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是北宋文学家
苏轼创作的一首
七言古诗。这是一首一首反映现实、关心人民疾苦借题发挥的政治讽刺诗,这首诗借讽刺观音菩萨深刻地讽刺了在其位而不谋其职的官僚们,词情含蓄而强劲,语言通俗流畅,音韵和谐,具有鲜明的民歌风味。
此诗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正是
王安石大行新法的时候。苏轼对新法取保守态度,对新法的弊端强烈不满,对官吏漠视百姓深为痛恨,对人民的生活疾苦十分关注,因而常在诗中讽世论政,希望“有补于国”。作者在杭任职两年多,见到当地百姓一直受着水旱蝗灾的严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样,受着百姓供养,却对造成夏收时节男废耕女废织的水涝灾情毫不关心,有感创作此诗。
蚕欲老,写蚕到了快要吐丝的时候,需要勤饲桑叶,以保证蚕的健康发育。麦半黄,写麦已到了快要成熟的时候,需要及时锄土,以利麦的吸收营养,来促进它的结实。以上两项农家的工作,都是需要晴天才能做好的。而当时的天气却是接连下雨,以至山前山后全被雨水笼盖着(这是诗题字面的实际描写)。在这种情况下,农夫不能把耒锄土,农家妇女也不能携筐去采桑叶饲蚕了。关于“废筐”,《诗经·豳风·七月》有“女执懿筐,爰求柔桑”之句,这里是反用。而且带有雨水的桑叶,蚕吃了容易生病,所以不宜采用。这一句通过劳动工具的“辍”或者“废”反映出男子不能下田锄地,妇女不能采桑。而且,带雨水的桑叶蚕儿吃了还容易生病。在望的丰收转眼化为乌有,农民们的焦急与痛苦可想而知。在雨水成灾的严重时刻,不论是谁都应关心人民疾苦,被百姓奉为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更应当挺身而出,解除苦难。然而,这位菩萨却无动于衷,仍端坐庙堂之上享受着善男信女的礼拜。在当时,指斥被人们普遍崇奉的观音菩萨,这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某种唯物观点。重要的是,诗人在这里借题发挥,另有所指。苏轼是因反对新法要求外放来到杭州的。出京两年时间,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更多的了解。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所以,有些地方官对农业生产更加漠不关心。表面看“白衣仙人在高堂”,是写观音大士,实际却在讽刺高高在上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僚集团。
这首诗语言通俗流畅,音韵和谐,具有鲜明的民歌风味。开头两个三字句突破了七言四句的固定格式,并且用“蚕”与“麦”这两个不同的形象,点明男耕女织这两大生产支柱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为最后的嘲讽预作铺垫。以下诸旬,也都活脱通透,轻快简洁,一气如注。其次是含蓄婉折,言外寄意。如对理解“白衣仙人”一句的讥刺,就需要对当时天灾人祸两方面均有深刻把握,才能体味其爱憎的强烈。一般而言,宋代对舆论的控制比唐代要严,后来苏轼就因写诗而有“乌台诗案”之冤屈。所以,直接针砭时政之作,在宋诗中并不多见。这首带有批判锋芒的讽刺短章,也就难能可贵了。
爱新觉罗·弘历《
唐宋诗醇》:如古谣谚,精悍遒古。此诗“辍耒废筐”之词似含嘲讽。
纪昀:刺当时之不恤民也,妙于不尽其辞。“蝉欲老”三句,似谚似谣,盎然古趣。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苏洵之子。嘉祐年间(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
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
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
东坡七集》、《东坡易传》、《
东坡书传》、《
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