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社会形态（或者社会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概念的核心内容是经济。意指在形式上保留有封建社会国家机关及主权所有，同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与压迫的社会。随着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力度的加强，一部分国家会完全丧失国家主权，成为彻底的殖民地国家；另一部分国家则进行反抗，取得独立地位。大部分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直接影响。

“半封建”或“半封建社会”的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列宁用“半封建”、“半殖民地”两词来形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蔡和森于1922年9月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明确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1939年12月，毛泽东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指出认清中国大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称“双半社会”。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封建国家后，封建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发展；国家形式上保持独立和主权，而实际上政治、经济都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国家或者受一个帝国主义控制，或者受几个帝国主义控制，在国内形成代表不同利益的官僚买办集团。旧中国是受着几个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半殖民地从政治角度看，主权遭破坏，列强干涉中国内政，中央机构半殖民地化；从经济角度看，中国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日益殖民地化。

《辛丑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秩序形成。半殖民地的历史是中国沉沦，遭受侵略、掠夺、奴役和屈辱的历史。

半封建是指封建主义（封建的制度、生产方式、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逐步瓦解，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制度在中国逐步传播、发展的过程。这是个历史的进步。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推动近代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但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仍起着阻碍近代社会进步的作用。

有部分独立权，但没有完整的独立自主权。

内部因素

与欧洲等地的发达国家不同，当时的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形成了比欧洲国家更为强大的自然经济。长期的封建社会使人民对世界形势缺乏足够了解，整个社会普遍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心态，排斥外来文化。在商品经济不甚发达，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雇佣劳动现象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制约而难以发展。导致社会生产力迟滞不前，国力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有极大的差距。在政治上受到外国的控制，为倾销商品而控制海关关税；通过设立租界开设工厂。使得国家在全方位受到资本主义的控制，但依然存在着形式上的主权。

外部因素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空前的发展，来自当时中国市场的利益已不足以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同时大量商品的生产需要有足够的原料与劳动力来维持。这样一来占有拥有丰富原料、广阔市场与廉价劳动力的封建国家成为资产阶级的首要目标。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均为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利用国家机器来维护该国资产阶级，以外交、经济乃至武力为该国资本主义发展寻求殖民地。对于采用贸易壁垒等利用政府封闭该国市场的国家，一律以武力解决，再以不平等条约来确定开放市场的法理依据。随著外部因素的不断加强，最终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殖民地倾向将愈加明显。

鸦片战争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半殖民地化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在政治上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特别是列强建立的租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权限以外，是“国中之国”，成为列强推行侵华政策的基地。从半封建化来看，鸦片战争后，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受到外来商品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以丝茶为主的农产品日益商品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外国侵略势力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东北沿海，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如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便于通过清政府直接控制中国；英俄侵吞大片领土，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成立总理衙门，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任命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使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落入外国人手里；另外，赫德曾向总理衙门递交一篇《局外旁观论》，还推荐美国人蒲安臣任中国使臣，出访欧美，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这一时期，由于洋务派多方依赖洋人，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为外国扩大经济侵略提供了便利，加上外国侵略者直接控制中国海关，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大加剧，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洋货输入并未打开局面，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封建自然经济在外国商品冲击的大潮下终于败下阵来，家庭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加速商品化。同时，由于失去海关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国社会经济日益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

中法战争中国不战而败，不仅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加快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如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加剧了中国边疆危机；允许法国在中国投资建筑铁路，不仅有利于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而且为列强通过铁路向中国境内渗透，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大大加快。首先，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便利了日本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东北扩张势力。台湾、澎湖列岛大片领土的割让，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此后，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妄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新航线的开辟，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

其次，巨额赔款不仅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而且便利了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当然，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列强对华投资的增加，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走向消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出现后，从根本上不断瓦解着封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代表了中国半封建化的必然走向，是历史的进步。

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最终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保护；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清政府答应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通过清政府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军事监督和政治奴役。另一方面，巨额赔款和此后列强对中国的大量投资，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在此之后，中国社会性质进一步沉沦。

辛亥革命后，俄国在北方策动外蒙古自治，并强占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英国在西部策动西藏独立未遂，制造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把中国西藏东部9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划到这条线以南；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强占了胶济铁路和青岛并诱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各自扶持代理人，“以华制华”，造成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

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致力于使中国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进（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但此时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东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接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丧失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领土，中华民族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关头，中国有逐步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严重可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它具有划时代意义，使中国进入光明、辉煌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使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结束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长达100多年。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

此时期的历史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即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后者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其两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中国又丧失了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由上可知，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到19世纪60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但鸦片战争并未解决中外矛盾，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虽由于时代，尤其是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且承担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与一些领导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特点（社会性质决定），这是以前农民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总之此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在思想界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有对抗到暂时“和好”，在镇压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此时期的主要史实有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此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舞台及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运动态势看，既有沉沦，也有发展；在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暂时“和好”的形势下，清建立了总理衙门，为解决内忧外患，掀起了洋务运动，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破灭，以失败局面而告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中期的全世界胜利，英法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俄德日也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鉴于此，列强为扩大海外市场及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场所，加紧对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而它们之间既勾结又相互争夺。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把救亡图存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和平方式）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斗争目标，而演出了一幕戊戌变法悲剧；以义和团运动通过“灭洋”（流血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改变侵华方针为“以华制华”，而后这两次救亡运动的失败都与清有极大的关系，从此以后，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化时期

（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

此时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上变动极大。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汇于一流，集中地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清统治集团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一战”的爆发影响到欧洲列强侵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进行调整，但结果适得其反，直接间接地削弱了统治，促进了革命，而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明显提高。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及论战、团体及政党的建立、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阶级局限性，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对内独裁专制复辟、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而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成果，不断地进行斗争，其斗争的实质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最终都以失败局面而告终，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需要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掀起了复古逆流，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和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且随着“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华侵略，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工业迅速发展，这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以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近代中国社会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有其自身的许多特点，表现如下：

帝国主义日益成为统治中国、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帝国主义通过不断发动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他们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军事、文化，使本来已经落后的经济文化更加落后，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独立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

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是近代中国最反动、最腐朽的力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遭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不但依然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显著的优势，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形式。虽然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些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经济形式。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中国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工农群众不仅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而且还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罕见的。

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的艰难过程中诞生的。这种文化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三个层面构成的，最终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相继兴起，建立起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企业。其中，民族资本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经济成分。

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农业为例，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村经济虽然进一步商品化，但这主要是由西方列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因此，这种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且使广大农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更重的盘剥和压榨。同样，西方列强把大量资本输入中国，在中国经营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基本特点。

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政治性的侵略，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法制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和巩固各种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行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更无异于“国中之国”。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和控制，各大国驻华公使馆事实上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在外国列强实行“以华治华”方针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在经济上，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中国农村存在着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完全用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由于近代社会是被扭曲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既有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种种表现，也不乏抱定“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封建卫道者顽固守旧思想的种种反映。但从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主题而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精华所铸就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仍然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奋起救亡、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诸如：“爱国如思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精神；“头可断，志不可屈”的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救世思想；“等贵贱，均贫富”、建设“大同世界”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君子自强不息”的执著追求与奋斗精神；不屈不挠反抗外敌和强权的斗争传统，等等，一直支撑着国脉民魂。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向西方学习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种种救国主张和方案相继提出；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屡遭外国侵略，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屈辱附从的政治关系。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外交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权利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平等的。

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实际上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个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