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按美国智库在不同时期的性质和特点，将其大致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起步阶段。时间为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成立的智库大都从事长期性的政策研究，致力于把科学知识运用于研究和解决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当时的智库主要有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政府研究学会、胡佛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 政府合同型智库兴起阶段。时间为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开始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相结合所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战后迅速出现了大批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的智库，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 政治宣传型智库发展阶段。时间为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智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向政策制定者推销政治主张，灌输各种思想。这些智库一般都有鲜明的政策、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力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或政策。这类智库主要有，传统基金会和凯托学会等。

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发展阶段。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离任后着力进一步推进其政治和意识主张的前总统等人创办。这类智库主要有：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这些智库关注的是推广其政治主张。

美国智库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这只是最初的情况。智库一般都有董事会全面负责研究计划、立项以及执行核查，并“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首先，智库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这些都为智库的研究先天性地设定了“有色眼镜”。而且，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决定着智库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趋向。特别是，一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虽然表面上极力证明自己的“民间独立身份”，但是细察其“捐助榜”，就可知道它在为谁效力。

美国智库的背后一般大多是一些利益财团，包括近年出现的一些新型科技集团和金融集团。这些财团出于保护经济利益并获得更大收益的需要，通过智库发表调研报告，影响社会舆论，左右政府决策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当然，也有一些财团出于西方宗教信仰及道德传统的原因，资助智库进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超前研究。

美国政府也喜欢通过智库这个渠道来为一些政策的出台进行预先试探和寻求理论支持。陈向阳说，由于智库的非官方性质，一些美国高官经常就重大外交政策在智库演讲，一来试探各界反应，二来寻求理论支持。并制造声势，影响舆论，为推出新的政策铺路。所以，在美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财团、智库和政界三者密不可分。华盛顿的“K街”号称“智库一条街” ，美国智库云集于此，天天盯着国会和白宫，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结果“塞进”国会议员和政府要员的大脑。

智库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多种作用，但通常是履行以下四种主要的社会功能。

一、探求和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并长期坚持和倡导这些思想和理论，以期得到广泛认同，继而被确认为政策或法规。

二、为政府提供全面、专业、具体的政策方案，尤其是在总统就任前后，竭力对新政权施加影响。例如在1980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推出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这本书一度成为里根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手册，并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提供和储备人才。一方面，美国智库为政府输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这些学术精英“摇身一变”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智库又为政府换届后的去职官员提供重要栖身之处，这使美国智库积蓄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智库与政府之间频繁地交流人员，形成了特有的“旋转门”现象。

四、智库还具有教化功能，赋予自身教育社会和公众的责任。美国智库一般的研讨会都对公众开放。这样既可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又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可自己的政策和理论，从而造成有利于这些理念实施的社会民意基础。

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这两个课题上。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必然的威胁”，主张遏制和防止中国崛起；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崛起不是必然的威胁，但需要防止中国崛起为一个“威胁邻国和美国盟友及其利益的攻击性国家”。第二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并指导着美国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贝德就曾表示，“散布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但“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可使美国处于一个有利的强势地位”。

然而，即使是持第二种观点的智库，对中国的态度也因其背景和理念的不同而差异较大。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共同反恐；而兰德公司则主张“遏制+接触”，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兰德公司坚持以“维持台海现状” 为基调；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则主张建立并巩固中美高层对话机制，“除非台海两岸都有要求，否则美国不应在两岸之间扮演调停角色”。

近年来，美国智库对中国军事研究大大加强。他们紧盯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国防政策、安全观、核战略、决策机制等)、台海军事形势、中国军事科技、中国南海问题、中国军费开支、军种发展战略等。此外，解放军作战理论、体制编制、对外军事交往、军事决策机制、太空力量、解放军战史等也是美国智库重点研究的对象。

美国智库越来越重视运用中文开展对华研究。陈向阳说，美国智库在进行对华研究和交流时聘请“中国通”、推出中文媒体，这些都值得注意。语言上的障碍消除后，将更加加大其话语权和影响力。特别是，个别美国智库利用在中国境内活动和合作的机会，或隐或显地进行一些灌输、渗透甚至搜集情报的行为，值得关注。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公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显示，美国依然是全球智库研究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全球5465家智库中拥有1777家，在智库十强国家中，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成为全球拥有智库最多的城市，高达350家。在每年的运营经费上，前十强的美国智库共拥有5.606亿美元，而非美国的全球十大智库只有1.122亿美元。

美国智库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数量非常庞大，而新型智库也在不断涌现。美国智库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产业化 美国智库已形成了较具规模的政策咨询产业和战略谋划产业，并将此转化为巨大的效益。美国智库都声称是 “非盈利机构”，但实际上都是营利的，它们主要通过研究报告、委托合同、出版刊物、网络付费高级会议等形式获利。

研究议题多元化 美国智库议题无所不有，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外，一些前沿科技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都被列为重点研究对象。

高度国际化 美国智库的服务对象、研究领域以及对外交流等，都具有高度的国际化特征。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都会邀请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高级参谋进修、交流。

信息化 美国智库非常重视新媒体的发展和运用，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进行大量信息交流，比如研讨会用视频进行直播，这使很多国家的学者不用出国就可以“参加会议”。

重视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 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美国智库不约而同地开展了跟亚洲有关的研究和讨论，中国已成为美国各智库的主要研究重点。而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针对美国开展“智库外交”，以影响美国的政策，为自身利益服务。

影响力还在上升 美国智库在美国国内和世界的影响力仍在上升。智库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声筒，国际社会都很重视与美国智库的关系，纷纷加强对美国智库的工作，并尽可能地搜集美国高官对智库透露的重要信息。

布鲁金斯学会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Carnegie Endowment for lnternational Peace

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Cato Institute

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

The Stimson Center

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