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1892年，也有1895、1896、1897年等说—1970年），字晋庸，原名振甲，又字德三，辽宁开原人。历任国民政府北伐司令部参谋本部科长、新疆省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中央军校第九分校（新疆分校）上将主任和农林部长等职，中华民国陆军上将，自1933年到1944年负责着新疆的军事、政治，号称“新疆王”，期间在苏联、国民党等势力间反复周旋。1949年后到台湾，1970年病故于台北。

1892年（或1895年、1896年、1897年），盛世才出生于奉天开原县（今辽宁省北部开原市）盛家屯，父母共生五男二女七人，盛世才是家中老大。曾祖父盛福信原是山东人，困于家乡因黄河改道而遭受天然灾害，举家同盛姓族人闯关东到辽宁以务农为生。其父除务农外，受过几年私塾教育，因此被选为邻村黄家屯小学的校董。盛世才幼时在西丰县初小，沈阳第五高小，辽宁省立农林中学学习。

1915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

1917年，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期间接触到《共产主义ABC》等左翼刊物。

1919年，盛世才回国参加五四运动，认为读书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决定投笔从戎，归国后进入广东李根源主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学习。毕业后经其介绍，回东北在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任排、连长及上尉参谋等职，深得郭松龄的信任，经郭的介绍与郭松龄的义女邱毓芳结婚（与前妻离婚）。

1923年，经郭松龄推荐，张作霖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其妻同行。

1925年，郭松龄反奉失败，张作霖撤消了保送盛世才学习的公费。但他善于钻营，先后得到了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的资助，完成了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习。

1927年，盛世才回国后，在国民党贺耀祖部下任参谋，以后又调总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教官。1928年任代理行营参谋处科长。但他认为蒋介石“感情用事”、“度量狭小”，用人“分南北界限”，“决难作全国之首领”。

1929年，调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任科长。

1929年秋，盛世才与新疆省秘书长鲁效祖相识，金树仁在新疆训练军队需要人才，盛世才主动要求去新疆，1930年秋，盛世才辗转苏联随鲁效祖入新疆。1930年底，被金树仁任命为“新疆陆军初级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培养了卢毓林、王玉书等后来的亲信。

由于新疆省主席金树仁自1928年执掌新疆后对新疆各民族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十分残酷，激起了新疆各族的仇恨，一些地方统治者也趁机纷纷割据独立。1931年“哈密暴动”爆发，1月马仲英率领6000多人进军新疆，占领新疆东部。盛世才担任“东路剿匪指挥部参谋长”，击败马仲英和和加尼牙孜，后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屡战屡胜，威望日渐提高。

1933年，新疆“四·一二“事变爆发，新疆的东北义勇军和归化军联合倒金，金树仁去职，仓惶逃离省城，手握重兵的盛世才回师迪化，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边防督办；教育厅厅长刘文龙被推举为新疆临时省主席。12月，盛世才就以刘文龙涉嫌谋叛，将刘主席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其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从此盛世才掌握了新疆最高统治权。

次年3月，朱瑞墀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盛世才上台之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步芳的堂弟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二人的兵力皆多于盛世才，两人联合行动，准备随时夺取政权。一些地方势力也准备伺机而动。盛世才为了巩固政权，制订了“十大纲领”，进一步巩固和平局势，提高自己的威信。

盛世才掌权后，凭借军事实力逐步排挤“四·一二“事变发起人，引起新疆当局一些人的不满。而南京国民政府则借机图谋控制新疆，派出黄慕松进疆“宣慰”，与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炮制了一个撤督办成立军事委员会的方案，也就是撤销当前盛世才为督办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代之以新疆军事委员会，容纳和加尼牙孜、原金树仁政权残余、入疆之东北抗日义勇军、马仲英、伊犁屯垦使张培元等为委员，以盛世才为委员长。黄慕松希望通过这个方案即限制盛世才的权利，又可以平息当前遍及全疆的动乱，引起了盛世才的极大不满。

盛世才首先派人与马全禄的部下马德祥勾结，用高官厚禄相利诱，唆使马德祥杀死马全禄，进而收编马全禄余部2000多人，从而消除了迪化的一大威胁。又利用马仲英和和加尼牙孜的分歧和矛盾，以划分南疆给和加尼牙孜为代价，诱使和马联盟瓦解。1933年6月下旬，盛世才突然停止追击马仲英，匆匆带亲信部队返回迪化。6月25日傍晚以开会名义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人擒获，随即当场枪决。

这一手段收效显著，新疆临时省政府主席刘文龙吓的要求辞职，省府办公人员一致向黄慕松要求收回撤除边防督办公署的计划。另一方面，盛世才暗中指示手下四处散布黄慕松与马仲英勾结，同时又公开宣布大西忠实为日本间谍，马仲英乃“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言外之意黄慕松与马仲英接触实际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此时从塔城辗转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陆续向迪化集中，准备回撤关内继续抗日，此言论一出，果然激起东北义勇军义愤，后来从苏联归来的义勇军大部分留在新疆卷入了内战，在随后不到半年的战争中，付出了约5000人的生命。

1933年4月12日下午4点30分，刘快腿部开始与马仲英部队发生接触，双方立即开始激烈交战。马仲英的部队气势凶猛，潮水般一批批冲向省军阵地，省军用机枪和装甲车等重火力顽强抵抗，然而马军不在乎兵员伤亡，冲在前面的人刚刚被射中倒下，后面就有更多的人补上，给省军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省军阵地数度被马军骑兵突破，盛世才在前沿指挥作战险些被活捉。盛世才后来心有余悸地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仗。但是负责坚守省军中央阵地的刘快腿500精兵发挥了极大作用，刘快腿的部下多为他当年在东北做土匪时训练的神枪手，枪法娴熟，百发百中，弹无虚发。每次马军骑兵从两侧突破阵地时，都被这些枪手准确的射击命中骑手头部而毙命。如此交战不久，马军即伤亡达400余人。马军第一线士兵多为进入哈密后补充新兵，战斗力不如跟随马仲英入疆的3000甘肃子弟兵，此时见伤亡巨大，开始畏缩不前，省军趁机开始发起总攻，前进到紫泥泉村附近，双方又发生激战。马军二线部队部署在村庄周围，开始顽强阻击省军的进攻。不久天气突变，士兵无法继续战斗，省军遂停止进攻，双方对峙了一夜。

马仲英部大约有7000多人，驻扎在哈密、奇台和孚远一线。在1933年5月占领孚远后，新疆临时政府曾经与马仲英进行接触，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此时盛世才已经成功分化了和加尼牙孜，军中大批军官尤其是归化军强烈主战，而马仲英一路进展顺利，尽管军中阿訇希望和平，但众多军官也主张继续战争，在这样的氛围中双方的和平谈判最后不了了之。

盛世才手下的归化军从阜康开始向紫泥泉方向推进，同时，已经和盛世才有密约的和加尼牙孜也开始带领部下脱离马仲英向紫泥泉移动，马仲英为了保护孚远外郊，被迫推进到紫泥泉，晚到达并开始布防。马仲英打算利用紫泥泉村进行掩护，进可攻击，退可防守。而盛世才的战术打算利用自己优势兵力，直接进攻当面对手，并在这一地带对马仲英进行包围而加以歼灭，为了实现这个战役目的，盛世才制定了如下作战方案：

以第四路刘快腿部加机枪两连并钢甲车队，占领乾沟南北，诱使其进攻，然后坚决就地抵抗阻击；第三路归化军之骑兵掩护第四路的右翼，第六路骑兵掩护第四路左侧，当全线总攻时两支骑兵威胁马军两翼并包围敌军；第五路、第二路为二线部队，其中第五路沿公路右线攻击前进，第二路则沿公路左线进攻，随时援助第四路发起中央进攻；第一路和敢死队、其他机枪队为总预备队，同时炮兵受命集中炮火炮击紫泥泉村，掩护步兵推进。

马军出奇台均配发单衣裤，在当夜雨雪纷飞中，冻死很多，即使挺过寒夜者也是双手冻僵，几乎无法继续持枪射击。而省军士兵配发皮衣，因而能够坚持。第二天拂晓，休整了一夜的省军又一次发起猛烈攻势，不给马军丝毫喘息的机会。战斗开始不久马军又伤亡200多人，马仲英卫队营近500人原为省军，在孚远投降马仲英，如今见马军大势已去，无力再战，当即借助天色昏暗于阵前投降省军，致使马军阵地出现一个大缺口，防线随即崩溃，马军全军溃退。马仲英率自己从甘肃带进新疆的3000士兵，沿公路一路东逃，经木垒河翻越天山南下吐鲁番。省军追兵则于14日胜利占领奇台。

盛世才大获全胜，击毙马军600多人，缴获枪支1000多支，子弹30000多发，自己仅有300人的伤亡。马仲英南逃吐鲁番却是出乎盛世才的预料，盛世才在战斗胜利后命令参谋长陈中率骑兵追击，原以为马仲英会东撤哈密，然后背靠自己甘肃的老地盘，进可攻，退可守，如此以来，其仍然是新疆治安之大患，却不料马仲英会南下。

此时的马仲英占据新疆广大地盘，从哈密经鄯善、吐鲁番直到焉耆，另外马赫英的势力从镇西向北沿外蒙国境直达阿山南部，而马世明的势力则越过达坂城渗透到了柴窝堡。盛世才的防守地区也只是东到奇台、西达塔城而已。1933年10月9日，马仲英在吐鲁番举行阅兵誓师大会，宣布要消灭盛世才，而盛世才不甘示弱，第二天在迪化通电全国讨伐马仲英。10月早先趁盛世才与马仲英大战迪化南山时已经占据阿山的马仲英得力部下马赫英此时得到马仲英的命令，指挥2000人马大举南下围攻塔城，就此第二次盛马大战开始。

战争开始，形势对盛世才十分不利，镇守塔城的陈继善连发急电求援，称塔城在马军包围下已三日，“形势危急，若无援军，后果难料”。盛世才慌乱中调遣督办公署参谋长刘斌率领归化军增援塔城。盛世才在迪化百姓的欢送下浩浩荡荡出发，兵分两路，一路出奇台经七角井攻击鄯善，企图切断马仲英返回哈密、甘肃的退路。另一路则有盛世才亲自指挥直攻通向吐鲁番的门户达坂城。

马仲英得到盛世才大军来犯的报告，命令驻扎达坂城的没指头团长（绰号）迅速占领附近高地固守，同时他亲自率领步兵一个旅，会同驻扎托克逊的马彦良骑兵一团抵达达坂城，凭借高地实施防御战。双方部队分别紧张构筑工事备战。15日清晨，省军开始发起攻击，盛世才仍然使用东北义勇军做先锋，猛烈攻击山湾的马军山头阵地。马军居高临下，枪炮齐发，打得进攻省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回。装甲车、山炮、辎重等作战器械慌忙渡过孔雀河，归化军的装甲车因为载重过重，竟然把桥梁压垮，而后续车辆陆续到来，士兵忙不择路，纷纷抢先过河，交通拥挤不堪。马军骑兵追到河边，很多省军溃兵缴械投降，成建制投降的就有2个连之多。此战马仲英缴获了山炮4门、装甲车1辆（由于缺乏燃料，后在战场烧毁）、步枪300余支，机枪多挺，还有大批辎重。

这场决战，盛世才注定只能悲惨地成为马仲英的陪衬，马仲英骑兵凭借一腔热血无情地踏翻了盛世才按照教科书部署的阵地。国内战场上屡次被拉出来当王牌的沙俄“归化军”，这次在达坂城外被凶狠的马家骑兵彻底踩断了脊梁。达坂城外万余人的对攻迅速变成一场追击战，马仲英杀红眼的骑兵从达坂城跟着盛世才的败军一路打到乌鲁木齐城下。盛世才的装甲车被马仲英调到马富元那里，用来冲击马木提的骑兵。

而在塔城，马赫英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占领塔城旧城。进攻新城，战况一度十分激烈，马军使用云梯，头顶铁锅奋勇登城，塔城岌岌可危。幸而从迪化赶来了归化军黑洛夫斯基一团援兵，尽管援军指挥黑洛夫斯基在进行巷战时遭到马军士兵的狙击身亡，还是解除了塔城之围，马赫英带部下退守额敏，旋即被随后赶来的刘斌部击溃。

1933年10月下旬，马仲英亲自率领精锐骑兵约2000人，出天山直攻孚远，10月27日黎明，马仲英部从城西北架设两部云梯开始偷袭孚远，幸而被守军发觉被击退，马军转而攻击城垣东北角，又被守军击退。入夜，守卫孚远的民团派出人员连夜奔阜康求援。而马仲英在则指挥部下在城东门挖掘数条地道，试图爆破城门并夜袭孚远，29日下午，马军在东城墙北挖掘的地道顺利进入城内，被巡逻守军发现，守军急忙使用辣椒、烟杆和茅草烟熏地道，才使马军利用地道的进攻战术破产。10月30日黎明，马军引爆了东门下地道的炸药，同时使用机枪掩护，开始猛攻东门。东城门在炸垮后，守军动员数十名少年从两侧担土填堵，一昼夜竟然将缺口封出，至此马军攻势大减。不久，省军援军赶到，马仲英遂悻悻撤军。

1934年1月12日晚马仲英指挥万人突然包围迪化，准备速战速决，一举消灭盛世才。盛世才在迪化亲自任城防总司令，任命杨耀均为前敌总指挥（后以哈玉良接替），在乌拉泊、仓房沟部署别克迭耶夫为旅长的归化军两个骑兵团，在大湾、宁夏湾、飞机场一带部署了张风仪、尤得胜、孙庆麟、蒋有芬的部队，命令孟熙步兵旅会同一个团守卫红山、六道湾、碱泉子沟、水磨沟，杨树堂旅守卫西大桥，卢毓林和商团守卫南关和西关，督办公署教导营和军校学生、中等师范学生守卫汉城和满城，盛世骐指挥卫队团负责护卫督办公署。省军在迪化驻军约有9000人，加上各大中学校学生、商团、民团总数大约有2万之众。1934年1月12日晚，省军防守部队与马仲英主力在迪化郊区芨芨槽子激战竟夜。省军不支退守城区，13日凌晨，马军已经将迪化围得如铁桶一般，马军骑兵势不可挡，潮水一般猛攻南梁，省军则顽强阻击，双方各不相让，打的难解难分，伤亡都很惨重，形成了对峙局面。

1月16日，马仲英见南梁进攻进展不顺，便集中力量转而攻击省军防守薄弱的飞机场、无线电台等地，17日凌晨两地均被马军顺利占领，省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17日上午，由于省军主力当时都在城外设防，迪化城内空虚，情急之下盛世才组织大批学生临时参战守卫城池，并紧急组织民团、商团3000多人，仅发放长矛、斧头登城防御。同时再次紧急请求苏联红军援助。据盛世才当时的副官赵剑锋回忆：在马仲英围攻省城的三十多天中，盛世才每隔一两天就在夜晚派车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到督署商谈军事，主要是促请苏联政府出兵帮助之事。

马仲英占领飞机场时，夺取了一架飞机，马仲英随即强迫驾驶员张绪芝驾驶飞机，马坐飞机上持枪威胁驾驶员向盛世才的督办公署投弹，张绪芝无奈投出三枚手榴弹，同时还投下劝降的传单，均未起到丝毫作用。

苏联红军从塔城派出飞机前来援助盛世才，这些飞机使用重型炸弹不间断轰炸马军阵地。苏军的轰炸收效极大。此后凡是晴天，苏军飞机就成群结队进行轰炸，给马军造成很大伤亡。凌晨，马仲英集中优势兵力，利用苏军飞机未到的时间，突然对南梁发起猛攻，守卫在这里的省军不支溃退，危急中盛世才赶到前沿，接连亲手枪决了三名溃兵，才震慑了全军，稳定了防线，溃散的省军在盛世才的威逼下拼死一战，在增援来的归化军援助下又抢回了丢失的阵地。一天恶战后，马军伤亡高达千人，再无气力对迪化发起大规模进攻了。

主词条：苏联入侵新疆

盛世才深知近在咫尺的苏联对于新疆的重要性。不仅新疆的日用品基本上都来自苏联，而且苏联军队随时可以开进新疆。1920年，苏联红军曾进入新疆消灭白俄军队。盛世才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及求援。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讨好苏联。经常邀请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等人吃饭，征询他们的意见，讨论苏联协助盛世才加强对新疆的控制。

对于苏联来说，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对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使与新疆接壤达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苏联政府提出，盛世才“亲苏必须反帝”。盛世才为了取得支持，只得答应。苏联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后很快站稳脚跟。在军事支援盛世才的同时，苏联又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支援，派遣一批专家、技术人员、干部、共产党员来新疆，具体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设”，标榜“建设新新疆”，以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在苏联的帮助下，新疆的经济得到某些恢复和发展。

苏联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致函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

1933年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迪化。1934年1月1日，张培元部攻陷塔城，缴获了苏联运送给盛世才的大批枪械，并击毙了盛世才派到塔城负责守备的原迪化警备司令邢占元。随后张培元主力杨正中旅开始向迪化方向攻击前进。盛世才连忙委任刚歼灭马赫英部的刘斌为伊犁代理屯垦使兼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归化军第二团、第四团、东北义勇军于旅、武团、汪、阎二营共3000多人，从绥来向乌苏进发迎击张培元。这时应盛世才的请求，经过精心准备的苏联红军两个旅，诡称“阿尔泰军”（意思是从阿尔泰募集的归化军）从苇塘子进入塔城，掐断了伊犁与前方张培元军的联系，同时苏军一个加强团，诡称“塔尔巴哈台军”（意思为从塔城募集的归化军）从霍尔果斯进入伊犁，直捣张培元的老巢，进入伊犁的苏军炸毁了惠远城南北两座城门和火药库，拔除了张培元的大本营，逮捕了各级官员。将张培元击败，张培元逃亡途中自杀身亡。

1934年1月，马仲英统率主力七千余人围攻迪化，形势一度极其危急。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军相助。苏军分两路入疆，很快击败了马仲英部。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苏联。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

1937年初，马仲英的亲信马虎山举兵反盛，进兵库车。9月，在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柯尔托罗夫兵团2个团和另外1个团，配有飞机40架、坦克20辆，突入阿图什，切断马虎山军的退路。马虎山见势不妙，率少数随从逃往印度，其部由旅长马生贵通电投降。马生贵后被苏联军队杀死。到此，盛世才完全巩固了在新疆的统治。

1940年兼任省主席前，盛世才在新疆只有“边防督办”一个官方身份，地位却远在接替刘文龙的傀儡省主席李溶之上。在民众心目中，盛世才是“建设新新疆”的领导者、是远在大后方的抗日英雄，每到4月12日“倒金革命纪念日”，大街上会将他与斯大林的画像并列悬挂，视为革命伟人。1934年4月的第二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上还发表《告全疆各族民众书》，号召“集中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拥护全疆各民族的救星盛督办”。

盛世才采取亲苏政策，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除了苏联，他对于其他外国人入新疆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当时新疆的政治环境很复杂，英、德、日帝国主义分子都想涉足这块土地。英帝国主义于1933年11月唆使沙比提大毛拉和伊敏在喀什建立“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法国人在迪化开设过洋行，英国人设立过天主教堂，瑞典人在英吉沙设立过医院，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的名目下进行间谍活动。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的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叛乱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

盛世才执政后，把洋行和天主教堂一律关闭，把所有外籍人员一律驱逐出境。除了苏联人，凡是到新疆的外国人，几乎一律被逮捕。

在“六大政策”的指导下,盛世才在新疆制订和实施了第一、二期三年建设计划（1936年—1937年6月为新疆第一期三年计划时期，1936年7月—1942年6月为新疆第二期三年计划时期）。1942年7月起，本有第三期三年建设计划，因盛反苏反共而中止。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新疆耕地面积大增。1937年到1942年新疆耕地扩大到958万多亩。水利事业也取得了成绩，1942年全省水渠总长度达到360万公里，渠道总数为1578条。工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新疆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但在1937—1942年间，在迪化、伊犁、塔城、喀什、阿山（阿尔泰）、阿克苏、和田等地相继建立了一些发电厂、皮革厂、汽车修理厂、针织厂、印刷厂、面粉厂、榨油厂、糖果厂、自来水厂以及缫丝厂、造纸厂、奶酪厂等工业企业。

新疆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将原俄文法政学校改为新疆学院，先后派遣多批中国学生赴苏联中亚地区留学，学习行政法律、畜牧和医药等专业。“据统计，六年间全省公立中学学校和在校生的数量增加了4倍以上”，先后成立了归化中学（俄罗斯中学）、塔城中学、伊宁中学等学校，伊宁、塔城建立了高级职业学校，在迪化、阿克苏、喀什、和田建立了初级职业学校，教育经费投入1942年比1938年增加了近3倍。

新疆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也一度成为成为进步人士荟萃、进步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杜重远、萨空了、沈雁冰、张仲实、赵丹都来到新疆工作。

1934年上台之初，盛世才便成立了“督办公署侦探队”，刺探各级官员动态，随后在苏联顾问帮助下成立“新疆省政治监察总管理局”，自兼局长，引入一批苏联人和留苏华人担任副局长及科长、组长，在全省建立情报网络，将克格勃的工作模式搬入新疆。这个机构后来演变为新疆公安管理处，并衍生出边务处等关联机构。盛世才执政11年间先后制造6起大型“阴谋暴动案”和若干小型案件，被逮捕处决的各界人士数万人，被称为“盛世才十年督办，十万人头”。

1937年8月，因一次谁也没有看到凶手的“行刺”，盛世才就将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亚孜、委员满楚克扎布、民政厅长马绍武、财政厅长胡寿康、建设厅长郁文彬、教育厅长陈馨等七百余人投入大狱，省政府为之一空。

1940年又“破获”一起“汉奸、帝国主义分子、托派匪徒三大阴谋集团暴动案”，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哈萨克族领袖沙里福汗等素不熟识的人被株连成案，牵连逮捕各级军政官员数千人。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四弟盛世骐。盛世骐原任新疆督署卫队团团长，曾去苏联红大学习，毕业后回疆任机械化旅旅长。他“思想进步，倾向苏联和我党，积极支持和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敬佩八路军、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对日作战的英勇，他视蒋介石真反共假抗日，对中共代表潭秋既友好又崇敬。因之，他在家庭会议上坚决反对大哥盛世才拥蒋反共，并大骂盛世才背信弃义，这就是盛世骐被杀真相”。

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曾经与国民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实行亲苏政策，驱走了英、日在新疆的势力。

《新疆日报》以汉、维、哈、蒙四种文字刊载塔斯社电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反帝战线》更是旗帜鲜明的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广播电台播放的是《喀秋莎》、《祖国在召唤》等苏联歌曲。全疆开设了70余家电影俱乐部，上映《列宁在十月》、《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影片近百部，放映之前还有歌颂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新闻加片。

省政府和督办公署都有苏联顾问，学校有苏联教员、军队有苏联教官。迪化飞机场、安集海炼油厂、独山子石油厂、阿山金矿局都有上百名苏联工作人员，新疆的东大门哈密还有以“归化军”名义驻防的苏联红军混成团，俗称“红8团”。

1936年，新疆对苏联贸易总额达到6000万卢布，是他上台前的两倍。从这年开始，新疆利用苏联贷款实施“三年计划”，兴建水电、电灯、自来水等公共事业和造纸、印刷、制毯、甜菜制糖等工业企业，呈现出抗战期间少有的繁荣景象。教育伴随经济同步发展，30年代末全疆开设学校1200余所，学生超过6万人，是1931年的8倍，大中学生都以考取官费赴苏留学为最高目标。

1937年8月21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政府大力援助中国，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而苏联的大批军火物资是通过新疆才得以运往抗日前线的。同时，新疆又是苏联中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天然屏障，地位至关重要。1938年1月，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加强团——第八团进驻哈密，守护着新疆东部大门，这使得国民党军队不敢轻易西进。

1938年8月，盛世才就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盛世才去莫斯科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泄露任何消息，但中国共产党方面对此是知道的。随同盛世才前往莫斯科的还有他的妻子邱毓芳。虽然苏联在新疆的顾问和苏联对新疆的援助在日益增长，但当时苏联正值大肃反期间，这使盛世才对自己的安全有些担心。然而他很快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盛世才一到莫斯科，便受到苏方官员极为热情的接待。盛世才住在莫斯科城郊的一所旅馆。这次访问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连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也不知道。很快，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盛世才，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盛世才后来还回忆说：“会见时，关于1937年新疆的叛乱，斯大林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叛乱是由托派策划的。纳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其给予了援助和支持，以建立进攻苏联的前沿阵地。伏罗希洛夫则侧重于谈可能把新疆作为侵略苏联薄弱地区的跳板这个与苏联有关的问题。”

在莫斯科，斯大林曾三次会见盛世才。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盛世才事后说：“我浏览了一下项目表，看到了我们热切期待了五年的全部短缺设备。显然，斯大林心中消除了在援助我的政府问题上的疑虑。”

盛世才为了讨好苏联，曾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但是苏联出于国际舆论的考虑，没有答应，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曾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

盛世才还不惜牺牲国家利益。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巴库林、卡尔波夫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借条约》，使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独立特权，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矿产以及交通、工业与各种资源，并且苏联可以在新疆驻军，苏联各类人员可以自由在全新疆活动，并对个别仇视苏联的军官进行清洗，承诺在当地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1937年红军西路军余部在李先念带领下到达新疆，在陈云关心下，盛世才对这批红军做了妥善安排，特别是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人才，这是他的历史功绩。（这批技术人才就是中国最早的飞行员。客观的说，盛世才是有阴谋的，他表面上是为红军培养飞行员，实则是借机向苏联索要更多的飞机和技术支援。）

1938年2月，受中共党中央派遣，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1939年陈潭秋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适时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盛世才的“入党”问题，也在此次莫斯科之行中得以解决。盛世才在加入中共“无望”后，便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盛世才回忆说：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斯大林的心情也显得很好，所以，我决定谈谈涉及到我与延安今后关系的微妙的个人问题。斯大林在盛的入党问题上一改前态，当即明确表示:“你如今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给予盛世才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他加入苏共，盛于1938年8月加入苏联共产党，并在莫洛托夫的秘密访问中直接从莫洛托夫接收了第1859118号党员卡。

盛世才还转述了他对斯大林说的原话：“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37年，我通过陈绍禹（王明）、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的1938年9月2日盛世才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的会谈记录，斯大林确实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但是又担心此事泄漏后，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给盛世才今后的工作带来不便。关于盛世才加入联共的事，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证实了此事。她说：“他是个联共党员，并有党证。”盛世才关于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叙述也许是可信的。

1940年盛世才扶植的傀儡、省政府主席李溶病故后盛接任省主席。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一度处于优势，逼近莫斯科城下。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如今苏德战争（1941年6月22日～1945年5月8日）在苏联境内举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难以预测；即使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如过去很有力量地援助新疆，不如投靠蒋介石。

1942年3月19日因苏联有意扶植其弟盛世骐取代盛世才，盛世才将其暗杀，并利用这个事件大肆宣传。1942年4月中旬，蒋介石召见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邀请盛世才到重庆会晤。盛世才则派出五弟盛世骥前往接洽。7月，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到新疆视察，并带来蒋介石亲笔信，许诺“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8月，蒋夫人宋美龄亲临迪化，向随访的各国记者表示“中央坚决相信盛氏，将来新疆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6月27日，斯大林派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给盛世才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投靠蒋介石。虽然莫洛托夫表示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盛世才不为所动。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盛世才此时毫不掩饰自己:“至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您，这是绝对不再可能的事情了。谈到我的政府的政策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

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敌人逼他们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们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陈潭秋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盛世才和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关系很差，水火不容，所以把邓发赶走，换成陈潭秋。陈潭秋为团结盛世才做了大量工作，两人关系还算融洽，但最后还是因为盛世才决定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陈潭秋就惨遭杀害。

为了对蒋介石表示忠心，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过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式庚，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其中包括军事人员，且须在三个月内撤离。盛世才的转向，不仅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的处境有关，而且也同蒋介石对盛世才的步步进逼有关。

斯大林起初没有考虑撤军，但是1943年4月，鉴于国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了避免和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答应撤退驻新疆的苏军及顾问。6月，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哈密。在盛世才反悔之前，确实地夺取和保证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权。斯大林知道新疆的局势已不可挽回，于是下令退出新疆。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就此彻底终结。1943年，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主词条：盛世才家族血案

国民党在新疆兵力不大时，对盛世才是竭力拉拢，但当包括中央军和马家军一部的陶峙岳兵团三个师全部进入迪化后，国民党加紧剥夺盛世才权力。盛世才没想到投靠国民党是“引狼入室”。鉴于此，盛世才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制造了逮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人的“八一一黄林案”。一时间，整个迪化处于恐怖之中。

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此时苏联政府已经对盛世才彻底失望。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

在此前的同年4月份，苏联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对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撤换盛世才。6月，斯大林在接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说，中国国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对于改善苏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苏联在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苏联领事馆人员，分别在封建宗教上层和知识青年等各阶层群众中进行工作，建立秘密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活动。

此时的盛世才，已是众叛亲离，怨声载道。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由朱绍良代新疆省主席。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离开了新疆到重庆赴任。至此，盛世才在新疆苦心经营了11年5个月的军阀统治结束了。他的财产装满五十辆卡车，包括数万公斤的金银财宝。因为太招摇，盛的车队在路过陕西宝鸡时，被“军官团”借口与卫士队寻衅，抢劫一空。

1944年盛世才回内地后，原东北义勇军旧部为报仇，四处寻机刺杀盛世才，搞得他深居简出，即便后来随国民党败军逃至台北，也轻易不敢抛头露面，义勇军旧部杀盛世才不成，转而去兰州将盛世才岳父一家老少11口满门刺杀，还在墙壁上用鲜血写道：“十年冤仇一日雪”，邱宅大血案震惊全国。新疆人民曾树立《血泪碑》，自费刊行《盛世才祸新记略》（又称《盛世才祸新录》），揭露盛世才的罪行。1945年7月3日国民党政府免去了盛农林部长职。盛世才遭受这些打击之后，到相对安全的武汉，担任“总统武汉行辕上将高参”等闲职。

1949年，盛世才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先后受聘为“政策顾问、防务部门上将高参、行政机构设计委员”等闲职。可是，在台湾的众多受过其迫害的各界人士并没有放过他。在1954年3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代表们纷纷提出控诉盛世才祸害新疆案，各种揭露其罪行的小册子也在会场内外广为散发。蒋介石正谋取在会上通过一部可以让他无限期连任“总统”的宪法，不便为一个盛世才与代表弄得太僵，于是便授意大会接受提案，正式开始对盛世才进行审查。虽然盛世才仍然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为自己撑起了一顶保护伞，但此后的每次“国民大会”上，总要掀起一阵阵反盛声浪，甚至有代表提出要盛世才自行了断，以谢天下。因仇家太多，住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的一个小巷子里，蒋介石特别派了一个排的步兵保护他。盛世才还先后获得二等及一等云麾勋章和陆海空军奖章。后来的盛世才曾一度经商，在台北投资开办士林西菜馆。1970年7月13日，昔日的“新疆王”盛世才在台北空军总医院因脑溢血死亡。

盛世才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采取两面手段。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结束了新疆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新疆的稳定；他联苏亲共，实行一系列进步的改革，政府清廉是其六大旗帜之一，并由此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凡贪污公款500元及以上者，均处以死刑；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了一些工厂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使新疆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

盛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些一致的地方，由于有苏联的支持，和对蒋介石本人的不信任，盛世才对国民党政府并不十分买账，曾公开批评过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0年代末对红军西路军和前来新疆学习军事的中共党员提供了帮助。

盛世才政府的口号是“永远保持新疆为中国领土”，他也对苏联在新疆的图谋进行了一些抵制，一定程度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这可以说是盛世才进步的一面，虽然主观动机完全是从他的个人私欲出发，而其客观效果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盛世才曾被人们称为“新疆王”，统治新疆将近12年。二战时期盛世才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以保持在中国的特殊割据地位，还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以此为名控制新疆。

盛世才野心勃勃，崇尚乱世英雄，他曾对人说过：“人不能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要做事情就得能令”，亦即干事情一定要先有权，有权才“能令”。多疑性格迫使他始终处在整日惶恐不安状态中，特别是他的两位前任的下场更使他深信总有人要搞掉他，在其回忆录中，他直言不讳地说道：“前任的执政者杨增新和金树仁的命运，我是经常引以为鉴的，杨增新被暗杀，金树仁仅以身免，我不得不为我的家庭和我本人的安全设想，时刻提防。”由于盛世才的两面性，他为了自己的私利投靠外国势力、出卖国家利益、独吞大量新疆财富、排除异己、滥施酷刑、大搞牢狱、实施特务统治，据统计他统治新疆时期有10万多人被罗织入狱，其中5万人惨遭杀害。

虽然盛世才和苏联的关系一度处于“蜜月”中。而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盛世才最终与苏联决裂了，后期又实行反苏反共的政策，逮捕、迫害、屠杀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盛世才的高压统治和对苏联的反覆政策，直接导致各地武装暴动和苏联支持的1944年“三区革命”的发生，加剧了新疆的混乱局面。

盛世才全家

原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曾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在政治问题上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回忆录：“他对任何人都充满怀疑......晚上把机枪放在他旁边......他的所有文件都用保险柜锁起来”。

蒋介石在“国大”会议的讲话：“某同志昨天在会上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党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

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出版了其官方论著《六大政策教程》作为新疆政权的指导思想，并多次为新疆的学校、报刊题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所著的《大马的逃亡（马仲英逃亡记）》中也记载了盛世才的文章。

晚年的盛世才主要从事著述，写了《牧边琐记》、《新疆十年回忆录》等书，又在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刊出《从南京到新疆》长文，还与美国人艾伦·惠廷合编的《新疆：是小卒还是枢纽?》一书。

2000年台湾出版过盛世才五弟口述历史回忆录《蒋介石的封疆大吏我家大哥盛世才》。

乌鲁木齐有西山盛世才住所遗迹，重庆有盛世才、沈鸿烈公馆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