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丽战争，韩国称为高丽契丹战争（고려-거란 전쟁）、丽辽战争（여요전쟁），朝鲜称为反契丹战争（반거란전쟁），是指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辽朝（契丹国）对高丽发动的三次战争，以高丽成为辽朝藩属国并从辽朝获得鸭绿江以东地区（江东六州）告终。

公元10世纪，契丹族兴起于辽河上游的松漠之间，建立了契丹帝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辽朝。辽朝初年，向南从后晋得到幽云十六州，向东消灭渤海国，并成立了傀儡政权东丹国，向西征服阻卜、党项、吐浑等部，发展成兼具农耕与游牧属性的强大帝国。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其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承天太后萧绰摄政。面对“族属雄强，边防未靖”的不利局势，萧太后及辽圣宗掀起了新一轮的扩张，向南屡次侵宋，向西再次征服阻卜等部，在漠北设置镇、防、维三州，并收服党项首领李继迁，支持其攻宋。对于东面，辽圣宗即位后彻底取消了东丹国，并在984年（宋太平兴国九年，辽统和二年）发动对女真的扫荡，几年后基本平定了女真诸部，并消灭了鸭绿江流域的渤海遗民国家定安国。于是辽丽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殆尽，高丽暴露在辽的直接威胁之下。

在契丹兴起的同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政权分崩离析，出现了后高句丽、后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格局，是为“后三国”，其中弓裔的后高句丽（后改国号为摩震、泰封）被王建的高丽国所取代，最终由王建统一了朝鲜半岛中南部，并通过海路遣使中原，称臣纳贡，接受后唐册封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上柱国、大义军使、高丽国王，成为后唐到北宋等中原各朝的藩属国。王建有“操鸡搏鸭”之志，不仅要继承新罗（鸡林）的领土，还企图将疆域扩张到鸭绿江。因此在建国后就设置大同江北的平壤为西京，并将疆土扩展到清川江流域。他的继承者王尧（高丽定宗）、王昭（高丽光宗）、王伷（高丽景宗）、王治（高丽成宗）也继承了北拓政策，陆续从清川江北到永兴湾修筑了不下三十座军事城堡，因此高丽建统一后三国以来“士卒未得安枕，粮饷未免糜费”，都投入到北部国防事业中。在北拓过程中，高丽与当地的女真部落发生冲突，虽然王昭在位时尚能压制女真，但到了984年（宋太平兴国九年，辽统和二年）王治欲在鸭绿江岸筑城时，就遭到了女真的抵抗，导致高丽刑官御事李谦宜被女真掳走，导致高丽扩张到鸭绿江的计划流产。另一方面，在辽朝扫荡女真的过程中，高丽被女真怀疑协助辽军，女真甚至将高丽告到了宋朝，使高丽与女真关系进一步恶化。不过，相比女真而言，高丽更大的劲敌则是辽朝。

高丽建国之初，也曾与辽通好，双方有过数次使节往来。两国关系的变化始于926年（高丽天授九年，辽天显元年）辽灭渤海，王建听说后为之震惊，认为契丹“无道”，深感辽朝是一大威胁，于是开始对辽采取敌对态度，同时收容以渤海世子大光显为首的大量渤海遗民。另一方面，由于渤海的灭亡及高丽的北拓，高丽与辽（包括东丹国）疆域逐渐逼近，为此出现划界之争。辽欲以鸭江边石城为界，而王建则欲以马歇滩（位置不详，可能在鸭绿江以西某处）为界。在王建对辽强硬政策下，942年（后晋天福七年，辽会同五年）十月发生了辽朝使团30人被高丽流放海岛、辽朝所赠送的50匹骆驼被饿死在开京万夫桥下的事件，此后与辽断绝往来。此外，王建还以印度僧人㗌哩嚩日罗（室利缚罗、袜罗）为纽带，让他给后晋高祖石敬瑭捎话，说高丽和渤海是“亲戚之国”，渤海被辽所灭，所以高丽要为渤海报仇，并请后晋出兵，与高丽两面夹击辽朝，但石敬瑭不予理睬。943年（后晋天福八年，辽会同六年），王建去世，临终留下的《十训要》中称辽为“禽兽之国”，告诫子孙不得效仿契丹文化习俗。

王建死后，高丽对辽的政策有所收缩，转为守势，拒绝了后晋出帝石重贵的夹击辽朝的邀请，此外还组织了三十万“光军”，防备辽朝入侵。在北部建筑的大量城堡，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防范辽朝的意图。而在万夫桥事件以后的四十余年间，辽丽之间的邦交几乎是空白状态（也有记载称当时高丽与辽有过军事冲突），直到984年（宋太平兴国九年，辽统和二年）才有辽使耶律纯来高丽商讨划界问题，尚属和平交涉。但此后的国际局势就不再留下辽丽和平交涉的余地。当时中国处于宋辽对峙的局面，宋太宗一心收复幽云地区，在高梁河之战失败后，又于986年（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发动雍熙北伐，派韩国华出使高丽，要求高丽履行宋朝属国义务，出兵攻辽。虽然没有辽丽交战的记录，但高丽与宋朝的联结必然对辽构成威胁。同年又有辽使厥烈来高丽请求修好，高丽方面似乎并未认真应对。七年后，辽丽战争就爆发了。

辽东征高丽的目的有二，首先是切断高丽与宋的宗藩关系，迫使高丽臣服于辽；其次是划定两国疆界。辽圣宗即位后，就将高丽作为征伐目标之一，于983年（宋太平兴国八年，辽统和元年）十月亲自检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统兵马，以备东征高丽，随后命宣徽使兼侍中耶律蒲宁（蒲领）等率兵东征，但由于史书没有透露的某种原因，辽军最后并没有讨伐高丽，而是讨伐女真，同时向高丽派出了和平交涉的使者耶律纯。

985年（宋雍熙二年，辽统和三年）七月初一日，辽圣宗再次下诏征高丽，命诸道修理甲兵，随后又遣使查看东京诸军兵器及东征道路。但到了八月，又因辽河发洪水而中止东征高丽的计划，改为讨伐女真。992年（宋淳化三年，辽统和十年）十二月，辽圣宗命东京留守萧恒德（萧逊宁）东征高丽。不过萧恒德并未立即出兵，而是延宕了十个月，其中缘由亦未被史书记载。

在此期间，高丽依然与宋朝保持密切往来，并在993年（宋淳化四年，辽统和十一年）得到宋太宗派陈靖、刘式给王治加封的“检校太师”官位，同年秋高丽送走陈靖、刘式两名宋使时，还请求宋朝下赐板本九经，得到宋太宗批准。另一方面，在当年五月，女真就向高丽通报了辽朝将入侵高丽，由于高丽和女真关系不佳，所以高丽不相信女真的警报，未能及时加强边防。八月，女真再次向高丽告急，至此高丽才确信辽军入侵并开始准备，分遣诸道兵马齐正使，但为时已晚。

萧恒德率军进入高丽境内大约是993年（宋淳化四年，辽统和十一年）十月下旬，号称有“八十万兵”。辽军以权东京统军兵马都监耶律元宁为前锋，在建安之南遭遇高丽军并击破之，歼灭三千余人。高丽成宗王治任命三位宰相——侍中朴良柔、内史侍郎徐熙、门下侍郎崔亮分别为上、中、下军使，负责迎战辽军。王治本人亦御驾亲征，于闰十月初三日抵达西京，并前往安北府（今朝鲜平安北道安州市）。随后就得知了辽军攻击高丽边镇蓬山郡（今朝鲜平安北道龟城市南）、高丽先锋军使尹庶颜被俘的消息，因此不得不折返西京。

徐熙打算领兵救援蓬山，途中得到萧恒德的口信，声称辽朝已经据有大部分高句丽旧地，剩下的被高丽占领，所以前来讨伐，又移书声称是因为高丽没有归顺辽朝才来讨伐。徐熙由此判断辽军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是真的要灭亡高丽，所以可以讲和，并以此奏闻王治。王治命司宪监察李蒙戬借礼宾少卿衔，前去辽营，请求和谈。萧恒德再次移书高丽，要求高丽君臣马上到军前投降。李蒙戬询问东征理由，萧恒德又说是因为王治“不恤民事”才“恭行天罚”。李蒙戬回报后，高丽君臣忧心忡忡，有人提议国王回开京，派重臣去投降，有人提议割让岊岭（慈悲岭）以北的土地来换取和平。王治也有放弃西京的打算，下令将仓库里的粮食分发给百姓，剩下的扔进大同江，以免资敌，不过在徐熙劝谏下没有扔粮食。此时徐熙、李知白反对割地，请求与辽军一战。王治一行返回开京。萧恒德见李蒙戬走后久无回报，就领兵攻打安戎镇（今朝鲜平安南道文德郡），被高丽守将大道秀、庾方挫败，停止南进。

但是，萧恒德依然保持军事压力，要求高丽赶紧派人投降。王治派閤门舍人张莹去辽营议和，萧恒德以其官职卑微而拒之门外，大臣中只有徐熙主动请缨谈判，王治在礼成江边亲执其手饯行。徐熙与萧恒德东西对坐，举行谈判，萧恒德强调高丽兴起于新罗之地，却侵占了高句丽旧地，并且还“越海事宋”，所以才会兴师讨伐，要求高丽割让北部疆域并遣使朝贡于辽。徐熙则宣称高丽本来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有复地之理，无割地之说，而且打出女真牌，说高丽不能遣使辽朝是因为女真作梗，请求辽朝帮助高丽“逐女真、还我旧地”（将鸭绿江内外土地移交高丽）。作为交换，高丽同意向辽称臣。萧太后批准了高丽提出的条件，撤出辽军，并将鸭绿江以东的女真土地赐给高丽。徐熙在与萧恒德一番欢宴后，便回开京复命，用时只有七日。王治大喜，亲赴礼成江头迎接，随即派朴良柔为礼币使，赴辽谢罪。徐熙还想要得到鸭绿江以西的土地，请求王治暂缓遣使，但王治一心要结束战争，拒绝了徐熙的要求。

994年（宋淳化五年，辽统和十二年）正月，辽正式向高丽颁正朔，高丽奉行辽朝年号。二月，萧恒德正式通报高丽，将鸭绿江以东的二百八十里土地划归高丽，令其筑城，以便向辽朝贡。三月，王治又派朴良柔出使辽朝，通报行正朔，并请求归还辽军所俘虏的人畜，辽方允许赎还，并遣使抚谕高丽。同年，徐熙领兵驱逐女真，到十月上旬修筑长兴、归化二镇及郭、龟二州。同年，高丽还设置了鸭江渡勾当使，任命李承乾（后改河拱辰）出任，控制鸭绿江东岸地区。其后两年，徐熙又陆续修筑安义、宣化二镇及宣、孟二州，巩固高丽对新疆土的控制。

高丽虽然从辽得到鸭绿江东的土地，但内心并不欲称臣于辽，于是在辽撤军后派元郁出使宋朝，于六月底到达开封，请求宋军出兵帮助高丽击退辽朝。但宋太宗却认为夷狄相攻是寻常之事，而宋辽战事刚刚平息，不宜再与辽开战，故只是厚待高丽使臣，优诏答复，但并未出兵。此后高丽一度断绝与宋朝的往来，并强化与辽的关系，年年遣使进贡，甚至请婚于辽，辽朝将萧恒德的女儿（辽景宗外孙女）许配给王治（后未果）。996年（宋至道二年，辽统和十四年）三月，辽朝派遣的使臣翰林学士张干、忠正军节度使萧熟葛来高丽册封王治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高丽国王”，标志着辽丽两国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

997年（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高丽成宗王治去世，传位于堂侄王诵，是为高丽穆宗，辽朝于翌年遣使册封他为高丽国王。穆宗在位时期，表面上依然向辽称臣纳贡，但暗中恢复了同宋朝的往来，并请求宋朝出兵帮助高丽击退辽朝。999年（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五年），高丽密使朱仁绍来到宋朝登州，“自陈国人思慕皇化，为契丹羁制之状”，宋真宗予以召见，并赐密诏于王诵。1002年（宋咸平五年，辽统和二十年），高丽被迫向辽朝献上本国地理图，翌年再次派遣户部侍郎李宣古赴宋，控诉辽朝对自己“求取无厌”，请求宋军驻扎高丽境内，以牵制辽朝，宋真宗同样也只是优诏答复，并未出兵。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战争。此后，宋朝更不可能为了高丽而与撕毁与辽的盟约，后来第二次辽丽战争爆发时，宋朝宰相王旦就挑明了这一点，并得到宋真宗首肯。

1009年（宋大中祥符二年，辽统和二十七年）二月，高丽发生内乱，高丽穆宗王诵被西北面都巡检使康兆弑杀，另立王诵之表弟王询继位，是为高丽显宗，康兆以中台使的身份专权。王询即位后，派司农卿王日卿出使契丹告哀称嗣，却瞒着康兆弑君之事。此后一年间，高丽又派遣了祝贺中京城竣工、祝贺萧太后生辰及吊祭萧太后的使节。1010年（宋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五月，由于高丽尚书左司郎中河拱辰曾主动挑衅女真反被打败，对此耿耿于怀的和州防御郎中柳宗便杀死了九十五名女真使者，高丽朝廷听说后将二人流放。女真人则向辽朝揭发了康兆弑君之事来报复高丽。由于王诵是经过辽朝册封的合法高丽君主，废黜和杀死他无异于蔑视上国辽朝的权威，因此辽圣宗决意以此为由亲征高丽。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正如第二次辽丽战争中辽致高丽的问罪书中所言“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是欲何谋”，高丽与宋朝暗通款曲的情况已被辽朝掌握，自然为辽朝所不容，而高丽与女真的交往也不符合辽朝利益，所以这才是辽对高丽兴师问罪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当时辽朝萧太后去世，粮食歉收，连年用兵导致士卒疲敝，皇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也有“反侧”之意，辽圣宗亲征高丽亦含有通过对高丽的军事胜利来树立自己权威和提振辽军士气的意图。

辽圣宗自1010年（宋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五月就调集南北大王、皮室、乙室、频毕太师、奚、室韦、黑水女真等用二千辆车载着兵器运到南京（今中国北京市），以备东征高丽。八月，辽圣宗派耶律宁出使宋朝，通报亲征高丽之事。同时以皇弟楚国王耶律隆祐留守上京，北府宰相、驸马都尉萧排押为都统，北面林牙僧奴为都监。此时高丽方面依然蒙在鼓里，自1010年（宋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八月以来派陈頔、尹余、金延保、王佐暹等赴辽朝贡，这些人基本都被扣押。至此，高丽方知辽丽关系破裂，乃于十月初一日任命康兆为行营都统使，李铉云为副使，率兵三十万驻于通州（今朝鲜平安北道宣川郡西北），以迎战辽军。高丽军指挥部的构成如下表：

十月初八日，辽朝所遣使臣给事中高正、閤门引进使韩杞来到高丽，通报将亲征高丽，高丽派王同颖赴辽请和，同样被扣押。十一月初一日，高丽继续派姜周载赴辽贺冬至，同一天辽朝将军萧凝来通报此次为皇帝亲征。十一月十日（《高丽史》记载为十六日），辽圣宗率领号称“义军天兵”的四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拉开第二次辽丽战争序幕。

辽军首先包围兴化镇（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威远面），高丽西北面都巡检使杨规与兴化镇使郑成、副使李守和等人固守城池。翌日，崔士威分军出龟州北恧顿、汤井、曙星三道，均被辽军击败。此后数日间，辽圣宗与兴化军通信，告知其来意为王诵报仇、声讨逆臣康兆，要求其归降，李守和回信拒绝。辽圣宗知其不降，乃解兴化之围，分兵二十万屯驻麟州南无老代地方，自率二十万进军通州。十一月二十四日，辽、丽两军在通州城外交战。康兆引兵出通州城南，分为三营，自己的大营驻扎州西三水交汇处，一营驻扎近州之山，一营附城驻扎。起初他以剑车排阵屡次击退辽军，于是产生轻敌之心，辽军先锋耶律盆奴率详稳耶律敌鲁（耶律的琭）击破三水砦，接着袭击康兆，大获全胜。康兆、李铉云等将领及都官员外郎卢戬、监察御史卢顗、杨景、李成佐等官员被俘，高丽军三万人被斩首。其后康兆不降而死，李铉云等人降辽。乘胜长驱的辽军被高丽左右奇军将军金训、金继夫、李元、申宁汉的伏兵击败，略有退却。

其后，辽圣宗派人劝降兴化镇和通州，但都不降（辽朝称通州投降）。于是辽军继续南下，十二月初六日攻破郭州（今朝鲜平安北道定州市），高丽郭州防御使赵成裕逃走，乘里仁、大怀德、申宁汉、李用之、简英彦等战死，辽圣宗留兵六千余人镇守。十二月初八日，辽军渡清水江（清川江），因守将朴暹逃走，不战而取安北府。此外，龟州（今朝鲜平安北道龟城市）亦向辽投降，萧排押、萧惠所部辽军还在奴古达北岭大破高丽军。

十二月九日，辽军前锋至西京，焚中兴寺塔。十二月初十日，辽军取肃州（今朝鲜平安南道肃川郡），并派高丽降官卢顗和辽官刘经去劝降西京。西京副留守元宗奭等本来已写好降表，结果接到高丽国王救援西京命令的中郎将智蔡文和侍御史崔昌率兵从东北面的和州赶到西京，袭杀领取降表回营的卢顗、刘经一行，焚毁降表。东北面都巡检使卓思政也赶来会合，并杀死了来西京北门打听卢顗、刘经一行的下落并劝降的韩杞（韩喜孙）等百余辽军。另一方面，王询在听说康兆败死后，上表请求亲朝，得到辽圣宗批准，遂禁俘掠，派高正率一千骑兵在道路上设馆迎接，又任命政事舍人马保佑为开城留守、安州团练使王八为副留守，在太子太师乙凛所率的一千骑兵的护送下南下开京。卓思政一面领兵包围高正，高正率军突围，死伤惨重；一面派智蔡文堵截马保佑、乙凛一行，迫使其退回。

此后辽圣宗继续派乙凛进攻西京，智蔡文、卓思政、僧侣法言等两次出城击败辽军（法言战死于林原驿南），留守城中的高丽军也出城追击，在马滩（今朝鲜平壤市寺洞区域美林里的大同江渡口）遭到辽军的回击而溃败，高丽将军大道秀（辽称“渤海陀失”）降辽，智蔡文、卓思政、李元、崔昌等都逃走，西京遂被包围，赵元、姜民瞻、洪叶、方休等将领收集残兵坚守。十二月十七日，辽圣宗放弃西京，渡大同江，继续南下，并派萧排押、耶律盆奴为先锋，直扑开京。

十二月二十七日左右，智蔡文等逃回开京，高丽朝廷始知兵败之状，群臣建议出降，礼部侍郎姜邯赞则力劝王询南逃。王询听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夜率后妃、吏部侍郎蔡忠顺等及禁军五十余人，在智蔡文的护送下南逃，于翌年正月十三日逃到了高丽西南端的罗州（今韩国全罗南道罗州市，该地是王建曾驻扎过的地方，也是高丽惠宗的出生地，对高丽王朝有特殊意义）。在此期间，萧排押、耶律盆奴所率先遣队由北道进军，在开京西岭遭遇高丽军，将其击溃，斩数千级。

王询南逃之际，辽军前锋已进至开京南面的昌化县（今韩国京畿道杨州市），路遇高丽求和使臣河拱辰一行，河拱辰告诉他们高丽国王已经逃到汉江以南“不知几万里”的遥远地方，辽军乃停止追击。1011年（宋大中祥符四年，辽统和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辽圣宗进入已是空城的开京，“清野无所获”，便下令放火烧毁全城，开京的宗庙、宫阙、民房都被付之一炬。同时，辽将耶律瑶质亦用计降服了辽军未能攻克的高丽险要营垒。

辽军本来预计十二月班师，然而由于高丽的抵抗，所以延宕到了翌年正月。再加上西北面都巡检使杨规率一千七百余人于十二月十七日奇袭郭州，全歼六千留守辽军，导致“所降诸城复叛”，辽军后方出现问题。于是在占领开京的当天，辽圣宗就下令班师。与此同时，高丽使臣河拱辰、高英起来到辽营，请求班师，被辽圣宗扣押。辽军行至龟州南峻岭谷，大雨连日，马驼皆疲，甲仗多遗弃。辽圣宗在正月十五日才渡过鸭绿江，与皇后及皇弟耶律隆祐等会合，二十五日抵达东京。

据高丽方面记载，此后仍有辽军在高丽押送俘虏，高丽将领杨规、龟州别将金叔兴等从正月十七日起到二十八日经过无老代、梨树、余里站、艾田等七次战斗，夺回三万余名高丽俘虏，斩首近一万七千余级，最终在二十八日遭到辽军主力攻击，两人皆败死。正月二十九日，最后一支辽军渡鸭绿江时，遭到高丽兴化镇使郑成袭击，不少辽军淹死。二月二十三日，王询回到开京。二月二十四日，辽圣宗将押到辽朝的高丽俘虏分赐内戚、大臣。同年夏，宋朝派到辽的使臣李迪报告辽军东征高丽“兵败，多不还者”，宋朝边臣所获情报也是“契丹征高丽，官属多战没”，不得不从南京一带选取曾当过官吏及稍识字者来补充战死者的官缺。由此可知，辽军虽然在第二次辽丽战争中获得几次军事胜利并占领高丽国都开京，但最终仍蒙受相当大的损失，也未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

王询回到开京后，依据太史占卜之结果，决定继续与契丹修好，因而在1011年（宋大中祥符四年，辽统和二十九年）四月派王瞻赴辽谢班师。此后王询继续派人到辽朝贺冬至、生辰，但并未得到辽的谅解，因为王询并未履行战后亲朝的诺言。1012年（宋大中祥符五年，辽统和三十年）四月，高丽使臣蔡忠顺请求维持辽丽宗藩关系，但辽圣宗坚持以王询亲朝为条件。八月，高丽使臣田拱之以王询有病为由称其不能来朝，辽圣宗见王询故意抵赖，便要求高丽将第一次辽丽战争后赐给高丽的鸭绿江以东的六座城池（龙、铁、郭、龟、通州及兴化镇）归还辽朝。1013年（宋大中祥符六年，辽开泰二年），辽圣宗两次派耶律资忠（耶律行平）出使高丽，索要江东六州，但高丽“无归地意”。同年十月，辽圣宗召见曾在高丽做官的女真人，询问取高丽之策。1014年（宋大中祥符七年，辽开泰三年）夏，辽圣宗命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准备用兵高丽，先在鸭绿江造浮桥，并在鸭绿江东岸筑保州（宣义军）、定州等城。第三次辽丽战争遂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高丽也派兵加强江东六州的防备，同时恢复同宋朝的往来，从1014年（宋大中祥符七年，辽开泰三年）起连年派尹征古、郭元、徐讷等出使宋朝，并从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辽开泰五年）开始停用辽朝年号，改奉宋朝正朔。对辽则停止朝贡，并于1015年（宋大中祥符八年，辽开泰四年）四月扣押了第三次来高丽索取江东六州的辽使耶律资忠。同年五月，辽圣宗任命北府宰相刘晟为都统，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都统（不久因刘晟延误师期而撤换，以耶律世良、萧屈烈为正、副都统），筹备东征高丽。辽丽关系再次破裂，而第三次辽丽战争也已在事实上爆发。在1018年（宋天禧二年，辽开泰七年，高丽大中祥符十一年）以前，表现为在江东六州地区的军事冲突，主要如下：

1018年（宋天禧二年，辽开泰七年，高丽大中祥符十一年）十月，辽圣宗又一次决定东征高丽，此次不再以江东六州为军事目标，而是直取开京，试图一举解决高丽问题。高丽一面于十月十九日任命内史侍郎平章事姜邯赞为西北面行营都统使，严阵以待；一面派礼宾少卿元永赴辽，请求罢兵，但显然未被辽圣宗理会。十月二十七日，辽圣宗任命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殿前都点检萧虚列为副统，东京留守耶律八哥为都监，领兵东征高丽。并晓谕高丽守臣，能率众自归者厚赏，坚壁相拒者追悔无及。十二月十日，萧排押（《高丽史》误记为“萧逊宁”）率领号称十万的辽军渡过鸭绿江。高丽军上元帅姜邯赞与副元帅姜民瞻领兵二十万八千三百人屯驻宁州，同时亦与东北女真部落保持合作，共拒辽军。

姜邯赞进军至兴化镇，选骑兵一万二千人设伏山谷，又用大绳贯牛皮塞城东大川（今三桥川），辽军来到时决塞发伏，击破辽军，此外姜邯赞麾下两员将领姜民瞻和赵元亦分别在慈州来口山（今朝鲜平安南道顺川市舍人场附近）和马滩打了胜仗，斩首万余级。但这三场胜仗都是小胜，并未对辽军主力造成沉重打击，而且辽军也在通州击败高丽军，通州都府署庾伯符等一百七十三人阵亡，并且一路纵兵俘掠，所获甚多。于是萧排押继续南下，直扑开京。十二月二十六日，开京戒严。当时开京还没有罗城（外城），难以防守。姜邯赞听说辽军南下后，立即派兵马判官金宗铉领兵一万人倍道入卫，东北面的崔士威也发兵三千三百人入援开京。正月三日，萧排押抵达开京北面的新恩县（今朝鲜黄海北道新溪郡），王询早已坚壁清野，将城外民户转移至城内。萧排押判断拿不下开京，就派耶律好德到开京通德门致书告知回军。同日，辽军三百名斥候兵被一百余名高丽兵乘夜袭杀。

辽军撤军之时，被高丽军紧追不舍，在涟州（今朝鲜平安南道价川市）、渭州（今朝鲜平安北道宁边郡）一带遭到姜邯赞的伏击，被斩五百余级，在熊浦、班岭一带亦受到崔士威的打击。但到此时为止，辽军并未遭受严重损失。随后辽军行至龟州城东郊的茶、陀二河，遭遇姜邯赞部将金宗铉所率的高丽追兵。辽军诸将都准备在高丽军渡过茶、陀二河后再出击，都监耶律八哥反对，认为高丽军“若渡两河，必殊死战”，故应击于茶、陀二河之间。萧排押采纳耶律八哥的建议，在茶、陀二河之间与高丽军决战，一时未分胜负。突然“风雨南来，旌旗北指”，天时有利于高丽军，高丽军抓住机会，猛攻辽军，辽军溃败，并从石川（今龟城前皇华川）追击至盘岭（今龟城西北三十里的八营岭），歼灭辽军大部。此役辽军天云、右皮室二军大量士兵淹死，天云军详稳海里、遥辇帐详稳阿果达、客省使酌古、渤海详稳高清明等官员阵亡。据《高丽史》记载，辽军只有数千人生还（《辽史》无相关记载），时为1019年（宋天禧三年，辽开泰八年）二月初一日。

1019年（宋天禧三年，辽开泰八年）二月初六日，姜邯赞领兵凯旋献俘，王询亲赴迎波驿迎接，二月二十四日在明福殿犒劳将士，并亲自将金花八枝插在姜邯赞的脑袋上。三月十八日，萧排押、耶律八哥等率残兵败将回到辽朝，辽圣宗虽然数落其罪，但将这些败军之将都予以释放，并褒奖立功人员，抚恤遗阵亡将校家属，并在八月初六日派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会大军再征高丽。

另一方面，和平交涉也逐渐展开。1019年（宋天禧三年，辽开泰八年）五月和八月，辽东京方面先后派遣文籍院少监乌长公、工部少卿高应寿来到高丽。高丽则于八月十一日派考功员外郎李仁泽赴辽进贡。十二月二十九日，辽圣宗接纳了高丽的贡品，意味着放弃征讨高丽的计划。经过一番交涉，辽朝方面已不再执着于要求高丽国王亲朝或归还江东六州，而是要求释放耶律资忠。1020年（宋天禧四年，辽开泰九年）二月，高丽释放了扣押多年的辽使耶律资忠，并派李作仁赴辽请求“称藩纳贡如故”。五月，耶律资忠回到辽朝，辽圣宗乃赦免王询之罪，并允许其请求。此后王询频繁遣使讨好辽朝，甚至连封王子这种家事也要通报辽朝，引发宰相庾方等人的不满。1022年（宋乾兴元年，辽太平二年），王询正式接受辽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上柱国、高丽国王，并重新遵用辽朝年号。

不过，战后还有一些辽丽关系的悬案没有解决。自1010年（宋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以来被辽朝扣押的陈頔、李礼均、王同颖、尹余、王佐暹、金德华、金征祜、金得宏等多名高丽使臣均未能归还高丽。最重要的是鸭绿江城桥问题，即辽朝所筑的鸭绿江浮桥及东岸的保州等城，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高丽头顶，高丽多次请求撤毁，但都被辽强硬拒绝。为此高丽也拒绝辽朝在保州开设榷场的要求，并修筑了千里长城以防备辽朝。

尽管辽朝在第三次辽丽战争中失利，未能达到收回江东六州的目标，但最初征讨高丽的目标——迫使高丽弃宋归辽则达成，同时也利用鸭绿江东岸的保州等城来保持对高丽的威慑与压力。辽朝通过战争得到了高丽的臣服，遏制了高丽的北拓势头，确保了东部疆土的安定。辽丽战争结束十年后，辽东的渤海反辽政权“兴辽国”向高丽求援，高丽不敢答应，就是这种效果的体现。同时，辽朝将高丽纳入自己的藩属体系之下，成为七十八个属国之一，巩固了辽帝国在东北亚的权威。高丽（《契丹国志》记为新罗国）每次向辽进贡的物件有粳米五百石、糯米五百石等十余种贡品。

在辽丽战争中，辽军俘虏了大量高丽人口，为此在中京设置了高州及其附郭县三韩县（今中国内蒙古赤峰东北哈拉木头村西土城子古城）来安置五千户高丽俘虏。但另一方面，辽朝也蒙受了很大损失，甚至有“帐族卒乘罕有还者”的说法，曾一度从南京一带选取曾当过官吏及稍识字者来补充战死者的官缺。

高丽在辽丽战争中最终击退辽军，但国力仍与辽朝悬殊，最终以向辽称臣纳贡为代价，确保了江东六州的领有权以及和平的外部环境，为此后高丽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条件，迎来了“边无警急，民乐其生”的局面，高丽显宗王询也因此被誉为高丽的“中兴之主”。

另一方面，虽然高丽获得了和平，但辽丽战争给高丽造成的冲击和创伤仍然不小。高丽在战争中丧失了不下十万士兵（根据第二次战争和第三次战争高丽所动员兵力相差估计），高丽的社会经济也遭到重创，特别是在第二次战争中，高丽的国都开京更是被辽军烧成了灰烬。高丽吸取教训，在战后依然强化对辽防备，动员二三十万民夫，于辽丽战争结束十年后修成了开京罗城，其后又花费十多年的时间，连接北方各堡，修起千里长城。

在第二次辽丽战争中，辽军将开京烧成白地，并导致“书籍尽为煨烬”，堪称高丽文化的一次浩劫。战后，高丽显宗王询命史官黄周亮收集史料，编成《七代事迹》（七代实录）三十六卷，但高丽初年的史事依然失之简略。另一方面，高丽在辽丽战争期间发愿雕成大藏经，希望借助佛力来击退辽军，最终依据宋朝开宝藏完成初雕的高丽大藏经，不过后来在蒙丽战争中又被毁。

除了辽丽两国外，辽丽战争亦对宋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第一次辽丽战争以后，高丽就成为辽朝藩属国，但此后仍不断遣使宋朝，求援告急，甚至一度恢复遵奉宋朝正朔。但宋朝确立了侧重对辽关系、不介入辽丽战争的方针，故一再拒绝高丽请求，并以宋朝的处境开导高丽使臣郭元，劝高丽“结好息民”。后来甚至一度同意助辽攻丽。辽丽战争结束后，对宋邦交对高丽来说已失去价值。自1022年（宋乾兴元年，辽太平二年）王询接受辽朝册封、重建辽丽宗藩关系后，高丽就再次停用宋朝年号，并在此后半个世纪中仅在1030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派过元颖出使宋朝进贡金器、银罽刀剑、鞍勒马等物，直到1071年（宋熙宁四年，辽咸雍七年）高丽文宗派民官侍郎金悌入贡宋朝，才恢复了宋丽邦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