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集》是2014年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宋苏轼撰。轼有《易传》，已著录。苏辙作轼《墓志》，称轼所著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并同，而别增《应诏集》十卷，合为一编，即世所称《东坡七集》者是也。《宋史·艺文志》则载《前、后集》七十卷，卷数与《墓志》不合，而又别出《奏议补遗》三卷、《南征集》一卷、《词》一卷、《南省说书》一卷、《别集》四十六卷、《黄州集》二卷、《续集》二卷、《北归集》六卷、《儋耳手泽》一卷，名目颇为丛碎。今考，轼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闻见后录》称：京师印本《东坡集》，轼自校，其中“香醪”字误者不更见于他书，殆毁于靖康之乱。陈振孙所称，有杭本、蜀本，又有轼曾孙峤所刊建安本，又有麻沙书坊《大全集》本，又有张某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本无《应诏集》，麻沙本、吉州本兼载《志林》、杂说之类，不加考订。而陈鹄《耆旧续闻》则称：姑胥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殊有序，又绝少舛谬，极可赏。是当时以苏州本为最善，而今亦无存。叶盛《水东日记》又云：邵复孺家有细字小本《东坡大全文集》，松江东日和尚所藏有大本《东坡集》，又有小字大本《东坡集》。盛所见皆宋代旧刻，而其错互已如此。观《扪蚤新话》称：“《叶嘉传》乃其邑人陈元规作，和贺方回《青玉案》词，乃华亭姚晋作。集中如《睡乡》、《醉乡记》，鄙俚浅近，决非坡作。今书肆往往增添改换，以求速售，而官不知禁”云云，则轼集风行海内，传刻日多，而紊乱愈甚，固其所矣。然传本虽夥，其体例大要有二：一为分集编订者。乃因轼原本原目，而后人稍增益之，即陈振孙所云杭本。当轼无恙之时，已行于世者，至明代江西刊本犹然，而重刻久绝。其一为分类合编者。疑即始于居世英本，宋时所谓《大全集》者，类用此例。迄明而传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号《东坡先生全集》，载文不载诗，漏略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者，号《苏文忠全集》，板稍工，而编辑无法。此本乃国朝蔡士英所刊，盖亦据旧刻重订，世所通行，今故用著录。集首旧有《年谱》一卷，乃宋南海王宗稷所编。邵长蘅、查慎行补注苏诗，称其于作诗岁月，编次多误。以原本所有，今并存焉。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也与兄弟苏辙、父亲苏洵并称为“三苏”。

嘉祐二年(1057)进士，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召直史馆。神宗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以讪谤系御史台狱，三年贬黄州团练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量移诸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九年，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今海南一带），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归，卒于常州。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1037），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1101），享年六十六岁。

在嘉祐元年（1056）以前，苏轼是在自己的家乡度过的。这位作家的天才在儿童时期已经显露了不可逼视的光芒。在他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叫他写一篇习作《夏侯太初论》，他竟能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峰”这样善于把握人物内心活动的句子（郭辑本《王直方诗话》）（“东坡作〈夏侯太初论〉条”）。

嘉祐元年，苏轼二十一岁，其父将他和苏辙兄弟俩带到汴京，并将他们介绍给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和其他知名之士。欧阳修大加赞赏。次年参加欧阳修主持的礼部科试，苏轼和苏辙都考中了进士。不久，因母亲程氏在四川家中病逝，苏轼父子之人回蜀奔表。直到嘉祐四年十月，才再度赴京。这次乘舟经行三峡，沿途奇丽的山川和屈原塔、昭君村等古迹，激发他们的诗兴，一路上写了一百首诗歌，编成《南行集》，其中苏轼的作品有四十首，这可说是他诗歌创作的起点。嘉祐六年，苏轼经欧阳修的推荐，考取了贤良方正言极谏科。在这次应试中他写出了二十五篇《进论》和二十五篇《进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前代治乱兴衰的看法和当前的政治主张，力劝仁宗改革弊政，励精图治。其中在具体措施上，与当时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主张有歧异。他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策略三》）新以提倡任人，反对变法；提倡渐进的变革，反时操之过急。这种早年形成的观点，对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四川居父丧还朝时，正碰上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变法。他立即站在保守派一方，接连上疏，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做法。照宁四年二月，他两次上万言书，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非议。因为无效，就自请出任地方官。他先到杭州任通判，后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反对新法，但和极端顽固的旧派有新不同。在新法推行之初，他对限制贵族特权，增强国治力量诸方面，都曾表示赞同，只是他认为王安石的政策是“取天下之财与民争利”，因而力加反对。后来司马光要将新法完全废弃时，他又和司马光争论，认为应当保留其中合理的部分。可见他对于新法，并非盲目地否定一切。但也因此为新旧党所不容，受两方排挤。

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由于宋朝官僚制度的腐朽和官员素质低劣等原因，曾产生了某些副作用。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因他看到新法施行过程中新产生的种种流弊，就以诗歌作为武器，尖锐地揭露了一些不良现象。苏轼在当时文名很大，这种诗歌流布四方，就成了守旧派反对新法的最有力的宣传品。但在王安石当政的时期，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始终没有因为苏轼讽刺新法而对他进行过打击报复，只是在王安石离职之后，变法派中的新进就群起陷害苏轼。元丰二年（1079）七月，当他移知湖州时，即以讪谤新政，诽谤君王等的罪名被逮至京，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受尽苦楚，自度必死，写下了近似遗书的《狱中寄子由》诗。然神宗对苏轼本无恶感，一些元老重臣又纷纷上书营救，已经退隐的王安石也出而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结果落得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谪居黄州是苏轼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转折点。他在政治上虽受到打击，但在创作上却获得了丰收。苏轼早年的成就固然已经不同凡响，然而到了黄州之后，这位大作家进入了更加成熟的时期。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司马光等旧派人物执掌大权，逐贬变法派，彻底废除了新法。元祐元年（1086）苏轼被召还朝，援心翰林学士、知制诰的重位。但他反对尽废新法，竟和司马光当面辩论了一场，结果遭到新旧党的夹攻，陷入了朔党、洛党、蜀党互相排斥的无休业的纷争中。于是一再要求出任地方官。自元祐四年起，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先后出知杭州、常州、扬州、定州。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为挽救危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再度起用了新党，并于绍圣元年（1094）开始恢复新法。于是苏轼被划入旧党一派，以“讥斥先朝”罪名贬至莫州，接着再贬至惠州。绍圣四年，新党掌权的朝廷普遍加重对旧党的惩罚，六十二岁的苏轼又一次现遭到远谪，贬为琼州别驾，到海南岛的儋州居住。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听政，苏轼遇赦北还。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间病逝常州。噩耗传出，举国哀恸。“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后来，奸臣蔡京奏请朝廷严禁发卖苏轼的集子，可是越禁越流行。宋元以来，以他的生活为题材的民间故事、小说、戏剧就不断出现，历久不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这位著名文学家的怀念和敬爱。

苏轼一生著作甚丰，他的著作集子情况比较复杂。早在苏轼生前就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议》十五卷、《和陶集》四卷等六种集子刊行，其中《东坡集》是作者亲自编定。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下诏禁毁。另有《应诏集》十卷，在当时是否刊行，不得而知。至宣和五年，人们以为崇宁时的禁书令已经时过境迁，不再生效了，于是福建重新印行苏轼的著作集，宋徽宗再次下诏禁毁。这次刊行的集子略有不同，是将苏轼的著作全部汇总、分类，取消《东坡集》、《后集》等名称，而将这些集子中的同类作品编在一起。属于这个系统的苏轼著作集子有《东坡大全集》、《东坡备成集》等，所收作品比上述六种集子再加《应诏集》的总和还多，但也有伪作羼入。至于宣和五年刊行而被禁的，到底是《大全集》或是《备成集》，现无从查考。《备成集》今已亡佚。

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在政治上几次遭受挫折，长期被贬，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人民的生活和祖国的山河，加上他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善，又把写作当作日常的功课，从少到老，坚持不懈，所以获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他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诗，近三百首词和卷帙繁富的散文作品。他的诗词和散文反映了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在读者面前展开了琳琅满目的艺术画卷，可以说是北宋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

苏轼以他的天纵之才和大手笔、大气魄，开拓了宋诗的新境，赋予宋诗新的生命活力。他写诗不宗一家，而能兼取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刘禹锡和欧阳修等前辈诗人之长，经过熔铸创造，而自成一家。他非常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主张诗歌要“有所为而作”，要揭露时弊，“言必中当世之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写下了不少政治诗。揭露社会矛盾，痛斥官场黑暗，同情人民疾苦，并表达了他要求改良政治的愿望。例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来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诗中不只是描写风景，还会有对那些不劳而食、坐享清福的剥削者的讽刺。又如《吴中田妇叹》，摹拟吴中田妇的口吻，具体、形象地描写了农民在久雨中盼望天晴的忧愁、悲苦：“风霜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眼枯眼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诗中还进一步揭露朝廷政策的错误造成钱荒米贱，给农民带来深重灾难：“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东归。汗流肩?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诗的最后，对那些压榨人民却又自称是好官的权贵们予以尖刻的嘲讥与抨击：“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这首诗是针对王安石变法推行中的某些流弊而写的，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敢于触及时政的精神。在《荔枝叹》中，诗人们满腔义愤控诉唐玄宗和杨贵妃要地方进贡荔枝新加于人民的祸害：“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贼血流千载”。！诗中抒发了广大人民“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深仇大恨。诗中到古论今，精而猛烈地抨击当时朝廷继续要地方贡荣贡花的弊政，指斥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指名道姓地鞭挞了那些靠人民血汗“争新买宠”的当朝权贵：“君不见武溪边粟粒劳，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名出意，今年计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善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这首诗是苏轼晚年被贬谪惠州时写的，表现了诗人屡贬不屈、敢怒敢说的政治激情。

在苏轼的诗中，更能代表其特色和成就，影响更大的，是那些抒发个人情怀和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这些诗想象丰富、气势奔放，变化无穷，流畅自然，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显示出以清雄旷放为主调的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其中，七言古诗形式自由，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恣意挥洒，因此写得最好。例如《游金山寺》，写他登金山临眺长江。全篇围绕长江着笔，把怀念故乡的深情、仕途的坎坷同江上神奇的景物融为一体。其中景色描写瑰丽壮观，引人入胜：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把风本浪静的万顷江波比作靴子上的细微皱纹，把江天晚霞比为鱼尾的赤色，喻象十分新奇。接着，可描写冬天月初的微明江月，半夜飞焰照出的江心炬火。其中江心炬火又故事写得迷离恍惚，并认为这个“非鬼非人”的景象是江神怪他不归的谴示。诗境从无生有，由奇入幻。但这种奇幻意象，正是诗人殷切的思归之念产生的，所以并不令人怪异，反而更渲染了惆怅的乡愁，使人感到情真意切。全诗首先相应，章法严谨，表现出苏轼的七言歌行豪放潇洒而不失规矩的特色。苏轼的七律，在格调具有白居易、刘禹锡的流丽圆转，有时显得雄奇骏发、气势逼人。如《有美堂暴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拔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

诗写暴雨，在古人诗中甚为少见。这首诗开头写雷起脚下，顽云满座，是诗人站在吴山绝顶上的真实见闻。一声疾雷，先声夺人，预示暴风雨来势之猛。三、四句写暴雨中的奇观。由于狂风在乌云翻滚之际呼啸而至，诗人感到风也是“黑”色的；大雨倾泻，江水汹涌，使诗人产生了江海起立的神奇幻觉。第五句写江水汹涌，如同斟满的酒凸出了杯面。第六句写雨声震天，又象千锤急下敲击着羯鼓。以上六句。都准确地抓住了近海的钱塘江上的暴雨特点。诗人最后想象这雨是天帝用来酒醒沉醉中的李白，叫他倾泻出琼瑰一样的诗篇。这里隐然有自负之意。全篇显示了苏轼善于从动态中捕捉景物的特征、善于借助新颖的比喻来刻画事物的艺术本领。

苏轼的写景七绝也很出色。这些小诗写得清丽精美、富有情致，有的富哲理于形象之中，意趣横生，耐人寻味。如《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人不是泛泛地写西湖，而是抓住她在“初晴后雨”的特定时刻表现她的美。首句，画出了西湖在阳光照射下波光闪闪；次句写西湖周围的青山，笼罩在轻纱般的雨雾中，更显得风姿的绰约。这两句写景，一水一山，一近一远，一高一低，分别表现了西湖晴日下的明艳和雨雾中的秀媚，已经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婀娜多姿。三、四句更奇峰突起。诗人通过奇妙的联想，把西湖比喻为古代的美人西施。这个比喻新鲜、贴切、优美。因为西湖和西施都姓“西”，她们又同出于吴越。诗人们西施的浓妆比西湖晴景，以淡妆比雨景，既同前两句的实写紧密呼应，使全篇浑然一体；又传神地画出了西湖美的风姿，意态和灵魂。诗中还蕴含着微妙精深的生活哲理：美不依靠人为的修饰，无须借助于外物，美主要在于天然的内在的资质。资质美的事物，无论其形态怎样变化，都是美的。

另一首七律《题西杖壁》是庐山的妙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也是寓哲理于形象之中。前两句，以精炼的笔法，描绘庐山那侧峰横岭、雄伟奇秀、气象万千的景象。后两句则以奇思妙发，揭示出一个精辟哲理：人们要认识事物，既要入乎其内，深入观察它的各个局部、它的细微底蕴；又要出乎其外，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把握它。因此，认识事物必须摆脱局部经验的局限，着眼于全局，避免片面性。全诗既给人美的享受，又能启发人的心智。意蕴深刻，语言浅显，也体现了苏诗深入浅出的特色。

苏轼还有不少题画诗，不仅用诗的语言生动地再观画中的景物现象，而且还突破绘画只能表现颜觉印象的局限，把他从画面上得来的视觉印象暗转为听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印象，融入自己的独特感受，创造出新鲜的意境。如《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惠崇的《春江晚景》，画面上有鸭子在春江上嬉戏，江岸上蒌蒿遍地，芦笋吐芽，绿竹依依，竹林外露出几枝火红的桃花。画家捕捉住这些景物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早春风光。苏轼题画，并不受画的限制，他们自己对早春的独特感受来丰富、深化画境。诗人猜测鸭子对江水的感觉，以鸭子对水温回升的敏感，传达出春天降临的消息。把鸭子写得有人的知觉，使诗颇有情味和理趣。诗人还借助联想补充画境。由蒌蒿和芦芽，想到这是吃河豚的时候，于是添了画面上新没有的河豚欲向春江上游游来的形象。全诗成功地表现了春水方生的暖意和暖流下“河豚欲上”的信息，这是丹青妙手都难以表现或不宜表现的，从而给整个画面增添了春天的气息和旺盛的活力，创造出新的境界。

应当指出，苏轼也有一些诗歌表现了“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倾向，有的作品矜才炫学，堆砌典故，写得艰涩无味。此外，也有一些庸俗无聊的应酬之作。

在散文创作方面，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沿着欧阳修开辟的平易畅达，文从字顺的方向发展，体现了宋代散文平易婉转的共同特色，同时，又有他自己的鲜明个性，表现出一种纵横恣肆、挥洒自如的艺术风格。

苏轼的散文可以分为非文学性散文和文学性散文两大类。前一类主要指议论文，包括政论和史论。这一类文章，文从字顺、条理分明，雄辩滔滔，说理透辟，而且还常作翻案文章，提出新见，从中可以看出《战国策》、《孟子》、《庄子》以及贾谊、陆贽等人的影响。后一类指叙事、写景、抒情文，包括书札、杂记、序跋、小赋等，艺术成就很高。总的特色是：真情坦露，朴素自然，变化多端，不拘一格，如云出流水，姿志横生。

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巧于布局和构思，写得起伏跌岩，波澜层出，并以描写、叙述和议论的错杂并用为特点。例如《石钟山记》，虽是一篇游记，却以探索石钟山命名的由来为中心，先提出对郦道元、李渤释名的疑问，接着写自己亲自坐船到石钟山下水面上夜游，经过考察，找出石钟山命名的真相。最后作者抒发感慨，提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一著名论断。文章不同于一般山水游记的写法，记游的过程是解疑说理的过程。文章笔调轻快流畅，其中写月夜乘舟一段，抓住景物特点，轻轻点染几笔：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所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作者绘声绘色，写得逼真生动，阴森可怖，使人有身历其境的感觉。

苏轼在黄州写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是他的抒情写景散文的名篇，也是宋代散文赋的双璧。所谓散文赋，即既保留了传统赋体那种诗的物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和对偶等方面束缚的一种形式。如《前赤壁赋》通篇以泛游赤壁为线索，起笔记游写景，展现出一个诗情画意的境界：壬戍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洗洗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第二段记叙泛舟江心，饮酒放歌的情景。当洞箫吹出悲凄之音时，主客触景生情，由欢乐转为悲哀，引起下文主客问答的议论。第三段借主客问答的方式，抚今追昔，畅述对人生短促的感叹。第四段写苏子的回答，照应文章开头的写景，以明月江水作比喻，说明世界万物和人生，都是既有变的一面，又有不变的一面。而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可以给人们尽情的享受。所以，人应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中陶然自适，对人生宇宙都能保持旷达乐观的态度。这是全文的主旨。第五段是尾声，写主客二人转悲为喜，以开怀畅饮，兴尽酣睡结束全文。

这篇赋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造诣。首先，是写景、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如第一段侧重写景，但一派月夜江上静谧出深的美景，同作者超然旷达的心境相辉然，绘织成一幅赤壁月夜泛丹的图卷。第四段虽然侧重说理，却借追述历史陈迹、缅怀历史人物面显示人生与天地“变”与“不变”的哲理。全篇不论抒情议论。步步不离江上的风光和赤壁故事，从而创造出一种情、理、景相结合，充满诗情画意而又含富着人生哲理的独特的艺术境界。其次，灵活地运用了传统赋体中主客问答的形式，充分地表现了作者感情的起伏和思想矛盾的解决过程。第三，语言优美、形象，善于取譬，将抽象而不易捉摸的声、情，写得具体可感，诉诸读者的视觉和听觉。全篇骈散相间，节奏鲜明，声韵谐美，又自由活脱，圆转自如，更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量。

苏轼的传记性散文，着墨不多，轻描淡写，就能把人物勾画得须眉生动，栩栩传神。如《方山子传》，是作者为他的友人陈慥（字季常，别号方山子）作的诗。但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全文主要写方山子游侠和隐居的事迹。作者用明快的笔调，先写自己过岐亭同方山子相遇，对他隐居山林感到惊异，问他何故，他“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寥寥数笔，便神态宛然，写出了方山子旷达不羁待人豪爽和安贫乐道的个性。接着，作者回叙方山子少年时任侠和射猎的情景：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得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儿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这里纯用白描，形神毕现他写出了方山子勇武精悍、胸有韬略的“一世豪士”本色，并表现作者对他壮志来酬而隐居山林的深沉慨叹。文章最后又补叙他豪富的家世，“园宅壮丽，与公侯等”，而他“皆弃不取”，与上文的“用财如粪土”、“环堵萧然”照应，显示他不慕富贵，不图利禄的品格。全文篇幅短小，在章法结构上起落转换，用笔灵活自如，特别是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那么生动传神、丰富饱满、令人叹赏。

苏轼一生写了大量的政论和史论。这种评史议政的文章尤其善于运用一些浅显、生动、贴切、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深刻的哲理。如《日喻》写于元丰元年，这时，当政者将科举考试的内容由诗赋改为经义已经很久了。苏轼自始就不赞成这种改变，认为“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兴衰，初不由此”，不必“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而且以经术取士，只能产生“迂阔矫诞之士”，“其弊有甚于诗赋者。”（《议学校贡举状》），但吴彦律却又正是去应考他所不赞成的科试的，所以他只好在文章终了的地方，说明诗赋和经义两种科目都各有其缺点。文中用了瞎子猜日和南人游水两个比喻，论证了对于事物进行全面认识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实践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必要性。

苏轼的随笔小品文，更表现出信手拈来，随笔挥洒，不假雕饰，情咏隽永的特点。如《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第一段记事，交代了夜游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写出了诱人的月色，抒发了人物的喜悦心情。第二段写景，作者不直接写月，却通过写“庭下如积水空明”，巧妙地写出月光如水，天地一色；再把月下婆娑的竹影、写成为“水中藻、荇交横”，巧妙地写出自己的错觉，便创造出一个清朗淡雅、空灵静谧的诗的境界。末尾抒情，表现这两位步月谈心的友人闲散无拘的性格和冲和淡泊的心境。作者把简练的叙事，精妙的写景，耐人寻味的抒情和议论，浓缩在八十四个字之中，而行文却仿佛信手点染，毫不经意，真是一篇清新、隽永、凝练、含蓄的抒情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