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上行公文文体，是古代臣下上奏帝王文书的统称，包括奏、议、疏、表等。由于自身的特性，使其具有极大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曾国藩说“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工夫。”而奏议在析事明理，加强公文的说服力、震慑力、感召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尤其是它的修辞运用，在实用性与可读性的实现上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奏议是集突出的实用性和极强的可读性于一体，因此研究奏议修辞对于当今公文的写作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当代秘书工作者及其
公文写作提供理论参考概观今同的公文写作实践，最为薄弱、最没引起足够重视的是公文语言表达和修辞。很长时间以来，
公文写作中大量存在格式化的“
官样文章’’，相互仿效，上下蹈袭，依葫芦画瓢。相当一部分
公文写作者对“辞达而已矣”的公文修辞原则做片面理解，以为只要把话说明白通顺就可以，用不着在遣词造句和表达技巧上下工夫，甚至误认为公文表达排斥创新，不求生动，不讲究修辞。新的党八股已成公害，文牍主义越来越严重，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妨害了政令的贯彻，影响了公文的权威和效果的发挥，损害了组织和机关的形象。古代奏议通过巧妙的修辞运用，真正做到了言炼意精、言巧意新、言之有文、言之有采。从事文秘工作及
公文写作的同志可以从古代奏议的研读中，比较其中的继承与革新，从而使自己的写作更为娴熟自如，尤其是古代奏议的诸多语言表达和修辞运用，值得广大秘书及公文写作者反复揣摩，理解其中真谛，以便使当今的公文写作更为严谨，更富有表现力。
曹丕说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所说的文章就主要指奏折一类。曹丕论文不仅是以才子的身份，更是以帝王的身份，站在国家政务的高度来论的。古代受交通条件的限制，皇帝不可能随时微服私访来考察大臣，大臣也不可能随时随地晋见皇帝，进一次京师是很难的，
有的人在外做官，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未能进京。因此，奏折就成了那个时候大臣与皇帝沟通的唯一渠道，大臣将自己所要经管以及所发生的政经大事只有通过奏折来向皇帝禀报，皇帝则通过对奏折的批复传达旨意，大臣再按照皇帝在奏折中的批复来办理执行。既然是唯一渠道，做大臣的能不高度重视吗？相应的，皇帝日理万机，他想知道自己手下的大臣哪一些能干，有经天纬地之才；哪一些
庸庸碌碌，纯粹是在混日子，也主要是从大臣的奏折中来考察来分析，奏折成了皇帝考察大臣行政能力、忠诚程度的主要渠道。因此，朝廷、皇帝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看奏折，以处理奏折的多寡来判断某个皇帝是否勤于政事。大臣也无不把写给皇帝的奏折看作是展示自己才华和领导能力的机会，因此，
李密的一道《陈情表》，谁看了都会感动流涕，也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万世孝亲的美名；
诸葛亮一道《出师表》，谁看了都会感慨唏嘘，由此也形成了诸葛万世忠诚的历史形象。能写好奏折的人，往往也具备了办事之才。如
曾国藩能从奏折的草拟中发现
李鸿章不同于常人的才干；从
李元度给他洋洋洒洒的文章中发现他卓越的谋略；
胡林翼翰林出身做到湖北巡抚时，还要跟别人比试比试写奏折的高低；
左宗棠经邦济世的才干主要还是靠在
骆秉章的幕中练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