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庇古在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产业变动论》、《财政学研究》中提出了“经济福利”的概念，主张国民收入均等化，且建立了基数效用论等。

福利经济学是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是排除了社会评价的理论经济学，它研究经济体系的运行，说明经济体系是怎样运行的以及为什么这样运行，回答“是”和“不是”的问题；规范经济学的任务是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作出社会评价，回答是“好”和“不好”的问题。福利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主张收入均等化，由此出现了“福利国家”。国家在国民收入调节过程中作用的加强，使国民收入呈现均等化趋势。

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或称检验社会经济行为好坏的标准；实现社会经济运行目标所需的生产、交换、分配的一般最适度的条件及其政策建议等。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危机。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世界、首先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导致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确定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 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基本定律一：不管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既符合帕累托最优效应（帕累托最优的三个条件自动满足）。

基本定律二：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

基本定律三：也叫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其意思是说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帕累托采用了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1845～1926）的无差异曲线和契约曲线作为分析工具。

无差异曲线是表示两种商品的各种不同组合的点的轨迹，这些不同的商品组合使消费者始终获得相同的满足水平。契约曲线是表示交易双方的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的轨迹，这些切点表示双方的边际代替率完全相等，也是表示生产者等产量线的切点的轨迹，这些切点代表既定数量的生产资源在最有效地利用时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的组合。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他采用的无差异曲线和契约曲线对福利经济学起了重要作用。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愿意支付的商品价格超过他实际支付的商品价格的差额，这个差额使消费者获得了额外的满足。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

①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

②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庇古从第一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社会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加国民收入，就必须增加社会产量。而要增加社会产量，就必须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认为，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纯产品，从社会角度衡量和从个人角度衡量并不经常相等。当边际社会纯产品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品时，国家应当通过补贴扩大生产。当小于时，国家应当通过征税缩小生产。只有每一生产要素，在各种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品都相等时，才达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自由竞争为前提，他认为自由竞争可以使边际社会纯产品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从而使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

庇古从第二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大社会经济福利，必须实现收入均等化。他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推广到货币上来，断言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他所说的收入均等化，就是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政策把向富人征得的税款用来举办社会福利设施，让低收入者享用。庇古认为，通过这一途径实现“把富人的一部分钱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均等化”，就可以使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

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莱昂内尔·罗宾斯（1898～1984）等人的批判。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尼古拉斯·卡尔多（1908~1986）、约翰·希克斯（1904～1989 ）、阿巴·勒纳（1903～1982）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1939年，卡尔多发表《经济学的福利主张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一文，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提勃尔·西托夫斯基（1910～2002 ）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

①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

②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

③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末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哈罗德·霍特林（1895～1973）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交换的最优条件，对于消费两种商品的两个交易人来说，就是每一个人每一对商品的边际代替率完全相等。边际代替率是指消费者在保持某一固定的满足水平时每增加一种商品的单位数量所必须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单位数量。生产的最优条件，对于用来生产两组商品的两种生产资源来说，就是每一组合的边际技术代替率相等。边际技术代替率，指的是在保持固定的产量水平时，每增加一种生产资源的投入量所必定减少的另一种生产资源的投入量。新福利经济学把两个消费者的两种商品交换的最优条件和两个生产者使用两种生产资源生产两种产品的生产的最优条件推广到全社会的交换和生产，分别求出社会无差异曲线和社会等产量线，前者意味着任一商品组合都能使社会的每一消费者得到相等的满足，后者意味着任一资源组合都能使社会的每一生产者得到相等的产量。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当整个社会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都同时得到满足时，也就是当整个社会的交换和生产都最有效率，都达到最优状态时，整个社会就达到最优状态，就达到最大社会福利。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卡尔多首先提出：如果在情况 A下，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之后，仍然比情况B好，那么对社会来说，情况A就比情况B好。希克斯对卡尔多标准作了发挥，提出：如果在情况A下，受损者没有办法诱使受益者不将B变为A，那么对社会来说，情况 A就比情况B好。西托夫斯基对卡尔多标准和希克斯标准作了补充，提出检验福利的“双重标准”：如果受益者能使受损者接受将B变为A,然而受损者却没有办法诱使受益者不将B变为A，那末对社会来说，情况A就比情况B好。卡尔多、希克斯等人被称为补偿原则论派。他们的核心论点是，如果任何改变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使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就可以认为这种改变增加了社会福利。按照这一标准，只要垄断资本家们的境况好起来，而不管多少人的境况坏下去，都是增大了社会福利。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艾布拉姆·柏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21～2017 ）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福利函数，要从所有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必须满足一系列必要条件，企图在任何情况下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这是不可能的。阿罗定理在福利经济学中被称作“不可能定理”。阿罗本想通过大量的论证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修残补缺，但客观上却证明了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着重对福利经济学的以下领域进行了讨论；外部经济理论，次优理论，相对福利学说，公平和效率交替学说，宏观福利理论。这些“新”理论一方面企图说明，现代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调节价格和产量，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企图说明，现代西方国家的分配制度虽不合理，但是如果加以改变，则可能更不合理，一切人为的改善分配状况和增进福利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经济学家在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基础上进行修改，发展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

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帕累托、美国的阿巴·勒纳、霍特林、萨缪尔森以及英国的卡尔多等人。他们提出了假想的“补偿原理”，建立了效用序数论，并编造了“社会福利函数”。

代表作有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政治经济学提要》，《普通社会学》等。

福利经济学是以“完全竞争”的形式出现的标榜研究福利或最大化原则的为垄断资本获取最大利润辩护的一种经济理论。无论是主张既要经济效率又要公平分配的福利经济学家，也无论是强调经济效率而不讨论公平分配的福利经济学家，都只是借助纯粹形式主义的分析来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现状进行辩解，并企图为垄断组织利用国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福利国家”政策、价格和产量政策以及对外贸易政策出谋献策。（以上为马克思经济学派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