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华人聚居区是指缅甸北部的华人聚居区。

在公元前四、五世纪，被称为“蜀身毒道”的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即已成功开辟，而缅北则为商道的必经之地。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商人沿川滇缅古道，以中国丝绸、黄金等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等物品。

唐朝时期，南诏国通过滇缅古道与缅甸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据史载唐代已有由滇入缅的道路，即自大理经永昌（今保山）、腾越（今腾冲）、金齿（今德宏）至于骠国（在今缅甸中部）。中国商人以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等。骠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时以本国的海贝作为货币进行交易。海贝作为南诏与骠国间的商贸货币，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唐朝在缅甸开始设移信使，兼任国际贸易领事，朝贡时随带商人入境贸易。在双方境内各自设立集市，如中国的河赕（今大理）、缅甸的大银孔（景栋），便于双方集市贸易。

1253年元朝灭大理国后，开始在云南各地设置大量交通驿站，并延伸到缅甸北部。截至元末，元朝廷一共在云南设置驿站达78处。云南至缅甸的驿路起自大理，经永昌、龙陵、茫施、勐卯至缅甸，或经永昌、龙陵、腾冲至缅甸，为元缅之间的路上贸易提供了交通便利。

明朝时期，两国间的贸易通道的陆路仍为南方丝绸之路，即由云南大理沿太平江至缅甸八莫，或由云南腾冲经陇川至八莫，再经伊洛瓦底江至蒲甘、勃固等地。明清时期，大规模的马帮商队即己在滇缅通道上出现，两国贸易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进行。1770年前后，大商队以三、四百头牛，或以2000匹马在中缅之间驮运货物。掸族在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朝和孟族在下缅甸建立的白古王朝长期争战。明朝利用此机会，在16世纪中叶之前的近两百年时间内，与阿瓦王朝及缅北土司建立并保持了一种类似藩属的密切关系。

1394年，明朝在阿瓦设置缅中宣慰使司，任命阿瓦王为宣慰使。此后又在缅甸南部设两个宣慰使司及五个长官司。此外，缅北及中缅地区的各大土司为了生存积极争取明朝认可，纷纷向明朝纳贡称臣，请求颁赐封号。明朝将各土司视为藩属，册封为宣慰司、安扰司、长官司。明朝为采办缅甸珠宝玉石，在云南专门设立太监主办。两国之间“棉盐贸易”空前繁盛，促进云南各地纺织业的发展。中国商人大量入缅，将制瓷、制陶、开矿、炼银、铜铁器打制等方面的手工艺生产技术带入缅甸，并在缅甸长期居住生活。

1659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率随从近千人（一说为18000人，一说为10万人左右）自云南逃往缅甸避难。两年后吴三桂率军10万人兵临阿瓦城下，胁迫缅王莽白交出永历帝。永历帝的随从及大批南明官兵仍滞留在中缅边境，后来形成了早期旅缅华侨中的桂家和敏家。他们利用明代自中国传入缅甸的开采冶炼技术，在缅甸开采银矿、创办银厂，并不断吸纳陆续进入缅甸的开矿华工，使缅北华人数量大量增长，并最终形成了最早的果敢族的雏形。这些早期旅缅华侨对促进缅甸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他们也将大乘佛教中的弥勒信仰传入缅甸，促进了两国之间佛教文化交流。

1769年清缅战争之后，双方战俘大量滞留国外。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有不少中国官兵溃散流落于缅甸农村。中国战俘中有许多制造兵器的铁匠，他们将铁器铸造技术传入缅甸，促进了缅甸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中国战俘中还有相当一批造船工人，被俘后留在缅甸从事造船业舢板”等帆船用词乃为他们传入。农业方面，中国战俘将芹菜、蚕豆、荔枝、枇杷等传到缅甸，发展了缅甸的菜蔬生产和水果种植业。

1770年前后，中国大商队以大量牛、马和骡作为运输工具在中国与八莫之间驮运货物。一部分云南商人沿太平江及伊洛瓦底江水路用平底大木船运载货物直抵缅甸阿瓦、曼德勒及实皆等沿江城镇。大量的马帮进入缅北的同时，也促成了人流、物流规模的扩大，相当数量的商人、赶马人等由于各种原因而留在缅甸定居。缅北丰富的矿藏也吸引了大批华工，在18世纪，每年平均有5万滇西居民前往缅甸当矿工。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大批从海路赴缅，缅北则仍为从云南前往缅甸采矿、经商的华侨。

到19世纪末缅甸境内的华侨人数迅速增加，他们从事于各种行业，缅北云南籍华侨多经营宝石与土木业，福建籍多经营米业与外贸，广东籍则以经营木业、酒楼者居多。

19世纪70年代，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部分回民逃难进入边境地区，居住于班弄等地。

1885年，英国侵占了整个缅甸，并把它并入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其后，大规模华人通过海峡殖民地，由海路移民缅甸。清末，缅甸华侨社会基本形成。据统计，1891年旅缅华侨约有37000人，到1911年达到了12万多。

1919年，华侨李忠在缅北南坎地区率二百余众起义抗英。

1920年，滇籍华侨李明清聚众抗英，同缅甸人民一起收复了缅北的许多重镇。二战前云南每年前往掸邦工作的季节性工人约有7-8万人。

1942年2月，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11万人进入缅甸同日军作战。1942年5月以后，战局处于极度不利局面，远征军在撤退回国及撤往缅甸过程中损失惨重，部分人员与部队离散，散落于缅北山区。

1947年2月，昂山等人联合各族土司、头人在掸邦东枝附近的彬龙镇举行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彬龙协议》，使边区少数民族与缅族地区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1950年，云南解放前，边境地区许多地主阶级出于对阶级斗争的恐惧，将可转移的家产及财富运到缅甸境内“避难”。原国民党第8军和第26军余部溃逃到缅北地区，并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反共活动，并逐渐占据了萨尔温江以东80%的土地。

1951年开始，国民党残部开始通过大规模武装贩运鸦片来筹集经费，鼓励当地少数民族种植罂粟。

1959年3月，通过的《缅甸宪法修正案》，要求对掸邦和克耶邦进行民主改革

1961年8月，缅甸政府宣布把佛教定为国教，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使缅甸人民团结起来。但事与愿违，各民族要求自治与独立的呼声愈加高涨。1961年底，克钦族山官早相兄弟以政府宣布佛教为国教侵犯了克钦族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为借口，组建克钦独立军；提出建立克钦独立国的口号。

1961年和1962年，掸邦和克耶邦的民族上层分别在东枝和仰光召开了两次会议，提出脱离缅甸联邦的要求。

1988年以后，缅甸北部局势逐步趋向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改革开放开始成为缅甸政府的重要政策转向。随着90年代初中缅边境贸易的活跃，口岸贸易的兴起，华人因经商、务工等原因从云南大量进入缅甸，形成了缅甸的华人移民新浪潮。

掸邦位于缅甸联邦东北部，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是缅甸14个省、邦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掸邦南北长约500公里，东西宽280一450公里，从北向南与中国云南省有长约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掸邦的主要居民是掸族。缅甸的掸族人约250万，绝大多数居住在掸邦。

缅甸的掸族和中国的傣族本为同一民族，缅甸的掸族自称也是泰，掸族是缅族和其他一些民族对他们的称呼。从历史记载来看，泰民族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一度为中国的臣民，其居住的区域也均属中国的版图。

元朝末年，今云南西部中缅边境一带地区的傣掸民族以麓川为中心逐渐摆脱元朝的控制，形成了一股分裂割据势力。明代后期，许多原先属于中国的傣族地区沦于缅甸，主要地区有：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孟密宣扰司、蛮莫安扰司、孟定御夷府、孟良御夷府。“对于上述地区，缅甸统治者并不是都能完全控制，清初，一些早先附缅的泰族首领又在中缅之间徘徊。

历史上，掸邦以掸族为主，缅族在该地区从来不占统治地位。而掸族缅甸历史上也曾有辉煌的历史，曾建立过阿瓦王朝等几个疆域辽阔的政权。掸族的独特文化及强烈的民族自治倾向，使掸邦自古以来就处于高度自治的一种状态，而掸族独立倾向在缅甸各邦中一直十分明显，因此缅甸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在掸邦一直都不能得到完全实现。历史上缅甸中央政府以大缅族主义排外的心态和对中国强大实力的提防心理，从来对华人的迁入非常敏感，外侨非法入境是缅甸政府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因而加强外侨登记工作，但北掸邦等地的外侨向土司贿赂后就可受到土司的包庇。

掸邦由于土司封建割据，地形崎岖，交通不便等原因，经济上呈现显著的分散性。一个局部性的山间盆地

掸邦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吸引华人大量移居的重要因素。掸邦是缅甸最主要的金属矿区，北掸邦的包德温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银铅锌矿，二战前产量即已占缅甸金属矿的60%左右。此外还有炉房及南掸邦摸生等矿。掸邦南部有巨大的钨锡矿，缅甸是全世界仅次于中国的产钨国，南掸邦产锡，北掸邦产钨，北部的毛溪矿，在20世纪50年代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钨矿及第三大锡矿。北掸邦的南渡（波顿）矿场规模大、储量丰富、需要大量中国技术人员及劳工，几乎缅甸全部的铅、银、锌、铜、镍均产于此。

南掸邦的劳开锌矿等矿场。每年大批季节性劳工进入缅北矿场劳动，掸邦一直以来是缅甸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大量可供开垦的荒地，吸引了中国移民前往掸邦南部等新开发区从事农业种植等活动，并在当地定居下来。

在佤邦特区对南佤邦移民的过程中，可供开垦土地的广袤是最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二战前，掸邦有稻田约50万英亩，其中南掸邦约32万英亩，北掸邦约18万英亩。战后，由于受战争影响，到1959年只有稻田28.2万英亩，其中南掸邦18.8万英亩，北掸邦9.4万英亩，占全缅疆域四分之一的掸邦，所有开垦的稻田面积占全缅稻用面积1030万英亩的2.7%。中国人多地少，农民具有丰富种植经验，与掸邦农业开发的需要构成互补。

缅甸自古以来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及密切交往。而缅北则是中缅之间友好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经缅北向西至印度或向东至泰北、老挝的重要商贸通道的必经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数个交通要道上的商业城镇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华人华侨的存在。近代云南马帮驿运的兴盛，促使缅北地区华人移民大量增加，中国影响更加根深蒂固。

缅北华人聚居区基本是由原缅共武装力量所控制地区构成。1989年缅共分裂前，缅共控制的地区大致为掸邦北部靠近中国边境一侧的长条地带，包括果敢、贵概、棒赛、北佤、勐固等县。缅共分裂后形成四个部分，分别为掸邦的第一至四特区，其中第一特区果敢、第二特区佤邦、第四特区勐拉都是华侨华人占大多数的地区，最终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逐步发展成各自独立、疆域相连、关系友好密切的缅北华人聚居。

中国对缅共的支持客观上使中国影响力在缅北强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缅共在政治上是完全靠拢中国的，并在理论指导思想上、发展的道路上，乃至武装斗争及建设的战略战术上都完全模仿中国的革命经验。

经济上由于与缅政府军作战，缅北地区只能与云南进行贸易等经济往来。一大批后来成为缅北各自治区首领的原缅共军官本身即为华侨华人，又在中国国内进行过长期训练或教育，对中国既有了解又有好感，而自然在控制各自治区后实行亲近中国的对外政策。而缅共控制缅北这一地区的时代，中国边民、知青等参与到缅共军队中，更使华人移民数量增加，中国文化影响力增强。

缅甸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直到公元11世纪才形成松散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此后直到19世纪中期最后一个王朝雍籍牙王朝灭亡的8个多世纪中，孟、掸和若开等民族建立起各自的政权甚至一度统治过缅甸（例如掸族），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缅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克钦族、克伦族、钦族实行部落或民族的首领统治，成为封建领土或土司。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与缅族封建王朝的关系主要是朝贡或交纳赋税的关系。独立以前的缅甸从来没有在全缅范围内形成过一个真正统一的多民族融合的王朝。随着英国殖民者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等方面出现了更大的差异。

1948年缅甸独立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缅甸成为世界上民族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少数民族长期与政府武装对抗。缅甸独立后，吴努政府逐渐加快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统一全国，对独立时许诺给少数民族上层的权利采取了限制、削减和收回的方针。

1990年全国大选之后，失败的军政府为了达到继续把持政权的目的，对获胜的反对派大肆镇压，一些少数民族政党也因此遭到解散和迫害。缅北各族华人得不到缅政府的认可，几乎从法律意义上被剥夺了作为缅甸公民的权利，这对缅北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及效忠感，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此外，对缅北华人聚居区，缅甸中央政府采取“民族隔离”政策。客观来看，缅甸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大缅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促使缅北地区加快向中国靠拢。

缅北华人聚居区与世界上其他华人社区相比，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征：

1．从疆域上看，连接成片、规模较大。缅北华人聚居区与世界上其他华人聚居较集中的地区相比，面积广大，约有3.8万平方公里（其中佤邦北佤1.5万平方公里，南佤为原坤沙控制地盘，约有1.8万平方公里，并可能仍在扩大中），是新加坡的54倍。与缅北政府控制区内华人聚居地情况相比，后者主要集中于商贸城市，如木姐、曼德勒、腊戌等，或集中于交通线、商业通道附近，呈点状、线状分布；而前者则基本连成一片（北佤到南佤之间、佤邦到勐拉之间有少量政府军部队隔开），形成一个完整的块状分布区域。

2．从人口来看，人数众多，增长较快，人口密度相对较小。该地区已大概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的人口，且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大量吸引移民进入，人口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战乱等不稳定因素导致该地区人口密度是缅甸最小的地区，地广人稀，仍有容纳大量移民的空间。

3．陆地上与中国接壤，是中国沿边唯一的一个较大境外华人聚居区。尽管中国国境线漫长，与多个国家接壤，但缅北华人聚居区这样在特定的历史、自然、政治条件下形成的华人聚居区却是唯一的。云南省与老挝、越南也接壤，但却没有形成同等规模、有同等影响力的华人社会或聚居点。

4．社会文化特殊，中国化程度很深。此区域内，几乎不存在相对于中国的异域文化或本土文化，仍属于中国文化圈在边疆地区的外延部分。特区内地方政权的政治体制、法律规章、政治文化都源于缅甸共产党，间接来自中国，且现阶段在加快学习中国。汉语和汉字是特区内官方语言，中国官方电视、广播等媒体占统治地位。

5．经济上仍属于中华经济圈范畴。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倾向于与中国的联系。中国是最主要的原料、投资来源地，产品销售市场，贸易伙伴。人民币是主要流通货币，被所有当地居民认可，且已成为官方结算货币和大众观念中的货币单位。

6．华人新移民情况特殊，在中国海外华人中有典型性。与历史上滇籍主要移民上缅甸，闽粤籍主要移民下缅甸不同，且与近年来中国海外移民泉州籍、福清籍、温州籍有相对集中移民目标不同，该地区移民来源多元化的情况非常突出，且性别年龄上也非常复杂。

7．缅北华人聚居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素。该聚居区内几个特区政府本身地位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华人新移民身份也未得到缅甸联邦政府认可。在多边关系复杂、外来因素影响大干扰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成熟的情况下，该华人聚居区仍在发展过程中，离成熟阶段还有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