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1864年～1928年），字鼎臣。云南蒙自人。祖籍江苏上元。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新疆军阀。

清穆宗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1864年3月6日），杨增新出生在云南蒙自。

清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年），考中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增新中己丑科第127名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时该县百姓不堪官府和富室压迫剥削，揭竿起义。杨增新督兵镇压有“功”，被提升河州知州，对于处理当地回汉问题有功后迁任甘肃武备学堂总办。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杨增新署理河州知州，采取措施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首先，招抚流民，恢复生产。杨增新发放赈灾款，“清理叛产，招民领种”，大批流民返回家乡，恢复生产。他还革除了地方官吏征收赋税时的十分之三羡余，改制钱两千七百文抵银一两的粮价折征，民苦价昂，为2300文制钱抵一两银，老百姓在缴纳赋税时的负担有所减轻。河州东北乡生产麦子，按照旧例，乡民必须交纳青稞，杨增新允许百姓交纳赋税时以一石麦抵两石青稞。 在“河湟事件”中，大多数水磨遭到破坏，有些水磨因战争而易主。杨增新一方面由政府出资，修复战乱中被烧毁的水磨房。另一方面则规定，凡是在战乱中易主的水磨，一律归还原主。给河州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其次，防范、调和并举，解决民族问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杨增新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增新卸任河州知州，被“保升知府，旋升道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增新被陕甘总督崧藩委任为甘肃省新式学校提调。同年，崧藩举荐杨增新、王树楠等五人赴部引见，赴京、津、苏、沪、浙、皖等处考察学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崧藩委任杨增新为文高学堂提调，创办了文高学堂，“课以实学”，设立经学、史学、算学、理化、博物、地理、英、日、俄及体操等课程。杨增新还创办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各学堂，并亲手编写章程，规定课程。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巡抚联魁保荐入京，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调任新疆阿克苏道尹。

同年，在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的推举下，他来到新疆，在新疆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历任道台。

宣统元年（1909年），杨增新任阿克苏兵备道，宣统二年（1910年），杨增新为新疆提法使。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又调任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新疆地区哥老会起事，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军政府。新疆省长袁大化了解其才干，升任提刑按察司，并训练穆斯林军队，后袁大化逃离新疆，推荐他为都督。

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袁大化准其请求，杨增新急招募骑兵五个营，自任统领。

民国元年（1912年）2月，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委袁大化任新疆都督。袁大化不受，保荐喀什道尹袁鸿佑出任。杨增新对此极为不满，于5月7日暗中收买哥老会员魏得喜等将袁鸿佑杀害。5月，新疆停战议和，袁大化去职，杨增新继任新疆都督。5月18日，杨增新就任新疆最高军政长官。杨增新上任即举兵镇压蔡乐善。此前，革命党人冯特民因在武昌宣传革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通缉逃往伊犁，建立新伊军政府。冯特民看中杨增新手握兵符，力荐杨增新为军都督，随即新疆都督府与新伊军政府合建。袁世凯为把杨增新收为羽翼，委他任新疆都督兼民政长，密令他严防革命党人活动。

清除革命党后，杨增新又采取“先离巢穴，后解兵权”的计策瓦解了哥老会，他用“调虎离山计”把边永福和魏得喜调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任职，等边、魏二人到省城后，他将魏得喜遣送回内地，将边永福押回甘肃处死。就这样，到民国五年（1916年）为止，哥老会重要成员都被他消灭。

就这样，杨增新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的穆斯林起事，又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此后到他去逝为止的十七年中，虽然有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管辖任，后来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接受南京国民政府任为省主席，但他实际上是独立统治新疆。杨增新同时调整新疆的政制，使便于统一事权，解决了清代以来新疆一省之内巡抚、将军、参赞大臣三者事权不统一的问题。

杨增新执政新疆初期，新疆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外有沙俄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独立”，脱离中国，并派兵侵扰新疆边境、侵占科布多。北洋政府指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出兵抵抗。内为境内哥老会频繁活动骚乱，革命党人四出活动反抗都督府，哈密铁木耳发动农民起义。杨增新面对动乱情势，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后治内。首先倾竭省库经费，出兵支援与科布多相毗连的阿尔泰。沙俄见势叫嚷要出兵干涉。杨增新不畏威胁，遣军驻防托察汗通古。沙俄讹诈不成，又出兵伊犁、阿尔泰，逼杨增新撤军。杨增新巍然不动。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沙俄驻阿尔泰领事擅自现定新疆军队驻地不准前进；11月，袁世凯同沙俄驻华使馆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将科布多割让“独立”的外蒙古；12月，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中蒙军队停战协定》，要新疆军队从察汗通古撤回元湖。杨增新断然拒绝，坚守疆土。

对内，杨增新则采取以柔克刚，各个击败。他一面进行收抚，一面又重兵镇压。他指派都司张廷彩招抚农民起义首领铁木耳，铁木耳受抚率精兵130人赴迪化，杨增新封以定边马队第三营营长。后杨增新见铁已归顺，遂将铁木耳绞死，其精兵也一同被处死。杨增新对革命党人先安置各道、县监视使用，后逐一免职，革命党人领袖喀什提督贺家栋，时任省民政司司长，杨增新用重金将他礼送出境。后革命党人群龙无首，杨增新遂命亲信进行杀害。不到两年，杨增新遂将革命党人和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根。故渠魁首所当诛，而无恶不宜轻纵。”

民国三年（1914年）6月3日，袁世凯废督裁军，杨增新表示拥护，被委以新疆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杨增新受封一等伯爵。25日，云南军阀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全国响应，杨增新急忙宣布拥护共和制度，表示不参加直、皖、奉三系军阀混战，在督军军署大堂上撰镌悬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新疆局势基本稳定后，杨增新集中精力消除部下异己隐患，羁縻限制各王公贵族势力，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得到社会各界拥戴。

民国五年（1916年）2月14日，云南护国军派到新疆的杨壹，与杨增新同乡关系，在高级官员中秘密策划宣布独立，杨增新查悉后遂借宴送北京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刘章楹之机，令卫兵间人席间，杀了具有革命思想的副官夏鼎和炮兵营长李寅，逮捕并杀害了杨壹和军装局总办杜国祯、警察厅长刘应福、矿务督办邬铭魁等。杨增新在日记中写道：“知其危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无或姑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疆周边的局势更加纷乱，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俄红军和白军大战，众多哈萨克族难民涌入新疆，部分战败的白军也携带武器进入新疆。杨增新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这些难民安置，但又要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对俄国红军、白军的战争，杨增新严守中立，对进入新疆的败军一律解除武装，进行分散安置，不给苏俄红军越境追剿的口实。

保境安民是杨增新最重要的目标。一方面“攘外”，通过外交努力和英国、苏俄签订一系列条约，保证边境的稳定;另一方面“安内”，在新疆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而对嘉峪关以东的内地政治局势，他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决不介入。所采取的“认庙不认神”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内地军阀混战波及新疆。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谁做北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杨增新都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政策。这在当时中国的局势下，应当是较为明智和理性的选择。他对当时全国的局势十分失望，认为“民国成立，由扰乱而割据，由割据而并吞”，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通，且更替频繁。新疆要维护一方的平安，那么不管中央如何变化，都表面拥护，但新疆内部事务概由杨增新自己处理。为此，他成功的阻止了“黑喇嘛”的侵扰，挫败了冯玉祥引兵进疆的图谋。在杨增新都督府的大堂两侧，悬挂一副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 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杨增新治理新疆更倾向用传统的方式。政治上他多用纵横术，平衡民族和派别的势力，让其互相制衡，而不使其中一端过于强大，如他对新疆政坛上两湖帮和甘肃帮即是如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推崇“无为而治”，澄清吏治，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公共支出，如他治理新疆期间，所养的军队是各省中最少的；对城市建设也不太上心，省会迪化破破烂烂；注重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在各地广修水渠，开垦荒地，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地区发展羊毛加工业。正是在这种强势的“小政府”治理下，新疆社会繁荣，秩序井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他本人也在各族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都尊称他为“老将军”。

杨增新晚年由于在政治上实行铁腕政策，引起军务厅长兼交涉署长、迪化道尹樊耀南严重不满。

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军横扫北洋军各系，阎锡山、冯玉祥等与蒋介石合流言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7月1日，杨增新召集金树仁、李溶等商议电报南京政府，表示承认。此事被樊耀南获悉，决心趁关内大乱刺杀杨。7日，樊耀南趁杨举行俄文法政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庆典设宴之机，率法政学校教务长张纯熙等人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枪击在地，杨增新挣扎起呼喊卫兵，樊耀南又亲手朝杨胸部连补二枪毙命，率三十余名敢死队奔入督军公署，搜出督军关防，宣布接管政权。政务厅长金树仁闻变，“为杨老将军报仇”，急调兵包围督署，将樊耀南抓获，绑在栓马桩上，处以挖眼剖心极刑。

杨增新被杀害时年66岁，其灵枢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假道西伯利亚东运，苏联政府为杨增新开祭致哀，并派专车和军警武装护送到北京，葬于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的南沙河北侧。原墓址在八达岭高速东侧辅路处，现存神道碑距迁移前原址100米远。

在内政上，杨增新实行“无为而治”的原则。首先在政制财政上有所改革，以利统治，包括更有效率的调整建治，使各地更易于为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所控制，此外整顿吏治，打击中饱，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并实行裁军。但在其他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建设方面则较无建树，使新疆虽然能保持安定，受到许多当地人民的爱戴，但同也缺乏新的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

杨增新执政期间，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先分而治之，后统而治之。杨增新常说：对部下应“趋之以事而观其行，临之以利而察其廉。”

民国八年（1919年），北京政府企图派兵到新疆“屯垦”，西北军阀冯玉祥亦想趁机渗入新疆。杨增新为试探北京政府态度和新疆王公对他的诚意，假意表示：“倦于政事，请求归隐林下”。各族王公即联名通电：拥护杨增新永镇西陲。北京政府见势遂表示绝无“换马”意图。杨增新十分警惕新疆王公与外国的接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派调查组到新疆“调查”，杨增新密令各道台、县知事严加注意，以防范日本人在维、蒙、哈等族王公间播弄是非，进行阴谋活动，使日本魔爪末能伸入新疆。

杨增新执掌新疆期间，对社会和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为扭转财政出超劣势，先行严惩贪污，修明政治。他认为政者只有律己正身，才能使下属知法律严明。杨增新一生素守清廉，律己正身，事必躬亲，节简淡泊，不讲官场排场，痛恨行贿受贿。杨增新执政之初，沙俄商人到伊犁、迪化、天山南北等地贸易，拒不向中国政府缴纳税金，寻机拉拢贿赂中国官员。杨增新告戒各道、县官员，不可“暗宝亏心”，不要受人剑柄，使自己名败身裂。

阿克苏县知事徐文彬等贪污受贿，被杨增新下令处斩。杨增新为加强财政监察，在省长公署成立清理财政署，指派审计专员巡回各道县稽核官吏贪污案件，查出实有贪污舞弊行为，据实直报杨增新。贪官轻则丢官，重则丧名。杨增新的亲信塔城道台张健因舞弊关税被查获，杨增新将其调来迪化，从不任用；杨增新的同僚喀什提督马福兴因“霸占公田，聚敛民财”，杨增新不念旧情，亲下手今擒拿枪决。

反之，杨增新对克己奉公官员，则大加褒奖，给予信任和重用。省民政厅长潘震，一生谨慎，坚守节操，死后家庭清寒。杨增新派包尔汉给其家属送去3000大洋。包尔汉等在查处张健案时，秉公办事，拒绝受贿大洋2640元。杨增新大加赞赏，对包破格提拔，委以关税局稽察员要职，让其办理与沙俄有关事宜。经过整肃吏治，惩治贪污，官场风气改观，补填了不少税收漏洞。

对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杨增新也比较重视。

民国五年（1916年），杨增新指派矿务督办到陕西延长油厂学习后在独子山开采石油，民国七年（1918年）又派道尹李溶到北京、天津等地考察纺织业后创建新疆模范羊毛纺织厂，民国九年（1920年）在迪化创建无线电台和兴办哈蒙学校，民国十二年（1923年）又创办俄文法政学校，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迪化创办军民纺织公司，包尔汉和格米林肯创办汽车公司，制造出第一台新疆汽车，修筑了迪塔、迪吐等公路，几年间，先后开凿阿克苏、莎车等十几条水渠数百公里，开垦天山南北绿州农田数十万亩。经过发展经济、惩治贪污、裁减军费，全省财政金融收支日趋平衡。

在民族和宗教的政策上，杨采用了怀柔牵制的政策以防止了动乱。一方面以对各族上层王公的笼络支持，并使其中各集团互相牵制，少数民族之间、回汉之间也尽量使之互相牵制。在宗教方面，以不干涉人民的宗教为原则，但希望维持当地伊斯兰教现状，用宗教来协助社会秩序的维持，并防止外来的宗教力量进入影响。

新疆的特殊位置造成清末以来成为英国及俄国争夺侵略的对象，在杨增新统治的时期，中国陷入军阀的争战而无瑕顾及新疆，杨增新统治时期与两国多次争取权利，包括保护俄境华侨、要求英俄商人纳税等问题等。而在俄国革命以后与新政府订立了较为平等的新通商条款，并趁此时机要求英国取消原本有的最惠国待遇。此外在面对俄国内战时，严守中立，保境安民，并驱逐入疆的白俄残部，使新疆不受到俄内战的侵扰。外交上的成功使得在他统治时期新疆未受到到严重的侵略。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企图插手新疆，日本在新疆“调查员”与沙俄驻新疆总领事迪雅柯夫相勾结，叫嚷日本可派遣一个师团分驻伊犁、塔城要地，帮助中国“镇守”边防，并怂恿杨增新出兵中亚。在此情况下，新疆多数高级官员担心苏联红军和沙俄军队可能入侵新疆。

民国九年（1920年），沙俄军队少将阿连阔夫率残部窜人伊犁，企图在新疆建立反苏基地；2月，沙俄残军巴奇赤又率部11000余人窜侵塔城。杨临危不乱，令塔城汪步瑞会同团长张键率兵堵截，将沙俄军队驱赶出境。

民国十一年（1922年），阿连柯夫又率残部1500余人袭击奇台，杨增新令军务厅长张鸣远、师长蒋松林和外交特派员张绍伯等进行围剿和分化，迫使阿连阔夫缴械投降。杨增新将阿软禁起来，于两年后交苏联钭米省人民革命法庭处以极刑。5月17日，苏联七河省红军总参议兼外交代表拉兹多布列耶夫照会新疆当局，要求入中国境内歼灭沙俄逃军，杨增新表示赞同并供给苏军部分粮草。24日，苏军一个骑兵团从巴克图卡入境，杨增新派出军警引路，苏军分路包围塔城巴奇赤部，巴率残军七八十人向南逃窜，被中国守军阻击后窜至承化城，阿山道尹周务学军力不支自杀殉职，布尔津县知事鲁效祖违令败走，使巴部审踞承化、布尔津。9月6日，苏联红军4000余人将巴部包围，歼灭2500余人。下旬巴率残部窜逃外蒙古，被中国军队痛击。苏联红军在人境追开沙俄残军中，杨增新派员犒劳，月底苏军全部撤离。杨在围歼沙俄残军中，加深了对苏联的认识，认为新疆有必要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

民国十六年（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抄查苏联使馆，挑起反苏事端。

杨增新没有改变同苏联的友好关系，杨增新仍和苏联友好相处，精心研究苏联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但由于杨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他怕苏联革命的影响会动摇他的统治地位，则一面告诫部属“修明政治”，不可过份搜刮地皮，贪赃枉法；一面又网罗密探监视有革命思想的“危险人物”。

民国十四年（1925年），苏联派遣贝斯特洛夫为驻新疆总领事，杨增新与他经常来往，建立了交情。次年，杨增新每周两次邀请领事翻译官金科维奇到督军公署帮助翻译马克思著作《资本论》 ，使他更加深了对苏联的认识。当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迪化时，杨增新赞叹说：“列宁真可称一个伟大人物，他首创的国家，改变了世界历史”。

杨增新厉行裁兵，民国八年（1919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杨增新将军队从18000余人裁至万人以下，缩减了军费开支。他向北京政府复电中说：“现在世界大势，富人少而穷人多，兵愈多，民愈穷，而国愈乱一纵使兵满全国，亦断断不能维持。

黑喇嘛丹宾加参率外蒙古部落，攻克科布多之后，在当时军阀混战、没有得到中央支持的情况下，杨增新果断将科阿分治（科布多和阿勒泰），并死守阿勒泰，从而保住了阿勒泰，也保住了新疆。科布多现隶属蒙古国，如果当时，按中央政府的意思，放弃阿勒泰，也不可能收回来了。

中央政府允许黑喇嘛进入中国，其占领了黑戈壁，对过往商旅收税、打劫，并建立了坚固的军事城堡。杨增新派军队在黑戈壁另一侧的丘陵地带，建了一个秘密的比黑喇嘛军事城堡更坚固的军事要塞，切断了黑喇嘛进入新疆的可能。这个军事要塞没有任何记载，直到黑喇嘛覆灭之后，新中国建立几十年之后，在一次考古探险中，发现了这个占地达10平方公里的要塞。

杨增新对中国传统的道、儒、法、兵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有较深研究，尤对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所校注的《阴符经》研究更精。他注重经世致用，讲究书法养性，从中吸取为政之道、用人之术、治军之策。杨一生著述丰硕。有《补过斋文牍》正续编54卷、《补过斋日记》30卷、《读<易>笔记》6卷、《读（老子>笔记》7卷、《阴符经补注》7卷流传于世。

杨增新是民国时期新疆第一位管理者，也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的人。

杨增新对新疆的主要贡献在两方面：一是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清朝灭亡，与新疆相邻的内外蒙古分治，外蒙古追随俄罗斯。阿勒泰在清朝时期归属外蒙古，阿尔泰山主峰是北疆制高点友谊峰，杨增新说，“我们不能仰着脸看人”，他两手抱空拳，没钱又没兵，靠谋略与当地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支持，将阿勒泰收归新疆建制。假如杨增新没有收复阿勒泰，俄国瓦解新疆就指日可待--沙皇早就企图将新疆作为俄国新省份了。

杨增新的第二个贡献，在于维持了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清朝治理新疆，靠“协饷”，这是向东南沿海富庶省份增收的一笔饷银，每年有二三百万两左右，用于维持新疆整体格局，发放新疆官员的薪金和军饷。清朝灭亡了，协饷没有了，杨增新靠和基层的沟通互助，以及谋略、心智，将新疆保持在中国领土范围内。“新疆区域将分崩离析”成为泡影。

对现代中国，杨增新的贡献无可替代，必须给予特殊关注。没有杨增新，新疆--西部以致中国的和谐稳定、共同发展，必定为动乱、饥荒、民族冲突淹没。杨增新坚决反对境外人士来新疆传教，反对任何人建立经文学堂，其意义深远。他的立足点是新疆的不同民族，不能强调以往曾出现过的纠纷抗争，而应该提倡共同点——不论在绿洲城镇还是偏远山乡，各民族群众都撙节资源，保护环境，尊老爱幼，以和谐共存促进发展，“新疆人”有一致的美好前景。这些认识，不仅存在于新疆的历史档案与同时代人的记忆之中，而且对现在我们建设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也具有重大意义。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7日，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省立俄文政法专门学校校园内张灯结彩，人声鼎沸，这所新疆“最高学府”里面洋溢着喜庆的热烈气氛。这天正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新疆省政府高层军政官员、特邀嘉宾纷纷前来祝贺，与学校师生们欢聚一堂。中午时分，杨增新应声倒地，血溅华堂，杨增新死在谁的枪口之下，凶手是谁，这件尘封了近80年的谋杀案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史料来之官方，称之为“正史”，情况大致是这样说的，颇有新思想的军务厅厅长樊耀南（字甲襄，湖北公安人）对杨的愚民统治恨之入骨，虽得到杨的重用，但是不领情，总想挣脱杨增新的羁绊，干一番大事业。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战争宣告结束，国民党在中国已是一统天下，南京政府把北京“京”字削去改为北平，宣告了北洋军阀的覆灭。远在西域的杨增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的省主席。时任军务厅长，外交署长官重任的樊耀南无意中知悉了以杨为首的还没有宣布的一份组阁名单中没有自己，明白自己已身处危境，决定铤而走险，组织倒杨。以樊为首的倒杨集团，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7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庆贺宴上，乱枪击毙了杨增新，夺得主席印信的樊耀南，在省府书写通知召开集急会议，宣布政变成功。然而躲在幕后洞察一切的金树仁立即集结部队，闪电出击，剪除了樊，取而代之。以这种说法，樊耀南是枪杀杨增新的凶手。

第二种说法：史料来自民间，被称为“野史”。大概是这样说的：杨增新死后，金树仁上台，新疆朝野舆论大哗，锋芒所指金树仁说杨之死和他有脱不开的关系。金提前退出宴会的举动是和樊耀南预先谋划好的。他俩的计划是，樊负责在宴会上行刺，金集结部队在外面等候。万一樊行刺不成，金则拦路将杨乱枪打死。阴险的金树仁深知自己名望不及樊耀南，名声不好，劣迹斑斑，又抽大烟，人称“金枪”。和德高望重的樊耀南相比，他是望尘莫及，政变一旦成功，上台的将是樊，而不是自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千百年这句古人的经验之谈，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验证。宴会上樊行刺成功，当返回省府拿印信时，金带兵包围省府，生擒樊后为灭口，将其残忍杀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22日，距“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下台才10天，新疆民众代表方本仁、尧乐博斯就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称：“金树仁曾勾结党羽，刺杀杨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即将同谋之樊耀南先行割舌，致樊某手指上苍而无能表白。当时株连挟嫌而遭明杀暗戕者更不胜计，遂以一手掩盖天下之耳目。”按照推理，一般当权者，无论暴死、凶毙，不明不白地死去，往往和他的接班人有重大嫌疑。以史为鉴，这种抢班夺权的宫廷政变，在中国泱泱几千年的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以这种说法，杨增新是金树仁和樊耀南两人所杀。

第三种说法：史料来之樊耀南后人，称之为“家史”。樊的长孙樊明莘2001年在台湾出版《新疆三七血案真相》一书，（三七即民国17年7月7日）替祖父樊耀南鸣冤叫屈。书中指出杨增新之死，跟其祖父没有任何关系。矛头直指冯玉祥，说冯玉祥是杀害杨的主谋，民政厅长金树仁和军务科长张培元及冯早先派进新疆现任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的张纯熙三位具体组织实施了谋杀计划。早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为摆脱吴佩孚的羁绊，接受曹锟的旨意，试图进军新疆。翌年，直奉第二次开战，冯玉祥倒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政治风云突变，冯已无暇顾及西北，问鼎新疆的计划也随之夭折。南京政府成立后，冯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与他的换帖拜把子兄弟蒋介石矛盾日深，冯部的几十万部队受蒋介石的挤兑和限制，不供给养，克扣粮饷，处境十分不妙。

冯玉祥万般无奈又萌发了第二次入疆的念头。杨增新对冯军进疆坚决抵制，电呈南京政府，以“饥军就全于新疆，民则必乱，到时边民外逃，土地沦陷异邦，概不负责”为理由相要挟，拒不接受冯军进疆，并鼓动士绅联名写函问南京政府请愿，以示抗议。冯派去旅长赵淼明，秘书徐之瓒前往迪化与杨交涉，杨不肯妥协，并把两位代表抓了起来，押在督署后院，封锁消息，隔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杨增新哪里知道，冯玉祥早就留有后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教务主任张纯熙，就是早先冯安插在新疆迪化杨身边的坐探，是一颗定时炸弹。此时翘首盼望两位使者能带来好消息的冯玉祥，接到派去的人被杨所扣的情报后，勃然大怒。为扫清进疆的这个顽固障碍，他指示张纯熙联络张培元和金树仁谋杀杨增新。金树仁过去就一直嫉恨樊，和樊素有芥蒂。他知道刺杀了杨后，政界威望颇高的樊将是他上台的致命障碍。所以他早有预谋，在杀杨后连樊一声捎带上，把“谋逆”的屎盆子顺手扣在樊的头上，既转移了大家的视线，又除掉了日后顺利上台的这个障碍。这个障眼法可谓是天衣无缝。以这种说法，杨增新之死，凶手是冯玉祥、金树仁、张培元、张纯熙四人。

新疆“七·七”政变，知道真相的人，已相继离世，今天恐怕找不到能公断血案的证人，后人更是无法说清楚了。看来杨增新之死，凶手是谁，仍是个千古之谜。

杨增新卒后绕道苏联将其尸运回北京，葬于南沙河畔。墓碑于民国十九年立，碑质为汉白玉，龙首龟趺，碑文二千五百余字，字体秀丽，内容丰富，记载了杨增新的生平，任官简历，特别是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时，治政显露其才及处理民族事务、外侵内患功勋卓著。由于京张高速路修建，此碑移于路东。2003年公布为昌平区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