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社团,20世纪初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一些学者怀着挽救“
国粹”的想法掀起了“
整理国故”运动。在这一影响下1919 年初, 在
北京大学校园里, 成立了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新潮社” 和 “国故社” ,“新潮社” 以 《新潮》 为阵地, 提倡民主与科学, 旨在为中国新文明的建设打下一基础。新潮社是一个学生社团。其圈中人主要是文学、哲学两门的学生。
历史起源
1916年,辛亥元勋、教育家蔡元培入掌
北京大学。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一番改革,他包容各种思潮,但主要是鼓励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使北大注入新鲜气象。
他有两个具体措施:一是引进各类教员,尤其是新派教员如
陈独秀、
周作人、刘半农、杨昌济、程演生、刘叔雅、高一涵、李大钊、王星拱,以及刚留美归来的26岁的胡适博士等,都被他罗致北大,与原有的教员钱玄同、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会合一处,北大气象顿时为之一新。二是大力鼓励学生依照自我兴趣,组织各类学会,以培养校内的学术研究空气。经过两年的努力,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深受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影响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
傅斯年,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
罗家伦,哲学门二年级学生顾颉刚等,决定成立一个社团,于是,联络同学
杨振声、徐彦之、
康白情、
俞平伯等人,取得共识。1918年岁末,在
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
社团与期刊共生,是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各文化社团都纷纷把创办期刊立为社团的首要之事,试图通过期刊的传播,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言论,宣传自己的主张,从而影响文化学术、世道人心。新潮社最初的组织形式,就是一个杂志社。1918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启事说:“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启事还公布了首批21名社员的名单。全体社员均为杂志的撰述员。杂志社下设编辑部和干事部两个部门,均为3人编制,任事者由社员选举产生。
1919年1月,《新潮》杂志正式创刊。在新潮社的首届职员中,编辑部的3位依次是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干事部的3位依次是徐彦之、康白情和俞平伯。杂志甫一出版,便受到了社会读者的广泛欢迎,创刊号一个月内就再版了3次。
在五四时期蜂起的各种文化社团中,新潮社算得上是创办较早的一家,也是很有影响的一家。它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
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学生社团和杂志也产生。一是学生许德珩、易克嶷、高尚德等人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和《国民》杂志;另一是在守旧的教员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屠孝寔、康宝忠、陈钟凡,吴梅、黄节、林损等支持下,由国文系学生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胡文豹等成立的国故月刊社及《国故》杂志。
新潮社和国故社,因一新一旧思想观点对立,经常展开激烈的论战;而国民社则处于中立状态,不过,五四运动到来的时候,三个学生社团的大部分成员,都积极参加运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许德珩等都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主要成员
新潮社是个学生社团,但是,它诞生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前夕,它的成员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其后又出国留学,因此,后来大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领域中的重要人物。由于社会和时势的影响,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
罗家伦
1897生,浙江绍兴人。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惟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在胡适影响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浓,并写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1920年秋,去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
英国伦敦大学、
德国柏林大学、
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28年,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两年后回台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1969年逝世。
傅斯年
1896年生,山东聊城人。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
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48年当选为
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杨振声
1890年生,山东蓬莱人。 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受《新青年》影响,心中生出了“叛逆的种子”, 1918年秋,与傅斯年、罗家伦筹备成立“新潮社”,为新潮社主要成员和《新潮》杂志编辑部主任。从1919年开始,他连续在《新潮》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直接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突出特色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愤怒地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五四”运动爆发,他参加了五月四日的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他曾是学生联合会四名代表之一,到警察总署抗议,与反动警察总监吴炳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逮捕关押一个星期。
1919年底,赴美国留学,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从美国回国,致力于教育工作,先后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青岛大学校长。教学之余,仍致力于文学创作,除写作小说外,还创作了不少散文。1924年创作的《玉君》是其代表作,是继《阿Q正传》后较早出现的中篇小说之一。抗战爆发后,在
长沙临时大学任教授、校务委员兼秘书长,后继任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2年起,主编《世界学生》杂志(后改名《世界文艺季刊》)。抗战胜利后,主持北京大学复校工作,任中文系教授。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联系现实斗争的杂文和文学评论。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文联创作部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至
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授。1956年3月7日病逝于北京。
顾颉刚
1893生,江苏省苏州人。1908年入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亦参与征集各地民歌。其间,与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 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1927年后,历任
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等。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俞平伯
1900年生,浙江德清人。原名俞铭衡,字平伯。1919年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40年代后期,参加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俞平伯为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0年逝世。
主要活动
1919年11月,傅斯年去英国留学,新潮社的组织发生一些变更。在第2届职员中,只设编辑1人,由罗家伦担任。设经理1人,由孟寿椿担任。另外,由顾颉刚负责代派赠阅交换,高尚德负责广告,王星汉、宗锡均、李小峰负责记录与校对。到了1920年罗家伦也要出国留学,新潮社的组织又做了一次调整,他们恢复旧制,重设编辑和干事两部,周作人任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孙伏园任编辑,孟寿椿任主任干事,王星汉、孙伏园、高尚德、宗锡均、李小峰、郭绍虞等人任干事。
按照新潮社最初的计划,《新潮》是每年1卷10期的定期月刊;前5期基本上如期出刊,后面的则常有拖延,时断时续,第2卷第5期,直到1920年9月1日才出完。第3卷总共只出了2期。第1期发行于1921年10月,第2期发行于1922年3月,中间整整相隔了5个月,而这,也是《新潮》向历史奉献的最后一期杂志了。刊物之所以不能按期正常出版,除了“五四”运动的短暂耽搁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稿源方面的,社团成员总共40余人,竟有30多人出国在外,忙碌的留学生活使很多社员无暇写稿;而部分留在国内的一些社员,如叶绍钧、朱自清、孙伏园、郭绍虞等人,又分心于文学研究会上的事情,稿源之不济,可想而知;二是经济方面的,虽然《新潮》的销路很好,但回款并不及时,兼之,从1920年开始,新潮社又开始书籍出版,无形中分流了一部分出版资金,经济上不凑巧时,杂志出版就只能向后延期了。《新潮》一共出版了12期,历时2年零5个月,最终无疾而终。
新潮社出版图书,在其成立之初,就有这方面的打算。作为社团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傅斯年,一开始就认为,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形。1919年11月19日,新潮社举行全体社员大会,决议将该社从杂志社改变为学会,并正式启动丛书的出版。经过短期的筹备,《新潮丛书》的第一种王星拱编著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第一卷),于1920年4月出版。第二本陈大齐(百年)著的《迷信与心理》,于同年5月出版。第三本周作人翻译的外国近代名家短篇小说集《点滴》(上、下册),于同年8月出版。第四本蔡元培的《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下册),于同年10月出版。后因资金周转问题,丛书出版时间缓慢下来,丛书第五本陶孟和著的《现代心理学》,拖至1922年2月才告出版。第六本李小峰、潘梓年译的《疯狂心理》,到了1923年4月才印行。而原计划作为丛书第七本出版的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和第八本的陈达材著的《政治原理》,只好不能兑现了。
《文艺丛书》在出版时间上大致与《新潮丛书》相衔接。丛书第一种是冰心的诗集《春水》,1923年5月出版;第二种是鲁迅译的爱罗先珂童话剧《桃色的云》,1923年7月出版;第三种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出版;第四种是川岛的散文集《月夜》;第五种是CF女士译的法国孟代的童话集《纺轮的故事》,第六种是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第七种是李小峰译的丹麦爱华耳特的童话集《两条腿》,第八种是周作人译的诗歌和小品作品集《陀螺》,第九种是冯文炳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第十种是李金发的诗集《微雨》,以上作品均出版于1925年。第十一种也是李金发的诗集《食客与凶年》,于1927年5月出版。
新潮社从创办到结束,一共出版了1种期刊2套丛书,从出版物数量上说,自然不能言其多,但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社团来说,像这样的出版成绩,已是相当的突出的了。而新潮社作为一个以学生为主的社团,在资助无多,经验不足,学生又一茬茬毕业,人员变换频繁的情况下,能把出版做到如此地步,应该说,更是十分的难得。《新潮》杂志一直站在时代变革的最前沿,提倡白话文学,翻译西洋文字,介绍国外思潮,批评国内问题,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为思想革命鸣锣开道。它是《新青年》最坚实的同盟军,与《新青年》一道,共同擎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而继《新潮》杂志之后的《新潮丛书》和《文艺丛书》,虽然出版形式上与《新潮》有别,但在出版理念和出版精神上却是前后统贯,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