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中国狂潮是指19世纪末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等侵略。

《马关条约》签订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相吞噬的目标。实际上，当1895年初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时，帝国主义者就发出了“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的声明。随后，“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在行动上“开始瓜分中国了”。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偿付对日赔款和“赎还”辽东半岛的费用，大借外债。为了争做中国的债主，帝国主义列强展开了资本输出的剧烈竞争。

它们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国银行借了约三亿一千万两白银的外债，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约五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约八千万两白银，支出约九千余万两，根本无法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逐次偿还外债和利息，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及中小厂商、中小地主。

还在李鸿章赴日本谈判《马关条约》之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根据以往清朝由他经手借外债的经验，就让英国金融界作好充当中国债主的准备。他还得意地说：“（中国）对日赔款如交我筹借，恐怕除了海关之外，还有许多别的职权交到我手中”。果然，在《马关条约》签订时，清政府先通过赫德交涉向英国银行借款的事。俄、德、法听到这个消息，以干涉日本还辽的功臣自居，出来拦阻。俄国要清政府向俄国银行借款。实际上，俄国那时并没有钱可以出借，就同法国联合充当债主。英国自然不愿放弃债主地位，被俄、法撇下的德国，也不甘心失去这次机会。于是，英德联合向清政府交涉借款。清政府谁也不敢得罪，只好答应向这几个国家都借款。

俄国首先迫使清政府向它和法国借款。接着，英德也迫使清政府两次向它们借款。借款以海关税收和其他税收担保。这些借款，数量之大、归还期限之长，是中国过去所没有过的；借款的回扣盘剥之重，在国际债务史上是罕见的；借款还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如两次英德借款合同上都写有保证英国长期控制中国海关行政的权利。通过做中国的债主，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扩大了在中国的政治势力。而清政府借债越多，欠债时间越长，政治、经济上依赖、受制于列强的时间就越长。

这样，清政府每年的海关收入就全部落入帝国主义手中。

列强在争做中国债主的同时，又以另一种方式向中国输出资本，即抢夺在中国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建立工厂的权利。先是法国于1896年争得修筑由越南境内至广西的铁路权利。同年秋，俄国与清政府签订合同章程，规定俄国可以修筑由其境内通过中国境内直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俄国还从中攫取了铁路沿线的行政权、采矿权和减免商税的特权。这就为俄国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的“势力范围”提供了条件。

各国还从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高额利润。俄国要求修建和管理中国东北的铁路，英国要求长江流域不得割给他国和开放一些商港等。英德的借款合同上还规定，36年内中国不得变更还款办法，不得提前还款。也就是说，由英国人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办法，一直要持续36年。合同签订以后，赫德极为满意，英国的金融界人士也向赫德祝贺，要他“坚持下去”。

在此之前，俄国为取得中东铁路的修筑权，拨出一笔款项，专门用于贿赂清朝大臣；但又碍于各国耳目，决定借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之机，将清朝大臣请来谈判。清政府原定派湖北布政使为致贺专使赴俄。俄国以这个人“位望不高”，表示“难以接待”，暗示非李鸿章不可。清政府惧怕俄国，只好改派李鸿章前往。俄国派专员至苏伊士运河迎候，把李鸿章接到彼得堡，接待礼仪相当于政府首脑。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出面同李鸿章密谈。维特答应李鸿章，如修路一事顺利，将给他个人300万卢布。沙皇也亲自出面甜言蜜语高唱“中俄交情”。李鸿章受宠若惊，终于在莫斯科同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

到19世纪末，列强争夺路权的斗争更加剧烈，甚至以武力威逼清政府。原打算自己修筑铁路的清政府，在列强争夺面前，束手无策，只得把一条条铁路的修筑权，拱手送给外国。列强在中国投资修筑铁路，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外，还附有种种条件，包括控制铁路和沿线地区，以及运输军队等。

英国看到法俄在中国腹地得到了修路权，立即向清政府提出“建议”，要求修筑几条铁路的权利。英国政府通知驻华公使说：“你在和舰队司令磋商之后，可以发出限定他们答复的日子的通牒”。清政府无可奈何，几乎全部接受。

列强还争夺开采中国矿山的权利。最先取得开矿优先权的是法国。1895年，法国迫使中国同意它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采矿山的优先权。接着，英、德、俄等相继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取得采矿权。俄国甚至取得一些地方的金矿开采权。这样，中国的矿藏资源遭到掠夺，重工业也无从发展。

列强利用《马关条约》里关于日本在中国开办工厂的规定，又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建厂。外国工厂的生产规模大，产量多，成本低，产品在中国市场处于优势地位。这就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权竟达一万零二百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及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此外，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银行，也从为其对华商品输出服务，变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经济侵略中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

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在中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处传教。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约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三千余人，中国教徒八十余万。在帝国主义各国的胁迫下，清政府给予传教士以各种政治特权。他们所到之处，拆庙毁寺，霸田抢房，敲诈勒索，包揽词讼，私设牢狱，无故殴毙贫民。他们还收买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入教，纵使这些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无孔不入地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有的还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枪。对于这些传教士，中国人民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义和团运动。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展开投资竞争的同时，又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强占租借地，直接进行殖民统治。

首先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于1897年派舰队强占胶州湾。清政府被迫同意将胶州湾租给德国，并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特权。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德国远东舰队在中国沿海查勘，认为胶州湾最适宜建立海军基地，上报德皇。德国政府决意制造事端，伺机占领。为了得到俄国的支持，德皇威廉二世在访问俄国时，亲自试探沙皇尼古拉二世说，德国军舰如在胶州湾停泊，是否合适。尼古拉没有否定的表示。德国由此更下决心占领胶州湾。1897年冬，德国两个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唆使教民欺压农民，激起公愤被杀。威廉二世得知后欣喜地说：“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动手”。他马上令德国远东舰队向胶州湾驶去。

继德国之后，19世纪末，俄、法、英、日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领土、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独立自主的地位进一步丧失。

当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的时候，美国正热衷于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的战争。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美国立即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参议员贝弗利奇直言不讳地宣称：“菲律宾群岛永远是我们的，……中国无限广阔的市场就在菲律宾的近旁，这两者我们都不能放弃”。美国政府想在中国夺取港湾，但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不是欧洲列强的对手，国内人民又掀起了反战运动。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西方列强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取得菲律宾群岛，势力进入东亚。但中国已被列强瓜分，使美国政府感到在中国利益受到了威胁，为了分享侵略权益，1899年，于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先后向英、俄等六国政府发布照会，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起初各国并表示不赞成，但英国同意之后，其他各国亦相继同意。

“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 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 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是美国侵略中国新阶段的标志。从此，美国在侵华政策上，不再追随西方列强，而有了独立的政策，加紧和扩大了侵华的步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没有影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也没有遭到列强的公然反对，反而使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暂时取得表面上的一致。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1899年，美国再次照会各国提出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保护各国条约及公法上的权利、保障各国在华的商业平等的原则。7月，海约翰宣布各国原则上同意这项决定，但各国仍在铁路权、采矿权、贷款、对外贸易口岸等问题上与中国谈判，但中国却暂免了瓜分之祸。

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华盛顿会议，其中九国公约再次确认此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虽使中国免于瓜分，但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瓜分中国狂潮使得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守旧慈禧集团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清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民众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而中国长期受列强欺辱，使地方产生强烈的仇外心理，成为义和团事件的导火线。而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慈禧太后借义和团排外，于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名义向十一国宣战，引起八国联军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