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法律专业，后在海得尔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和耶拿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881年任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889年进入奥国财政部，任币制改革委员会的副主席。自1895年开始，曾3次出任奥国财政部长。1904年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

庞巴维克是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传播者，他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取代古典经济理论而占统治地位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发展了资本与利息理论，并解释了实际利率必须是正数的原因；他是首次将时间因素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经济学家之一，还发展了由时间因素扮演关键角色的经济学。

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年2月12日－1914年8月27日）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他对奥地利经济学派有着重要的贡献。庞巴维克于1851年2月12日出生在莫拉维亚的布伦（今名布尔诺）。他在家是最小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公务员，曾因在平息1848年加利西亚骚乱中立功而被封为贵族，1856年去世时是莫拉维亚的副总督兼奥地利帝国政府驻莫拉维亚的行政首长。

庞巴维克前往维也纳大学就读法律学时，阅读了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所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虽然他从不曾亲自被门格尔教导过，但他很快便成为了门格尔理论的忠实支持者。约瑟夫·熊彼特描述庞巴维克“彻底热衷于门格尔的理论，以至于他根本不需要研究其他的理论家”。在维也纳大学就读的岁月里，他结识了另一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两人后来还结为襟兄弟，同为奥派先驱门格尔的女婿。

1875年，庞巴维克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以后，他和他的同班同学即未来的妹夫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一样，得到一笔出国研究的政府助学金，为在一所奥地利大学教经济学做准备。他在海德堡同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一起工作了一年，又分别在莱比锡大学（当时罗雪尔（Roscher）在此执教）和耶拿大学（当时希尔德·布兰德（Hilde brand）在此执教）各待了一学期。接着，他在财政管理局和财政部又工作了三年后，于 1880年取得了教授资格，并立即被聘为因斯布鲁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在这里他一直待到1889年。从学术观点看，庞巴维克在因斯布鲁克的这些年是他一生中最有收获的时期：1881年，他在取得教授资格的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一本关于商品理论的书出版；1884年，他的《资本与利息》第一卷出版；1886年，他在最有影响的德文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价值理论的专题论文；1889年，《资本与利息》第二卷出版。这些著作使庞巴维克成为团结在卡尔·门格尔周围的一群经济学家中的领导成员之一，这些人后来就被称为奥地利学派。

1889年，庞巴维克放弃维也纳大学教授的席位，就任奥国财政部的工作，因为这使他有机会接受制定奥国所得税改革方案的任务，在此期间起草了一份直接税税制的改革计划。当时由于经济生产与战时支出，奥地利的税赋体制偏向于课重税，这对投资活动造成了极大障碍。庞巴维克提议设立现代的所得税制，这项改革很快被通过，并在接下来几年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庞巴维克在1895年成为了奥地利的财政部长。他断断续续担任了几届财政部长，最长的是第三次——1900年至1904年。在财政部长任内，他严格保持稳定的金本位以及预算平衡。在1902年，他取消了政府对制糖业的补贴——尽管制糖业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奥地利的经济特色。他最后在1904年辞职，因为当时奥地利军方的开支不断增加，使得他无法再平衡预算。经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曾批评庞巴维克奉行的“一便士也不多花”的政策，并批评当时奥地利经济发展迟缓，正是因为庞巴维克不愿在公共建设计划上投入大量开支所造成的。不过，约瑟夫·熊彼特则赞美庞巴维克在任内对于奥地利财政稳定的贡献。这项任务他干得出色，因此职位很快上升，1891年得到了终身秘书职位，1892年，他担任评估恢复金本位制建议的委员会副主任。在1893年，他被任命为看守政府的财政部长，但人们认为他的职务已经太高，不宜再担任原职，因此几个月后他改任议员，并被任命为最高行政事务诉讼法院的三个审议机构之一的主席。1896年，他再次被任命为看守政府的财政部长，但1897年又回到最高行政事务诉讼法院。1900年，他又被任命为文官政府的财政部长。他不同意政府通过的大规模增加军费支出的计划，认为此举势必威胁财政的稳定性，于1904年辞职，文官政府也同时倒台。接着又有其他职位，其中包括要他担任中央银行行长的职位，当时这是政府中最大的肥缺，但他拒绝了，而改就维也纳大学为他特设的教授席位。

庞巴维克与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他于1902年继承了门格尔的教授席位）、欧根·冯·菲利普维奇（Eugen von Philippovich）一起，讲授经济理论，并举办了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吸引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奥托·鲍尔（Otto Bauer）、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和理查德·冯·施特里格尔（Richard von Strigl）。但是，庞巴维克并没有从此回到平静的学者生活。1902年，他当选为奥地利科学院院士，1911年当选为副院长，1911年当选为院长。1895年他担任枢密顾问，1899年担任奥地利上议院议员。另外还不时接受政府其他各种任命。他在作为奥地利官方代表去瑞士参加卡内基基金会会议的途中得病，曾想在蒂罗尔的拉顿保格—克拉姆萨赫恢复健康，但1914年在那里逝世。

庞巴维克的肖像曾在1984年至2002年间出现于一百元的先令钞票上，直到被欧元取代为止。

虽然庞巴维克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却不是当代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尽管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声名经常让这两者互相连结。他担心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会导致“无政府的生产和消费”。他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写下了大量批判卡尔·马克思经济学的著作，不过几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1905年-1906年之间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大学研讨班。

《资本与利息》

庞巴维克作为一位政府官员和经济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他是极其成功的。他的《资本与利息》已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被称为“科学发展史上最重要、最有创造性的著作”。

《资本与利息》的第一卷题为《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出版于1884年。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本专题的经济学说史——利息理论的批判史，庞巴维克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一直到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们的各种利息理论都有所论述和批评。第二卷题为《资本实证论》，出版于1889年，系统地阐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以此为基础的利息时差论。利息理论是《资本实证论》的重点，在论题的其他部分里，总的说来，庞巴维克至少可以追随过去的理论家们的理论。但对利息现象，他提出一个完全属于开辟新领域的解释。这一著作使庞巴维克成为团结在卡尔·门格尔周围的一群经济学家中的领导成员之一，这些人后来就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的理论也有力地影响了自19世纪8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理论的发展。

庞巴维克是边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资本与利息》是科学发展史上最重要最有创造性的著作，其核心是时差的价值、资本和利息理论。庞巴维克是主张效用价值论的，他以边际效用论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利息时差论否定和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一些学者”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粉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其实，上层建筑本来就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经济学及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再者，“剥削”其实质是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畴，不同的阶级集团，不同的经济学派必然会有不同的内涵界定。如果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家获取利润或利息，也就是“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就是“剥削”，那么庞巴维克主张利息是时间的报酬而非剩余劳动的转化，可能具有掩盖剥削的目的，但这仅仅是一家学派的看法，而非问题的全部。

《资本与利息》的第一卷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称为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在这卷标题为《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的书中，庞巴维克完整阐述了对于利率的理论，包括使用理论、生产理论、节制理论等。

庞巴维克也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提出强烈批评。庞巴维克主张资本家并不会剥削他们的劳工，相反的，由于资本家必须将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薪资发放给员工，他们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造福了劳工，庞巴维克主张“劳工不能为了增加其自身的生产占有率而牺牲了资本”。他主张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忽略了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因素，而且对于利润重新分配的理论也与资本主义经济里利率的重要性有着完全的冲突，而利润则是货币制度所不可或缺的要件。顺着这样的批评思路，庞巴维克主张一个产品的整体价值并非是由劳工们所生产的，相反的，资本家付给劳工们的薪酬仅仅是针对他们最初可预见的劳动价值，而非产品最后的价值。庞巴维克并且主张，资本家给予劳工的薪资事实上是高于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的。

《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之终结》(1896)一书中，庞巴维克则详细检验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对于价值和劳动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对于生产的利润和价值所提出的理论，会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对于价值的定义产生矛盾。他也批评马克思忽略了供给和需求对于价格的影响，并质疑马克思对这方面概念的解释一向模棱两可。

《资本实证论》(1889)则是《资本与利息》的第二卷，庞巴维克在这一书中阐述了经济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大量时间和步骤、以及这些过程所不可或缺的利益报酬。而在第三卷书Value and Price中博姆-巴维克则进一步阐述了门格尔的边际效益理论，将价值的主观理论与边际主义相联结。价值的主观理论主张，任何东西都只有在有人需要它时才会有价值出现。举例来说，一个农民开拓者拥有五大袋的谷物，但他不能将其卖掉，也不能买进更多。这时他有五个可能的选择：做主食、或长力气、或喂养小鸡来获取肉食、或酿造威士忌、或喂养鹦鹉以逗乐他。如果他此时失去了一袋谷物，他不会减少前四种用途的量，而是会选择让鹦鹉挨饿，因为他认为喂养鹦鹉所得的效益比前四种选择都要来的少。换句话说，喂养鹦鹉的选择便是一种边际。人们作出经济决策时也正是根基于这种边际原理，而非其他什么理想崇高的东西。

原本计划作为全书附录的Further Essays on Capital and Interest(1921)最后则成为了全书的第三卷。

庞巴维克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物质财富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人类的欲望是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而自然提供的满足欲望的物品是有限的，因此便产生了经济问题，产生了如何经济地使用物质财富的问题，人类欲望与满足欲望的物品的关系便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庞巴维克是以边际论“苦乐心理”学说为依据，把个人心理动机归结为追求享乐和避免痛苦，认为追求享乐、避免痛苦就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力，政治经济学应从个人追求享乐、避免痛苦的欲望中寻找社会经济的一般规律。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完全从属于心理学的学科，是实用心理学。在他看来，客观经济规律不过是个人心理状态的外在表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如价值、价格、利息、工资等不过是表现个人心理感受的概念，他就是从个人心理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探讨经济生活的普遍规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庞巴维克最主要的经济理论，他认为价值论是研究物品与物品欲望满足之间的关系，即人对物在消费中的心理反应关系。

反对历史方法，主张采用抽象演绎法，把孤立个人或个体经济看作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说明复杂的经济显示。用人类追求享乐、避免痛苦的心理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动机。并认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实用心理学。

①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他认为价值分为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主观价值是主体、本质，客观价值是其产物。主观价值论和客观交换价值。

②价值由人们的主观评价而定，他否认价值是商品的内在属性。物品只有具有稀缺性时，才会引起人们的主观评价而具有价值。

③价值的尺度是边际效用。

④生产性物品（生产资料）价值的决定。价值产生与消费领域，所以生产资料的价值由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来决定。

⑤客观交换价值（价格论）。他认为，买卖双方众多个人对物品都有不同的各自主观评价，接近于供求平衡的两对买卖者称为边际对偶。市场价格是由边际对偶的主张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

（ ②③④是庞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共同的。）

庞巴维克把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马克思认为的剥削收入都归结为人在不同时期内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不同的结果。他批评利息的“使用理论”，他认为产生利息的交易仍是一种商品的交换，存在所有权的转移，他把所有物品分为两类：直接满足欲望的现在物品；满足将来欲望的将来物品，两者存在价值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一切资本利息的来源。他把两者的差别归结为人们对现在物品的主观评价较高。庞巴维克把利息分为三种形态：①借贷利息，利息的一般形态；②企业利润，利息的特殊形态；③耐久物品的利息，也即租金。

庞巴维克理论工作的核心是他提出了时差的价值、资本和利息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经济学老师们。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前任A·E·F·谢夫莱（Schǎffle）似乎使庞巴维克相信，为了从理论高度对当时最迫切的作为经济政策难题的社会问题作出反应，很有必要发展一套令人满意的分配理论（谢夫莱，1870年）。卡尔·克尼斯则使他关注资本理论问题和马克思的著作。最后，卡尔·门格尔为庞巴维克创立自己的理论开了个头。

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中，门格尔提出了没有时间因素的价值、配置和交换理论。在对这一理论的阐释和发展中，庞巴维克（1886年）十分强调其中的两个方面：首先，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大不相同，因为生产是迂回的过程，必然要花费时间，只有消费者才能直接对商品评价，生产者则只能在推测消费者评价的基础上间接评价商品；其次，在这两种情形下，对一种商品的评价包含着这种商品对评价者的边际效用以及他的收入的边际效用。用庞巴维克的惯用语来说，评价就是影子价格或成反比的需求表、这个需求表反映评价者根据他的偏好和收入而定的最适度的商品分配情况。

在这种成反比的需求表基础上，很容易说明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可能低于“最后的”的买主准备支付的最低价格，也不可能高于“最后”的卖主要求的最高价格。这里所谓“最后的”卖主是指这个卖主的开价低得足以防止任何其他卖主卖货给“最后的”买主；而“最后的”买主是指这个买主的出价高得足以阻止任何其他买主从“最后的”卖主那里买货。这个定义虽然复杂，但适合于包括不可分割的商品在内的一切商品，庞巴维克出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认为这样定义是恰当的。

庞巴维克还进一步提炼了门格尔对分配问题的分析，从而发挥了门格尔的创见。他指出投入品的价值是如何通过倒推法来评价的，即在投入品帮助生产的商品价值中，如何倒推出这些投入品应占的适当份额。实际上，这等于J·H·冯·杜能（J.H.von Thǔnen）所奠定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但又在奥地利学派关于投入品有限替代性和有限可分性假定下作了变通。

庞巴维克从无时间因素交换引出有时间因素交换的价格形成理论，他假定当事人不仅评价和交换现在存在的商品，而且评价和交换他们主观上确定的对将来商品的预期。在他1881年发表的商品理论中，已经用令人惊奇的现代形式指出这样的预期确实存在，以及如何对它们加以评价，如果进一步假定存在一个市场，其中现有的商品可以与对未来商品的主观预期相交换，那么上述应用于没有时间因素的交换的论证，同样可以应用于时差的交换。庞巴维克分两步证明这一点，首先考虑一个没有生产的纯交换经济，再分析一个有生产的交换经济。

在一个纯交换的经济中，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都是消费者。庞巴维克认为，他们的成反比的需求表对每一个经济行为者来说都隐含着一个主观的利息率，在他的时间偏好和预期的将来收入为已知的情况下，他准备按这个利率用他对未来商品的主观上肯定的预期，来交换同量的现货。庞巴维克相信他们一般会显示出正数的时间偏好，即对现货的评价一般要比对未来相同商品的主观上肯定的预期为高。他曾列举三个理由说明。上述论断就包含在头两条理由中。第一条理由假定，由于人们预期将来的收入要提高，收入的边际效用在计划期内将呈现递减的趋势。第二个理由假定，由于心理原因，例如人生有限，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一般将随着得到它以前的时间间隔的延长而下降。由于这两个假定曾引起许多争论，这里应该立即加以说明的是，庞巴维克认为它们只是一些可以检验的假定，虽然他相信其符合事实，但也不排除例外。如果这些假定适合于所有的人，他们的主观利率将永远是正数，市场利率也永远是正数。只要大多数人按照这种假定行事，市场利率仍为正数。庞巴维克承认，并非所有人都按他的假定行事，但作为一种经验规律，他们几乎总是如此；即使他们不是如此，他的理论仍然适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就不是正数。因此必须注意，庞巴维克的论证确定了在一个纯粹的时差的交换经济中，存在着一个（市场）利率，同时认定这个利率高低的决定因素是现在与将来商品的需求与供给的相对强度，正如经济行为者成反比的需求表所显示的那样。当然，这里指的是商品的利率，它们并不必然展示任何特殊的时间结构；不同类商品的利率也不总是一致的。上述两种性质的成立，需要进一步假定所有的商品都存在时际的市场，而且至少部分经济行为者准备从事套利活动（纳蒂（Nuti），1974年）。庞巴维克没有明确地作出这些假定，但他在论证时似乎认为这两点是不成问题的。还需要注意，庞巴维克在这个纯交换经济的模型中，是把利率看成是时际交换价格结构的一个属性，而不是当做某种事物的特定价格，例如节欲、货币的增殖能力、等待的报偿等等。

为了将上述纯交换模型扩展为包含生产的交换经济模型，庞巴维克认为，生产者也和消费者一样有时际的成反比的需求表。在他的第三条“理由”中，他假定生产者由于技术原因而低估将来商品的价值。这些论断是他从对生产性质的分析和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导出的。他假定生产是迂回的，它依靠生产过程之内的资本品，将不是生产出来的或“原始的”生产要素转换成可消费的产品。由于有些资本品是耐久的，故生产要花费时间。庞巴维克十分强调资本品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他也否认各种资本品可以按实物单位合计成总资本存量。他认为只有先进行估价，而后才能相加。他采用前瞻法来衡量资本的价值，其中耐用资本品以它们提供的服务的现值来评价。他事实上把这种过程普及于所有耐用商品，说明它们的评价都包含着一个主观利率，而当耐用品在市场上交易时，这个利率即趋于相等。

把生产看成迂回的过程，使庞巴维克假定的生产中使用的不同资本品的数量与一特定数量的非经生产的投入品之间形成消费品消耗之前的时间中，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他将这种对应关系具体化为生产周期的概念。他将生产周期定义为一单位产品的生产所要求的各种非经生产的投入品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的平均时间。这个定义是一个错误，使他不只一次地陷入困境，并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为了绕过这些争论提出的所有麻烦，须假定我们可以把生产周期定义为一个不依赖于要素价格的特定生产系统的技术特征；并进一步假定（跟着庞巴维克）生产周期可以这样用来对不同的生产方法排列次序，把有较长生产周期的生产方法说成是更加资本密集的方式；更具体地说可以假定一个时际的生产函数，该函数对一单位产出而言只有上述的生产周期，而且呈现递减的而非均匀的收益。

在上述基础上，庞巴维克制定了生产者行为的理论，认为竞争迫使生产者选择能生产足够的产品以支付生产成本的生产方法。庞巴维克指出，这隐含着一种不完全的关于原始要素定价的边际生产力学说，因此也意味着正的边际准地租的存在。他还指出，这种构想包含着成反比的资本品需求表，对每一生产周期，它在给定要素价格下确定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利率。在分析这一点时，庞巴维克假定一个经济体系的资本存量是给定的，并论证使利润最大化的利润率可以借助于该假定而决定。以上观点虽然有正确的一面，但也有错误的一面，结果又被人抓住把柄，并引起了许多争论（加雷格纳里（Garegnani），1960年）。在庞巴维克的理论结构中，与任何生产方法相联系的资本存量的价值是一个内生变量，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意识到的一样。其实这个假定是不必要的。这里只需说明，如果一种花费时间的迂回生产方法正被采用，在竞争条件下的单个生产者将会被迫恰好支付他所使用的投入品贴现的边际价值，既不多也不少。转化为产品价格，这意味着他低估了将来的产品价格。这正是庞巴维克的“第三条理由”；技术基础也就是实际使用的生产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与其说它是一个假定或经验规律，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均衡条件。

庞巴维克既已确定了生产者行为可以由导出的包含正的时间偏好的成反比的需求表来描述，他进而继续在一个相当于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探讨市场利率是怎样决定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现货市场以及未来产品所有权的市场。他认为现货市场上的供给由过去的决策决定；所有未来的供给同样也由现已开始生产的产品来决定。现有产品的需求来自消费者，但如果消费者节省部分不用，需求将不能吸收全部供给。这些省下来的产品一部分将被其他的消费者接受，他们把未来产品的所有权拿来作为交换条件，这种交易就是消费贷款，而且据庞巴维克的假定，很可能包含一个正利率；另一部分将被生产者接受，也以未来产品的所有权作交换，这些生产者将使用它购买更多的非经生产的投入，以便扩大生产规模。由于庞巴维克假定这些非经生产的原始要素是一定的，这将提高要素价格和引起生产方法的变化（因为只有生产更多的产品，才能承受较高的要素价格）。因此，为了生产目的而以贷款形式出现的净储蓄，意味着生产方法的变化，据庞巴维克的假定，这又意味着资本密度增加。上述两类交易共同决定市场利率：一方面，市场利率由正的时间偏好概念所概括的时际的消费者行为所决定，并以时际偏好和预期的时际收入分配为基础；另一。方面，又由生产周期及其延长所带来的边际产品所概括的时际的生产者行为所决定，并以迂回生产方法的时际结构为基础。或者用庞巴维克的话来说，市场利率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对现在和未来产品的相对评价来决定。据他的假定，该利率为正数。

在有些段落中，庞巴维克认为他的模型所决定的利率等于生产周期延长的边际产品。这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即他所做的不过是用更迂回的方法证实杰文斯（Jevons；1871，第七章）已经阐明的东西。但是，在另一些段落中，庞巴维克似乎意识到生产方法的变化影响到它所要求的资本品价值也要变化，并且这些威克塞尔（wicksell）（或重估）效应意味着利率低于生产周期延长的边际产品。庞巴维克由于引进了一个生存基金的概念而模糊了自己的论点，使人觉得他的理论不过是翻新的工资基金理论。可是。他的这些以及其他不恰当的表述都不应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论点的核心是作为一种时际价格结构特点的利息率的决定过程，而这个结构又是时际价值论和消费与生产之间的时配所决定的。

庞巴维克的模型有意识地是指一个静止状态，因为他曾企图说明，利率与静态以及非静态之下的资源有效配置都有些关系。在他考虑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并证明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同样需要一个正的利率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可是，在他对储蓄增加和技术进步效应的一个有趣的比较静态分析中，他确实考虑过非静态的情况。在静态下他得出正利率的结论，当然是由于他的假定，这个结论与熊彼特1912年的论点并不矛盾，后者所根据的模型与此有些不大相同。

前面几页所概述的庞巴维克的理论，在他1889年出版的《资本实证论》中得到发挥。这本书的前言是他1884年写的《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文中他以批评的态度检验了早期的（在以后的版本中也检验了同时代的）有关利率的解释。本书的目的常被误解。它并不是一部利率理论的历史，旨在充分修正前人的错误，也不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观点与前人不同之处，而是一个“否定性的理论”（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即试图全面考察他自己理论结构的一砖一瓦，并且指出一种完善的理论所需避免的失误。当然，不可否认这本书有时过于吹毛求疵。因此，庞巴维克再三指出，不能说边际生产力的考虑决定利率，却没有加上一句：在更完整的解释中这些考虑仍然要起作用。当他讨论节欲或更一般的时际偏好时，同样也出现过这种疏忽。

庞巴维克从其阐述中得出一个结论：利率的存在并非由于剥削。很显然，依他的方法，只有生产是瞬间完成的，工人才能得到全部劳动产品。只要生产是迂回的，工人们在其参加生产的产品价值中所得份额的现值，就必然比生产是瞬间完成时为低，这当然是由于资本的存在。但庞巴维克说，不论谁拥有这些资本品，利率都必须照付。这一点也是他对马克思经济学批评的要旨（1896年），他把劳动价值论当做全部错误的基础。除了谢夫勒和克尼斯之外，庞巴维克是从学术上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但他始终看不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评，这一点十分奇怪。尽管他的批评引起了他的学生希法亭相当长的反驳（1904年），但它影响很大，直到本世纪50年代它仍然是同类文献中在理论分析方面最大的成就。

庞巴维克对经济现象的专心致志还可以从他对经济力量在市场上的作用的讨论（1914年）中明显地看出。他认为从短期看经济力量可以造成经济偏离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状态，但在长期中这种状态会占优势。在这里他再次忽视了经济力量的变化可能改变经济因素运行的环境。

理论影响

庞巴维克著作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它的冗长和技术上的缺陷却使人们难以接受，也给各种批评留下许多破绽。实质上，庞巴维克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古典经济理论的因素综合在一起。他的理论的新古典方面体现在他对理性经济行为及其对商品的供求、市场定价、导致市场均衡的力量以及不同市场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的关注；反之，古典主义的思路则体现在他对生产的分析中。不管庞巴维克怎么否认信奉古典的成本价值论，他对生产以及资本和时间在生产中的作用的看法，都打上了李嘉图传统的烙印。

庞巴维克理论的新古典成份，特别是他对时际的消费者行为的分析，被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所继承（1907年，1930年），并发展成基于时差偏好概念（费雪把它转化为效用函数的一个特征）和投资机会概念的利息理论。费雷不是推导而是假定了这一点，因此剔除了庞巴维克对生产以及资本在其中的作用的分析。在这种形式下对时际的分配问题的深入见解，一般公认是庞巴维克所没有提到的。这就使庞巴维克的时际交换理论变成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遗产的一部分。

庞巴维克模型中比较古典主义的部分为威克塞尔所继承和发挥（1893年，1901年）。为了脱掉它的古典主义外衣，威克塞尔把它转化为边际生产力的利率理论。但是他遇到了困难，不仅在对生产周期的恰当定义上，而且因为他忽视了庞巴维克关于时际消费者行为不得不说的话，这就迫使他假定一个给定的资本存量以便完成他的模型。威克塞尔所使用的是那时已成为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的把资本作为价值量的概念，也就是J·B·克拉克（J.B.Clark，1899年）曾经建议而为庞巴维克所反对（确有理由）的那种做法（参见亨宁斯（Hennings），1986年b）。不久以后被归咎于庞巴维克本人的这一论点的缺陷很快就被人们指出来了（参见卡斯尔（Cassel），1903年和加雷格纳里，1960年）。尽管如此，威克塞尔的解释还是成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的标准解释（卢茨（Lutz），1956年；多尔夫曼（Dorfman），1959年 a，1959年b；赫什利弗（Hirshleifer），1967年）。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们曾多次试图重新系统地阐述庞巴维克的理论，使之成为短期经济行为理论的基础，尤其是哈耶克（Hayek，1931年，1939年），也有希克斯（Hicks，1967年）。这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特别是庞巴维克论点的资本理论基础受到检验并被发现根据不足（卡尔多（Kaldor），1947年和雷茨（Reetz），1971年，）。有些经济学家试图重建庞巴维克的理论（欧根（Eucken），1934年；施特里格尔（Strigl）， 1934年）， 但是遇到了生产周期如何定义这个主要障碍。与此同时，哈耶克与奈特（Knight）之间在略有不同的水平上重复了庞巴维克和克拉克之间关于资本概念的论争。最后，哈耶克（1941年）做出了一个重要尝试来克服论争中出现的困难，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他的贡献最终证明并不能使人信服。他没有克服的主要困难在于庞巴维克的构想经不起动态分析，这正是因为他的古典主义的、宏观分析生产和资本作用的方法需要一种均衡分析法，从而不能为讨论非均衡的生产者行为及其动态学提供一个合适的基础。

新近对庞巴维克论点的争论结果强调了它的静态特征（魏扎克（Weizǎcker），1971年；费伯（Faber），1979年），但实际上不过是根据现代资本理论对庞巴维克理论的某些方面加以准确的阐释而已。与此不同，希克斯（1973年）对保存庞巴维克关于生产和资本理论的某些突出贡献，尤其是强调时间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作出了创新性的尝试。他使用现代理论框架，再一次试图进行一种动态分析（见贝洛克（Belloc），1980年；或马尼昂·德·博尔尼耶（Magnan de Bornier），1980年）。这种分析着重于从一种静态向另一种静态“转移”的概念，即是一种比30年代所考虑的更为长远的经济动态学。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途径，同时也证明庞巴维克的思想是多么富有生命力。

庞巴维克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全部重要意义过去尚未被人们觉察，那就是如果生产是一个迂回的过程，利率在最优生产方法选择中起什么作用，以及在一种认真考虑了无法以实物单位把资本品相加的理论中怎样确定利率。庞巴维克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非没有问题，但是不管经济理论已经前进了多远，庞巴维克的部分论点仍然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包括他对市场价格形成尤其是那些不可分的、或有限可分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形成的探讨；对时间偏好的分析；对时际交换的分析；对利率不过是时际价格结构的一个特性的证明。他关于生产周期的定义被证明是个死胡同，但是他对时间在生产中的作用的分析所提供的可能性，至今似乎还没有被全部利用。

最后，庞巴维克对总资本概念的价值内容及其含义的强调，直到最近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创见的贡献。

庞巴维克既是一名公务员，又是个学者。在晚年，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当时仍是一个强国的奥地利的政界，他都是一位元老。作为一位政府官员和经济政策制订者，他是极其成功的。但今天人们还记得他，主要是由于他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他的《资本和利息》已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虽然它在结构和表述上都有缺陷。该书第一版匆匆写成。在他生前的第二、第三版中，庞巴维克过于认真细致地几乎对每一个批评作出了反应，增加了许多材料，使该书由两个薄本变成了三厚卷，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时间来重新思考全书的结构。他对批评意见的关注是由于他的气质和当时所处的环境使然。庞巴维克有一个律师的头脑，他觉得除了用需要严格区分的、互不连贯的范畴或“案例”来进行思维外，很难有别的思维方法；他没有使自己的思维适应于一种连续统，其中，事物不能截然分开而是逐渐转化的。而且，他是在德国历史学派占统治地位和完全反对理论化的环境中著述，他觉得不能不和批评意见展开争论，并且必须明确分歧之点以便于讨论。结果，庞巴维克不幸蒙上了一个爱好诡辩而气量狭小的争论家的名声。这就使他的贡献受到了不应有的挑剔。但同时，他把马克思对于商品和价值等的分析，错误理解成“交换价值”和“交换关系”中的“量”的决定的学说，从而从所谓“要素”、“稀缺”、“效用”、“供求”等角度与马克思争论；同时将马克思关于“价值”的“分析”和“说明”错误理解为“假定”和“证明”。而这些批评被认为是在未能读懂其著作的情况下将当时及之前的批评综合的结果，并非他的原创。其“边际效用理论”力图证明价值仅仅是人的主观判断，否认其同人类劳动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联系。因此，其理论对以上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详细解释的内容构不成有效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