为人”假设的最大区别在于，“经济人”的假设认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是可以确定的，可以凭借客观的标准进行测量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