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sociology)是作为一门独立的经验科学的社会学在欧美等国发生、发展的历史。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相对独立而又互有联系的阶段，即19世纪3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创立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制度化发展阶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发展阶段。

一般认为，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欧洲，它是当时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产物。

作为综合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和社会运行机制的社会学的产生，是人类知识逐渐积累和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继承和发展了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成果，特别是18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的科学成果。多数社会学者倾向于认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

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中最早使用“社会学”这一术语，认为它是系统表述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社会学在孔德那里，被看作是“社会物理学”，就其性质而言，和自然科学没有区别，它可分为研究秩序结构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进步过程的“社会动力学”；就其方法论而言，社会学又相当于生物学，二者的区别仅在于：生物学研究有机体的“组织和生命”，而社会学则研究社会的“秩序和进步”。

孔德尝试用实证方法对过去时代关于社会、人文、经济和历史的知识进行综合。他反对一切空想的、批判的社会学说，而把重建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工业社会自身的秩序上，并以此作为他的社会学所要完成的任务。

社会学创立时期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比孔德稍后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他所建立的社会学体系的两个主要方面是普遍进化原理和社会有机体论，这也是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斯宾塞在其三卷本的《社会学原理》(1876～1896)中，集中阐述了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或超有机的集合体思想。认为社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由能量守恒定律来调适的；这种调适既表现在社会与其环境之间的生存斗争中，也表现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之间，以及构成某一社会的个体的人之间的生存斗争之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由竞争、自然淘汰是有机界的普遍法则，也是推动社会进化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

在社会学创立时期，还出现过不少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社会有机体论、人种中心论、社会进化论、机械论以及社会统计学派等。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具有经验主义色彩，拒斥抽象思辨，主张从整体角度研究社会。在方法论上，坚持统一的科学观，反对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明确的区分；主张社会学沿用自然科学方法并以自然科学研究模式为社会学研究的理想模式；强调社会学是一门纯粹经验的科学，应以实然存在为研究对象，而不涉及应然价值的问题,亦即主张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作出明确划分；在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上，基本沿袭孔德的秩序——进步亦即结构——过程的二分法，以整体均衡和秩序为前提预设，强调社会学以调适人际关系、医治社会弊病为目的，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色彩；在对社会过程的解释上，尤其是对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的认识，还带有历史唯心主义的因素。

社会学在初创阶段，通过孔德和斯宾塞等人的努力，确立了社会学在一般科学分类中的地位，并且初步论述了它的研究对象、一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但是，以“实证哲学”为基础的孔德“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的统称，其内容有许多含混不清和有待解决的问题。譬如，在研究对象上它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关系并未明确，标志一门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论尚付阙如。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中，活跃于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的欧洲的一批社会学家,其中最重要的有迪尔凯姆和韦伯，以及帕雷托、滕尼斯、齐美尔等人，从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方面对社会学的学科化建设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迪尔凯姆继承并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他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而不是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人，并反对把社会现象化约为生物因素或心理因素的各种形式的还原主义。这种以社会为分析单位和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现象的观点被称为“社会学主义”。迪尔凯姆重点关注与社会结构相关的社会秩序和进化问题，详细论述了以社会分工形式为表现的人群组合的“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进化，以及使社会形成精神统合和团结协调一致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问题，从维系社会整合角度阐明了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过程的功能机制。他的社会学观点及其整个研究取向，为西方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倡导一种“理解的社会学”观点，他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即驱使人们作出社会行动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并认为个体行动者是社会学分析的最基本单位。他基于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区分，主张通过“理想类型”的纯粹主观思想建构，借助价值关联对行动者的主观动机进行理解，同时排除价值干扰对社会行动的客观可能性和适合的因果性做出解释。韦伯的“理解”方法既是“理解性的解释”，又是“解释性的理解”。

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把社会看作自身维系动态均衡的系统，社会变迁是原有平衡的破坏复又逐渐恢复平衡的过程。他强调社会精英人物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并率先从结构上研究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的社会流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开创了社会学理论中的意志说。

他把人群组合的形式分为靠传统习俗礼仪维系的“社区”（又译共同体）和以理性、制度、规章维系的“社会”;前者是由人的本质意志创造的有机说，后者则是由人的选择意志决定的契约说。“社区”表征的是“文化”，与人的创造本能相联系,决定于人的本质意志；“社会”代表的是“文明”，与工艺技术相联系，起源于人的选择意志。人类社会组织作为集体意志的表现，既有本质意志成分又有选择意志成分。社会历史发展则是由传统性（本质意志）因素居多的“社区”向合理性（选择意志）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变迁过程，与这一过程同步发生的是由崇尚独创性的“文化”向热衷工艺技术的“文明”的变化过程。

这种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看待现代文明的立场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社会结构和过程的独特见解，成为后来各种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齐美尔把社会学规定为研究人们相互交往行动的纯粹形式，而不是交往行动的具体内容。认为社会只是进行交往行动的个人的名称，而不是真正的实在，社会的实在是构成它的众多个体的人。他把社会学视为社会科学中的一般学科或“几何学”，并尝试对构成多种复杂社会现象的人们相互交往行动进行形式分类。

齐美尔的理论观点被称为社会唯名论，他的社会学被称为形式社会学；他对交往行动中的冲突的论述，成为后来不同形式的冲突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他对社会学性质的看法，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主义”大相径庭，由此形成了一般理论中的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之争。在这种关系到社会学学科根本性质的两种理论观点的争论中，社会学研究在关注整体社会论述的同时，开始重视对具体个人行动的分析，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逐步成为整个社会学研究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9世纪末，社会学传播到美国，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思潮相结合，逐渐转向采用自然科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力求对社会现象作出精确的计量研究，注重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应用研究方向。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社会学家，他们在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研究上取得巨大进展，从而为社会学这门独立学科的制度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892年，A.W.斯莫尔率先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第一个社会学系，1895年又创办了《美国社会学杂志》。1905年，L.F.沃德和W.G.萨姆纳组建了美国社会学会。

美国早期几位社会学家大多受过宗教教育，他们关注社会伦理道德和人的情操、精神生活问题，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心理学色彩。

20世纪20年代，以R.E.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的都市化、移民、种族冲突、贫民、犯罪等问题做了大量实证的经验研究，使社会学在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显出了实效，对美国社会学向着应用研究方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W.I.托马斯和F.W.兹纳尼茨基两人合作使用了一种与自然科学的实验过程相类似的调查方法，研究了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状况，这对社会学用科学方法搜集和分析资料起到了示范作用。

社会学在英、法、德等国的发展　斯宾塞以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是L.T.霍布豪斯。他于1908年创办《社会学评论》杂志，深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但他不同意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存竞争的生物性本能因素强调到绝对的地步，认为社会进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理性因素的作用。B.K.马林诺夫斯基和A.R.拉德克利夫—布朗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代表。他们倡导功能方法，反对只对社会现象做经验性描述，主张通过事实的功能来研究社会现象的发生、存在和消失的原因。

20世纪初，社会学在法国的发展也与人类学密切联系在一起。迪尔凯姆领导的社会学年鉴派推动了20世纪上半期法国人类学的发展。他的学生M.莫斯用人类学材料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赠礼”的研究提出了赠礼和回赠的交换仪式理论。一些关注宗教活动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起创建了法国的宗教社会学，它是法国社会学中具有特色的分支学科之一。

德国社会学具有注重历史综合和人文主义的特点。20世纪初,A.菲尔坎特继承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思想，倡导“文化社会学”，主张对民族学、人类学和其他研究现代社会固有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各门学科的经验资料进行理论分析，使社会学成为一门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 L.von维泽强调对德国的历史社会学、社会地理学和民族社会学等进行“系统归纳”，目的是使社会学成为一门有别于历史哲学和人类学的独立学科。K.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观点试图从社会结构发展的规律和规范上研究人的思想、精神价值体系、政治观点和群体组织的特点。30年代以前,德国的社会学有了很大发展，但A.希特勒上台后残酷迫害犹太人和知识分子，致使大批社会学家被迫流亡国外，德国社会学一度陷于停顿状态。

战后西方社会学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以此为契机，社会学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战后，世界各国相对平稳的社会发展,以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腾飞，一方面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要求人们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使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有可能进入更深的层面和更广阔的范围，在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上更精确、更有效。

当代社会学从研究规模上看，除了具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发达国家外，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后，也都陆续开展社会学研究，以解决自身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在1982年第10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有150个国家和地区派出5200名代表参加会议的学术交流。从学科体系建设上看，无论是理论还是研究方法都日趋完备和严密，各分支学科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迅速发展、分化。

50～60年代的社会学主流

由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T.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在50～60年代曾是西方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帕森斯着意对帕雷托、A.马歇尔、迪尔凯姆和韦伯的不同理论观点实行综合，将英国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构筑了一个以意志为起点的行动理论，用以取代美国盛行的实证主义变种──心理学主义的社会行为理论。

按照帕森斯的理论，每个行动者对手段和目标的抉择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这种选择深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并须受到人们共有的规范性标准和价值观念的调节。帕森斯强调对共同价值的意见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他深入地探讨了由不同人的主观取向所导致的个体行动如何结合在一起构成相互依存的社会行动。

其中，他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成就表现与先赋性质、情感与非情感、专门性与扩散性、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 5种模式变项是对以社会行动为表现的人们需求满足方式的论述，AGIL（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系）分析模式是对社会系统功能要求的强调；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交织，从而使结构功能主义以高度理论抽象的形式实现对早期行动理论和功能主义的综合。

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认为，社会是由诸多相互依存的单元组成的统一系统，内部存在着结构上的分工，每个单元都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维系着社会作为一个整合系统而存在。倘若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势必影响到其他部分乃至整体发生变化。系统一般维持均衡状态，当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刺激时，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统内部开始进行调整，为适应变化了的新环境而出现结构分化，继而吸收或同化干扰，尔后建立新的均衡。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战略是，认清所研究系统的基本功能要求，分析满足这些功能要求的特殊社会结构。

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综合的巨型理论，是对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发展的概括，它需要在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中得到证实。然而，用结构功能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理论、工业主义等概念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变迁，由于未考虑不同民族和地区作为历史的个体在文化背景和传统上的差异性、特殊性，出现了许多与发达国家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情况。结构功能主义从均衡出发强调社会是个自稳态系统，但现实社会中无处不见的诸多矛盾表明冲突比均衡更普遍存在。此外，这一理论忽视了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个人和小群体之间的互动，无法用它进行微观社会研究，无法用经验事实加以验证。60年代以后，它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和修正。

诸种理论观点并存的多元局面

60年代以后，结构功能主义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批判帕森斯理论过程中，西方社会学出现了由不同理论和研究观点组成的多元局面。其中结构功能分析在R.K.默顿的修正和引入某些新概念后，转入能在经验上验证的“中层理论”探讨，从而失去它在50年代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地位。

在重新思考和批判帕森斯理论后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中，主要有L.A.科瑟尔和R.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G.C.霍曼斯和P.M.布劳的社会交换论，G.H.米德、H.G.布鲁默和E.戈夫曼的符号互动论，A.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和H.加芬克尔的民俗学方法论，以及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

这些不同学派或理论观点围绕着基本理论上的自然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社会本位还是个体本位（研究起点），着眼点是社会均衡还是社会冲突（前提预设），侧重面在社会结构还是社会过程（研究战略）等等，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和对立。每种观点在否定对立观点的同时，都在竭力论证自己所持观点的合理性,需要从先辈思想大师的遗产中吸取营养,以期在社会认识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上进行新的开拓，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认识的深化。

70～80年代以来的理论综合状况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多元格局中，不同理论和观点在彼此对立的同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现了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彼此借鉴和互相渗透的融合态势。倡导微观结构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R.柯林斯，批评宏观理论往往把结构与形成结构的过程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把社会结构定义为“互动仪式的链条”，试图以此把交换理论和互动理论的某些观点以及精神分析理论融合起来。他力求概括互动的本质、互动形成并再现宏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反作用于互动的基本特征，同时借鉴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的某些见解，使微观结构研究成为一种综合的理论研究观点。

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A.吉登斯坚持社会学理论本质的批判性，在拒斥自然主义方向上力求对各派理论观点作出综合。他把结构界定为行动者在超时空的互动脉络中所使用的规则和资源，行动者正是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在具体时空中形成或再现结构。他认为，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宏观——微观、主观——客观诸如此类对立的二分法内容并不能构成二元论，只是同一实在的两面。

人们在互动中使用规则和资源构成了日常生活中共有的社会结构，同时再现了构成结构的规则和资源。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既是构成社会系统的手段，又是这种构建实践的结果。因此，个体行动、互动、社会都是互相包容、彼此涵括的。

吉登斯受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某些思想的影响，注重从一般结构原则和结构要素去看待不同社会，并把结构解释为规则和资源，认为它们之间可以派生出许多不同的组合，吉登斯对社会结构的论述从不同方向把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各种思想融汇成一个概念体系。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J.亚历山大，针对60年代以后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之后形成的以互动理论、交换理论、民俗学方法论等为一方的微观分析和以社会冲突论等为另一方的宏观分析之间的对立，倡导“新功能主义”，主张对双方都持开放态度，并力主在功能主义传统背景下综合上述理论。即通过重构帕森斯的行动理论综合微观理论的洞见，以探索联结微观个体行动与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环节；在保持帕森斯的“规范秩序”前提下，强调对权力、强制、冲突、战争等问题进行宏观分析的必要性，力图把社会变迁研究纳入帕森斯的“分化”理论之中。亚历山大对80年代后期以来兴盛的“文化社会学”给予高度重视，并力求在功能主义框架之内解决文化与社会、与人格系统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主要代表J.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也是一种植根于批判理论基础上对各种社会思想传统实行综合的尝试。哈贝马斯依据人类认识的旨趣，把知识分为经验——分析的知识、形而上学——历史的知识和为获取自由与解放的批判知识 3种类型。他强调，沟通行动理论是基于对传统社会学思想进行批判反思的立场，将经验资料和意义理解加以整合。

在这一整合下的资料和意义已不同于从技术控制观点所掌握的资料及其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单从沟通理解观点所获得的意义共识。沟通行动理论作为批判理论的当代变种，既是经验分析的，也是意义理解的，同时还是批判反思的，是三者的综合。哈贝马斯意欲使自己的理论成为对来源于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的思想传统的当代各种理论观点的一种批判性综合。

激进的自然主义或还原主义

这是以行为主义和社会生物学为代表的见解，坚持用实证主义来统一社会学认识，认为社会学从根本上是行为心理学和生物学的组成部分。

逻辑演绎主义

它不关心自然主义方法论所强调的现象的“内容”方面，注重现象的“形式”的逻辑的方面，提出要克服传统归纳法的局限性，并借助自然科学的实证经验来建立理论认识的范式。这是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观点。

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

主张超越传统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局限性，力求从广阔的背景上看待和阐述社会学认识问题，并试图把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同批判地分析孔德、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和帕森斯所提出的重大课题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建立新的社会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在对这门学科性质的认识上，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功能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普遍承认社会学是一门以应用研究为主的经验科学。在学科建设上,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已为战后世界各国社会学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是促进学科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来源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之争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表现得更趋激烈，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入。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论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社会学的研究客体是一个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多维结构，在社会学认识中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一维独断论以及各种形式的还原主义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否弃。

早期和中期社会学发展中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当代社会学理论中人文倾向相对有所增强。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博采先辈思想家诸家之长，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打破传统的行动—秩序二元壁垒，已成为当前理论综合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和探讨；社会学思想中的三大传统的代表人物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的著作受到普遍的关注。

在发展中国家，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学知识,更有效地为本民族的发展服务，必须解决把来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论、概念与本地区、本民族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学在当前的发展，同样面临着把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原理、范畴、概念与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背景的比较研究相结合的重大课题，即当前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学“本土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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