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绣鞋，曲牌名。又名“朱履曲”“羊头靴”。入中吕宫，亦入正宫。南北曲均有此调，用于剧曲、散曲套数和小令。还可以与“醉高歌”组成带过曲“醉高歌带红绣鞋”或“醉高歌过红绣鞋”。全曲六句五韵，句式（不计衬字）为六、六、七、五、五、六。代表作有周德清《红绣鞋·郊行》等。

红绣鞋，曲牌名。 又名“朱履曲”。南北曲均有此调，用于剧曲、散曲套数和小令。还可以与“醉高歌”组成带过曲“醉高歌带红绣鞋”或“醉高歌过红绣鞋”。

“红绣鞋”一词最早出现在元好问《续夷坚志》，说明在金元时期有了“红绣鞋”的概念。元好问是金元易代时期的人，当在由金入元的这段时间里，在北方地区“红绣鞋”作为完整的词组开始出现。

此调最早见于南戏《张协状元》，原为北曲，后传入南曲。杨栋提出：“明代南曲中有一个‘羊头靴’牌子，实为北曲‘红绣鞋’传入南曲后的一个别名。”首先提到“红绣鞋”曲牌相关情况的是明代蒋孝的《旧编南九宫谱》，附《十三调南曲音节谱》之“双调羊头靴”注“即红绣鞋”。无独有偶，在王骥德在《曲律·论调名》中也有“‘红绣鞋’即‘朱履曲’，亦在双调，名‘羊头靴’”的说法。可见在明代时，“红绣鞋”与“羊头靴”是同种曲调。不过“羊头靴”在现存的文献和剧目中均找不到相关材料，连一支曲子也没有流传下来。根据羊是北方重要家畜，可推断羊头靴当是北方服饰，可见此调源于北曲。此外，贾仲明有《吕洞宾桃柳升仙梦》杂剧，其中使用了“南红绣鞋”这一曲牌，曲词为：“将行李即便收拾，践程途远路奔驰。整纲常免差役，调四李用盐梅。仗才智抚黔黎，仗才智抚黔黎。”从字句看，是“六、六、六、六、六、六”的组合，非常齐整。“拾、驰、役、梅、黎、黎”押齐微韵，和“红绣鞋”大多全押一韵的情况大体相当。从字句和格律看，“南红绣鞋”和“红绣鞋”有很大相似性。“南红绣鞋”之“南”字，带有明显的区分南北的色彩。带有“南”“北”字眼的曲牌并不少见，比如“采茶歌北”曲牌：采茶原本是南方之事，此曲牌也应是南曲之一；不然的话，北方无茶可采，更不会有采茶时唱歌的风俗，不会生成这样的曲牌。同理可推，“红绣鞋”是源于北曲的，在被南曲吸收后，重新创出“南红绣鞋”曲牌来。如果“南红绣鞋”是源自南曲的，那么完全没有额外加上一个“南”字的必要。贾仲明所作之《吕洞宾桃柳升仙梦》虽是一杂剧，但是从另一侧面可以证明在南曲中是有“红绣鞋”的，而且南曲中的“红绣鞋”和北曲中的“红绣鞋”是存在密切关系的。在河北省邯郸市的磁县，曾经出土一个带有“红绣鞋”曲牌的瓷枕。这一瓷枕不仅是北方，也是中国现存唯一有关“红绣鞋”曲牌的历史文物，内容手书简化、自由。它出土的地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红绣鞋”源出于北曲。

除《张协状元》外，现存的元杂剧与元散曲中有关“红绣鞋”的使用共有109次，全元南戏中也有7篇用到了“红绣鞋”，凡13次。在明清两代的小说、戏曲之中也有使用，如《金瓶梅》第八、二十八、八十二、八十五回，《二刻拍案惊奇》第十五回，《聊斋志异》第二卷《凤阳土人》，《镜花缘》第三十二、五十四回，《牡丹亭》第三十一出，《娇红记》第五十出，《桃花扇》第三出，《长生殿》第二十五、三十一、五十出等。可以说“红绣鞋”的使用多见于元明清。

红绣鞋，调入中吕宫，亦入正宫。全曲六句六韵，基本定格句式为六、六、七、五、五、六。北曲首二句对仗，四、五句多作五字对句，与南曲不同。

此调以冯子振《红绣鞋·题小山苏堤渔唱》为正体。其中首句首字、三字可仄，五字可平；二句首字、三字可仄；三句首字可平；四句首字可平，尾字可不叶韵；五句、六句首字可仄。

格律对照例曲：冯子振《红绣鞋·题小山苏堤渔唱》

中仄中平仄去，中平中仄平平，中中平中仄平平。中平平仄仄，中仄仄平平，中平平去上。

东里先生酒兴，南州高士文声，玉龙嘶断彩鸾鸣。水空秋月冷，山小暮天青，苏公堤上景。

（说明：曲牌格律与对照例曲交错排列。格律使用宋体字排印，例曲使用斜体字排印。曲牌符号含义如下：平，表示填平声字；仄，表示填仄声字；上，表示填上声字；去，表示填去声字；中，表示可填平声字也可填仄声字。句末加粗字为韵脚。）

元代张养浩《红绣鞋·那的是为官荣贵》《红绣鞋·正胶漆当是勇退》《红绣鞋·才上马齐声儿喝道》

元代张可久《红绣鞋·天台瀑布寺》《红绣鞋·西湖雨》

元代徐再思《红绣鞋·雪》

元代李致远《红绣鞋·晚春》《红绣鞋·晚秋》《红绣鞋·春闺情》

元代杨景贤《红绣鞋·咏虼蚤》

元代宋方壶《红绣鞋·客况》

元代王举之《红绣鞋·秋日湖上》

元代周德清《红绣鞋·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