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1952年生于辽宁沈阳，浙江杭州人，曾任中山大学逸仙讲座教授，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长。

文革中曾在北大荒下乡八年，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

1985年，在北京创办象征中国学术新生代崛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成为八十年代的文化标志之一。

1989年赴美入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长期进修，先后师从社会理论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法国名史家孚雷（Francois Furet），以及中国政治学家邹谠等名师，广泛研究社会理论、政治哲学、西方文明史。

1999年起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高访学者，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并担任英文学刊《The China Review》常务编委，北京“中国文化论坛”理事等学术职务。

2008年，被中山大学聘为逸仙学者讲座教授。

2009年，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

2011年7月1日，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2017年9月-2022年4月，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

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大学理论。

甘阳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八十年代后期发表的“自由的理念”被公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但他九十年代中期发表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则被看成是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作，而他2002年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则更被看成是中国保守主义的理论奠基。

自甘阳1999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大学任教以来，几乎每篇文章以及访谈演讲往往都引发中国思想界的新话题，《21世纪经济报道》2003、2004、2005年的“年终特刊”都以甘阳的访谈作为头条文章刊出，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些访谈分别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和《关于中国的软实力》。甘阳2005年在清华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新时代的通三统”，提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以及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儒家社会主义”，在海内外引发重大反响，西方学者Daniel Bell等将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提法命名为“左派儒学”，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

2007年初甘阳在南韩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论文，提出“中国道路六十年”的概念，强调不应以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应以改革以来的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该文随后以“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发表于《读书》2007年6月号，这一“两个三十年连续”的观念已经成为思想界最重大的话题。2008年12月甘阳应邀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开讲“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即从对西方迷信和美国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观念，视频播出后引发巨大反响。2009年4月甘阳再次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开讲“富强与文雅”，提出中国发展的真正目标并不仅仅是富强，而是“文雅”即中国文化的复兴，视频播出后影响巨大，广受各界好评。

甘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八十年代组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被普遍看成象征当时中国学术新生代的崛起，日后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如刘小枫，陈来，阎步克，陈平原，陈嘉映，李银河等，均出自这个编委会。甘阳在八十年代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文化：世界与中国”（三联书店），是对那个时代影响最大的丛书之一，不仅奠定了当代中国对西学研究的基础，也为当代中国“反思现代性”浪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参见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著《古今中西之争》等）。从美国回来以后，甘阳再度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最有理论深度的研究，直接引发了中国学术界近年的”政治哲学转向“。

他认为，今天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背后往往隐含着我们对西方的一套看法，而这些看法往往并不是真的了解西方，而只是对西方的一知半解甚至南辕北辙的想象。针对这种流弊，他提出一个重要看法，即今天要理解中国，就要重新理解西方。而重新理解西方，在于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是把西方当药铺，从西方抓药来给中国治病，而是首先要清楚，西方思想从来只是要治西方的病，所以要深入西方历史和思想的脉络，首先弄懂西方自己在讨论什么问题。按照这种态度来重新阅读西方，那么就会发现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错误的，把这些错误的看法用来分析中国问题或者治病，危害可想而知。其中，他特别强调了如何理解今天的美国，他指出美国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而是同时有强大的保守主义，而晚近三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中国学界对这一复杂性缺乏了解。基于这种状况，他引导中国知识界最有活力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重新理解西方的工作，其中包括深入研究西方思想和历史、美国宪法和历史、评价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等等。他主编的“新编‘文化：世界与中国’论丛”（三联书店），以及与刘小枫教授合作主编的“西学源流”（三联书店）、“政治哲学”丛书（华夏出版社等）、“经典与解释”丛书（华夏出版社等），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读物。

与此同时，甘阳提出我们同样要深入中国文明历史的脉络来理解中国，而不是按照西方的观念来理解中国。

甘阳自2004年以来大力提倡的“通识教育”理念，更强烈推动了中国主要大学纷纷走向通识教育道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将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从基本无意识的状态引向蓬勃开展。

他在2009年关于通识教育的文章中指出，“通识教育的前景不太乐观，这和通识教育的特殊性有关。通识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往往无疾而终，一开始热闹了几年，最后就无声无息。另外一个特点是每次开会老是原地踏步，上来总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重复一遍，全人教育、文理汇通之类，基本上是简单再生产。通识教育的这种讨论状况，基本上表明通识教育没有进入操作的层面，所以还要老是停留理念上。有一些理念上的问题永远可以讨论，但是最主要是如何进入操作。”

此事起点是2003年关于“北大改革”的辩论。当时张维迎等学者在北大推出改革方案，试图在北大推行企业化管理，倡导英文教学而非母语教学等等。甘阳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北大改革》一文，率先发起对北大改革方案的批评，随后又接连发表《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等文，北大最后对改革方案被迫做了调整。然后，从2004年开始，甘阳开始在国内大力倡导大学通识教育，认为这才是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真正精华所在。2005年甘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大型会议（俗称“香山会议”），来自中国几十所大学的百多位学者教授参与了这次会议，并就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达成了重要共识：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不是要盲目模仿美国大学的外在形式，而是要学习美国大学对学生从严要求的实质，特别要抓住经典阅读与小班讨论这两个基本点：要让本科生直接研习中外经典，改变以往的概论课；提倡学生小班讨论和助教制度，改变以前只是老师满堂灌的状况，推动学生围绕经典展开自由讨论，并且让研究生通过担任助教获得多方面锻炼。随后甘阳应清华大学邀请做通识教育示范教学，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开设全校通识课“莎士比亚政治哲学”，并通过演讲、研讨会、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广泛推广通识教育理念和探索可行的办法。2007年开始，甘阳受“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委托，在李嘉诚基金会支持下开始举办每年一次的“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暑期讲习班”，首届讲习班2007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第二届讲习班2008年在汕头大学举行，第三届讲习班2009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第四届讲习班2010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第五届讲习班2011年在北京大学举行。如今，通识教育的实践已经在中国大学普遍展开。

主要著作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将错就错》、《古今中西之争》、《通三统》和《文明·国家·大学》

“一个真正的中国精英首先必然具有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从根本上来自于对中国文明的充分自信。打造“中国的精英”，就是要打造对中国文明具有充分文化自觉，从而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具有高度自信的有教养的中国人。”

据称来自“路边社”的消息：“2016年1月7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著名新左领袖甘阳院长被该院一名青年教师扇了几记清脆的耳光。”该消息称，青年教师打人的原因是长期被拖延晋升，“在院内教学上和教师聘期考核时无端刁难多数教师”。“路边社”的消息中对打人老师的评价是：学术成果突出，而且教学有方。“聘期将满，六年晋升无望，面临解聘，且在向校方申诉数次无果的情况下，被迫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