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德贵（1920年6月一1997年），北京人，中国相声演员。

班德贵：生于1920年6月，卒于1997年，回族。艺名班松侠，北京人。其兄班松林系张杰尧门下“十二棵青松”之一。

1933年从师学艺，亦拜张杰尧名下，学艺五年即登台献艺于北京，与刘宝全同台。后到天津，在东兴、声远一带与马三立、刘奎珍、杨少奎、刘宝瑞、冯立璋、冯立铎、李洁尘、高桂清、赵心敏等搭档，常演段子有《五兴楼》《小神仙》《捉放曹》《大上寿》等。

1942年与刘伯奎、冯宝华等到济南晨光演出一年有余后去沈阳，在工艺茶社、祥云阁等地演出。1945年回津与袁佩楼、刘广文等同台。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文工队。

1953年10月拜于马三立门下，同时收范振钰为徒。

1954年成立和平区曲艺杂技团。

1956年和冯宝华同任相声队队长（当时还有于宝林、常宝霖、连笑昆、耿宝林、王家琪、高英培、范振钰、刘文亨、刘文贞、于佑福、刘玉凤等）。

1957年任和平区政协委员。

1960年入党。

1973年开始业余演出，与刘文亨搭档演出《红灯记》、《新风尚》等曲目。

1980年重组和平区实验曲艺杂技团，与刘文亨、赵心敏等演出《错误不在我身上》、《杂谈地方戏》等，与刘文亨合作参加电影《笑》的演出。

1990年与马敬伯同演的《夸住宅》已成为马派相声保留节目。

《数来宝》《灯谜》《大相面》《空城计》《假行家》《杨林标》《切糕架子》

班德贵突发灵感的“现挂”

一天中午，班德贵在一家小馆儿吃饭，点了一个“爆三样儿”。菜上来了，他夹了一筷子，送进嘴里一尝：嗯，不错。看着这盘子菜，他忽然乐了。为什么？他想“奖赏”爆三样儿。怎么个“奖赏”法儿？下午有场，他使《菜单子》，在大段的“贯口”报菜名里有“爆三样儿”这个菜，可中间部分，是在说了“炖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后，再说：“氽三样儿，爆三样儿。”在他说《菜单子》报菜名时，别出心裁，把“爆三样儿”放在前边了，是这样报的：“蒸羊羔儿、蒸熊掌、蒸鹿尾儿、爆三样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爆三样儿；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儿、爆三样儿……红丸子、白丸子、熘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氽丸子、鲜虾丸子、鱼鲋丸子、　炸丸子、豆腐丸子、爆三样儿……炒肉丝、炒肉片儿、爆三样儿；烩酸菜、烩白菜、爆三样儿；焖扁豆、氽毛豆、炒豇豆，外加腌苤蓝丝儿，再来一盘儿爆三样儿。”在报菜名中，加进了近三十个“爆三样儿”，却丝毫没影响“报菜名”，没吃“栗子”，在一般的情况下，背完这段“贯口”能要下“尖儿”来。他不但要下了“尖儿”，更要下了观众的哄堂大笑。像班德贵这样的“现挂”，真不多见。

班德贵给赵心敏量活，准备使的是《白吃猴儿》。可是一上场就碰上了麻烦，因为那天有不少专捧刘凤霞的观众。刘凤霞唱的是正宗的刘派京韵大鼓，她嗓音高亢，韵味十足，那天唱的又是她的拿手段子《博望坡》，唱完“在博望坡直烧得夏侯惇他弃甲丢盔胆战心寒”这最后一句，观众掌声雷动。她又返了拿手的《南阳关》的第一段，可是观众还要听。她很有艺德，不能影响下边的场，又唱了《罗成叫关》中的最后两句，就鞠躬下台了。这时，赵心敏、班德贵上了台，可是观众还喊着“再来一段”！这时，就要看演员临场发挥的“能耐”啦，因为园子本来就很乱，而当时又是计时收费，眼看就要“酥粘儿”，即部分观众要离场，要是按部就班地说，无论如何也难挽回局面。怎么办呢？就见赵心敏不急不躁、微微地笑着，忽然亮开了嗓子，唱上了，唱的也是《博望坡》。第一句唱词应该是“刘玄德向日兵败汝南”，当他唱到了“刘玄德”三个字，园子就静下来许多。观众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唱《博望坡》，再往下听，他唱的词儿就是“现挂”了：“刘玄德抗日大胜在平型关。”观众不但安静了，还都笑了。班德贵捧得也好：“敢情刘备也打小日本啊！”就这两个“现挂”，让观众大笑了老半天。不但没“酥粘儿”，入“活”之后，整段效果比前场还好。也有人说，就这一个机敏的“现挂”，倒使刘凤霞给他们二位垫了场。

艺人们的经典“现挂”大都在台上，但在台下也常有令人回味的“现挂”。有时，艺人们一起出门演出，或参加一项聚会，难免要开个玩笑，在这样的玩笑中，使用“现挂”是苏文茂的绝活。尤其是在曲艺界有重大活动时，他常常作为全体艺术家的代表，上台讲话。而每次在讲话中也总是“现挂”不断。他使的“现挂”，不但能调解气氛，而且还富有很深的哲理、寓意。在上世纪50年代，苏文茂被天津市曲艺团的领导任命为相声队的队长。那时，相声队的老艺术家云集，显然，演员兼队长一职是项“殊荣”。可苏文茂却说：“我当队长可不一样，因为我要管我的四个爷爷，即张寿臣、常连安、马三立、郭荣启；还要管一群叔叔、大爷，即赵佩茹、朱相臣、白全福、常宝霆等。工作上他们听我的，私下我还得伺候他们。”

赵心敏（1923－1984），相声第六代文字辈门长，师从相声名家李洁尘。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俱佳，得到同行的称赞和佩服。相声大师马三立曾盛赞赵心敏的活路宽绰、磁实。赵心敏使活感觉是外松内紧，他的艺术观在于观众听来不能觉得累。赵心敏过了文革刚刚恢复了艺术青春，却患病辞世，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存世作品极少，但窥一豹而知全身，通过《错误不在我身上》《打灯谜》《学评戏》《拔牙》等少数几个相声段子，已可使人领略到其艺术魅力。

马敬伯（1932-2013），男，天津人，系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之侄，早年逝去的相声演员马桂元之子，原名马景伯，1946年正式从艺后改名马敬伯。1950年拜侯一尘为师，同著名相声演员赵春田、于春早、白银耳为师兄弟。

解放后，曾任天津市红桥区相声队队长，1956年末经天津电台推荐，赴长春市参加组建吉林广播曲艺团，开始与王宝童搭伙表演相声并整理了大量相声资料，195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二人合著的传统相声集《五红图》。1959年1月，与王宝童、雷再生（单弦演员）、张金印（弦师）参加东北三省赴福建前线慰问团去前沿慰问演出。“文革”中被迫终止演出，下乡插队。1978年3月吉林省曲艺团恢复建制，重返舞台，并于1982年担任曲艺团艺术室副主任。1983年吉林省戏曲学校建立曲艺科，马敬伯担任副主任、相声教师，任教期间发表了很多关于相声表演及理论的文章。1992年10月在吉林省曲艺团退休。1997年，应邀赴天津参加《中国传统相声集锦》的录制，留下珍贵资料。

马敬伯先生的表演以马（三立）派风格见长，擅长贯口活，代表曲目有《开粥厂》《夸住宅》《大保镖》《白事会》等。从艺五十余年来创作和整理过大量反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生活的相声作品和辅导文章。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相声艺术是师承制的。张三禄是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相声艺人，原是八角鼓丑角艺人，后改说相声。据推测他的艺术生涯始于道光年间。他比朱绍文年龄大四十来岁，朱二三十岁时，张已六七十岁。他是北京东城和西城艺人的头目。朱绍文主要唱“太平歌词”，然后再说段笑话，逗个哏，有些是从张那里学来的……朱称张为老师。

《江湖丛谈》中记述“张三禄乃相声始创艺人之一，其后相声派分为三大派，一为朱派，二为阿派，三为沈派”。与朱、阿、沈等是否直系师承关系尚待进一步考证。

班德贵为人忠厚，艺德高尚。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学艺时，有两个前辈“圆粘儿”(即聚拢观众)，最使我佩服，一个是红桥区曲艺团的杨少奎，一个就是和平区曲艺团的他。他不仅主动使单口相声承担开场，待观众进入剧场的人数差不多了，他就适时“找底”下场，请年轻演员演出。其中，最难的是中间饭口接“火场”。那时，剧场是计时收费，观众可随时出入。从下午一点半或两点开场，一直到晚上十点以后才散场，演员是下午、晚上各演一段。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又是他来担当重任。他当时每天接的是阎笑儒、尹寿山，这是下午场的最后一段“高峰”场。他上场后，要承担送走吃晚饭的观众，当然，这要靠他的能耐，“送”走的观众越少越好，然后再等吃完晚饭来听相声的观众，人聚得差不多了，他再让年轻演员上场。

班德贵既是义气之人，慈悲之人，也是能够审时度势的成熟之人。他怎么能不计后果，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日本人呢那是在1944年，他24岁。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无恶不作。一天他去园子，在路上碰到了一件事：一个拉胶皮的拉了一个“客人”，这个人到了地点下车，不给车钱。车夫非常客气地向他要钱，可是没想到，那“客人”给了车夫一个嘴巴，并且嘴里“哇啦哇啦”地乱吼。原来是个日本人！他忍无可忍啦，过去照着这个日本人的胸口就是一拳，日本人反扑过来，旁边的几个中国人见是说相声的班德贵，怕他吃亏，就还没等日本人还手，便围了上来，“噼里啪啦”全都上了手。这时，班德贵拿出了身上所有的钱，给了车夫：“快走！”随后，他和那几个中国人一哄而散。狠揍了日本人一顿，他很痛快，可是也怕，因为人们都认识他，要是万一出一个汉奸，不但会被抓进去，而且命也难保，在大家的劝说下，他一个来月没去园子。但没有人告密，也没有警察、宪兵到园子找他，一个月后他又继续说相声啦。当时，很多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会武功，实际上他完全是出于义愤。可是也别说，就在这个相声场子中，还真有一个说相声“会”武功的，他竟被三个美国人慕名雇用，代表他们去挑战天津卫的一代跤王，不知您信吗这个说相声的，就是尹寿山。