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名词源于希腊文Symbolon，它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指“一块木板（或一种陶器）分成两半，主客双方各执其一，再次见面时拼成一块，以示友爱”的信物。几经演变，其义变成了“用一种形式作为一种概念的习惯代表”，即引申为任何观念或事物的代表，凡能表达某种观念及事物的符号或物品就叫做“象征”。它与通常人们用的比喻不同，它涉及事物的实质，含义远较比喻深广。是19世纪末在英国及西方几个国家出现的一种艺术思潮。

19世纪末当时欧洲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和官方沙龙文化不满。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愿直接表述自己的意思，往往采用象征和寓意的手法，在幻想中虚构另外的世界，抒发自己的愿望，这样便产生了近代象征性的艺术。1886年诗人让·莫雷亚斯发表《象征主义宣言》首先提出这个名称。

象征派在艺术上受英国拉斐尔前派和象征派诗人马拉美、波德莱尔，音乐家瓦格纳及尼采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象征派主张强调主观、个性，以心灵的想象创造某种带有暗示和象征性的神奇画面，他们不再把一时所见真实地表现出来，而通过特定形象的综合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在形式上则追求华丽堆砌和装饰的效果。

英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流派和文学思潮。出现于1886年。年轻诗人让·莫雷亚斯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学宣言，主张用“象征主义者”来称呼当时的前卫诗人。这份宣言标志象征主义流派的诞生。

事实上，在此之前，象征主义（英文：Symbolism）作为新的创作方法，早在浪漫主义盛行的时期已经萌芽。许多浪漫主义诗人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暗示多于解释，含蓄多于畅尽的发挥。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和马拉美、兰波、魏尔兰等象征主义名家就已经发表了大量的象征主义作品。

象征主义重新回到以抒写个人感情为重点的老路。但它抒写个人情怀和浪漫主义的抒情大异其趣。它抒写的是不可捉摸的内心隐秘；或者如马拉美所说，表现隐藏在普通事物背后的“真理”。为此，象征主义对于诗的语言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对于日常用的字和词加以特殊的、出人意外的安排和组合，使之发生新的含义。象征主义不满足于描绘事物的明确的线条和固定的轮廓，它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并不是要使读者理解诗人究竟要说什么，而是要使读者似懂非懂，恍惚若有所悟；使读者体会到此中有深意。象征主义不追求单纯的明朗，也不故意追求晦涩；它所追求的是半明半暗，明暗配合，扑朔迷离。象征主义诗歌十分强调音乐效果，可是诗句的音乐性不是单纯通过机械的协韵表现出来，而在于诗句内在的节奏和旋律。散文诗的音乐感并不亚于格律诗，有时反而胜过格律诗，因此许多象征派诗人的散文诗都写得有特色。象征主义者反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者如实地描写客观现实。他们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是虚幻而痛苦的，只有隐匿在背后的内在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作品中运用大量的暗示和象征来隐喻表现人的内心世界。1886～1891年是英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马拉梅的《诗与散文》、拉弗格的《善意之花》和昂利德·雷尼耶的《插曲》等。象征主义的三位主将是马拉美、魏尔伦和兰波。《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先驱（鼻祖）。1891年，莫雷亚斯首先宣布脱离象征派，许多象征派诗人也纷纷向自己选择的方向发展，不再遵循共同的象征主义艺术标准，象征主义流派从此解体。但是，象征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和艺术风格，影响却非常深远。

象征主义是19世纪末产生于英国的文学学艺术运动，在伦敦知识界影响很大，并对20世纪美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该运动主要在法国，欧洲的其他文化中心也有一些追随者，如德国，比利时等。

象征主义分为前象征主义和后象征主义。

前象征主义是19世纪后半叶产生于法国的诗歌流派。代表人物是：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应和》首次提出著名的象征主义“应和”论。

后象征主义出现于一次大战后的世界性文学潮流，20年代达到高潮，40年代接近尾，其创作手法延续到后来的各种写作中。它的主要特点是：创造病态的“美”，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运用象征暗示，在幻觉中构筑意象，用音乐性增加冥想效应。

象征主义（法语：Symbolisme）文学是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并于20世纪初期扩及欧美各国的一个文学流派，是象征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体现，也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核心分支，主要涵盖诗歌和戏剧两大领域，其影响力一直持续。西方主流学术界认为象征主义文学的诞生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水岭。

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和美国诗人爱伦·坡是象征主义的先驱。尽管“象征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86年，但波德莱尔和爱伦·坡早在19世纪中叶的创作就最初涉及到了一些象征主义的理念。

1857年，法国年轻诗人波德莱尔发表的《恶之花》是象征主义的开山之作。《恶之花》像怪物似的法国诗坛上，成为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波德莱尔成为文坛泰斗后，以他为中心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也迅速形成。而且，由于他的重要追随者魏尔伦、兰波和玛拉美的出现，这个新的流派在19世末；即1886–1891年左右达到昌盛时期。如果、再细看一下，前期象征主义又可以分为3个阶段：波德莱尔以前为萌芽期象征主义。这个时期里，有法国第一散文诗人贝尔特朗；散文家奈瓦尔、诗人洛特雷亚蒙和美国著名诗人和作家爱伦·坡。他俩的诗和诗歌理论都曾对波德莱尔以及后来的一大批象征派诗人的创作发生过作用，但还算不上真正的象征主义诗歌。第二个阶段是波德莱尔时期。波德莱尔不但是象征主义的鼻祖；也是整个现代派文学的先驱，人们把他这一个阶段称为先驱期象征主义。第三个阶段是继波德莱尔之后出朝的3个重要诗人：兰波、魏尔伦、玛拉美时期。人们称这个时期为正统的前期象征主义时期。由于他们3个人的努力，象征主义到19世纪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法国的拉弗格、歇尼埃和上面提到的莫雷亚斯等诗人都先后加入到象征主义行列。用象征主义手法创作了大量诗歌，形成了一种要淹没已基本解体的浪漫主义的声势和与还在流行的帕尔纳斯派相对抗的格局。19世纪90年代后，象征主义诗歌又开始向西欧、北美各国传播，在那里找到了许多知音。那些人又成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中坚。但是，在法国，高峰过后，前期象征主义随即开始衰落。1891年，象征派“文学宣言”的作者莫雷亚斯首先宣布脱离象征派，而提倡一种所谓“罗曼派”的文学，试图恢复他的先祖希腊罗马古代文学的传统。接着，兰波、魏尔伦、玛拉美分别于1891、1896、1898年过世，其他许多象征派诗人也纷纷选择新的发展方向，不再遵循象征主义艺术标准。前期象征主义作为70个文学流派，到19世纪末实际上已经解体。但是，前期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其影响已在法国深深扎根。而且由于玛拉美等著名诗人的作用，象征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越过法国国界线，向西欧、北美扩展，到上世纪20年代，又兴起了后象征主义。

1842年生于巴黎一个官员家庭。1876年作品《牧神的午后》在法国诗坛引起轰动。此后，斯特芳·马拉美在家中举办的诗歌沙龙成为当时法国文化界最著名的沙龙，一些著名的诗人、音乐家、画家都是这里的常客，如魏尔伦、兰波、德彪西、罗丹夫妇等等。因为沙龙在星期二举行，被称为“马拉美的星期二”。与阿蒂尔·兰波、保尔·魏尔伦同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斯特芳·马拉美的诗歌追求语言美、句法多变化和音乐性，确立了自由诗的形式；诗歌有多种象征含义，导致晦涩难懂；后期诗作尤其如此，需要读者去发现含义，诗歌具有深奥的哲理。

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的主要代表是保尔·瓦雷里（1871–1945）。他继承了马拉美的纯诗传统，却在诗歌中融入了关于生与死、变化与永恒、行动与冥思等哲学上的思索。其成名作是《年轻的司命女神》（1917），描写不同性质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1922年，瓦雷里出版诗集《幻美集》，其中收录了诸多优秀的诗作，包括《脚步》《石榴》《风灵》等。

瓦雷里一生的颠峰之作是晚年的《海滨墓园》，诗的主旨是关于绝对静止与人生变易的对立统一关系。开篇“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这首诗代表在诗歌创作方面瓦雷里的成就高过了他的前人马拉美。

除瓦雷里外，雷米·德·果尔蒙（1858–1915）和弗兰西斯·耶麦（1868–1938）也是颇负诗名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前者风格柔婉清丽，注重对嗅觉的表达；后者则以淳朴的语言风格著称。

奥地利的莱纳·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是象征主义在德语文学中的代表。他早年曾担任过雕塑家罗丹的助手，受到罗丹雕塑风格的启发，其诗作风格刻画精细，名作《豹》就是其作品雕塑性的代表。里尔克的作品主要收录在《图像集》（1906）、《新诗集》（1908）等几部作品集中。1922年，里尔克迁居瑞士，并迎来了他一生中创作的高峰。在这段时间内，他完成了著名的组诗《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也正是这两部作品奠定了里尔克在现代诗坛上大师的地位。其风格晦涩难懂，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其中包含了很多存在主义的观点。象征主义诗歌系统化和抽象化的特点在里尔克的作品中达到极致。

除欧洲大陆外，象征主义的影响也波及了英语世界，代表人物主要有爱尔兰的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和T·S·艾略特（1888–1965）。

叶芝早期诗作中的象征主义是和爱尔兰民族的古老神话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利用神话传说中的角色、故事和事物来作象征。《奥辛之浪迹》（1889）是叶芝早期的重要作品，以古代英雄奥辛骑着仙马游历世界的故事来比喻人生的各个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大量的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叶芝的风格逐渐明朗化，并逐渐抛却了早期的神秘主义倾向。其诗作主题开始与现实紧密结合，语言更加洗练，是现代英语诗歌中的一座高峰。其后期的代表作品包括《驶向拜占庭》《丽达与天鹅》《在学童中间》等等。

叶芝是象征主义诗人中第一个建立了自己复杂的象征体系的诗人。其理论著作《灵视》（1937）大量涉及诗人自己的历史观、宇宙观，并包含了广泛的意象。

艾略特是英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代表作《荒原》（1922）已经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语诗歌之一。《荒原》取材自关于“圣杯”的古老传说，把丧失了信仰的现代世界比作一个荒原。在诗中，艾略特旁征博引，涉及到了大量神话传说和象征意象，并运用了多种古语言和现代语言。尽管诗人自己为之加注了50多条注释，却还是鲜有人能读懂。艾略特的另一篇重要作品是《四个四重奏》，以高度抽象的手法表达了诗人对暂时与永恒之间的对立统一观点的思索。

艾略特的诗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和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荒原》还是《四个四重奏》都体现了解救人类最终极的途径就是皈依宗教的观点。1927年，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转向宗教剧的创作。

这一时期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还包括美国的华莱士·斯蒂文斯（1879–1955），其代表作《风琴》（1923）和《黑色的统治》也是象征主义的杰出诗作。

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之一。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象征主义首先兴起于诗歌。象征主义后来从诗歌扩展到了戏剧，马拉美没有完成的《海洛狄亚德》可说是象征主义戏剧的先驱。地道的象征主义戏剧则肇始于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他被认为是象征主义戏剧的奠基人。

梅特林克的剧作，曾被称之为“沉默的戏剧”。象征主义戏剧的基本特征是：否定真实、客观地描写现实、强调表现直觉和幻想，注重主观性与内向性，追求所谓内心的“最高的真实”。他们称自己的艺术是对平淡无味的自然主义的反拨。自然主义把外在的、客观的东西放在首位，同时把人们的行为都说成是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

象征主义经常采用的象征、暗示、隐喻等表现手法，后来被表现主义戏剧、超现实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大量借用，甚至也为后来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吸收，从而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力。

现实世界是不可信的，诗人的追求点不在现实世界，而应该在远离现实的另外一种更真实的世界，只有诗才能认识和把握它。诗人要追求超现实的真实，需用抽象思维，要追求纯诗，必须从事从形式到内容的创造。

一、古希腊把象征作为记忆的片断。

象征主义文论所谓的象征，主要是指完整的主体意识。它把这个完整的意识分为两半，一半留在意识里，一半以文学形式留给人世间。

1.定位论：精神本体论；

2.纯洁论：显示人的内在精神的纯洁性；

3.真实论：在孤独的体验中展示心灵的真实；

4.过程论：在有限的心灵活动中显示精神的无限性；

5.音乐论：彼岸的上帝的声音只有音乐和音乐化的语言文字才能表现出来。

二、抽象思维和纯诗

1.抽象思维在艺术创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2.要求诗人兼做一个逻辑学家和思想家；

3.把哲学与诗统一起来；

4.希望诗人把自己奉献给无限的精神世界；

5.希望抽象思维能为纯诗注入充足的思想底蕴。

6.强调内容与形式的交融与和谐。

7.纯诗具有纯诗性，纯诗性是诗性的一种极致，一种境界。

三、通感批评

象征主义的通感批评是指“通”向作者的精神世界，“感”知作品的精神特质。

1.感官互动批评

2.作者精神世界批评：探索作者的精神取向和精神流动过程；

3.心灵与自然契合批评：展示诗人契合大自然的内心世界；

4.音乐与语言文字的交感批评：重视诗的音乐性思维和观念。

四、象征主义文论的得失

功绩：1.追求文学整体的无限性，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交互发展；

2.强调诗人应加强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

3.坚持文学的特殊性，提出开放的纯诗论。

缺陷：1.忽视社会现实在创作中的巨大作用；

2.具有明显的神秘色彩。

自1885年起一种以象征主义为名，对理想主义倾向的逆反在文学和造型艺术领域同时发展起来，画家和作家不再致力于忠实地表现外部世界，而是要通过象征的、隐喻的和装饰性的画面来表现虚幻的梦想以启示于人。

这时期具有象征主义的代表画家主要是莫罗、夏凡纳和雷东。象征派画家们并未创造一种新的形式流派，他们关心的只是诗意的表达、玄理的揭示。象征主义绘画是一种以感情为基础对新内容的探索，不是以理智或客观的观察为基础，而是超越外表的直觉的内在力量和想象。

法国是19世纪绘画艺术的中心，在法国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摩罗、夏凡纳与雷东。

莫罗（GUSTAW MOREAN，1826–1898）出生于巴黎一个建筑师的家里。1846年入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他常到德拉克洛瓦的画室求教，与德拉克洛瓦的学生夏塞里奥成为朋友。受其影响，莫罗对古典派的技巧和浪漫派的热情兼收并蓄，既有古典派的传统造型能力，又善于运用华丽灿烂的色彩。1857年莫罗到意大利学习，临摹卡巴乔、米开朗基罗的作品，60年代又致力于东方艺术研究，日本的浮士绘、印度和波斯的细密画都对莫罗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70年代，印象主义绘画兴起，莫罗坚定地站在反对印象主义的立场，指责印象主义者的艺术只不过是浅薄的、记录式的、毫无思想的艺术，莫罗主张艺术应当是思辨的、富于哲理的思想的体现。他的绘画中的色彩，光怪陆离，深沉而又闪烁，他主张美的色调不可能从照抄自然中得到，绘画必须依靠思索、想象和梦幻才能获得。莫罗画的大多是宗教传说和神话故事，他把作品置身于神话与梦幻的世界中，用虚幻的主题构思和矫饰的形象，传达浓厚的、怪异的神秘主义情调。《莎乐美》可以说是莫罗象征主义典范的代表作品，它集中体现了象征主义的绘画特色。莎乐美是圣经中的一个美女，因善舞赢得希律王的欢喜，国王答应她要什么都可以，莎乐美在母亲的教唆下向国王要约翰的人头，约翰因此被杀。这幅面表现的正是莎乐美在希律王面前跳舞的情景，莎乐美满身琳琅环那，闪闪发光，舞者梦游般的样子，象征魔法的手镯、黑豹、绚丽宫殿上恶神的形象，这一切使画面呈现一种神秘的气氛。《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是莫罗1864年作品，这篇作品来自希腊神话，在通往忒拜城的路边山崖上有一个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每个通过这里的人必须回答她的谜语：什么动物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下午三只脚。猜不中即遭杀害，俄狄浦斯正确回答出谜底人。斯芬克斯因此跳崖而死。故事讲述的是智慧与邪恶的较量和对俄狄浦斯勇敢精神的赞美。但莫罗在画中着意强调了斯芬克斯娇美的面容与可怖的兽身之间的对比，并转化为另一种喻意：女人就像斯芬克斯一样诱人，但却狡诈而残忍。莫罗的画带有象征性的神秘意味，故被称作象征派。莫罗说：“我既不相信我能摸到的也不相信我能看到的东西，我只相信我看不到的和摸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相信自己内心的幻想，这种观念也典型地反映了象征派的艺术特点。

夏凡纳（PUVIIS DE CHAVANNES，1824–1898）善于制作装饰壁画，大多以象征性手法表现神话和宗教内容。善用引喻或暗示手法表达某一思想情绪。他曾从师于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作品色彩明快平稳富于装饰性，著名壁画作品有《东方的大门》《圣女纳维日埃》《圣林》等等。夏凡纳的油画《信鸽》《希望》也是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信鸽》描绘的是一女子，一手捧鸽，一手指向天空，左上方是一只凶残的老鹰，女性是拟人化的巴黎、和平，鹰则象征恶势力和侵略者。《希望》这幅油画以白衣少女及手持小花、荒野小草，象征生命的顽强及未来的美好。夏凡纳的作品都存在着一个人们熟悉的现实生活环境，但这些现实的视觉真实性却又脱离了其原有的真实环境而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也是夏凡纳对20世纪现代艺术的启发之一。对夏凡纳来说，对某个瞬间的如实描写是无法反映他的思想的，他关心他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也是整个象征主义的共同认识。夏凡纳也绘制了一些比较现实的风俗画，《贫穷的渔夫》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画。画中以凄凉的色调表现了站在破烂船上低头望着水面的渔夫，渔夫双手交在胸前，像是在祈祷，亦或是在感叹生活的不平，远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从他们的衣着上可以看出他们生活的清苦。没有喧嚣、没有声响，空气似乎凝结了一样，画面上的静寂增加了神秘的气氛。

法国的另一位象征派画家是有“梦幻王子”之称的雷东（ODILON REDON，1840–1916）。雷东是象征派画家、石版和铜版画家。雷东的作品有两个部分，其早期是黑白画，包括版画和素描。版画创作描绘鬼怪幽灵，表现幻想甚至死亡的主题。1895年后雷东开始油画创作，但更多的是粉笔画的创作。雷东与植物学家阿曼·克拉奥德有着深厚的友谊，雷东的作品经常出现植物的梦幻。他画得最多的是瓶花静物，如《描着武士的花瓶》。也常常在其中加入一些富有抽象感的奇异的形，花卉如梦幻中的物体，展示了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迷一般的意境。在《花中的奥费利亚》中人们看到在一个抽象的背景中奇妙地涌现出一丛鲜花，它们既有植物的特征，又似乎并不生存在真实的世界中，象征性的人头更给画面带来了神秘色彩。雷东把现实生活中的物体和梦幻世界中的物体并置在一起，让观者更多自由地去体会作品的暗示性。

象征主义绘画在欧洲各国均有表现。瑞士的画家勃克林、霍德拉，意大利画家塞冈提尼，比利时的画家思索尔等等，都是具有象征主义倾向的画家。

李金发（1900.11.21–1976.12.25），原名李淑良，笔名金发，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据他在《我名字的来源》一文中说1922年在法国患病，老是梦见一位白衣金发的女神领他遨游太空，他觉得自己没有病死，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192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李金发诗歌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在法国留学期间，弱国子民在异族里所受到的歧视、恋爱的无望、祖国的忧患，都使他心理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烟雾之中。于是，以表现死亡、丑等为擅长的诗人彼德莱尔的诗歌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1921年，在饱尝了白眼之辱的环境里，李金发课余就在书籍里寻找安慰，“鲍特莱尔的《恶之花》，他亦手不释卷”了，遂成了一个“唯丑的少年”，讴歌唯丑的人生：“我抚慰我的心灵安坐在油腻的草地上，/静听黑夜之哀吟，与战栗之微星，/张其淡白之倦眼，/细数人类之疲乏，与牢之不可破之傲气。”（《微雨·希望与怜悯》）1923年春，他在德国编好第一本诗集《微雨》。在创作《微雨》集期间，李金发读魏尔仑、波德莱尔、萨曼、雷尼耶等的诗最多。同时，他还读福尔·瓦雷里以及耶麦等人的诗。当时周作人、宗白华等人读了《微雨》后，称赞李金发为“东方的鲍特莱”，钟敬文认为李金发是魏尔仑的徒弟。在柏林不满三个月的时间里，李金发又创作了第二本诗集《食客与凶年》。这时他一方面由于潜心研究叔本华的哲学，愈加深了其悲观思想，另一方面，阅读了歌德等人的作品，诗风有所变化，较少神秘色彩。又过六个月，李金发又写出了第三本诗集《为幸福而歌》，从这本诗集的题记、译诗所涉及的范围来看，有德国的歌德、海涅，法国的雨果、夏多布里昂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李金发的三本诗集的倾向日趋明晰：在象征的整体特征下，渗透了浪漫的感伤主义。尽管李金发所吸取的影响比较杂，但是，他的诗作中最突出是对死亡、丑恶的抒写以及始终笼罩着的绝望、郁闷、悲哀的烟雾。

李金发有两句历来为人们指责的诗句：“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在李金发看来，“死亡”是人最终的归宿，它并不可怕，“死。如同睛春般美丽，季候之来般忠实，/若你设法逃脱，/啊，无须恐怖痛哭，/他终究温爱我们。”（《死》）可怕的倒是现实生存。德格格尔认为，死亡能够“使自己从普通人当中解放出来”，能够使人一次性摆脱焦虑和沉沦的烦恼。现世生活带给人无休止的压抑、焦虑、厌恶，使人产生了浓重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造成了普遍的“神经症人格”。怎样消除这些基本因素呢？李金发认为只有死亡。这里，人们找到了诗人歌颂死亡的根本原因，乃是在于对丑恶社会现实的彻底绝望，或者是以死来完成对生存的最有力的诅咒。

李金发对法国象征意义诗歌的借鉴，不是技巧上的，而是骨子里的。他的诗与波德莱尔们的诗，有着同构的关系。李金发诗歌中，有的提示了生命的虚无（如《希望的怜悯》），有的提示了灵魂的漂泊无依（《里昂车中》），有的诗歌颂死亡，以死来完成对生存的最有力的诅咒（《生活》），有的提示了上帝死掉后人的灵魂的不胜重负（《不幸》）。

李金发诗歌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在表现死亡主题时所使用权的意象有许多相异处，但是，李氏诗与波氏诗的相似处，是主要的。在诗的主题与抒写对象上，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突出了三大主题：死、梦幻、爱情。李金发的三本诗集也是如此的。传统的中国诗歌，是少有“丑怪美”的审美心理的。我们民族肯定“生”的价值，且具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乐感文化特点，弱化和麻痹了知识分子对苦感、愁感、丑感、恶感的感受。在艺术表现层次上，铸造了他们不叙苦、不言贫、羞于言苦、耻于言贫的心理。魏晋时“人的自觉”思潮对这种价值观有所冲击，但毕竟未能成为支配中国人灵魂的主要力量。对人生、生命、生活的强烈欲求和信念，突出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在否定的形式中达到对个体生存价值观的肯定，这是近代人或者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在悲剧性的微笑中发掘“丑”之美，意义在于正视了生活落差、人生落差、命运落差在心灵上引起的酸辛。要写出“丑怪美”的作品，必须具备三个层次：⑴生活上的“丑况”；⑵心理上的“丑感”；⑶诗人的表现意象。“丑况”在主体心理上转化成强烈的“丑感”，但形成艺术表现的意象还需要特定的文化心理。李金发在巴黎形成的“厌世、远人”，“颓废而神奇”的思想，主要并非来自民族和传统，而是在异域受《恶之花》潜移默化的结果。例如，李金发与波德莱尔对“死”之赞美，对“生”之厌腻，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染上了“世纪病”，心上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病态的“恶”之花，其主题，乃至抒写对象都极为相像。他们对死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好。

梦幻和爱情，又是象征派逃避“生”之痛苦的避风港。现世生活使人有无边的烦恼，死神又无处不在地向人微笑。固然，死是对生的烦恼的解脱，除了死亡之外，在象征派诗人的眼中，还有梦幻和爱情。李金发有不少诗作都写自己对爱情至死不渝的追求，如他的《假如我死了》。这首诗假设自己死了，其幽灵夜间走近爱人的身边，给其亲吻和抚爱，并表明自己的爱情将“统治”所爱人的整个青春与生命。幻想的世界有两种：一为天堂，一为梦境。《为幸福而歌·乐土之人们》属前者，《微雨·寒夜之幻觉》为后者。

象征诗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①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传达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觉和印象。②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现微妙的情境。③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④追求诗歌语言的省略和跳跃。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评价

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第一诗人”和“中国雕塑界之泰斗”的李金发无论在20世纪新诗史上或是雕塑史上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历来对李氏的研究多各执一端。研究诗人的李金发和研究雕塑家的李金发在两个互不关联的领域里平行展开。于是，活生生一个李金发被一分为二，见其诗人一面者因其20年代那批怪模怪样的诗作而称之为“诗怪”；见其雕塑家一面者，则因其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白纸一张的雕塑界拓荒创业而称之为“泰斗”。然而“诗怪”与“泰斗”判若两人，两种身份各行其是。一个完整的包含多个侧面的自相矛盾的李金发似乎没有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之中，一些重要现象也因此而被遮蔽。比如：在20世纪的中国，涉足两个以上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家比比皆是，在不同的领域，他们以不同的角色身份拓展着自己的空间。多数情况下，艺术家所兼具的两种艺术身份往往互相涵养，精神气息相通相融，相得益彰。像既是画家又是文学家的丰子恺、凌叔华、叶浅予等就是这样。而李金发的情况却有些例外。

李氏20年代涉足中国文艺界。当其时无论新诗领域或是雕塑领域都存有大片空白地带。有所不同的是，新诗背后，站着有几千年传统的优秀而强大的古体诗巨人。无时无刻不处在这个“巨人”的阴影之下，新诗人所面临的不是“创业”的艰难而是“转型”的焦虑及压力。不蹈前人旧辙而重创一种新诗的体式，这是20年代新诗人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一切刚刚起步，如何用现代汉语重造一个诗的世界，如何给世间万物及感受以新的命名，以建立新诗的体式或说一种新诗的传统。一切尚在摸索之中。李金发遇上了这样的历史时机。

作为雕塑家和作为诗人：李金发一体两面，为历史留下两个绝然不同的形象。写诗，他宣称“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做雕塑，他则有忡忡疑虑。他一再检讨当年选择雕塑专业时的“天真无知”：“没有体会到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艺术是否可以谋生，是否甘心一辈子过穷艺术家的生活。”前者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表达几乎是不计功利不顾一切的，后者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却不得不与“价钱”、“合约”、“交易”联系在一起，在与位尊如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之辈，财大气粗如歌院老板之流的扯皮中实现他的雕塑蓝图。写诗纯属个人事件，做雕塑则是面对公众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历史人物塑像，它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总摆脱不了当局者或具体历史情境的诸多限定。因此，雕塑家的李金发就没有诗人李金发的那份洒脱超然，他不得不在生存的枷锁中小心翼翼地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这种持重、稳妥的姿态在他30年代中期任广州市立美专校长一职时体现得更加充分。事后有穗美学生回忆道：李出任穗美校长，“完全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没有展拓艺术教育的崇高理想，充分表现当时腐化的官僚主义坏作风。”此说法可能含有个人偏见，但那几年穗美没有明显发展却是事实。任何艺术家都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成、发展、形成自己的面目，那怕是拥有两种身份的同一艺术家也会在不同境遇、不同心态的制约下呈分裂状态，其在同一时空中所进行的两种艺术行为也可能会持明显相悖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趣向，李金发正是如此。他是20世纪中国具体生存环境所塑造的一个艺术家，对他的双重身份的考察，应是一个有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