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the New Culture Movement）是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

（1）政治方面：①帝国主义加紧侵略；②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2）经济方面：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登上政治舞台，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原因。

（3）思想文化方面：①辛亥革命后，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②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观念和尊孔复古逆流势不两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

（4）阶级方面：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并改名为《新青年》迁往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成为主要撰稿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了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这样，《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新文化运动的新阶段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新文化运动由此有了新的内容，进入了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同时他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当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按照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最初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他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这表明，初期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今世之生存”，而不是根本的社会改造。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即：

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的后期进入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和李大钊等人举行了新文化运动。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学说。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毛泽东称赞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称为“民族魂”。《狂人日记》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颀，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安徽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是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通过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是近现代史上中国的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名复，字半农，江苏江阴人。早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旅欧留学，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同时，他又是中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中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汉族，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文字、音韵学家。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作出开拓性贡献。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当辜鸿铭站出来为孔子辩驳时，陈独秀在一边冷笑，称其为诡辩，但难掩才华。

据北大教授王东考证，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到最激进的钱玄同，都没有提出过要“打倒孔家店”，而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只是提出了要“打孔家店”，至于说打倒“孔家店”那是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据《五四精神新论》）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从这样的论述不难看出，其实陈独秀并非要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只是觉得太过狭窄了，需要进行扩充。

同样的态度，在李大钊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1917年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可以想见，李大钊也不是单纯的反对孔子本身，他要反对的是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事的所谓“传统”。

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即围绕着“四提倡，四反对”而进行的具体实践活动。前期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则由先进的知识分子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有具体一例可观：就新文化方面，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不主义：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他认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这样就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

新文化运动在大陆的影响一直及于1949年左右，其主要成果有三：在文化氛围上，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以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替代了旧文化，进一步启迪了民智，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个层次；在思想上，进一步打击了封建专制思想，传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也塑造了中国现代文人自由主义思想，并使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列为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更是主导；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关心国事、图存图强的现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势力，对钳制当政者专制冲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准备。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

(1)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工农运动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2)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3)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以及对西学的全盘肯定具有片面性，最终导致了西方文学不彻底，东方文学被否定，是中华古典文化走向没落的开端。

（4）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5）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形成空前的思想解放。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