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1925年9月13日—1998年10月7日），曾用笔名阿如、初旭，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王啸平的夫人、王安忆的母亲。

茹志鹃自幼随祖母在上海、杭州以做手工维持生活，11岁才上小学。祖母去世后，被孤儿院收养。后进上海妇女文化班学习。1942年初中毕业。

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在军区话剧团当演员，后调到军区文工团创作组。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又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1977年当选上海七届人民代表。现为《上海文学》编委。茹志鹃是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生活》是她的第一篇作品，于1943年11月22日发表在上海《申报》副刊《白茅》第36期。1955年夏，由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作协分会，任《文艺月报》编辑。1958年3月，在《延河》月刊发表短篇《百合花》，歌颂解放军和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茅盾称赞这是一篇具有清新、俊逸风格的好作品，此后有影响的小说还有《静静的产院》等。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作者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写的短篇小说，通过正反对比手法，把现实和历史加以对照，揭露了极“左”思潮泛滥时期造成的虚假浮夸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此外，写过很多短篇小说和散文。文笔细腻、人物性格鲜明动人，颇得好评。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

长写抒情心理小说。表现战争题材，以空灵精致的笔触展示军民间的诗情和厚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那柔美纤细的笔触常游弋在劳动女性的心灵世界，显示人物内心的热切和性格的贤淑。进入新时期以后，茹志鹃的视野变得更宽广而深邃，作品“从微笑到沉思”，温存中透出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创作风格有所发展。

与当时有影响的女作家杨沫、相比，在年龄上，茹志鹃是一位小妹妹；而在经历上，茹志鹃与菡子、刘真等人更为相近，也是一位穿着军装走进新中国的女战士。茹志鹃祖籍浙江杭州，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极其贫困。由于两岁丧母，父亲离家出走，她只得随祖母辗转沪杭两地，靠手工劳作勉强糊口。1943年，她当小学教师，与哥哥一起参加了新四军，从此她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部队火热的战斗生活，给予这位女战士多方面锻炼和提高，战争年代她作为一名文工团员边行军边写下快板、歌词、日记。这些快板、歌词加上1943年她当小学老师时在《申报·副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生活》，可以看作是她最早的文学创作。解放后，茹志鹃在南京军区文工团任创作员，1952年创作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曾获军区创作奖。1955年7月她从部队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报》编辑，1960年转入专业创作。茹志鹃在文革前的作品以短篇小说见长，分别收在《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两本集子中。题材大都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另一类则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生活。虽然这时期茹志鹃的创作在对生活的开掘上并未能超出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但她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一位热情的歌者，同时也是艺术风格的勇敢追求者和探索者。

1958年，当大跃进的热浪席卷全国，文学界也因此充满了打擂比武的声音的时候，陕西省文学刊物《延河》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百合花》的小说。尽管《延河》地处西北，《百合花》也仅只是一篇几千字的短篇，但它却以自己独有的百合花般的气息与芬芳，给当时一片燥热的文坛带来一缕清新的风。它的作者就是茹志鹃。茹志鹃著有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草原上的小路》，散文集《母女同游美利坚》以及报告文学《离不开你》《红外曲》等。许多作品被译成日文、英文、法文、俄文、越南文等国文字。

茹志鹃是1958年以《百合花》而踏上文坛的。最早发现她的艺术追求并给予热情赞扬的是文学前辈茅盾。茅盾不仅称赞了茹志鹃的探索，而且也指出了《百合花》在艺术探索上带有突破性意义。1959年至1961年，围绕茹志鹃的作品，文坛展开了关于风格题材的大讨论。有人批评茹志鹃笔下缺乏高大的形象，有人指责《高高的白杨树》“有方向性问题”，有热爱茹志鹃作品的同志也规劝她应注重写“重大斗争”与“英雄人物”。这一切曾给初登文坛的茹志鹃带来压力，但她同时又是十分幸运的，在她探索的路上，不仅一直得到茅盾的匡护与鼓励，而且在这场讨论中，她又得到著名评论家侯金镜、魏金枝、叶以群等人热忱的肯定与指点，这一切给了她勇气与力量，她的艺术风格日见成熟了。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坛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同上）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我望着滔滔的江水，硬要让一个解放初期......的老农，去表演农村资本主义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文革”中，茹志鹃曾愤怒发誓永不再写一个字。但是当春风重新吹临祖国大地上时，她的一颗战士的心又燃烧了，多年来积累的生活、思想和感情重又化为笔底的一篇篇文字，她成为打倒“四人帮”以后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十分活跃女作家之一。新时期她创作仍以短篇小说为主，它们大部分收编在短篇集《草原上的小路》中，其中《剪辑错了故事》与《草原上的小路》曾分别荣获1979年度与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创作奖。此外她还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报告文学《离不开你》《红外曲》以及若干散文的作品。综观茹志鹃在新时期的创作，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她的声音虽是热情的，但又是单纯的话，那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磨炼，10年沉思，她的文学眼界已远为开阔，思想力度也远为加深，包容在她作品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远比17年前丰厚，因此单从思想内容而言，这就是一个跃上新高度的创作期。1985年她与女儿（作家王安忆）受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的邀请，访美数月，回国后母女俩合写了散文集《母女同游美利坚》等。

新时期以来，茹志鹃又发表了10多篇小说，随着主题的深化，风格亦有所改变，于清峻中隐含锋芒。她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离不开你》（载1978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2月）、《草原上的小路》（《收获》1979年第3期）、《儿女情》（《上海文学》1980年1月）、《家务事》（《北方文学》1980年第3期）。《一支古老的歌》（《文汇增刊》1980年第3期）等。

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也是当代著名女作家。

茹志鹃的作品大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为代表、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一类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为代表、抒情性较强的作品；一类是以《关大妈》《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

第一类作品是作者写得最好的，几个女性的心理刻划细腻、生动。《如意》中的何大妈在旧社会是一个苦苦捱日的妇女，新中国的成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里弄生产小组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让她对自我的价值有了新的确认，这使她越发热爱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义之于她，更多的是确认自我。但何大妈的儿子、媳妇却并不支持她的工作，这让何大妈苦恼。她回想着自己解放前受的非人待遇，回想着解放后自己闲赋在家时内心的落寞，体味着自己自从参加工作后所感到的被别人需要的快乐，何大妈对自己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渐渐有点明白了，她便对儿子、媳妇的不理解感到格外难受，对自己工作者的身份也就更在意。小说写得最有趣的是何大妈星期天一清早起来准备去她们的挂钩工厂领材料这一细节。在此细节的描写中，将何大妈完成任务前的兴奋、认真，在儿子媳妇面前的好胜和对孙女的慈爱全勾划出来了。这就使小说的人物有了丰富的内心情感，而且她还有了历史的纵深感。《静静的产院》则写活了谭婶婶从最早学习、推行新法接生时的坚定，到产院组成后的兴奋及自豪，到在更年轻、更讲究科学的荷妹面前的不自在、生气，再到重新鼓起勇气学习自己不会的医学知识，这一条内心活动长线。特别是谭婶婶在产院头次和刚分回来的荷妹见面时，她炫耀式地向荷妹介绍产院各方面发展的情况，却冷不防被荷妹浇了一盆冷水，她对荷妹的态度便来了一个大转弯。她以自己曾有的成绩支撑着自己的骄傲，却发现落伍了，她在对荷妹的说教中掩饰自己的失落，其较大的内心波澜被作者轻轻巧巧地把握住了。在这一类作品中作者不仅写活了许多新型的女性形象，还表达出了她对这些女性的精神世界、发展前景的思考。

作者的第二类作品在发表当时取得了较大的反响，《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被茅盾赞为是“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是最使我感动的一篇”作品。这些作品都抒发了对军民关系、对美好心灵的歌颂之情。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扇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百合花》里新媳妇在已牺牲的通讯员衣服上留下的绵绵针脚、铺在通讯员棺材里的崭新的百合花被，《高高的白杨树》里反复出现的白扬树都引出了生活中感人至深的细节，显示出作者处理这些题材时信手拈来的才能，作品的构思相当精巧，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却不如第一类作品中的来得厚重。

而作者的第三类作品则表明她曾在革命斗争题材的选择方面做出过努力，但从审美角度来看它们是茹志鹃作品中最薄弱的部分，甚至作者在前两类作品中表现出的构思的精巧性、细节的传神性在这类作品中都较缺乏。如果说《关大妈》是作者的初期作品，还可另当别论，那么《三走严家庄》中形象刻划方面的粗疏则说明作者对人物革命性因素的强调使她忽略了对人的丰富内心世界的思量。这类作品的生动性也远不如她其它两类的作品。茹志鹃的创作实践的成败再次表明小题材处理好了同样具有冲击力，而大题材处理不好，也是苍白无力的。

她在1958年春天写了小说《百合花》。这篇美丽的作品40年来美丽了许多人的心灵。它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茹志娟因为写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而百合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草本植物，因为茹志娟而变成千古百合，这都是真的。中药堂里边最动听的药名当推百合，百合百合，细细品味两遍，真是满口噙香。

茹志娟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她的遗照披挂着白纱，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个纯洁的灵魂正从百合花下悄然离去。她73岁，33岁写了《百合花》，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话剧剧本及《妯娌》《关大妈》等短篇小说多篇，但影响不大。《百合花》之后，又写过多篇：《高高的白杨树》 《静静的产房》《三走严庄》等，也未超过《百合花》。真可以这样说：百合一开四十年，茹志娟清香为百合。1958年3月号的《延河》，温润的油墨香还没有完全干透，读者们就发现了这道清鲜的文学佐餐，他们争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读。

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要的是真性情。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清新扑面，这样的小说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刚从山坡上采摘下来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呢，嗅一嗅，鲜润透腹。茹志娟是谁？人们关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学》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谈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带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来评说的，我在这儿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

“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感动的情绪，一半是为了新媳妇，一半也是为了通讯员———，主要是为了通讯员。

茅盾不惜重墨，给我们评析了一篇经典作品，这在文学大家庭里也是一处感人的细节，而最感人的细节是《百合花》里边19岁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山菊花。这朵可爱的鲜花在战斗打响之前还盛开在小战士的枪筒里，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

记得在中学里读《百合花》时，老师拿出比平时多两倍的课时，来品评这篇文章，而这个细腻的过程，我的女老师曾两度流下热泪。小战士和山菊花，这个经典细节是在老师泪水的浸润下而印入我脑海的。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块铜像一样璀璨。多年来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从报章中见到她的身影。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热爱《百合花》的人们都在热爱她，想知道她。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样创作《百合花》的。

茹志娟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由于对当年日渐严峻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处境充满了“忧虑”和“悲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茹志鹃偏爱对革命的“宏大叙事”(历史的和现实的)进行回避、剪裁和净化处理,其目的是通过在文本中虚构出一系列理想化的日常人伦情感话语空间,以此作为“精神避风港”来宣泄自己内心的焦虑。茹志鹃的这种补偿性的隐秘创作心理机制在当年的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茹志鹃与孙犁是创作风格相当接近的作家。他们都不擅长于在强烈的行动中刻划人物，而往往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展现来把握人物的性格，他们的作品里都少有英雄人物形象，而更多的是普通人，即使写英雄人物，常也通过侧面去反映他们的先进，而不是正面讴歌他们。他们尤其擅长写女性。他们的作品色彩柔和，文字清新、俊逸。在强调突出反映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创作语境中，他们的作品也都因取材小、没有写出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而受到批评。

孙犁建国初期的短篇小说主要呈现两大主题：军民关系和建国初期农村生活情形。他承续着他一贯的小处落笔、擅长刻划女性、写欢乐的创作风格。他这一时期写得较好的作品有： 《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

建国初期，战争题材是许多作者偏爱的，战争是他们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对战争场面的还原中，塑造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歌颂共产党的胜利。但这些作品大多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在塑造英雄时往往把他们神化，使他们缺少人物本来应有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另外这些作品更注重书写战争的正义性，而较回避战争本身对人的伤害。因而这一题材的大部分作品不仅审美性不强，也缺少对人的关怀。但孙犁笔下这一题材的短篇小说却别有一番动人的情致。

《吴召儿》着力书写了吴召儿的机智、勇敢；《小胜儿》不仅赞扬了我军士兵爱护老百姓的财物的优良品质，还塑造了小胜儿这一女子形象，她在现实中看到了战争的必要性，她帮助青梅竹马的小金子养好伤后，又鼓励他重新去找队伍去。人民的智慧和支持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山地回忆》则通过在战争年代物质困乏时期纽儿替“我”缝制了一双褂子，叙写了老百姓对解放军士兵的深厚感情。故事虽然是在战争背景下展开的，但作者并不正面写敌人的“烧”、“杀”、“抢”，而只是从妞儿将杨树叶当食粮、从她向“我”急急地询问何时才能打败鬼子等细节中呈现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同时解放军士兵感受到这种真挚的军民亲情，目睹了老百姓灾难深重的生活，也更唤发出他们战斗的热情。这样作者透露出的对战争的肯定更突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并不仅仅是仇恨。

《石猴》《秋千》《正月》和《女保管》等反映的是建国初期的农村生活。这些小说中都没有大的矛盾冲突，《正月》中除一个极小的有关新旧织布机的争论外，多儿的婚事得到家庭、社会各方面人的赞同。作者在这类主题的作品中状写了建国初期人们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特别是作者显示了一种自信，那就是在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下，农民即使身上有些历史所造就的弱点，干部即使管理经验尚不足，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石猴》中工作组的老猴私自拿了贫农团收缴的一块化石猴，对工作组不利的种种谣言因此四起，老猴受了处分，最后交出了小猴。《秋千》中的干部李同志和大伙一样对建国初期重新划分成份的政策并不很熟悉，很容易斗错中农；《女保管》中有做惯了奴才、反倒看不起穷人的陈春玉、侯先生，有蹭集体饭吃的人，有虽心好却没有管理经验的干部李同志，然而干部却在所受的批评中、在工作麻烦的解决中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是他们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孙犁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一片颂歌声中他能看到建国初期农村存在的问题，但长于写欢乐的创作风格又局限了他进一步地开掘这些问题，难得的是他在小说中并没有设置虚假的喜庆尾巴，这几篇小说几乎都是在事件、人物有好转迹象时嘎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

勇于攀登的人，总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茹志鹃就是一个不畏险阻，在崎岖的小路上顽强攀登的人。

几十年来，她顽强探索、孜孜追求，努力采撷生活中的美，着意塑造平凡而高尚的人物形象，奋力开掘从一朵浪花到大海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创造、发展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从心灵的微笑到深沉的思索，茹志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她留下的深深足迹，记录了时代变异和创作上的迂回曲折，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向往和追求。

从女性文学的角度看茹志鹃的小说，其独特性显而易见。茹志鹃的女性意识表现为关注女性的角色转换,并以人道情怀关注人自身的生命价值。茹志鹃用女性的眉笔细腻展现了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心灵历程和情感变化,显示了茹志鹃在十七年时期作为女性作家的独特性。

五十年代，由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引起的争论，一方面可以说是关于文学创作风格多样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女性小说题材的合理性问题。

当时的评论界难得从女性文学的合理性角度来肯定茹志鹃的小说创作。当时唯一鲜明地指出茹志鹃小说具有女性文学意义的是女作家冰心，她说:“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的”，在作品中“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冰心还进一步指出女性写作的不可替代性，她说，她看了当时许多关于妇女先进人物的报道和描写，“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因此她说，读了茹志鹃的小说，“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

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史上女性批评的先声。冰心的评论，不仅更清晰地揭示了多样化的表现风格在茹志鹃作品中特殊的寓意，而且也更切近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实际。“文革”后人们注意到女性写作有与众不同之处:“无论中外，女作家都特别引人注意。”“物以稀为贵”;“女作家所特有的那种细腻而温柔的风格又是男作家们所不能代替的。”

对此，既令人庆幸:茹志鹃小说中女性写作的特质终于得到社会承认，或者说，女性小说的特殊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又令人不安，女性写作在获得社会承认的同时，也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对女作家创作基调的限定，即女作家的作品应该保持一种“委婉细腻柔和而抒情”的写作基调，体现一种“细腻而温柔”的写作风格。在一定意义上，这实际上也形成对女性写作风格多样化的囿制与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