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锐（1853年—1912年），他他拉氏，字公颖、廓轩，号穷塞主，晚号遇安，《清史稿》记载他“隶满洲正红旗”，《清故伊犁将军文贞公行状》则说他为“满洲镶红旗人”，清末政治人物、外戚、竹枝词作家，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光绪帝妃嫔瑾妃和珍妃的堂兄。

志锐的祖父叫裕泰，官至湖广总督、陕甘总督，谥庄毅。父长敬，官至四川绥定知府。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五（1853年6月1日）生，“少孤，家业中落”。幼颖异，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及第，以世家子弟科举入仕，授编修，颇有“慷慨许国”之志，入京官清流派，以风节相砥砺。数上书言事，忤朝贵，屡岁不遇。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才由詹事升礼部右侍郎。 甲午战争时，上疏主战，被慈禧太后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光绪二十五年又降调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宣统三年，由杭州将军任上迁调伊犁将军，任内处心积虑，孤诣经营，力挽大厦之将倾，然仅任职五十四天，辛亥革命伊犁起义爆发，革命党人欲举志锐为新疆都督，被他以儒家君臣大义严词拒绝，遂被枪杀于惠远城钟鼓楼前，谥文贞。工书法，善诗词，著有《廓轩竹枝词》。

志锐自恃有才，必骏骏大用，性刚傲，故仕途屡起屡踬。早年即因上书言事，触怒朝中权贵，以致多年不得升迁，中日甲午战争中，志锐曾公然指责李鸿章因循顽物，叶志超瞻循畏缩，痛言“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痛胎患，以至今日”。不久，后党争权，瑾妃、珍妃成为帝后两党斗争牺牲品，贬为贵人，作为二妃堂兄的志锐受到牵连，被逐出朝廷，贬往外蒙古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在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任上，经伊犁将军长庚奏请，志锐被朝廷派赴新疆参与“司牙孜会谳”（俄文音译，意为仲裁会或会审法庭），会同俄国官员，清理中俄边民纠纷积案，“半年中结案数百起，中外人士交口颂之”。

戊戌变法失败后，志锐被划入翁同和集团，险些入狱。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度被贬，派往伊犁任索伦营领队大臣，这是志锐第一次到新疆。按清朝体制，领队大臣只管带兵，对朝中大事及地方政务均无权过问，也不得单独向朝廷递送奏折。一向关注时事的志锐在伊犁任职期间深居简出，寡于言语，终日饮酒作诗排遣内心郁闷。有满江红词：“匹马寒烟，谁管待。远游狂客。须记取，黄沙荒徼，殊铭堪勒。万里边应吾辈守，十年闲让他人待。听胡笳，一曲壮哉行，看时节，聊藏鸠拙。有梦难答琼岛树，无言独踏关山月。笑生平，百事不如人，头将白。”但身处逆境中的志锐坚信“不久当有边事，为朝廷忧，会得当以报，犹吾志也”，因而假借外出行猎之事，用心审视伊犁各地卡伦、鄂博，将各处之山川隘口和险地要塞烂熟于心。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志锐被派赴喀什噶尔清理中俄边民纠纷积案。新疆自光绪十年建省以来，南疆中俄边民互控积案从未审理，历年既久，文牍愈繁，“不独案据不可尽凭，亦且事理无从悬揣”，审理结案有极大难度。然而志锐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将所有积案迅速清理完毕，共结案一千九百六十八起，而且基本照顾到争执互控双方利益，使得企图借此大做文章的俄方官员无隙可乘。

志锐高效干练的断事能力，给清朝统治层留下深刻印象，成为日后东山再起的重要资本。

戍守边塞十余年里，志锐空存大志，始终没有施展其宏图的用武之地，但从未中止过对国事的忧心，不断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策论举措。

之一：“融合汉满”。志锐多次上疏直言消除满汉隔阂，恳请朝廷实行“融合汉满”，他直言“一切功名，享权利、沐恩泽之举，不得从同”以致“积忿难平，争心更炽”，此“非朝廷之幸”。此等见地在当时满人中是不多见的。

之二：“弭边患、御外侮、筹饷练兵以救危局”。志锐曾五次上疏纵论西北边务，提出“弭边患、御外侮、筹饷练兵以救危局”的主张，对于外敌，他力主迎战，并请缨领军。

之三：力陈外国人士到新疆“游历”弊端。当时在新疆“游历”的外国人，或者借传教办学为名，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或者利用各种形式的探险旅行、考察，进行文化侵略、资源掠夺，甚至间谍活动。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些行为给新疆留下诸多遗害，造成巨大损失。

辛亥革命前，新疆革命党人积极活动，力图推翻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

为稳定边陲，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决定起用时任杭州将军的志锐。五十八岁的志锐十分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形势有多么严峻和凶险，也预感到清王朝的灭亡只是旦夕之事，但他没有丝毫犹疑，慷慨赴命。

入京陛见之时，志锐再次条陈自己“弭边患、御外侮、筹饷练兵以救危局”主张，认为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够挽救清廷。同时还奏称“边防危急，财政艰难，责任虽专，事权不一，欲期整顿，必须变通”，促使清政府在覆亡前夕对伊犁将军职限进行了新疆建省以来的再次调整。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志锐“犯暑西行”。出关前，遍写家书以告亲朋，表示世受国恩，入仕三十年来，又屡遭贬谪，报国之心始终未酬，值此国家危难时刻，只有以死相报，“以身许国，不作生入玉门关想”。

按清政府规定，任职伊犁的官员到职时限是八个月，当时许多官员视西北新疆为畏途，常迟滞拖延甚至借口种种拒不到任，而志锐起程后却日夜兼程，力争以最快的速度赴伊犁任上，整个行程只用了三个月时间。

十月志锐进入新疆时，传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有人劝其少留，以观形势发展，但志锐不为所动。到达乌鲁木齐后，出于对伊犁新军的不信任，志锐立即著手组建自己的卫队，并企图以此作为基本力量，到伊后“分配各队，以作勇气”，力图控制伊犁新军。基于伊犁“饷银奇绌，屡催罔应，需饷孔急”之现实，不顾清廷斥责，数次“请将阿山前领修城银先行拨给伊犁”，以增强伊犁防卫能力。

1911年11月，志锐到达伊犁惠远城，就任伊犁将军职。其时长江流域革命形势高涨，各地纷纷响应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伊犁，“人心浮动，风声紧急”。为遏止革命之火在伊犁的蔓延，志锐在极短时间内，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一，下令停办《伊犁白话报》。当时《伊犁白话报》为革命党人控制，是向各族人民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

其二，防范伊犁新军。因各地响应革命的多为新军，故志锐对伊犁新军心存疑惧。借新军士兵与武备学堂学生殴斗事件，撤消武备学堂，并将新军弹药全部收缴入库，并迫使伊犁陆军混成协协统领杨缵绪辞职，还以避免冲突为由下令撤销伊犁陆军混成协建制，强行遣散士兵和官佐。

其三，召集旗人卫惠远城，并调集蒙古官兵千余人屯驻伊犁河南岸。

如此种种，由于操之过急，加之缺少善后措施，使当地形势迅速激化，造成了兵怒民愤局面，反而促使革命党人加快起义步伐。比如对于遣返的官兵，志锐不仅不发盘缠及安家费用，还要求将所穿皮衣皮裤全部缴回存库。在杨缵绪及各方苦求下，表面收回成命，事实上却在官兵返家途中设卡，以武力强迫他们脱下冬装，致使部分官兵冻死于荒效野外，而大部分官兵因无冬装只能坐困军营。在此情况下，而所有官兵当然怨恨之极。同时，又向军民强行高价出售毡帽，可能是为了紧急筹措军饷，但这种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无异于白日抢劫，民间亦怨恨不满，并同情裁撤官兵的处境（傅查新昌《秦尼巴克》中也表现了这一史实）。杨缵绪趁机派革命党人积极活动，将管理南仓军火库的黄立中拉入革命队伍，并取得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同情，伊犁革命运动至此基本酝酿成熟。

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在惠远城南门外炮营开会，公推杨缵绪为总司令，决定当天夜晚十二时发动起义，不料会场中有二名锡伯族士兵逃走，革命党人恐事泄露，改为九时起事。在革命党人准备起义之前，志锐已接武备学堂教师崇行铭告密。但志锐以为，城内外都有满蒙兵驻守，又有军标五十余，兵力不下数万，镇慑有余，且新军弹药已被收缴，故态度镇静，未加防范，直到接到会场潜逃的锡伯士兵密告后，才意识到局面严重性，仓促防范，一面急令满、蒙驻防各盟旗练军入城防护，同时向城内各旗兵发枪，许以“厚发薪饷”，试图息止起义，但为时已晚，调谴军队命令尚未发出，革命军已提前发动起义，先是占领南军械库，从库中领取弹药，武器俱足，军威大振，以此攻取了各个战略要地。入城各军，先攻将军署，志锐亲兵仓猝应战，先在署前房上与革命军死战，后不支，将署门紧闭，由墙隙射击抵抗。革命军冒险绕攻，纵火攻入将军署。志锐见大势已去，由后花园越墙逃到协领乌尔格春府内。乌尔格春恐受牵连，乃嘱其婿告密。1月8日晨，起义军在乌宅院大堂东夹道内将志锐捕获。革命党人先是推举志锐为都督，志锐峻拒，又迫令其赴商会，亦被拒绝。志锐言：“若所为各行其是，我不能背朝廷，辱祖宗，速死愿耳。”激怒的革命党人立刻将志锐拖至钟鼓楼东侧钱局前枪决示众。其仆吕顺奔走营棺敛，抚尸号恸，亦被杀。

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同时在伊犁河北岸惠远城设伊犁将军府总统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始，至民国元年（1912年）伊犁革命党人起义胜利止，历时150年，其间共有34人、48人次担任过伊犁将军之职。志锐是末任伊犁将军。志锐的死，标志著清朝伊犁将军军府制统治一个半世纪历史的终结。志锐夙负奇气，仕途多舛，两度遭贬，守边庭逾十年，然无怨无悔，惟愿“臣事君以忠”。他站在儒家对君主孝忠信条立场，溯历史潮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不惜采取“凶残暴虐”非常手段力扶大厦之将倾，最终以身殉道。

伯夷、叔齐式的恪守，注定了志锐的悲剧。

《廓轩竹枝词》

志锐是有清一代重要的竹枝词作家，其创作的《廓轩竹枝词》百首具有重要的价值：就史料价值而言，它作为研究清代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资料，补正史之不足；从文学角度来说，它是清代文人边疆竹枝词的代表，其诗性功能远超过一般文人竹枝词，展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凸显其人作品魅力。

《廓轩竹枝词》又称《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志锐遭贬，从张家口到乌里雅苏台任参赞大臣，不仅大漠的环境对他构成极大的考验，更有远离政治中心、不能为国效力的忧愤，身世之感与家国之痛交织，塞外荒凉与行程的艰辛在他的竹枝词中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廓轩竹枝词》序为：“古人行程，必纪其山川道里险要形胜者，考古证今，以示博富。锐不才，在滦阳营次奉待罪乌里雅苏台之命，未许回京，迂道出口行簏，无书未能援证，仅就军台各名各旗风俗与夫目之所见，得竹枝词百首，于山川形势，鲜有所关，聊为一己纪程，非敢云诗也。”《廓轩竹枝词》百首，其中《六十四台》计六十四首，《风俗》计二十一首，《杂咏》计十五首。因志锐被贬遭遇，使其所见风物浸染悲凉慷慨之气，得山川之助，其婉曲内心在诗作中得以完美的呈现。

《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

版本及流布情况如下：第一影印本，《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一卷，共一册），志锐撰，南陵徐乃昌清宣统二年（1910年）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著者稿本影印。第二石印本，《廓轩竹枝词》（一册），穷塞主撰，清宣统二年（1910年）。第三刻本，《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一卷），志锐撰，所属《怀豳杂俎》丛书，清宣统元年（1909年）、宣统二年（1910年）、宣统三年（1911年）南陵徐氏刻。另《中国风土志丛刊》（张智主编，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收有穷塞主廓轩氏撰《廓轩竹枝词》；《中华竹枝词全编》（丘良任等编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7年）收有志锐撰《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

志锐竹枝词在清代可以归入文人所创作的边疆竹枝词，因为它既继承了清代文人边疆竹枝词的传统，又有其独到之处。

形式上，志锐继承有清一代文人竹枝词创新的成果。清代文人竹枝词在继承传统竹枝词的基础上，形式逐渐定为一尊：采用“七言四句”。志锐百首竹枝词无一例外，整体风格也和文人群体，尤其是边疆文人的竹枝词相近：通俗自然、轻快活泼。志锐竹枝词读来生动婉转，朴素自然，婉转流畅。清代文人竹枝词大量采用民间口语、俗语、俚语，甚至少数民族语，更为当地人喜爱。志锐用得更加自如，语汇和诗融为一体。尤其是，志锐大量继承了边疆文人采用的诗中加注方式，把诗和散文变成一个有机整体。

志锐竹枝词独到之处在于，他强化了竹枝词的诗性功能。民间竹枝词通常采用比兴手法，用第一人称，多为女性口吻抒写情怀，风格凄怨。志锐常常直接切入所要关照的对象，用赋法使诗句简洁明了。

志锐竹枝词在清代文人竹枝词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可忽略。“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在描绘地域风土方面，无可取代，为我们研究当时蒙古族生活，还原蒙古族社会，提供了最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他更多地把竹枝词当作记录风土人情、抒写一己内心的工具，多少忽略了对意境的营造，没有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没能创造出象刘禹锡《竹枝词》九首那样脍炙人口的名篇。另外，他似乎以纯客观的观照来抒写，与当地人真正的生活、情感有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